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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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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留言
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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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501

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13 am    发表主题: 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十二章) 引用并回复

第十二章
命运与性格平话
(破解性格观)


题记
性格就是命运。
——萨特

悲剧的性格必然产生悲剧的命运
——引自本《白皮书》本章


小目录
引题
一、破解命运
二、破解性格
三、性格自析
(一)性格的复杂性问题
(二)孩提时期性格的特点
(三)少年时期性格的特点
(四)青年时期性格的特点
(五)中年时期性格的特点
(六)性格的能动性
(七)性格全息图
四、性格与地狱之路
五、人生小盘点
结束语

作者自按:
性格与命运这个话题容易形成枯燥的泛泛议论,为了活泼一些,我虚拟了一个X君,自已则称为W,用侃谈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当然X君的观点也就是我(WO)的看法,他只是个“侃托”罢了,现今社会上什么都有“托”,某高人能把狗尾托成貂尾,我也来凑凑热闹赶个潮流吧。

引题

X:W君,你在《人生足迹白皮书》(简称《足迹》)的第一章开宗明义讲到,你所探究的问题是,你的性格是怎样将你一步一步引上通向地狱之路的。我觉得你实现了这个立意,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干出了这样一番事情来,不管历史对你最终给予怎样的评价,其间人生演化的轨迹确实值得探究。正如你自己所说,你的人生轨迹能反映出你这一代同龄人的一个侧面。
W:我虽然立意探究性格与命运的关系,但在《足迹》行文中却是以叙事为主,致于性格的演化过程及所起作用是富含于叙事之中,并未详细地阐释,一般读者会有浑然不详的感觉,所以有必要专题讨论一下。

一、 破解命运

X:你提出一个公式:

命运==环境 + 机遇 + 选择
而一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不做出那样的选择,决定的因素是性格。所以,这个公式又可以表述为:

命运==环境 + 机遇 + 性格

请对这几个要素给予说明。
W:命运就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和自然界生活中的顺逆;环境是指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自然界的境况和氛围;机遇是指社会和自然中发生的具体情况;致于性格,就是人们常说的脾气禀性,是人们对外界刺激所作出的心理精神反应。虽然性格有社会属性,但并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界于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之间的现象,它有先天的一面,又有后天的一面。环境和机遇是起决定作用的客观因素,性格是决定命运的内在主观因素。
X:我们观察到,在人们命运演化过程中,作为外部因素的环境和机遇,尤其是环境——社会环境,往往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而性格的回旋余地是有局限的。
W:是这样的。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群体中,必然首先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不能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性格)去干。这就是所谓的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尤其是阶级社会中,一个人降生在某一阶级群体中,他的一生命运的大趋势也就有了整个框架。如果他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旧社会,他就会自然走上剥削者的道路;而在新社会,由于阶级报应关系,他的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文革初期,就会受到“血统论”的极左思潮的冲击磨难。我在《足迹》第二章中分析自己的命运时说过,如果我的老老太爷(太祖父)不是因故忘了进宫送珠,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窃贼盗走我家珍宝,而使我的祖先中落破败,我的家庭在土改时必然要划为大地主成分,那么我的人生道路肯定就是另一种写法了。所以,我一直对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影响了前途的人们寄有同情感,为这种必然的历史阶级报应而遗憾。
X:这就是南北朝时代范缜所言的树花同发,有的落到白玉床上,有的落到粪池里,于是命运迥然而异。你在八十年代初虚构的《桃花乱》故事也是这个意思。
W:但一个人的性格也不是无所作为完全消极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如果好学上进,接受先进思想教育,形成进步世界观,也可以走上革命之路。革命阶级的领袖人物,许多就是由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叛逆出来的。在命运的要素中,性格是最活跃的积极因素,这就是说选择人生道路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X:这里有一个对命运的评估问题 。即人们常说的命好命蹙的问题。这就有阶级性、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的不同了,还有个人的感受的不同,有人以苦为乐,乐在其中,恐怕是没有统一标准的。
W:确实如此。革命人民认为希特勒是个魔鬼生涯,而其党徒却认为希特勒是英雄一生。我门在此讨论命运,是在明确了无阶级世界观和立场前提下的讨论,而不是抽象的无党性空论。我们讨论的议题是,一个革命者他的人生道路中的坎坷曲折的缘由。
X: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申明,不然就成了那种血型定性格之类的似是而非的泛论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决定人的命运的因素中,内因(性格)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起决定作用。
W:对。人们往往将“内因是根据”就直接等同于“内因是决定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理解。
X:人们还常常以为对事物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一成不变的,在命运问题上就是单纯的环境论、单纯的机遇论或单纯的性格论、世界观论。你提出的命运公式综合了这三种因素,并且认为在总的趋势上,是环境经常起主要决定作用,但性格又起着积极能动作用,在一定情况下(环境、机遇确定后),性格便起到决定使用。比如,同是出身于工农家庭,因进取心(性格)不同,贡献也就不同。
W:而且环境机遇的变化还能引起世界观、性格的变化,还能为性格的某一方面发挥作用提供条件。性格的各个方面在人生旅途中并不是平衡地表现出来的,不是同等地起作用。在某些环境机遇条件下,性格的某一方面对选择道路起了决定作用,于是便决定了命运朝这个方向发展。
X:就你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说,对你人生道路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W:是环境,简单地说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教育环境。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特殊人生环境——特别是年轻共和国对青少年一代的传统政治思想教育制度和建国初期的社会良好风气,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政治观的确立,起到了根本影响作用。而这种政治思想教育对我的影响之所以这样大,这样深,这样易于接受,是因为我出身贫苦。而我双恰好赶上旧社会的一个尾巴尖,尝到它的一点苦头。(那位收租先生的算盘声至今依然在耳旁噼啪作响,爸爸被国民党匪军惨害的伤痕仍历历在目,解放军叔叔教唱的《东方红》歌声仍然清晰在耳,国民党匪军抓走我的小母鸡时的凶暴像如何能忘?)对新旧社会两种制度有一种亲身的感性对比体验,对共产党、毛主席产生一种自然的纯朴的感情,而且以感恩思想为主要成分的感情。在青少年时代我实实在在地将共产党、毛主席当成大救星,而且将对共产党的热爱人格化到毛主席的身上。任何人的感恩思想(不分阶级),只要它不是被欺骗而产生的,这种感情就会持久不变。它向前发展,要么是凝固化为愚忠,要么是提高到崇拜,这两种精神状态都可以执着到以命相报的程度。我的感恩思想一直到六五年入党时仍占主导地位。
X:这就是你说的童年情结种子,这就是烙印,一切都是从这里生发开来的。所以,我们应非常重视儿童时期的教育。那么,在感恩思想中是不是就已有了崇拜的成分了呢?
W:当然如此。对于文化素质很低的人,他们的感恩就是感恩,深刻发展就是愚忠。而有文化的人或正在接受启蒙教育的青少年,就会转化到崇拜。我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在六十年初期学雷锋、学毛著和反修大论战时开始明显化的,在文革初期的六六年达到了顶峰。这种狂热的崇拜激情中,是否含有某种宗教崇拜精神成分,至今我也说不清楚,因为那时我只有二十二岁。
X:宗教崇拜是基于对教义的盲目相信的崇拜,而宗教教义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虚妄构拟;而革命群众对自己领袖的崇拜,是在有切身阶级感受基础上的信仰,这是有区别的。所以将文革中对毛主席的崇拜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是偏颇的,是不尊重人民的感情的贵族化心态。
W:不管当时的精神是否含有盲目崇拜成分,我们当时的心态是真挚的诚实的圣洁的。而且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广泛的崇拜,凡是领导干部,尤其是对中央领导人,都在崇拜之列。
X:这就是你承认的文革前那种奴隶主义精神状态吧?
W:是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变化,是在公开批判刘邓路线时开始的(六七年四月),崇拜的范围大大缩小。发生根本性剧变是在林彪爆炸之后,林彪事件使一些人连毛主席也不再崇拜,甚至不再相信。而我没有走向这个方向——因为我确信,无论毛主席有什么失误,他都是一心为人民的。而且由于毛主席在处置林彪问题的公心日月明鉴,我对毛主席更崇拜了,而且对毛主席的崇拜也由此升华到真理性理解的高度——正确的崇拜。从此,中华五千年历史人物中,在我心目中崇拜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毛主席,二是鲁迅。
X:你这种精神境界的演化,轨迹是明显的,它是向着越发坚定的方向演化的,以致于达到为毛主席进行坚定的真理性辩护的境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刮起一股否定、诋毁毛主席的狂潮,有些人甚至以争相诋毁毛主席为荣,在那股狂潮中,有些人可以说是良心丧尽、丧尽良心。
W:那是一个将良心灵魂拍卖到不值一文钱的时代,也因此根本改变了某些人的命运,由圣徒变成了魔鬼,这就是环境、机遇发生重大变化时对人们命运的抉择的重大影响。
X:有些人丧失灵魂是由于一种误解,他们以为受到了毛主席的欺骗,于是以一种叛逆心态离开了毛主席,结果被真正的一种骗术所蒙蔽。可喜的是这些人中的多数,在受到真的欺骗教训后,重新“皈依”毛主席,我认为对这些人应该给予原谅和宽宥。
W:那是当然,敢于在真理面前否定自己错误的人是勇敢的人。——我们又从这里看出大的社会环境、社会运动对一个人的命运的影响作用。这就拂去了对命运认识的神秘不可知感,人们常认为命运是由冥冥中的一只手操纵着,吉凶莫测,其实不然。在旧社会,只要是穷人,就难逃疾苦的命运。也正是新中国这一大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总的命运趋势——倾向于革命,倾向于理想主义,倾向于英雄主义。
X:所以,你们这一代许多人虽已过了不惑之年已近花甲,却仍然像儿童那样单纯,甚至幼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常常上当受骗。
W:一个时代造就一种人,在自由市场经济波海中,我们是永远不能成熟的人。——这又是环境在起决定作用。

二、破解性格
X: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得以区别另一个人的主要标志,就是他(她)的性格。正如你在《足迹》中所言,没有两片叶脉一样的树叶,更没有两个性格一样的人,就是双胞胎的性格也有差异。试想,如果整个世界的人们不用说全部,就是有一半的人们是同一类同一种性格,要哭都哭要笑都笑,这个世界怎么能让人接受?然而,树叶是天然的,那么人的性格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呢?
W:这也是我苦思不解的谜题,我想恐怕只能用人的基因组合不同来解释了。但是世界上有亿亿万万的人,居然有这么多不相同的基因组合,不是很奇异吗?这就是性格的天生性。不过,这不是我们探究的主要方面。我们探究的主要问题是,人的性格在决定人生道路上到底起怎样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性格会不会变化,怎样变化。
X:关于这方面,人们总是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自将磨取认前朝”,是说性格很难改变;但又说:“潜移默化”、“炼狱之后判若两人”,这又是说性格可以改变。总的来说性格是可以改变的,但很不容易,非常难。既如你在《足迹》中所说的,绝大多数人的性格几乎一生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将孩提时代的性格明显化、稳定化、坚固化。
W;是的。性格发生重大嬗变的人,必须有特殊的经历,这种经历对其影响极深,以致能促使其性格发生嬗变。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但也不是所有遇到特殊经历的人性格必然改变。比如鲁迅本人,再如列宁、曼德拉。即使遭遇了罕见的磨难,仍禀性不改,反而是越压越挺,越压越坚。我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在七八年五月受到那场打击后,曾隐居山沟小化工厂,曾下决心改变心直口快、热衷时事、好打抱不平的脾气,变成一个不闻不问世事的悠哉之人。但是憋了三个月,差点憋出病来。(那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之际,报刊上变调之声狂起。)最后我公开宣布:“宁可为自己的性格去坐牢,也决不为改变性格而折磨自己。我就是我。”从那时起,我将自己逼到了无旁路可择,也没有退路可选的境地,唯一的方向就是走向地狱。旧侠义书中常有一句话:“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我就是那种自投地狱之人。
X:结果就真的为此而坐牢,有后悔之意吗?
W:毫无后悔之意。我正要探讨,我这种性格与坐班房之间的关系。
X: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好像还没有听说有人进行这样的研究,你的《足迹》实际上回答了这个课题——为什么“反革命”的帽子总是在你的头顶上高悬?不过,你这种坐班房与社会上的那些刑事犯坐牢不一样,你说过你是去下地狱拆庙的。
W:在给公、检、法机关的申诉中我多次申明,指控我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错案,是过去时代那种以“恶毒攻击”归罪陋习的错案,是斯大林时期用专政方式解决党的斗争的错案。所以,我的这种坐班房与性格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是不符合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背离。而所以成为事实,则是因为社会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探究的是我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中什么样的因素之间发生了怎样一种冲突,才导致我必然步入地狱的。
X: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往前探索吧。但有个问题你需要解释一下,你《足迹》中说,性格是以往人生道路的结晶,又是现实人生道路的基石,又是将来人生道路的预示。这是否将性格的作用说得过分了呢?
W:非也。这里所说的只是性格在作选择、抉择时的作用。性格不是独立的决定因素,它必须在环境、机遇的基础上,在世界观的指导下发挥作用。但性格具有稳定性,而且不同的性格必有不同的选择。所以,从人生的过去可以判断人生的现在,也可以预测人生的未来。
X:说“性格是以往人生道路的结晶”,是说性格完全是后天社会生活的结果吗?
W:亦非也。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人的性格有其先天俱来的一面,但也有后天活动形成的一面,而且先天的性格也要经过后天的活动表现出来和固化,才能稳定下来,而性格一旦稳定下来,就会按规律本身的逻辑发挥作用。所以,过去、现在、将来便有序可循。
X:所谓的“结晶”是何意呢?
W:结晶,就是稳固化明显化的意思。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孩提时期的性格可塑性很大,经过后天的活动,使某些方面的性格稳固下来,其特征是人生观、世界观的明显化,这就是生活的“结晶”。我们观察社会可以发现,凡是世界观、人生观不明确的人,他们的性格脾气也是不稳定的、易变的、模糊的。所以,稳定的性格必有明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主要是人生观)与之相应。这里所说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明确化,并不是说一定是革命化、正确化。平常所说“这个人有个性”,就是说这个人处事有主意有主见,其性格已经鲜明了。
X:性格的先天性就是本能性,其后天性就是能动性,它们之间的区别或界线是什么呢?
W:很难区别这种界线,因为人是一天天生活的,你怎么能鲜明地看出昨天与今天的变化呢?性格的演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少发生突变的。
X:那么,一个人的性格的变化,与他(她)原来的性格是否有内在联系呢?
W:那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所谓变化,很少是突生的一种性格,而是在原有性格的基础上,将某一方面的性格合乎逻辑地演化。急躁的性格,不会突变为沉稳的性格,只能是不太急躁了,增加了沉稳劲。
X:对的,事物的变化都不会超越逻辑性。

三、性格自析
(一)性格的复杂性问题
X:W君,你能否对自己的性格提出个总纲呢?
W:执着——童贞的执着与童稚的执着——这两方面对应的执着的精巧紧密的结合,构成我的性格的主干。
X:在《足迹》中,你是这样概括的,那么何谓“童贞的执着”,又何谓“童稚的执着”呢?
W:所谓“童贞的执着”,就是儿童般的认真执拗。所谓“童稚的执着”,就是儿童般的单纯浪漫。
X:何谓“儿童般”呢?
W:就是没有脱掉“孩子气”,认真到执拗的程度,单纯到浪漫的程度,给人以不老练、不成熟的老顽童、老小孩的感觉。
X:执着的对应面是灵活性,你的概括中没有这一面。
W:非常遗憾,我的这一面很弱,我的性格的主要面是认死理,钻死牛角尖,撞南墙也不回头。
X:那么可不可以说,这是一种片面的性格呢?
W:完全如此,我的性格只有一只翅膀。
X:那么,可不可以说你的性格很简单呢?
W:非也,非也。
直到我写完《足迹》初稿的第十一章时,即二OOO年十月十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性格很简单,简单到用“又精又傻”即可概括。但到二OO一年初第二稿准备进行性格分析时,这才发现远比我过去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所以才有了这一篇《命运与性格平话》。
X:这是怎么回事呢?
W: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多数人其实都像我这样将自己想象得很简单,其实最难了解的正是自己本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自身真面目,只缘面目在自身。
X:“不识自身真面目,只缘面目在自身。”这颇有点哲理味。
W:所以,人们常常误解了自己。性格,它也像世界观、人生观一样,确实是客观存在,但又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能动地自然地起着作用,指导着人们的行动。不过性格有着更大的自然性,随时表现性,不像世界观、人生观是一种内部意识形态的制约力,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思想、动机、意向,正是通过自己的性格生龙活虎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的。
X:对了,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具有相同阶级立场、世界观、人生观的人们在行为上却千差万别的原因。不过,人们多是只看见行为的结果,很少过问行为的原因,因此往往将自己想象得很简单,这也就是人们的行为往往带有盲目性的原因。想的是这样,结果却是另一样。——我们返回原题,你发现自己的性格有怎样的复杂性呢?
W:首先,我过去一直认为童贞的执着是性格的优点方面,而童稚的执着是性格的缺点方面。总是将自己人生的正面效应归于童贞的执着,而将负面效应归于童稚的执着。但这次剖析人生道路与性格的关系时才明白,原来任何一种性格本身都有它优点缺点两个方面,是优缺点两方面的对立统一体,我过去的认识是片面的,简单的。我在写《足迹》初稿时,发现性格的优点方面有时也导致失误的情况,当时很不好理解,现在想通了。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组成的,单方面不能构成事物。性格也如此,任何一个优点,同时必有一个缺点与之相对应,否则辩证法就有缺陷了。而且我还发现,在进行具体抉择时,性格的优缺点两个方面同时都在起作用,只是由于环境、机遇的具体情况,及世界观和性格本身的特点,优缺点的某一方面占了上风,起了决定作用。
X: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这个发现对理解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W:使我更深刻、更全面、更合理地理解了人生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也理解了过去许多没有注意和不能理解的事情,可谓是受益匪浅。于是,我对自己的性格进行了行列式的解析。
X:好吧,那就展开你的性格行列式吧。

(二)孩提时期性格的特点
W:仿佛是“人之初,性本善”,正常的婴儿,最初给人的感觉都是良好的。据母亲说,我生下来就是个淘气鬼,一双又大又突出的眼珠总是滴溜溜乱转找事看,屋里稍有个响动,我的两只眼就迅速转向有动静的方向。好奇心强烈,对外界刺激反应迅捷。好奇——这可以说是我的性格的第一个表现。这总比反应迟钝的要好吧?
X:那是当然了。
W:到咿呀学语以后就不停地说,急着要学下一句。好学,强烈的求知欲——这是我的性格的第二个表现。而且手不闲着,凡是能抓到的东西就抓过来,但别人一要又给别人,农村人叫作“手松”、“不抠门”,即好施,没有占有欲。——好动而又好施,这是儿时性格的第三个,第四个表现。好奇、好学、好动、好施。——这是我儿时性格的总体特征。
X:这些性格特征完全是先天的,它们能预示什么呢?
W:打个比喻吧,比如一粒豆种,它发芽了,长出两片子叶,如果种粒是很饱的,子叶也就很秀气,就基本可以肯定长大后的豆秧也是健壮的;反之,如果豆粒本身是干瘪的,长出的子叶也不会很秀气,豆秧也不会很壮的。
X:这个比喻有些牵强,豆子并无性格差异,人不是植物,不要忘记人是精神动物。
W:任何比喻都有缺陷,它只是就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进行简化说明,这一简化就容易发生偏离。我们这里只是就性格的先天性的意义作简化说明,是想说明性格先天性一面对人生道路是有重要作用的。不然为什么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呢?
X:那么你的儿时性格特征能给人一种什么预示呢?
W:它们就是种子,以后的一切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X:按通常的标准,这些方面的性格都是优良方面的,与之对应的缺点方面的性格是什么?难道你儿时的性格只有优良的一面吗?
W:X君,你的认识有一个误区。你所说的“按通常标准”,是一种社会性的总结,是人们对众多人生观察后的概略性的总结,妙就妙在“通常”二字上,这就是暗示是人的感受。作为幼儿的性格,确切应该称为“性情”、“特点”,只是机体的本能反应,是器质性的。而对这种反应表现的优劣恰恰是人们评定的。比如说“好动”,就不能肯定必是优点,多动症恰恰就是一种病态,而好静也并不一定是缺点。不过,好奇、好动、好学的幼儿长大后往往有比较强的活力,较强的创造性,所以人们就认为这是优良的性格,这种判定是成年人的好恶感了。我在前面也使用了性格优劣的通俗说法。希特勒青少年时好争好辩,争强好胜,这对他后来走上纳粹法西斯道路不能说没有影响。他如果是一种迟闷的性格,很难想象他能担任那种极富狂妄的角色。所以,好奇好学好动好施,只是一种性情,并无优劣之分,正像少动寡语无所谓优劣一样。就社会意义角度看,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性格是十全十美的,它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中。
X:你是说儿时无优劣之分,不存在性格善与不善之分?
W:所以我用了“仿佛是‘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儿时性格向优还是向劣发展,完全看社会环境和机遇。还是用豆种来比喻,即使是一粒良种,如果土壤、水分、空气等条件不适合,甚至会夭折,更甚至变成死种。
X: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它破除了“先天性格注定命运”的俗论。
W:就拿“好学”这个性格特点来说吧。我入学后,强烈的求知欲,促使我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像饥饿的小羊羔不论遇到什么草,也不管有毒无毒,上去就吃家伙。结果首先闯入我的视野的是《三侠剑》、《小五义》,侠客、剑客、英雄豪杰,成了我钦慕的榜样。假如没有苏老师及时引导(这就是机遇),长时间的接触这类书籍,我会不会也像八、九十年代一些小学生那样受暴力片熏染走向歧途呢?
X:这种担心是不必的,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歧途可能性很小。在建国初期的年代,即使看这类杂旧书再多,最多是产生盲目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少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为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风气是清明健康的,而且那些杂旧书的毒副作用也远没有八、九十年代严重,那个时代的犯罪率是很低的。
W:这就是说,社会大环境对整个国民命运的决定作用,那时社会环境中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较少,整个社会教育、风气都是促进人们向上进取的。所以,苏老师对我教育的那种机遇,本身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X:正是苏老师的积极引导,将你引上了革命英雄主义方向。因之你对苏老师的慈惠终生难忘。——噢,我明白了,你用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儿时的性情无优劣之分,是社会环境和机遇将它导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W:是的。但好学的性格特点,能比较快的比较容易地促进了我的成长。假如疏懒厌学,恐怕连个人英雄主义也难于萌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学”比“厌学”还是要好……
X:W君,我接过你的话茬吧,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按通常标准”的意思吧。
W:对。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新旧社会交替时代丰富多彩的剧烈变化,不仅使我萌发出幼稚的爱憎情感,而且为我儿时性格的展示提供了极有利的机会,就像一粒种子植入了肥腴的土地之中。多彩的变化使我的好奇心应接不暇,好动的小腿到处跑不闲着,好学的精神在学唱革命歌曲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X:两片子叶长出来了。
W:不仅如此,新的性格特点也萌发出来了。
X:噢,说说看,有哪些新特点?
W:就是英雄主义,最初的灵感是五岁时从那位解放军小警卫员的身上引发的。——“长大我也要当解放军!”
X:这种英雄主义色彩是先天就有的,到此才显露出来的吗?
W:不是的。它是好奇、好学、好动、好施几方面性格的综合产物。英雄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表现欲——强烈表现自己的欲望,极欲充分展示自己的价值。
X:“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这是你的座右铭。——小荷已露尖尖角了。
W:于是,我小小年纪(七岁)就走上街头搞宣传说快板,歌颂土改,歌唱新中国,上台说相声,随大人上街游行喊口号,卖掉小铜佛支援抗美援朝……随之而来的是英雄主义的深化:争强好胜,好争好辩,抱打不平,容易冲动,与之平行发展的是好钻较真执拗,固执已见,不服输,又诸如心直口快,好发表见解,不讲情面,勇于承认错误,等等。
X:童贞的执著与童稚的执著,——两条茎蔓同时生长出来了。
W:对。大约到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这些多方面的性格特点基本上都显示出来了。
X:是否可以说,你的性格的初显期比较早呢?
W: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这主要与好奇的先天性格有直接关系。我观察发现,性格迟钝的孩子,性格的模糊期(或性格的潜伏期)是比较长的。
X:人是环境的产物。你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建国初期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欣欣向荣,尤其是抗美援朝运动,使整个民族沉浸在革命英雄主义的自豪激情之中,这必然要熏陶青少年一代。而你的性格与这种大气候正好吻合,于是便促使你的性格向积极进取的方向——英雄主义方向发展。应该说,你是很幸运的。
W:OK,完全正确,我是同代人中的幸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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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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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14 am    发表主题: 三)少年时期性格的特点 引用并回复

三)少年时期性格的特点
X:你在《足迹》中多次说,革命英雄主义是你精神世界的主导,那么当然也是你性格的主流吧?
W:严格地说,英雄观已不再属于性格范畴了,它已是意识形态的人生观范畴了,它已具有观念性。多种性格通过各种道路都可以导向英雄主义。不过,好学进取心是通向英雄主义最直接、最容易,也是最普遍的道路。我走的正是这一条道路,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多数人的共同道路。不过,英雄主义不仅有质的差异,而且有层次差异。最初,我最崇拜的英雄人物是南侠展召展雄飞、白眉毛徐良,尤其是小侠艾虎,常常以小侠艾虎自称。还崇拜孙悟空、诸葛亮、赵云等,我最鄙视的是没有信义反复无常的吕布。
X:你认为自己的英雄主义最初表现是哪件事情?
W:是小朋友们玩过家家“娶媳妇”时总想争当“小新郎”的角色,争夺“小新娘”其实并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显示自己有本领让“小新娘”选为“小新郎”。
X:很典型,而且很有原始性。英雄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异性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证实自己的价值。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本能,所以各民族神话英雄故事多是爱情题材。
W:第二个表现是入学后争当前三名优秀生,第三个表现是在争辩时抢上风,一付斗架小公鸡架式,第四个表现是抱打不平的正义感。
X:最突出的事件是帮小同学战胜那个欺负人的“傻大个”学生。
W: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引为自豪的一个义举。但最能表现英雄主义精神的要属五八年大跃进时(十四岁)组建红色少年军,那是少年英雄主义的顶峰,那是一次自我检闻。
X:你认为自己的英雄观形成的道路通畅正常吗?
W:非常幸运,为此我永远衷心感谢我们年轻共和国母亲,感谢园丁苏老师给我的《青年英雄故事》,感谢大哥给我的志愿军英雄故事的小人书连环画,使我踏上逐步升高的人生台阶的第一层阶石。如果将我的少年时代移至到当前的八、九十年代,我这种好奇好动的性格使我成为少年犯的机率不会低于1:1。
X:听起来真令人有点毛骨悚然,不过冷静想一下,也并非耸人听闻。当代许多少年犯罪就是由于音像制品中的不良诱导产生的盲目英雄主义作作祟的结果。——所以,你斥责那些不良音像制品是海淫海盗的教唆犯。
W:由此可以看出环境、机遇、性格三个因素不是孤立地对命运起作用,而是互相联系的,有时难以分出主次前后。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就不会有世界革命大环境;没有世界的革命大环境,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的教育,就不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英雄的集体英雄性格,就不会有新中国,就不会有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和大批苏老师那样的园丁,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英雄主义性格,也就不会有当代反修反复辟的斗争。而世界革命形势的创造,没有无产阶级导师的英勇奋斗,会自发地产生吗?“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马克思语)可见,一个极普通的战士的命运都是和整个时代、整个世界大革命紧密相联的。你看,这三个因素能截然分开吗?
X:当然是时势造英雄,但英雄的业绩也确实能对时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创造更新的环境和机遇。——我们这里说的英雄主要是指人民英雄。
W:不过,少年时代的英雄主义还是模仿性的崇拜式的。还谈不上实质意义的革命英雄主义,但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萌芽。这种精神状态,一直不断加强,沿着健康的方向提升,一直到高中前半期,包括对保尔和牛虻的崇拜,都是上升的阶段。
X:当英雄观萌发后,原来的性格与它还有关系吗?
W:当然有了。性格就像干柴,英雄主义是火苗,要使火苗持久旺盛,干柴必须持续充盈。如果干柴燃尽了,火苗也就熄灭了。
X:这个比喻很精彩。

(四)青年时期性格的特点
W:我的英雄观发生质变升华是在63年初学雷锋活动开始后,那时我上高中二年级下学期。
X:你从雷锋精神中体会出平凡中孕育着伟大的真理。
W:当我从雷锋精神中真正体会出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才真正站到了革命英雄主义高峰的山脚下。以前的英雄主义崇拜只是通向这座高峰脚下的道路。——幸运的是这条道路相当平坦而宽阔,英雄导引者是那样众多。
X:你说过,你的导引者是英雄的集团军。
W:从这时起,英雄主义的崇拜意念焕发出强烈的行动欲,到处找好事做,达到了忘我无我的程度,尤其是入伍以后。
X:你的英雄观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呢?
W:是文革初期六六年十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绕城检阅百万红卫兵,我参加了接见,见到了毛主席。受阅后,我将“反修防修”确立为自己自觉的历史使命,那时真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英雄气势。有意思的是,那时正是对毛主席崇拜的顶峰时期,而这种崇拜中还含有不科学的成分。
X: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看来,人们的英雄观、人生观、政治观、世界观的各自成熟期并不是同时的,而前后错落后,递进的。当英雄观萌发时,也启动了世界观,而当世界观初步形成后,英雄观又可能超前发展,先予成熟。
W:豆秧身上有先开花后结荚,也有后开花先结荚的情形。——我们总是偏爱使用这个稍有缺陷的比喻。我的世界观确立时期是在八十年代初,比英雄观确立时期要晚十五年左右。到那时我才真正确立了属于我的世界观,有了明确的思想体系上的世界观。
X:怎样理解这种前后错落现象呢?
W:因为英雄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现实性很强的局部范围内的观念,它们的形成时间可以短一些。而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包括社会、自然界及人本身)的全局性的根本看法,它的坚实确立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有些青年英雄在牺牲时,世界观并未成熟,但他们充分实现了人生价值。英雄观见诸于行动,而世界观见诸于哲理。
X:我想回头门一下,在军事学院这一时期,你的性格还有什么发展吗?
W:这一时期是我人生黄金时代,我的各方面性格都已明显化,没有新的性格再出现,但性格中的英雄主义得到充分发展。
X:文革时期及其后,你的性格有变化吗?
W:文革时期是社会生活激烈动荡的时代,这对我的性格当然会有影响。发生重大变化的是精神世界,彻底打碎了奴隶主义枷锁,由过去的盲目“相信一切”,变为“分析一切”,形象地说我真的有自己的头脑了。这主要是指政治观上,而对一般社会生活上,仍是偏于“轻信于人”,直到九十年初在引进生产技术上连续上当受骗,损失惨重。就是九九年进看守所后,对在押人员这种特殊群体还是“听而信之”的时候多。就是说,同一种性格——“轻信于人”,在不同表现方面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在政治斗争方面发生了剧变嬗变——不再轻信一切,而在普通社会生活中仍然没有多少变化。
X:这种变与不变基于何种原因呢?
W:都是因为执着。变是源于童贞的执着,对“反修防修”上的执着越来越认真;不变是源于童稚的执着,心里总是说“人心不至于坏到那样吧”,对社会风气堕落的严重程度缺乏深刻认识——童稚的单纯始终不变。
X:这很有意义,变与不变都在逻辑规律之内。

(五)中年时期性格的特点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由青年进入中年,我的脾气发生了恶性变化,性情变得焦躁不堪,无名之火常常不意而突发,使旁人不能理解,以为是“神经质”。
X:这又是怎么回事?
W:这自然是由于政治路线斗争问题。
X:明白,明白,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你写了短篇小说《新时代狂人》。
W:明明断定是修正主义方向,却又没有挖到根子,说不清道不明,嫉修如仇却又没有战斗力。国际上复辟狂潮一浪甚于一浪,国内自由化狂潮也一波甚于一波。因此焦躁万分,常常彻夜难眠,有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大吼一声。
X:到九三年底豁然开朗后是不是安稳了一些呢?
W:就更焦躁了。
X: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W:因为更加看清复辟倒退的严重性了。于是由认识变成行动——无所顾忌不虑风险的冲杀。
X:W君,从你的性格演化中,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根本性格很难改变,而其表现程度却可以因环境变迁会有激烈变化。这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吧。
W:这就是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我还发现,许多人的性格发展不是全面推进铺开,而是某种性格的一个方面按逻辑规律变化,就是发生剧变、嬗变也是变而不离其宗,不离其主导方面。我几十年中没有发现一个在根本性格上发生变异的人。
X:你认为到现在你的性格是否达到成熟了呢?
W:我认为说性格是否成熟是不恰当的,正像说性格好坏一样不恰当。人们总是将处世处事圆滑周到称为成熟了,将不爱发脾气说是好脾气。但火上房不着急也是好脾气吗?看到复辟倒退正是急速推进也处之泰然也算成熟吗?所以评价性格不应用优劣、好坏、成熟与否为标准,而应以是否稳定来判定。——早在文革前,我的性格已基本稳定了。但直到坐过班房出狱后,我在政治上也仍没有成熟。
X:我们又看到一种前后发展错落的现象。就像人体一样,大脑发育很早就基本健全了(据说在三岁时),骨骼却远未成熟(据说要到十五岁左右),而当骨骼已经坚实了,大脑仍在继续发育。
W:我的政治观,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反修大论战时就已经初步形成了,经过当兵、入党、至林彪爆炸,四五运动,政治观完全确立了。但到七、八年后世界观才完全确立下来,而直到现在虽然世界观已自我体系化了,政治上却仍未达到成熟程度。
X:请予说明。
W:所谓政治上成熟,不仅是从立场和世界观上来衡量,还要看在政治斗争中对战略、策略的掌握和运用能否作到娴熟自如的程度。这种程度我至今远未达到,而且恐怕到老也难于臻熟。
X:很不好理解。
W:其实非常好理解,成熟的政治家不是有了坚强的立场、深刻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即可达到,我认为还需要不可缺少的天赋。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百将可造,一帅难成”。政治家不是遍地丛生的,而我不具备这种天赋。
X:你认为政治家的天赋是哪些方面呢?
W:政治家不仅在原则上有坚定性,而且在策略上要有灵活性,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自我分析时说,他身上有虎气(原则性),也有猴气(灵活性),以虎气为主。而我只有虎气,猴气却很少。(虽然我本身属猴,而且性格活泼活跃乐观,而且头脑反应敏捷,但在政治斗争中却缺少灵活性。)(我在这里还要申明,我绝不是以自己与毛主席相比,而是谈到政治家素质时引用毛主席的论述。)也就是说政治家的性格是两只翅膀,而我只有一支翅膀,难于起飞的。政治家必须有驾驭各种政治力量的能力,能在各种力量的矛盾中保持平衡,而我却总是甘当某一种观点(势力)的主角,争做斗士。虽已年近花甲,而童贞和童稚仍是性格的主要特征,仍然未脱掉“孩子气”。这种性格的最大缺陷是没有通融性,不能善变妥协,只为争一个真理,你对还是我对。所以,我只能做战将,不能当元帅。好在我有自知之明,从小便没有权欲感,这恐怕与儿时的好施不抠有关吧。我只想干事,不想当官。我非常崇尚孙中山的格言:“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地做大官。”就是做官也要做为人民干事的官。所以,成立共革时我只建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是给更高强者虚以待位,随时恭候高强者驾临,我只做前列战士。最初还拟设为“代总书记”,后来考虑斗争形势才没有用“代”字。就是说我始终把自己当作圣斗士,而从未将自己当作政治家。
X:我听着有些零乱,能否将你的精神世界的演化过程列个时间表?
W:可以。
幼儿时期:好奇好学好动好施的天性;
十岁时:初具爱憎感,初涉英雄主义;
十七岁时(初中二年级):初涉政治观,各方面性格已明显化。
十九岁至二十一岁(初三学雷锋——六五年入党):基本上树立英雄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涉世界观,各方面性格稳定化。
二十二岁(六六年十月):确立英雄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十二岁——三十二岁(六六年——七六年四五运动):确立政治观,性格变化不大;
三十二岁——四十岁(七六年——八四年):确立世界观,性格恶性表现;
四十岁——五十岁(八四年——九三年底):苦思苦索时期,性格更加恶性表现;
五十岁——五十三岁(九三年——九七年九月):确立马列毛主义体系世界观,形成自己观点体系,性格更加焦躁;
五十三岁以后(九七年九月以后):积极投入斗争,但政治上远未成熟,老小孩脾气依然浓厚。
X:你的经历给人一个启示,一个人即使在政治观、世界观,甚至在理论体系上成熟了,并不意味着他(她)在政治上也同时成熟了。也就是说一个政治斗士,一个理论家,并不一定就是成熟的政治家。
W:对,政治家是全才,而我最多是偏才。
X:你认为自己不能成为政治家,主要是性格上有缺陷吗?
W:不是仅仅一般的缺陷,而是有严重的缺陷,我只有一只翅膀。
X:你自己遗憾吗?
W: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曾下决心锻炼自己,但性格的进化是不能人为设计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政治家的性格不是轻易能塑造的。所以,无所谓遗憾。只要明白自己的实况,尽自己的能力去战斗。只要能做到不负使命,无悔誓言,也就可以自慰平生了。
X:实际上你已经做了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正像你自嘲的“严重越位”。
W:这就是自任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临时中央总书记,这本应是旗手和领袖的事,却由我这个普通战士不得不硬撑起来。
X:我建议下一个议题讨论性格的能动性问题。
W: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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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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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15 am    发表主题: 六、性格的能动性 引用并回复

六、性格的能动性
W:我们看到,性格受到环境和机遇的制约,但性格本身又具有能动作用,因为它不仅具有生理性特征,而且有精神特征。如同一切事物都有发展一样,性格发挥能动作用也有其发展过程。最初是自然的,继而是自发的,逐渐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在幼年时期,性格的表现是本能的,自然的,几乎是纯生理性的条件反射现象。在这种反应中,性格处于完全主动状态,直接具有决定作用,就是说几乎连想都不想便自然做出反应。有了锣鼓的响动声,好奇好动的孩子就闻声而趋,不好奇好动的孩子便处之安然。步入少年期,思想却一下子处于被动状态,因为这时少年开始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刺激、教育、灌输、影响,原来的先天性格与外界处于磨合状态。但性格仍在自发地现示其能动作用,只是各个少年现示的程度不同。原来好奇好学好动的少年性格能动性表现得就明显,而且与外界的吻合也较容易。这时性格的能动性表现已是在一定的精神意识下的反应。比如我很小时就参加了宣传活动,歌唱土改。因为我亲眼看到我家分了房子、分了地、翻了身,有一种发自幼小心灵的欢跃。(那年是一九五一年春季,我刚好七周岁)但这是一种蒙胧的启蒙状态,因此是自发状态,仍有很强的自然性。少年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的能动性,只是“我想干,我就干”,至于“为什么要干”并不明白。我在这一时期性格能动性表现最鲜明的事情,就是五八年大跃进中(十四岁)组建“红色少年军”,那是英雄行为的一种主动模仿——“当兵玩”,一种充满主动乐趣的模仿。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多,性格逐渐趋于稳定状态,而且有了重复性表现(因为社会生活本身即具有重复性)。意识形态中的理念性方面不断明显,性格的各方面也都逐渐展开。英雄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世界观都不同程度涉及、萌发、初步树立,并起作用。性格表现的重复性及产生的效果,使青年人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各种性格的各方面在社会(及自然界)实践中的意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性格优劣问题。再遇到社会、自然事件时,青年就会往往“下意识”地去处理——向有利方面处理或避开不利方面。这种“下意识地”便是一种自觉发挥性格能动性作用的表现。到某种观念,比如英雄观、人生观基本确立后,受其影响(指导)作用,性格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不会是性格的全部方面),便自动地鲜明地显示出来。比如运动一来,好学进取心强烈的青年便积极投入。即使有挫折,这种性格的青年也会发奋进取而不会消沉。
进入中年期后,尤其是政治观、世界观确立后,性格与观念之间是主动谐调了。这时性格的能动性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甚至又重新出现幼年时期那种完全能动作用的状态,所谓“返老还童”、“随心所欲”。
X:你在《足迹》第二章“童年的情结”中诗咏:
我远远地离开了你,
但也更近地贴向了你,
因为我将扶着拐杖,
叩击你那稚嫩的园地。
W:是啊,童心不泯也是一种人生乐趣。
X: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性格发挥能动作用时,是只有优良的一面或只是不良的一面呢?
W:不是你所想象的单方面发挥作用,就我个人经历和观察,性格在发挥作用时是优点劣点(用人们的通常说法)两个方面都在能动地起作用。在多数情况下,性格也如世界观一样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自然地发挥作用,自觉到浑然不觉的状态,并不是人为地强制性起作用。任何人在处事时都不会刻意地想象或命令自己按某一种世界观去思考问题或按某一种性格去处理问题。(甚至会出现口头上承认的世界观与实际存在于头脑中的世界观不一致的情况,即主观世界观与客观世界观不一致。比如某些决策者自认为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真正指导自己思考的却是蒲鲁东主义。)但在实践中,人们发觉自己的性格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于是在以后的实践中有意识地发挥某些方面,又有意识地抑制、克服某些方面,这就是所谓的“下意识”的自觉状态,这是完全来自于性格之外的精神力量。比如,性格急躁,经过教训,变得遇事多思沉稳了,这就是性格的变化,仿佛是新性格的产生。——性格是可以改良进化的,遇有特殊经历,甚至会发生性格剧变(嬗变)的情形。
X:W君,在你的人生经历中,性格对命运发挥能动性起决定作用的事情有哪几件?
W:回忆起来共有五件事,这五次抉择对我的人生都有重大影响。第一件是处理爱情问题;第二件是弃科从政;第三件是反对陈伯达的“反动表态”;第四件是七八年五月的理论研讨会;第五件是组建共革。
X:第一件事情让人不好理解,就你在《足迹》中所述,你的爱情经历是很曲折坎坷的,怎么说是性格发挥了能动作用呢?
W:这先要解释一下,性格发挥能动性作用,有自然、自发、自觉三种状态,而各种性格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同时处于同一种状态,而可能分属于各种状态。再有,性格发挥能动作用,是优缺点两个方面都发挥作用,只是在不同环境、机遇条件下发挥的程度、主次不一样。青年人在处理爱情问题时,正处于性格自发地起能动作用的时期(十八岁——二十五岁左右),就年龄说已是青年期,但就爱情问题而言却是童年期。性格自发性的特征是盲目和模仿,而在爱情上没有教科书和操作规程,可以说没有模仿性,只有盲目性(模仿性是在童年时代的“娶媳妇过家家”的游戏)。有人说过,爱情是盲目的,恋爱中的青年人是蒙着眼睛捉迷藏。这与人们的性格发展期正好是同步,都是自发阶段,而与政治观的生发并不一致。有的青年在政治上已有相当成熟见解,但在爱情上却很幼稚单纯。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在政治斗争已很坚定,但在处理与丽达的爱情上却很幼稚草率,失去一次爱情。
X:这很有意思,青年期非常完美的爱情是不多的,诸多爱情都含有遗憾。
W:因为爱情不允许试验,往往来不及重复就一次成型了。所以,许多中年人(或青年后期)的再次爱情是较为完美的,因为这时他们的性格已进入稳定状态,又有较多的时间从容选择。
X:这个发现是很有意思。说说你的“爱情小路曲曲弯弯”吧。
W:在我刚刚步入青春期的时候,幸运地同时遇到两个可爱的姑娘。在这一时期,我的性格中童贞执着的一面正占居主导方面,而且以重感情为主。同时我童稚性格中从小就追求公平平等的一面也很强烈,充满浪漫色彩。所以公平地平等地对待两个女友,始终是我的基础思想。这种以珍重感情为主导,以追求公平平等为基础的思想意识(这已不是纯性格的能动性了),使我在两个姑娘中间不能有所弃舍——弃掉哪一个都舍不得,都是不公平的,所以刻意同时保有与她俩的友情。因此当现代人视为的所谓最高层次的感情——爱情不能同时得到时(因为现时社会不允许1:2的模式),我宁可只是同时保有她俩的友情,而同时失去了两个爱人。在我的感情世界中,友情高于爱情,这是童稚性格浪漫一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它与童贞中的执拗正好结合为一体,加强了重感情的认真性。
X:为什么使用“现代人视为所谓最高层次的感情——爱情”这个说法呢?“所谓最高层次”仿佛含有贬义呀。
W:现代人多认为“爱情价最高”,但在我看来绝非如此。不说自由、真理、信仰比爱情价更高,就在人的感情中,我认为纯真的友情也更高于爱情。因为爱情的奉献面过于狭隘,而且含有独占欲(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生理性的情感占主要成分。所以,现代人心目中的爱情是不充分的狭隘的人性,最终要消失,进化到被普遍的友情所代替。偏执性爱而低视友情,是动物本能没有升华,私有制家庭惰性的表现。在我看来,友情重于爱情,情爱高于性爱。到了人类感情世界充分发展的时代(共产主义时代),性爱甚至仅仅是友爱的一种通达的交流感情的方式。我在《足迹》中说,我与小芬、小玉的友情爱情的纠葛在无意中触及到了人类社会中异性间精神感情世界的交往问题。所以,在现实社会时代,我只能收获花瓣,而得不到果实。
X:这些话听起来是颇为惊世骇俗的,尤其是影视作品将爱情廉价拍卖庸俗化的时代。你这种处理友情与爱情关系的方式,仅仅是性格的自发能动作用吗?
W:我仔细想起来,不完全如此,有外界教育的影响,我那时终究已十八、九岁了。在十岁时,我偶然看到张恨水的长篇小说《红杏出墙记》,书中男主人公的友情重于爱情的情操对我幼小心灵产生深刻的影响。当然,那时小小的年纪根本不懂爱情是什么,但这次读小说的机遇像特效肥料对幼苗的促长作用。后来在五八年大跃进时又看到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语录集锦,其中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怎样对待两性关系的预见,这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小说和语录与我的性格特点正好吻合,于是形成了我的友情爱情观,在小芬、小玉的感情交往中进行了一次超时代的试验。
X:所以在这段奇缘中,丘比特之箭终究没有射出。那末后来的爱情问题中,性格的能动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W:在文革大串联中处理与小崔四个姑娘的友情,是因为秉执誓言(在大串联中不能谈恋爱,如果谈恋爱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到毕业后在工厂中处理与小梅等姑娘的友情,是受自己制定的纪律的约束(在宣传队内不准谈恋爱、在本厂不解决婚姻问题)。这两次处理都比较简单,仍然是执着性格(信守诺言)在主动起决定作用,其实,我突破自己的诺言而谈恋爱,也不会有人责备我的。
X:但如果那样,你也就不是你了。
W:完全正确。“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我性格执着到童贞童稚程度的重要标志。承诺、誓言、信义,在我看来是神圣庄严的,一旦誓从口出心出,必恪守不逾。所以,我最鄙视吕布,最鄙视“风派”人物,最鄙视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背叛信仰的人物,最鄙视轻漫“永不翻案”誓言的人物。
X:这是可以用孔丘一句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性格上的童贞童稚会导致政治上的守贞守信。
W:后来在真正处理婚姻问题时,我又是为重感情求公平的性格所制,在不能求得一个政治上的好伴侣时,接受了一位感情上的妻子。可以看出,我在几次处理爱情问题时,执着性格的所谓优缺点两个方面都能动地起到了作用。
X:顺着你的话音,人们的性格在起作用时,仿佛是人们自己不能控制的。
W:人们在刻意控制自己的性格(脾气)时,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达到目的。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是难于控制自己性格的,往往是性格最终战胜了控制。一个人成天刻意控制自己的性格,他(她)是会发疯的。我自己就过这种经历。当然也不能任由性格的不良方面去自由驰骋,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性格的作用,而根本问题在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问题,根本观念不正确,无论怎样的性格都不能帮助人作出正确选择。
X:照此说来,决定命运的因素不是应该直接用世界观来取代性格了吗?你的命运公式不是应该修改或加进要素了吗?
W:非也。世界观正像立场一样对人的命运趋势有重要影响,但世界观不是直接决定抉择,而是通过性格来实现的。所以,有相同立场、世界观的人,因性格不同,却有不同的具体人生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且在世界观未确立前,人们的行为主要是由低层次的观念来指导,性格的自发作用起很大的影响(立场当然起基础作用)。世界观确立后,性格便自觉发挥作用了。我们前面说过,性格是干柴,世界观是火苗,干柴燃起了火苗,火苗也照耀了干柴,于是它们成为通亮的一体。
X:就是说世界观、立场决定人们命运的根本方向,而性格决定命运的具体形式。
W: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当我与性格特点相反的朋友合作时总是成功的,而自己单独行动时就容易出偏差。
X:为什么会这样呢?
W:恐怕是相反相成吧。这些朋友都比较持重稳健,正好填补了我的另一只翅膀。而我单独处事时容易简单化偏颇。在七八年五月理论研讨会上,我固执己见,遭受挫折。尤其在组建共革时,在与香港通信时盲目轻信而暴露身份遭捕。
X:但正是这两次遭遇中显示出你的人生特色,燃烧出你的生命之火。
W: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失亦有得吧。
X:从你的经历中看出,世界观、政治观确立后,一个人的性格也更为鲜明了。
W:我只补充半句,性格的两个对应面都更鲜明了。

(七)性格全析图

X:W君,在进行了以上行列式探讨后,可以对你的性格进行全面分析了吗?
W:可以,我们用下面的图形来表示吧:
(注:因是图形无法转贴)

X:看了这个图表,才知道一个人的性格确实是复杂的。
W:从这个性格全息图中,可以得出下列认识:
1、人的性格既有先天的一面,又有后天发展的一面;
2、一个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
3、每一种性格都有其对立面,而每一种性格内部也是对应的两个方面;
4、性格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而是在人的实际行动中现示出对人生影响作用的有利或不利;
5、某种性格(或某种性格的某一面)在不同的环境机遇条件下,对人生命运的影响是不同的;
6、对应的性格(或所谓的优劣性)可以结合而导致某一种精神境界;
7、性格在人生实践中是可以改良进化的,但不是容易的;
8、性格与精神世界是紧密相联的;
9、性格发挥作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之中能动地进行的;
10、对应的性格、性格内的对应方面对人生同时起作用,但在不同的环境机遇条件下,作用的程度不同。
X:有一点令人费解,你的 先天性格——好奇好学好动好施,都是外向型性情,而且你自身也活泼乐观,按说它们应该很容易导向灵活通融的性格,但为什么在你身上仅仅导致执着的性格呢?
W:无可奉告,因为我无法解释。全面性格的人是很少的,绝大多数的人的性格都是有缺陷的。所以,全才能人,性格全面的人,才是人杰。

(四)性格与地狱之路
X:我们来探讨这个最有意思也最为痛苦的议题吧。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成为——被打成“反革命”呢?
W:是在六七年底写总结《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的时候,是决定弃科从政的时候。时至此时此刻,此分此秒,我王士吉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成为真正的反革命。我王士吉可能犯各种错误,甚至可能犯某些过失罪,但我绝不会反对我用生命去热爱的人民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说我王士吉企图颠覆人民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打倒共产党,只能是奇谈怪论,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正因为我是革命的,所以有可能成为名义反革命,即被打成“反革命”。在六七年夏季乱军高潮后,我对陈伯达产生了怀疑,并在总结中影射他是阴谋家、野心家。那时我已决定弃科从政,钻透政治问题。我清楚明白,反对陈伯达这样有权威人物,弄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因为在六七年,北京和天津就有的大学生因为反对陈伯达而被打成“反革命”。六八年底大学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市,很快就投入反对陈伯达的“反动表态”的斗争中,那时,我和朋友已做好被打成“反革命”的准备。果然,到七0年打反运动时被打成“反革命”,由于斗争胜利,更增加了锋芒,在批林批孔中批评“四人帮”,被说成是“反政治局委员的人”。七八年理论研讨会再遭打击后,更下决心钻透邓小平路线。执着执拗的性格牵引着我向地狱之门一步步靠近。终于用二十六年半时间钻透了邓小平路线的实质是蒲鲁东主义,并举起旗帜进行攻击,最终陷入囚笼。
X:有一点需要说明,执着执拗是性格,而执着追求真理,执拗坚持真理,确切说已不属于性格范畴,而是政治品质或人格了。因为它已带有强烈的目的性,而性格只是对刺激的反应,不带有目的性。
W:你说得很对,但是某种观念确立后,性格就不再是独立起作用了,而是在观念指导统领下起作用,成为表达观念的方式。如果说观念是有方向的航船,那么性格就是划桨。在我的观念中,反修防修是政治观的根本内容。
X:也就是说,你的性格已经政治化了。
W:非常正确。
X:那么为什么在各个时代,你都因坚持真理而遭遇厄运呢?是不是你的性格不为社会所容?
W:应该准确地说,为什么总是遭遇错误路线和恶势力的打击而陷入厄运?一言以概之,就是因为我敢于反潮流,不向恶势力让路。正像毛主席在九大上讲的话,后来写入十大报告中的。“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个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历史上多次发生。”“当一种错误倾向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一个原则。”“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真理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往往掌握在小人物手里,所以必然受到权势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压制打击,而且往往是悲剧。而我的悲剧又有自己的特点,可以说是悲剧的悲剧。
X:悲剧的悲剧,悲在何处呢?
W:我的认识总是超越时代半步,而且总是和当时最煊赫的大人物对峙,而且不讲策略,撞南墙也不回头,而且反掉一个错误倾向后紧接着就又反另一个错误倾向,而不是胜既辄止,所以总是不断地遭遇厄运。因为我的口号是:“两眼紧盯中央。”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历史上凡是有这种性格的人,都是这种命运。——悲剧的性格必然导致悲剧的命运。
X:悲剧的性格必然导致悲剧的命运。——这个论断太精彩了,但也充满了苦涩。
W:不过我的命运总的来说比历史上的反潮流斗士还好得多。哥白尼生前不敢公布自己的学说,布鲁诺被烧死,石仁祥被惨杀。而对于我终究行诸于司法程序,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总算幸运得多了,而且不得不仅判三年徒刑,历史终究是前进了,这是悲剧中的喜剧,如果省高级法院能纠正这起错案就更好了,那就是悲剧变成正剧了。(这行写于二00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夜,可惜第三天,八月二十七日,省高院送达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使这场悲剧又延长了一幕。记于二00一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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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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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16 am    发表主题: 五、人生小盘点 引用并回复

五、人生小盘点
X:年近花甲,你能对自己的前大半生做个小结吗?
W:我认为自己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有四点贡献:
一 揭露了刘邓路线及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根源是蒲鲁东主义;
二 准确地提出毛泽东主义定义;
三 组建了一个左派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
四 提供了马列毛主义的《共革党纲》,为新《共产党宣言》贡献了一块小砖石。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普通战士,我超能力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所以,我在入看守所后的二000年五月六日五十六岁生日的《狱中生日祭》的结尾处说:
“假如果,假如果……
我现在被押赴刑场,我完全可以平静地高唱《国际歌》,面对枪口而坦然说道:
‘使命,我对你说不负!
誓言,我对你说无悔!’”

X:你认为你的思想模式具有某种典型性吗?
W:在市国安局提讯时我宣告:“本人——毛继东,是毛泽东主义顽固派死硬分子。”我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代表,即坚决反修反复辟,嫉修如仇的那种倾向的一个典型,即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的一个代表。具体地说,我是在改革中损失最多的那些人们的一个代表,尤其是下岗失业工人的一个代言人,因为我从八七年一月一日就失业了。(当然,我的头脑中还有不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渣滓。)
X:你认为有你这种思维模式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为数如何?
W:至少在我的同代人中,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不是个别的。
X:那么你怎么估价自己呢?
W:一根火柴,一只早啼的雄鸡,如此而已。
X:还有别的说法吗?
W:不过一只小跳蚤……
X:明白——你的《跳蚤歌》:

我是一只小跳蚤,
专与大物开玩笑。
咬狮子,咬大象,
还咬老虎金钱豹。
虽然不能伤筋骨,
足令腻歪和烦恼。
纵使铁爪拍捏死,
不过一只小跳蚤。

W:
X:

结束语
X:对你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关系的探讨,给人一个启示,如果人们在自己人生旅途的各个时期对自己的性格、世界观等各方面进行自觉地分析,那会对提高把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大有益处的。
W:很对,如果我早几个时期就这样做,肯定要比现在成熟得多,失误也会少很多。我建议青少年们尽早进行这种性格、思想的自我分析的锻炼,少走一些弯路,祝愿青少年们走好人生。
X:好吧,我们就用这个良好的祝愿结束本篇吧。


后 记
公元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我被国家安全局传讯。
其实,在我吁请领袖出山而不能后,公布共革纲领的最好办法,恰恰是国家安全机关抓捕我。这样通过司法申诉程序,我便可以公开宣布我的观点,所有材料就会记录在案不用担心被销毁了,也不用担心“太子党”下黑手了。所以在当晚讯问时,一开始我就说:“感谢安全局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我又立即严肃申明,我进行的是中共党内和国际共运的派别斗争,没有触犯刑律,安全局是越权错案,我要求他们将案子移交党的纪检机关。
行文至此,本案已进入审判监督程度,我也还在押,有些情况还不明了,有些情况也不便细述,本白皮书到此终止。另一部白皮书——《地狱铁窗下的报告——囚笼熬炼白皮书》,待以后再续。(记于二00一年九月一日)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
我并不孤独。
我看到在前进的路上,有马恩列斯毛在导引,有鲁迅、曼德拉在鼓舞,有李卜克内西、江姐、夏明翰、保尔、雷锋、石仁祥在呼唤。我还看到,在我的前面,在我的左右,在我的后面,有大批共同奋进的战友。
我延续着历史。
我走着前人为我趟出来的路,我也为后人趟着新的路。我延续着前人的生命之火,又在后人的生命之火中延续着自己。我就这样将自己的生命融化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的生命之火将与历史共存,永远不熄。
敢问生死何所求?
只愿丹心照汗青。
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2000.8.22~2000.10.11   初稿
2001.1.23~2001.4.16   二稿
2001.6.6~2001.8.25   三稿
2001.9.1~2001.9.30 补写
2002.9.10~2003.3.12   四稿
(前三稿写于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监室,第四稿改于出狱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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