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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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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活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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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501

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1:52 pm    发表主题: 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九章) 引用并回复

第九章
改道时代的苦索
(破解群众观)

题记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


一 在车间主任的岗位上
八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我重新调回石家庄市内工作,重工业局将我分配到石家庄市化工八厂。这个厂是七十年代初期由几位街道妇女创建的,原来的主要产品是颜料大红粉,由于产品滞销到八零年处于发不出工资的困境。我到厂报到时,厂办室和职工宿舍是一排土坯房,很简陋。当时,该厂与亚洲青霉素第一大厂——华北制药厂联营,华药将青霉素前体车间——笨乙酰胺车间迁至化工八厂。我到化工八厂时,新车间土建工程已完毕,正在进行车间设备布置、管道安装设计。我参加了设计组,协助徐超工程师搞设计。后来,重工业局任命我为这个车间主任。
新车间组建时,八十多名工人中有三分之二是新招的青年工人,都是初,高中学生,全车间平均年龄为二十岁零三个月,素质较差。我和女付主任崔师傅、付主任小刘、团支书小赵费尽心血,才将这些十八九岁的小青年们引上产业工人道路,成为全厂主力车间。这个产品是毒、酸,、碱,、烫、冻“五毒”俱全,主原料氰化钠是剧毒,零点一克就可致人死命。我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将生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产品价格又很高,两万多元一吨,稍一浪费就是几千元。为了安全和提高收率增加效益,我和付主任小刘成年吃住在厂内。为了探索产品收率低的原因,我和小刘在两米多高的工作台铁板上趴着观察搪瓷罐中产品结晶过程,一连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收率低的原因。夜间我们饿了,我就骑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火车站买几个缸炉烧饼回来俩人吃。我爱人入医院做绝育手术,住院两个星期,我也没能去护理。在那个年代政治思想工作已被冲垮,什么理想、信仰,已没人信了。而当时奖金还没有完全恢复,每月每人只有三元全勤奖可以调动。为了合理分配这三元全勤奖,每到月底我们几个正、付主任都绞尽脑汁。后来我们车间自己搞了一个土办法,用加班给倒休的办法来奖励工人。凡是因生产任务紧张加班,就给记倒休,流轮在家休息搞点家务。到八四年六月我调离化工厂时车间还欠我一百三十八个加班。其实在这三年中我和小刘每人没有记的加班。不下二三百个。那三年中工作上的艰苦,操劳是难于言表的,是我一生中在工作中独挡一面的实践时期。我的主要体会是,基层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起表率作用,才能团结同事和群众形成有凝聚力的集体。
八三年初,《河北日报》文艺版发表了我的一篇小小说《菜店风波》。情节就是一个镜头,蔬菜店的年轻女服务员抱怨买菜的顾客擗白菜帮子,双方发生争吵,而一位离休的老红军却将扔在地上的菜帮子捡起来照价付钱,感动了买菜的人们,大家争抢着捡拾地上的菜帮子付钱。三月九日,该报又发表了一篇评论《表率的作用》,对我的小小说给予好评。我创作数十篇作品,约一百多万字,但在大报上发表的只有这篇二千字的小小说,
我将《栋梁》稿子寄给省文联付主席刘真,她看后觉得基础不错,约我谈话。她说,描写大学生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的作品还没有,希望能修改好争取发表。(直到二十一世纪了,我仍末看到大学生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的作品。)但她身体欠佳,不能亲自辅导我。她在省文联会上将稿子推荐给另一位副主席张俊,希望他能成就我这位大学生。但张俊有创作任务,又转给《长城》月刊的一位编辑,编辑看过稿子提了一些优缺点建议退稿。倘若刘真老师身体无病,她会亲自辅导我,为我争取到创作假,发表是有希望的。但这样三转两转,机会失之交臂。再往后因车间工作紧张,无精力改稿。再往后兴起武打小说熟,我这种正剧小说便无人问津了。想不到这部稿子的命运也如此坎坷,这次出狱后我一定下力修改。

二、我曾决定退党
党的十二大以后八三年初,开始整党。中央文件规定,党员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能保持一致的劝其退党。我听了文件传达后,非常气愤,心里说:“你是修正主义中央,有什么资格整党?要我与你们保持一致,我还不奉陪呢。”我当即决定退党,以此抗议修正主义中央。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在家休息。早饭后,我急笔写下了一份退党声明:

退 党 声 明
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化工八厂支部:
本人认为党的现行路线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一致,本人无法与现届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兹决定自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本人申明,本人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共产主义,并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反对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而战斗终生。在党的路线重新恢复到毛泽东革命路线以后我将再次申请入党。

声明人
王土吉
一九八三年三月++日

我计划第二天一上班便将声明面交厂支部书记老张。我刚写完退党声明,来了两个厂内朋友,我起身让他们坐下,我去厕所小解。但等我回屋时,桌上的退党声明不见了。我问他俩,他们笑着指了指火炉,只见退党声明已焚烧殆尽。我一个劲埋怨他俩,他们劝我不要退党,有不同见解可以在党内斗争嘛,这样更有力。他们走后,我认真地考虑他们的思想,觉得“在党内斗争”也不失为一策,便没有再提退党之事。但这次判刑后按惯例党籍是保不住了,但我即使真的被开除了,我仍要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继续进行战斗。

三、我对精神活染问题的怪解
“西单民主墙”后期产生了自由化思潮,中央下令取缔“西单墙”,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但不久文艺界又出现电影剧本《若恋》和由此剧本拍摄的《太阳和人》问题。该剧本作者自桦,正是他当年鼓励《创业》作者张天民上书毛主席申诉不服“四人帮”对《创业》的压制。《苦恋》描写建国初期一个知识分子放弃海外的舒适生活回到国内,但却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最后在文革中惨死在雪地里,死前在雪地上爬出一个大问号“?”。这个剧本和电影最先受到邓小平的批评,紧接着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耀邦和胡乔木发表了意见,胡乔木的讲话还发行了单行本,严厉批评自由化思潮。但是根本没有刹住自由化,反二越来越严重,到八三年初又提出清理精神污染问题,其中批评周扬的“异化论”。工厂中还收缴了港台流行歌曲的录音磁带。我对这种批判作法掷以拂然,我认为这次自由化思潮是改革以来的第三次自由化。第一次是“西单民主墙”,第二次是起草《建国以来党的热感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次就是这次的精神污染。
我认为导致自由化的根本原因在路线上,是党内右倾翻案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诱发了自由化思潮。在政治上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取消文艺的政治标准第一,经济上搞私有化,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单干,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加上“白猫黑猫”的指导思想,这就为自由化思潮打开了大闸,这个闸一打开就什么也拦不住了。政治上的右倾,经济上的私有化,思想上的实用主义,必然导致精神、思想、文艺上的自由化,这些恰恰都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是党的路线上的自由化诱发了社会上的自由化,不从党的路线上做出根本改变,批评自由化都是治标不治本,就会禁而不止反复不已周期发作越发严重。八三年五月份,市总工会组织了一次批判精神污染座谈会,与会者对精神活染异口周声斥责,有个女教师说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是诲淫诲盗,贻害青少年。我在发言中直言精神污染原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路线,“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是总根源。我的发言引起共鸣,但我没有往深处引伸,更没有点名,因此没有发生七八年五月理论研讨会上的情况。当时的批判口径回避政治倾向和经济政策问题,我的观点无疑是直捣黄龙。但是九年以后邓小平南巡时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我在《反邓反修反复辟系列传单》)中说:有人说他最反对自由化,其实是一面放火一面喊灭火,而一面喊灭火又一面大放火。——我认为我这个评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四 初析《邓小平文选》
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不久,发至党员人手一册。这是研究邓小平路线的公开材料,我一气呵成地看了一遍。就我当时的理论水平,仍然发现带有倾向性的一些问题。(这都文选收录了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九月间的讲话,在那个历史期间,邓小平的理论还没有完全象第三卷中那样展开,但作为倾向已很明显了)。
我当时发现有十几个问题:
一、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稍有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列主义的基本点、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实事求是是工作作风和学习作风的范畴,不属于主义上的基本点、精髓。所以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肯定邓小平在根本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是修正主义;(但具体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是在第三卷《邓小平文选》中)。
二、关于“白专”中的政治含义。按毛主席的论述,“白专”中的“白”是指脱离政治方向只搞业务,属于世界观问题。而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讲话中说:“白是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谁都知道“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而不是“白”,是政治立场问题,而不是世界观问题。邓小平用“黑”代替“白”,抹杀了“白专”问题。我当时说邓“黑白不分“。
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与集体主义道路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驰,必然鼓励个人主义。
四、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完全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五、说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歪曲真正的主要矛盾,是社会民主党思想。
六、说经济建设中心工作是主要矛盾,是以目代纲。
七、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政治”。这是篡改政治含义。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国最大政治是反修反复辟。说四个现代化就是“小康社会”,抹杀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八、邓小平说,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这与社会实际不符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变种。
九、“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是放弃政治对文艺的统帅领导地位。
十、“说”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是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这明显是针对毛主席的,邓的论断是错误的,自发性当时已很明显。
十一、废除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分田单干,重新搞私有化。
十二、“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是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两党之间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指与意大利共产党的争论)这是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分国界的,反修斗争也是国际斗争,怎么能用国界或洲界来限制反修斗争呢?将反修斗争“一风吹”本身就是修正主义。
十三,说“西单墙”里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这与历史实际不符,“西单墙”最初是右倾翻案风,后来是自由化。
十四、彻度否定文革,不承认有刘邓司令部,这只是自我辩护。
十五、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

作为倾向,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已暴露无遗,但我当时仍不能析清这条路线的思想体系性质,只知其错,不知其所以错。
我注意到,邓小平确实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我认为他推行的路线恰恰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我也注意到他最先提出反对自由化,对此我有自己的评论,请看前面一节。在与徐超工程师讨论倾向时我们都认为中国已经走上复辟的都路,充满忧虑。这个徐工后来是最坚决支持我反对修正主义中央的一个同志。

五 在竞争承包中落马
八四年初,石市某副市长带领参观团去深圳参观学习,取回来的经是——回扣,就是在购销业务中业务员可以搞回扣。说这是工厂经营中搞活变通的经验,是绝好的经验,说这样可以调动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据经验说有的业务员一年的回扣有一万元,就是个万元户。我和另一位车间主任边听边议论,这不是损公肥私吗?在改革前,这种回手是绝对违法的,现在却成了特区的搞活经济的经验——据说这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不让人感到社会风气确实是大改变了。
不久,由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率先发起的承包席卷全国,在这股风中造就了一批败家子暴发户。此人后来在首钢称王称道,工人们贴出大标语:“谁来管住一把手?”此人后来成为大贪污犯被捕判刑,其子成为举世闻名的“钢铁王子,”给国家造成亿万元损失,并与后来的王宝森、陈希同案牵连到一团。当时最出名的承包者是浙江省海盐县衬衫厂的步鑫生。报纸上宣传说“包”字进城,一“包”就是灵,又说请“包公”进厂。石家庄市也是“包”风鹊起,出现承包带头人——马胜利。马胜利原是石家庄市造纸厂供销科长,承包了这个造成纸厂。承包初期,职工工资奖金猛增,一片欢呼声,该厂大门口上方焊了一个半孤形标牌,上写“厂长马胜利 ”五个大字。马胜利立下宏愿要承包全国造纸厂,结果包到三十个厂时便力不从心,最后败北,四十多岁就被辞退了。当时号称南“步”北“马”。但十年后,步,马均成为失败者。石家庄市还有一位改革新潮人物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窗草了“满负荷工作法”,实际是泰勒管理法的部分应用,该厂到九十年代末连职工工资也难以为继。另一位改革风云人物石市长征胶鞋厂厂长赵苍虎,后因涉嫌经济问题而垮台,其子拐带大量国家资金外逃。另有一位“精英”郎宝祥经营的环宇电视机厂最后被宝石集团兼并,后来有人说 承包的是“如狼似虎”(因为有郎宝祥和赵苍虎)。
全国承包初期的明星们,至今还闪亮的,已经寥寥无几。我所在的重工业局,此时改为称化学煤炭工业公司(简称化炭公司)也推广承包工厂经验,所谓承包就是由承包人想主管上级定理承包合同,定下厂子的年产值,利润。然后自已组阁,自选人员,自掌人、财、物,产、供、销,然后提出取承包奖金,一句话,承包者说了算。
当时,我厂由于连上两个新产品,形势很好,蒸蒸日上。厂长常树义是工人出身的干部,组建过市试剂厂,能团结属下、善于用人。他为人和善、平易近人,他对我很器重,关系户融洽,对我们车间工作全力支持,在他的领导下我增加了许多才干。因为我们是全厂的“饭碗车间”,解决全厂的工资问题。所以厂长哟求全厂全力支持我们一车间,他在全厂干部会议上幽默地说:“全厂听我的,我听王士吉的,他要是撩挑子,我们全厂就没饭吃。”整个会场一片笑声。那个时期,全厂确实上下左右同心协力,大家干得都很带劲头。厂内酝酿承包时,我联络了厂内二十几名中层干部(占全厂干部百分之八十)联名向化炭公司上书支持常树义挑头承包。但当时厂生产科一位办事员老王也想学马胜利承包当厂长。他在青年读书时被打成右派,改革初期平反。承包风兴起后,他发誓要当厂长,说当了半辈子反革命,现在要当当厂长,但支持他的人不多。可是当时市里正想树立一个曾受过打击的人敢于搞承包的典型,于是老王劲头十足,直接向市长上呈请战书。我和几位主要中层干部分析,老五没有化工生产知识和管理经验,群众基础也弱,如他承包对工作不利。在全厂干部表态前,我和几位中层干部找老王谈话。我对他说:“我们觉得老常承包对厂子有利,咱们平常关系不错,我们都称你大哥,过一会表态时,我们将投票支持老常,向你打个招呼,不要有误会,我是‘一臣不保二主’。”老王听后很干脆接过话茬说:“你是‘一臣不保二主’,我是‘一主不用二奴’。我要是当了厂长,第一个辞退的就是你王士吉。”我说:“话即至此,什么也不用说了,咱们去表决吧。”表决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干部支持老常,还有几位弃权。但化炭公司领导却批准了老王承包,这样,老常就等于自然解职了。那天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由于老王已有话在先,我当即决定调离。正好设计我们车间的徐工创建了一个油脂化工技术开发研究所,他邀我去管供销经营工作,我欣然同意,第二天便办理了调离手续。
老王承包后,厂内大批技术人员和中层干部调离,老常也调离。两年后,厂内严重亏损,老王不能团结人,与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工程师闹起矛盾。他还有个缺点——嗜酒成癖,上班时办公桌的柜子里总有几瓶酒,上班时也不时来几口,结果得了重病不能理事,厂里又吁请老常回厂,老常回厂后当年就扭亏为盈,他请我回厂,但当时油化所党员没有整党,我无法调动。
化工八厂的盛衰兴败告诉我一个世理:人心背向决定事业成败。还告诉我一个世故: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

五 命运多乖的油化所
徐工原是市化工研究所设计室主任,他研发出一项综合治理变废为宝的技术,利用棉油厂的下脚料——皂脚制取脂肪酸,这项技术很有实用价值,很适合乡镇企业运用。他和另一位工程师老任向市政府建议开发利用这项技术。市政府决定由化炭公司筹建油脂化工技术开发研究所,化炭公司调老徐、老任负责筹建油化所工作。当时已开始科技体制改革,这个油化所确定为集体性质企业型实体,这在当时是全国第一家,所以很受市科委、省科委重视。
我们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投资和开办费,而是向市科技中心借款二十万元,与效区一个村子联营建设了一个中试生产厂。到八四年底一次试车成功,生产出合格的混合脂肪酸产品。我担任生产经营室主任,主要任务是打开销路。我们全室四名人员,走南闯北马不停蹄,很快打开了销路,兰州日化厂、西宁日化厂、银川化工厂、大连油化厂都订立了长年合同。我们还打到了广交会上,向外商推荐产品。为了确定销路,我和徐工有一次连续六夜五日不住宿调查市场。由石家庄——天津——沈阳——大连——烟台——济南——德州——天津——石家庄。产品出来了,销路也有了,技术转让费也源源而至,所里一片兴旺景象。我们的经验受到省科委好评,曾参加省科委组织的经验交流会,并准备向全国科技大会推荐。
但就在这时,八五年初,在所长任命问题上,我所与化炭公司领导发生了分歧。公司领导大发官僚主义邪风,于八五年三月不再承认我所是其下属单位。到八六年底营业执照年检时,公司领导不同意在年检表“主管机关”一栏上盖章。这样,我所的营业执照不能年检失效,失去合法生产经营及技术转让权。自八七年一月一日我所不得不停止生产经营技术活动,自此停发职工工资。
由此,我所还被拖进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由于主管机关不再承认我所是其下属单位,引起联营的农村干部疑虑。他们竟然单方面撕毁我所承包中试厂的合同,偷支我所在银行户头上的十三万元存款。更有甚者还恶人先告状,该村干部向郊区检察院诬告我所是贪污诈骗集团。郊区检察院不问青红皂白便用封条封了我所的办公室、试验室、财务室,还抓走了几个人。老徐、老任连夜赴京向国家科委反映情况,在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亲自干预下,市政府下令郊区检察院放人。我们与联营村为十三万元存款打起了官司,至今未结。
一个生机勃勃好端端的研究所,就这样垮掉了。全所人员没了着落,从八七年一月一日失业至今,我们成了全国最早的失业人员。由于忧愤,老李(63岁),老任(57岁)便早早去世,老徐也重病缠身。我们都到了和超过退休年龄,但至今未建立劳保手续,老李、老任去世连个丧葬费都没领到。

更奇的是,化炭公司党委居然不承认我所三名党员是其下属组织党员。我们交党费不收,要求参加整党不理,八六年底进行党员登记时我们三名党员竟不予登记,这在全党恐怕都是奇闻。我们一直反映到中组部,才在一九九二年进行补充登记,这在全党恐怕都是仅有的一例。
由于没有了工资收入,我只好自谋生路。我从一个塑料厂生产增塑剂的废水废泥中回收二丁酯,有时到下水道里去掏废泥。开始我只是一个人干,有一天,有个盛废泥的大桶倒了,连泥带桶有三百多公斤重,我一个人想将大桶搬起来,我双手抠着桶边,双脚叉地用力搬桶,突然间腰部“喀嚓”一声响,疼得我立即躺倒在水泥地上,整整躺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到这个厂医务室看伤,然后咬着牙骑自行车返回二十里外的家中。后来,我在看守所得了腰椎管狭窄病,腰、腿又疼又麻,恐怕就是这次搬桶时腰伤的后遗症,后来照CT片,发现有骨裂。
人如果走了背运,就是世事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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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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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那天我差点砸了电视机
八四年十月一日,是建国三十五周年。不知为什么三十五周年被称为大庆之年,而且搞了盛大阅兵式,这在世界上恐怕都是奇事,恐怕就是为了让某大人物体验一次领袖感大元帅的威风而特设为大庆大阅兵吧。因人设事在中国何时才能成为历史故事呢?
那一天所内放假,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大阅兵后,邓小平发表讲话,充满自豪感,宣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也就是向计划经济体开刀了。广场上是欢呼的海洋,我却是紧皱眉头。我回忆十八年前——文革中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那天,广场上是语录本的海洋,历史的反差是多么巨大呀!现在广场上欢呼的人们中,一定有不少人当年也在广场上吧?人为什么总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呢?突然,从大学的方队中打出一幅横标,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几个大字。我却怒不可遏,抄起桌上的水杯抡园了胳膊要砸向电视屏幕。就在水杯即将出手之际,蓦然间想起这台十四时的黑白电视机是两个孩子的宝贝,是全家唯一的大件家用电器,便手腕一收,急速划了一道弧线,将水杯扔到地板上摔得粉碎。
我将愤怒、恼怒、哀怒、痛怒都喷泻到纸上,写出一首怨诗:

人们——
你们
将为洗刷今天的耻辱,
付出血和泪的惩罚……

(我在前一章中说过,这一天是我一生中精神境界最低落,对人民的认识最错误的时候,以后的年代中每想到这一天的诗,我的心都要浸出愧疚的血滴……)
那天中午,我一个人在家喝了许多闷酒——过去我一个人在家从来不喝酒,酒精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大脑,我拿起钢笔在纸上疾速写下——

“打倒孔老二——伯恩施坦——考茨基——布哈林——铁托——赫鲁晓夫——刘少奇——邓**——胡耀邦——赵紫阳!!”

我将钢笔拍在桌子上,仰天大笑,吟出一九七0年打反运动时的诗:

大刀难排心头恨,
巨笔未解胸中愁。
横眉立目问苍天,
此寰后笑是谁人?

最后醉得不省人事歪倒在床上。

七 在迷沌中苦索在苦索中迷沌
从六七年四月公开批判刘邓路线时起,我就开始探究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到底是什么,但一直不甚了了没有收获。到八四年十月一日酒醉醒来之后,我列出十个问题:
一、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到底是什么?
二、刘邓路线为什么在中国一直缠绵不绝并最后登堂执鼎?
三、明明是一条错误路线,为什么却受到群众的拥护,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最拥护?
四、明明是一条错误路线,为什么却能促使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
五、改革中实惠政策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六、那些少数先富者到底是怎么富的?
七、改革是走向成功,还是走向失败?
八、这条错误路线的阳寿能有多久?
九、怎样同这条错误路线斗争?
十、如何防止这种错误路线再次入主中央?
从那时直到九三年底的九年中,我在这十个问题的迷宫中徘徊搜索冥思苦想,但收获甚微。精神上万般苦恼,气恨自己是庸才。现在,我对当年的迷沌有了明白的认识。思想是对社会实际的反映,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当社会生活中某种错误路线还仅仅以倾向性表现而真正实质还未充分显露时,人们对它的认识必然是模糊的,犹如雾中看花,似清却朦。在改革初期,实用主义的实惠政策对整个社会生活水平都产生普通提高效能。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工农兵学商,还是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一切阶级、一切党派、一切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惠。于是,人们便都认为邓小平路线比毛泽东路线水平高得多。“不管怎么说,现在的生活水平总比过去强多了。”——老百姓感到心满意足。当时,普遍提高掩盖着国有资产的流失的漏洞,掩盖着暴富的不义性,掩盖着刚开始的两极分化和腐败,又由于昧着良心的混帐宣传,将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说得狗屁不是,掩盖三十年为改革打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廉洁的基础。就说大增产的稻种、麦种良种都是在文革年代研发出来的,恰好在八十年初进入大面积收获期,文革末期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线开始生产数以百万吨计的化肥,全国农田水利设施开始见效益,仅仅是这三项为农业增产粮食打下了什么样的基础?这要用数百亿元、成千亿元才能计算的。而这些却都成了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分田单干的成果。于是,普天同庆,万众欢呼,在大学的方队中扯出“你好”的横标,令人陶醉。疖子还没有长熟到流脓的时候,那红艳的脓包也能像密挑一样给人以美悦感。另外,邓小平的言论有许多是官样文章,还没有大幅度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打着批极左旗号,这对于其实质起着雾盖屏蔽作用。有些人已看出这个政策产生的不良倾向,但还不清楚它的脉络。比如,就在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横标的十天之后——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邓小平就在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自供他在一九七五年搞整顿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而这个谈话到一九九三年才公布。如果在八四年十月十日,邓讲此话时,如果那些打出“你好”横标的大学生们就在场旁听,他们会有何感想?还会打出‘你好“的横副吗?(我在被抓紧看守所后的二零零零年,在监室里看到杂志上刊登当年筹划这条标语的一位大学生的回忆录,仍对此津津乐道,沾沾自诩。我奉劝这位大学生仔细看一看《邓选三卷》第81页的开头一段,审视一下被尊崇“你好”的人的党性,信义是个什么状态。)当然,当年迷沌不明,我自己的理论水平造诣不深也是主要原因。打铁行先需自身硬,没有铁肩,难担道义啊!那个时代的我,那个水平的我,也只能是那个状态的我。

在那个道路方向迷乱,思想浑沌的时代,有一股社会风气兴起来了。“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跳舞我从不介入,却随俗堕入方城大战——搓麻将。从很小时,我就看大人们玩麻将,但从未参与过,只是一种新奇感,看热闹。文革中麻将几乎绝迹,改革后又风靡全国,中国成为世界上赌博大国。夜间十二点后,城乡居民玻璃窗还有亮光的,十家有八家是在垒“长城”。到八四年时,我也卷入了这支浩荡大军,因为过去一起玩扑克的牌友们都改行了,谁也不玩低档次的扑克了,说打老K不刺激。开始时的赌彩是香烟,和一把一支烟卷。我从不吸烟,也买了一盒烟去切磋。有时我赢一大堆烟卷,散局时又都分给他们。后来玩真的了,从和一把一分硬币逐渐长码到一角、两角、一元、两元,到五元、十元。
我从心里不赞成玩真钱,只是想借玩牌转移一下烦恼情绪,因此是常败将军,牌友们笑谑我叫“王赞助”。我甚至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浅谈麻将战略战术》,自认为有些独到见解呢。在篇末后记中,我直述自己对麻将风的指斥,说全国亿万人们打麻将将耗费的时间折合成生命,比当年日本大战刀屠杀的人还多。篇末署名“不度众生”,可见我当时对世风的哀痛,鲁迅曾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的哀痛则包括对自己在内的斥责。
从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六六年至七六年),我确立了政治观。但从七六年至九三年底的十七年中(从三十二岁至四十九岁),这本是人生中最出成果的收获时期,我却几乎一无所获。我虽然没有放弃追索苦思,但身不由己地堕入郁闷、彷徨、颓唐甚至堕落,我有时气恨地骂自己是灵魂叛徒。早在林彪爆炸后,我和朋友们就预见历史上大革命激烈震荡后必有的迷惘、消沉、堕落的社会思潮的向下分支必然会出现。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更清晰断定,这个堕落时代开始了,但我终于没有能完全抵御住它。能聊以自慰的,是我滑得没有过度过深,只是浅度污染。比如,八三年、八四年全国大贷款时,我完全可以找一个形式上的担保人贷款二、三百万元,或雇人建工厂,或搞公司。那么,我就会像“傻子瓜子”年广久那样成为全国第一批百万富翁暴发户。但我清楚那将是阶级本质的蜕变,将是灵魂的彻底朽烂,还怕亏损了无法换国家贷款。所以我宁可不得以干个体户,到齐腰深的废水池中挖废泥,挣些小钱谋生糊口,也没有越过雇人剥削和坑蒙拐骗的底线。淌越泥潭沼泽的人,身上难免沾染上一些污泥,但只要良心没有被狗吃掉,灵魂就有复苏的基础。
(九四年底,我曾随一个朋友到河北省盛产电缆线的河间县进行一次考察,酒席中,询问一些发了大财的个体户(他们都是我那个朋友的朋友),真令我心惊肉跳。我看到他们的厂子规模都很大,生产也挺红火,便问他们赚不赚钱,他们嘻笑地对我说:“说假话,告诉你赚钱;说真话,告诉你赔钱。”我奇异地说:“你们的生产不是挺忙吗?怎么会赔钱呢?”他们说:“生产厂家太多,大家竟相压价,连本都回不来。但是不干又不行,我们欠银行几百万,一停产就露馅了。”我奇异不解了:“那你们的亏损又怎么周转呢?”有个朋友大大咧咧地说:“天蹋下来有大个顶住呢,有国家银行呢。我们现在要是清产核资至少要亏二百万。但我们搞滚动抵押贷款,而且搞重复抵押贷款。比如,我去年亏了二十万,我就以工厂为抵押向银行贷一百万元,先用二十万堵上去年的的窟窿,再向社会捐赠二十万,我就成了盈利大户了。剩下的,用二十万投入生产。”“还有四十万呢?”我好生新奇地追问。他笑笑说:“这四十万中,二十万我入了个人帐户存单,另外二十万嘛……我就坐轿车送给县里干部、银行头头、工商局、税务所各路神仙上供,每人一方(一万元)。今年又亏了四十万,我就贷二百万。明年还亏,我就贷三百万,国家有的是钞票,反正我用厂子抵押,最后破产,银行把厂子收走就算了,收走后还得委托我代管。可是我个人的存单却越来越多。厂内生产的事我根本不管,我就是坐轿车搞公关,跑贷款送礼找三陪,这叫‘攻关’。现在不是我找银行还款,而是银行求我贷款,不然他们的帐就会成为呆帐、坏帐、死帐。其实,大多数个体、私营、集体企业都这么干,这是公开的秘密。现在农行工行如清产核资就得宣布破产。——再说贷给我款,他们还有好处呢。”听到这里我早已目瞪口呆了。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这样坦诚直率,使我知道了当代某些(某类)百万富翁发财的秘密。我不无带点谴责地说:“你们这不是抢劫国家吗?”朋友将一满杯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说:“不抢白不抢,人家都在抢,你不抢就成了雷锋啦?”你说我是哭还是笑?我只有尴尬。朋友用手向在座的个体户们划了一个圈,说:“我们这一部分都是这样发起来的,我们都感谢邓老爷子,这就叫跟党走。共产党不叫你发财时,你搞投机倒把,你是蠢蛋;共产党叫你发财时你不敢发,你就是笨蛋。不是有‘中国特色’、‘白猫黑猫’嘛。若毛在的时候,我们都是良民,现在我们是社会精英。”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告诉他,十年前我也有机会贷二、三百万元,但担心亏损无法偿还国家而不敢贷。朋友们一齐哈哈大笑,不无调侃地指点着我戏谑地说:“书呆子,书呆子……”但我为自己能保持这点书呆子的蠢劲而不后悔。——这是到九四年才明白的事理,而在七八年至九三年还在追索中。)
在那个本质还被现象掩盖着的时代,我焦躁地笨拙地寻找它的根源,于是收获的只有烦恼。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将自己的烦恼向一位报社老编辑倾诉,他也有同感,但他劝我说:“不要着急,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烧水不到一百度不开锅,任何事物都有个过程。你就看着,看着,到时候就水落石出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如果我当时有他那样老道,就不会那么焦灼了,但我是个急性子,等不及豆腐凉了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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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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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1:54 pm    发表主题: 八 八九风暴惊鬼神 引用并回复

八 八九风暴惊鬼神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虽然苦恼彷徨,便始终没有停止对社会动向的观察。“西单墙”风潮后,我认为“西单墙”所宣扬的民主是极右的资产阶级思潮,他们的言论比五七年右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我认为这种思潮在极右路线下还会反复出现,因为我认为这种自由化思潮本身就是极右路线诱发出来的。果然随后在讨论建国后历史问题中以及不久又出现了电影剧本《苦恋》和电影《太阳和人》的自由化思潮,紧接着又出现精神污染问题。这次主要是文艺界和理论界中的资产阶级思潮,挑旗的正是鲁迅和胡风都反对的周扬。在八三年五月市总工会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精神污染问题进行斥责并对污染严重性忧心憧憧。到八六年底,在大学校园再次发生大规模自由化思潮,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分校为凤头。方厉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被开除党籍,胡耀邦因此引咎辞职。总书记支持自由化(实际上是鼓动自由化),说明自由化思潮的根子在修正主义中央,甚至严重到连邓小平都“没想到”的地步。我对此次风潮很关注,我认为修正主义中央在路线上——在复辟资本主义速度快慢上发生了分歧,而且公开化,我称这种分歧是复辟速度上的“一百步”与“五十步”之间的分歧而已,并不是根本路线上的分歧。这里的“五十步”、“一百步”是借用古代一个寓言《五十步笑一百步》。春秋时期,有两国交兵,一国打了败仗,士兵争相逃跑,有的跑得快,跑出去一百步远,有的跑的慢,刚跑出去五十步。于是跑的慢的就讥笑跑的快的是胆小鬼逃兵,其实跑出五十步的也在逃跑。八六年自由化上的分歧,邓小平反胡耀邦,说胡搞自由化,其实他自己也在搞自由化,而且是自由化主帅者,不过是希望稳一点,“悠着点”而已。谁都知道胡耀邦、赵紫阳是邓的接班人。我认为胡耀邦倒台,是邓小平路线从顶峰开始跌落的标志,正像当年林彪爆炸直接导致文革失败一样。胡耀邦下台,邓小平折断了自己的一支翅膀,这条路线的败像已现露出来了。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年——八六年,国有企业便出现了亏损,而且亏损面、亏损额逐年加大。由于破除计划管理、承包制,、价格“双轨制”、“回扣风”、办公司、乱贷款、重复建设性浪费、乡镇企业个体企业挖国有企业墙角等因素,使经济运行中出现国企资产流失和严重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八八年底,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著文称,中国的无政府混乱状况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干部队伍严重腐败现象已明显暴露,两级分化开始出现,“官倒”、“私倒”猖獗,引起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怨声迭起。八五年夏季,曾刮起一次物价飞涨,抢购风。八六年中央开会决定进行治理整顿,文件中列举了大量问题。八八年初进入物价改革阶段,元旦一过,全国便刮起抢购风,到年中发展到几乎商店里有什么就抢什么的疯狂地步,有的家庭抢购了够多年使用的火柴,姜昆有个相声说的就是这般风。当时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全感使人人感到压抑。我清楚地看出,经济运动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通常的经济危机。而且我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改革路线的必然结果,证明改革开放进入了危机状态,而且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危机。群众的抢购风,不满情绪,说明社会下层已脱轨,不愿意再照旧生活下去了,下层的干柴已越垒越高,八八年夏天中央北载河会议及随后的中央十三届二中全会上中央高层在改革进度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上层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微兆也显示出来了。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一百步”派的急进改革路线受挫,而“一百步”派的挂帅者正是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我预测一场社会危机不久就会到来了。我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性质及后果看得更清楚了,但对它的思想体系根源仍然不知其理,这使我非常焦燥,深感极不适应社会思潮的发展,紧攥拳头却无法出击。就在这时,八九风暴爆发了,由于对八六年底的自由化问题采取了“软处理”,我当时就预见学潮早晚还会再次爆发,但我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激烈。

(二)风波突起
八九年三月中,胡耀邦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心脏病突然发作,不久去世。中央对胡耀邦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绝口不提八六年自由化风波之事。这后一点被大学生们抓住了,实际上是有自由化人物在后面操纵。认为对胡耀邦评价还不够高,借评价胡耀邦功绩为理由,学潮陡起。到胡耀邦安葬第二天,数十万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请愿,提出要“民主”、“自由”的要求。但这次学潮中有一个动向令我惊喜,虽然学潮中推举的是自由化代表人物胡耀邦,但却出现“反独裁、反专制、反腐败”的口号(后来改为“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这明显是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标志,这是前几次风潮中所没有的。当然,学潮中的“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有着明显的自由化倾向,而且与当时国际上的自由化狂潮相呼应。

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正在天津老家,我从电视上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将学潮定为“动乱”,我敏锐地看出社论中存在严重问题。虽然社论中闪烁其词,说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动乱,但将整个学潮定为动乱,抹杀学潮中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分,犯了“四人帮”在七六年四五运动时炮制的那个不许悼念的通知一样的错误。我想大学生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一来学潮中含有人民民主革命成分,二来自由化声势如此之大,背后必有人操纵,而且肯定中央有人支持。所以,这次风潮决不会像七九年取缔“西单墙”和八六年找几个学生头头谈谈话就那么容易平息。我猜测第二天北京大学生会有大游行行动,决定到北京考察一下。四月二十七日清晨,我离家赴京。我站在天安广场西北角、人民大会堂东北角附近,等候大学生游行队伍。但直到下午四点多钟,仍不见游行队伍。有传言说大学生游行队伍在半路拦住了,我便返回石家庄。但是第二天听到一个从北京来化工料回来的朋友说,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多钟大学生们的游行队伍才到了天安门广场。举着大标语中有“我们拥护共产党”、“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等。大学生们还喊着口号:“我们是一小撮吗?”我非常后悔那天没有多等一会儿时间,错过了亲眼目睹学潮的机会。
学潮的规模越来越大,主要是要求中央肯定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热情”,要求取消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但与学生对话的中央领导人优柔寡断,软弱无力,一方面承认学生们要民主、反腐败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又坚持社论定性。这就使形势处于僵持浑沌不清状态,被学生抓住把柄纠缠不放。到五月十三日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大学生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那个时代,戈尔巴乔夫是全世界的“民主化,”“自由化”的明星,到处煸动,支持自由化,曾极力支持波兰瓦文萨的“团结工会”,使波兰自由化成功。中国的大学生也想利用戈氏访华,趁机扩大势态向政府、中央施加压力。五月十六日,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透露“伟大设计师”的机密,于是运动矛盾集中对准了“设计师。”学生绝食后,大批工人、市民、新闻艺术界及各界人士开始上街游行支持声援学生。我认为这是运动发生质变的标志,很像“五四运动”时的“六一三”工人支持学生运动。学潮中的人民民主革命成分已发展为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成为主流,而且以工人为主体,工人们的主要口号是“反封建”、“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而没有学生们的“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学生们的倾向中“反邓(小平)反李(鹏)保赵(紫阳)”,而工人的倾向是“邓李赵全反”。学生们模拟美国自由女神塑像,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用泡沫塑料制做了一个民主女神像,全国各地也掀起声援北京大学生的大游行,捐款捐物,大批外地学生涌向北京天安门广场,很像文革时的经卫兵大串联。风潮之初发生上海《经济导报》事件,新闻界提出“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口号,新闻界与学潮汇合一起,使风潮声势越来越大,那些天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天安门广场学潮和游行队伍的画面,如果不明确说明是字一九八九年,人们会真以为是在放文革时候的记录片。当时英国和美国的电视台,香港的电视台起到
推波助澜作用。报纸上也整版报导和刊发天安门广场群众游行场面的照片。石家庄市以河北师大为头,大、专、中学校学生都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三)在英雄纪念碑前贴出小字报,发出反修反复辟呐喊
我决定再次进京考察运动,目的有三,一是考察运动的性质;二是寻找马列毛主义反修革命派;三是告诫大学生们不要与美国、及港台势力搅在一起,防止被利用,要与工农相结人,划清与自由界线,并警惕血腥镇压。我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香港电视台声援并捐赠大批物品,非常担心外部敌对势力操纵学生运动。
五月十八日清晨七点钟,我到达北京车站,站前公共汽车已停运。我从车站车前门大街经崇文门向天安门广场步行。一路上看到游行队伍不断,其中一位女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小学生们手里都举着小三角纸旗,上面写着“声援大哥哥大姐姐们!”“打倒邓××!” “学生爱国无罪!”看着这场面,我不禁想起自己孩提时代随大人们游行及文革中小学生们拥护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的情形。

九点钟左右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南侧,我立即被磅礴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声势震撼。这比文革时代的规模还要大得多,据说每天有上百万、数百万人参加游行。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栏杆上横挂着一幅大标语,上写“邓小平下台以谢国人!”纪念碑北侧是一幅画上巨大的“V”型手势象征必胜信心,纪念碑北侧还有那座“民主女神”泡沫塑料像。令人惊奇的是,“高自联”(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大喇叭播放的歌曲竟是《国际歌》。自文革被否定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国际歌》的歌声了。现在在这里骤然听到,我想是取“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皇帝”之意,因为高自联中有自治、民主之意,很像波兰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团结学生会。(早在七十年初期,瓦文萨就搞自由化、民主化,我当时就认为他所代表的思潮是修正主义发展到腐烂时期的产物,是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八十年代初他又在美帝支持下东山再起,而且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纪念碑的最高层西侧是高自联的指挥部广播台,大喇叭直对西面的人民大会堂。广播中传出一个沙哑的演说声音,我记的好象是说“我是吾尔开希”,但听不很清晰。后来是一个女学生的声音,听报名好象是柴铃,纪念碑北侧广场上是学生们绝食的帐蓬。广场四周马路上是井然有序的群众游行队伍,西侧由北向南,东侧由南向北,队伍缓缓行进。
我选择纪念碑西侧的水泥链蹲上坐下观看游行队伍,(当时还没有在广场四周建栏杆)。游行队伍主要是工人,游行队伍中高举着一幅幅毛主席画像和周总理画像,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画像,如华国锋、刘少奇、邓小平画像一面也没有。游行队伍中有许多大幅横标,写着“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周总理!”横幅有“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反独裁”、“反专制!”“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邓小平的儿子搞募捐,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而且各个单位的标语还有自己的特色,首都钢铁公司的大标语是“大学生们,我们来晚了!”有个机械厂游行队伍前排开着一辆大铲车,铁铲高扬,铁铲上一幅大标语“铲除腐败!”有个医院队伍前面的标语是“本院专治老年痴呆症!”有个建筑单位队伍前面,有人用绳子倒拖着在地上的酒瓶子(其寓意是“打倒小瓶(小平)”),后面的一幅漫画一个工人举着大铁锒头砸向一个瓶子(其寓意是“砸烂小瓶”(小平))。还有一幅巨大的画,是周恩来与李鹏之间隔着万里,那意思是李鹏与周恩来总理相比相差万里。还有的标语写着“邓妈妈召回鹏儿吧!”还有“反对太上皇!”“反对垂帘听政!”“反对老人政治!”,“反对裙带风”更甚至有“油炸邓××!”“火烧邓××!”但游行队伍中最多的标语是“打倒邓××!”整个广场四周是标语的海洋。当时“反腐败”的主要矛头是邓××的儿子邓××领导的康华公司。游行队伍以工人为主,还有军队文职人员、科学院、新闻宣传部门、穆斯林协会等。到中午时,突然飞来十几辆两轮摩托在游行队伍内侧马路上飞驰,坐在后座的人举着“打倒邓××!”的旗子,他们绕天安门广场四周飞驰,车辆越来越多,不下几十辆。当时给我的总印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再现,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如果人们看电视直播,不点明年代,很多人一定以为这就是文革的六六年。
我从广场上捡到一张报纸,上面报导匈牙利为三十多年前枪毙的纳吉平反,并且将那次事件定为“人民大起义”。我看一这条消息,再联想波兰瓦文萨自由化狂潮,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苏联也为布哈林等平反,我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复辟在急速加剧。同时又担心眼前的群众运动也被自由化利用。(布哈林被颂为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但我认为布哈林主义确实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我反对将他处死的错误作法。)
在英雄纪念碑四周的玉栏杆上贴了许多大字报和小字报、漫画,我仔细逐张看过。绝大多数是“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反专制”、“反封建”之类,内容多是讽刺邓××的,如“七寸人,八寸心,是鬼不是人”,“八十岁的接七十岁的班”(指杨尚昆接替李先念当国家主席),等等。但没有一张上提到反修反复辟、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从地上捡了两个香烟纸盒撕开,向一个小伙子借了一支圆珠笔,写了两张小字报;
其 一
小平不平,
尚昆不尚,
紫阳不亮,
小鹏不飞,
一群废物,
扫进垃圾。

其 二
坚决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坚决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
改革开放是倒退复辟!
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我将这两张小张字报别在一张大字报上,在所有我看到的大、小字报中提到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复辟口号的,只有我这一份。(这两张小字报的追忆稿,也被市国家安全局搜去。)

(四)在人民革命运动面前审视自己灵魂上的污垢
上午十时,出现大学生游行队伍,举着几面大幅横标,上面写着“小平你好狠 !”( 是一个黑色心形图案),这与四年半前三十五周年国庆大学方队的“小平您好”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呀!(但是在此后的宣传中都只展览那幅“你好”的照片,却没有一张“打倒” 的照片。这种宣传对历史是半开的,亮着一半遮着一半。)
一个初中生男孩走到我身边,送给我半张烟盒那么大的一个纸片,上面写着“小平不倒,人民不好!”是用圆珠笔写的,笔道稚嫩,肯定是他自已手写之作。我看着这张小纸片,不禁思绪浮荡。首先是自责,四年半前的国庆节那天,我对群众觉悟估计得那么低,充满悲观忧怨,可见我头脑中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真谛远远没有品透。仅仅四年半,广大人民群众、大学生,特别是工人阶级就觉醒了,而且眼光雪亮。你号称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可是却没有把握人民的脉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局限性不是很严重吗?这时,我想起列宁说过的话,在历史上有二十年等于一个星期的缓慢发展时期,也有一个星期等于二十年的激烈发展时期。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要坚定地等待高潮的到来,相信处于睡狮状态的人民总有一天会觉醒后发出怒吼的。我对自己没有做到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深感羞愧。这个中学生男孩给我的小纸片,一直保存着(后来也被安全局搜走了。)

(五)雨中寄情
上午还是矫阳似火,中午过后却突然下起大雨来,我正好带着雨衣,大雨中游行队伍仍然不断有条不紊。我在大雨中来到纪念碑北侧学生们绝食的帐蓬里去看望学生们。进入帐蓬后我的心血便立即凝固了,整个帐蓬内地上坐着一大片男女学生,他们人人神情肃穆镇定,每个学生的眼眼中都充溢着坚毅的自信。许多学生头上系着红布条或白布条,上面写着“绝食必胜”、“反腐败”等字样。有些学生已晕倒,躺在钢丝床上输液。帐蓬内有许多穿白衣的医生、护士护理学生,她们眼里都噙着泪花。一切有正义感的人来到这个场合,都会情不自禁地要将同情心投向学生们一边。想起自己年轻时红卫兵年代的血气方刚,不也是这样的吗?但是我心中也有一种酸楚,学生们的心情是好的,忧国忧时,但没有得到正确的革命纲领的引导,他们的人民民主革命情绪被抽象的“自由”、“民主”口号蒙蔽着。这与我们当年全身心激情投入文革却一度为林彪、“四人帮”极左口号牵引很相似。难道青年人品尝真理之果前,都先要品尝谬误的酸涩吗?都要为自己的幼稚而负出代价吗?好在列宁说过:上帝对青年人的错误也是原谅的。但愿从他们中成长出大批清醒的革命斗士。当时已是绝食的第六天了,不时有绝食的学生晕倒过去。暴雨点猛烈敲打着帐蓬顶,医生、护士们和学生不时往帐蓬外救护车上抬晕倒的学生。我也参加进去,帮着抬了两个女学生、一个男学生,看着他们稚嫩的青春脸庞,我禁不住流泪了。在抬担架奔走中,雨水中飘过来一个太阳帽,我想一定是绝食晕倒的学生掉的,顺手捡起来,帽子上写着许多学生的名字,我至今珍藏着这顶太阳帽。帐蓬外面有两队武警战士手拉手隔拦围观的观众,让担架通过。此情此景,使一切在场的人们都心潮涌动。青年人永远是时代的第一把小提琴手,尽管他们拉出的声音可能不太纯正,但他们终究是拉响第一个音符的琴手。
猛然间,有一队身穿袈裟的和尚在雨中走过来,领队的是一位年长的老僧,后面跟着二十几个青年小僧。老僧手里拿着一叠人民币,带领着弟子们来到纪念碑栏杆旁的捐款箱前,将一叠人民币放入箱中,然后全体僧人双手合十静祷,不过他们没有打着小旗标语。我心中怦然而动,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僧人们也来捐赠,这场运动确实是全民族运动了。这既说明了眼前这场运动的人民性,说明这场运动中被攻击的目标背离民心之远,也说明这场运动的低水平阶段性。

(六)作出遗憾的判断
我对眼前的运动作出判断,这是一场以人民民主革命为主流的全民运动。将整个学潮、运动定为“自由化”、“动乱”是片面的、错误的。自由化确实存在,而且引导着运动的方向,但自由化是隐蔽的,从口号上看没有一个是“打倒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后来有的材料说,在四月底在中华门前,有的学生呼喊“打倒共产党”。)为什么我认为存在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呢?运动中的主要口号是“反封建、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其主要内容是反对新封建官僚腐败,所以是人民民主革命。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呢?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复辟的要求。社会主义革命核心是反对剥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所以眼前的运动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高度,整个广场上没有一个批评改革开放的口号。我发现学生的口号与工人的口号有点细微区别,学生们是“倒邓(小平)倒李(鹏)保赵(紫阳)”,而工人是“邓李赵”全反,这就反映出学潮中的自由化倾向。我认为自由化的主要表现在高自联的指挥台上。于是我决定对这个指挥部进行直接实地考察,直接与中心人物接触,了解他们的主要观点和纲领。如果他们能接受我的观点,喊出反复辟的口号,我将和他们一起战斗,不怕任何风险后果。如果他们能给我一个讲演的机会,我将用广播喇叭向整个广场宣传我的纲领,公开指明邓小平路线是修正主义,改革开放是复辟倒退,现在的任务是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批判修正主义中央。同时我告诫学生们要警惕自由化蒙蔽,将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提高到社会主义革命水平。如果在指挥部遇到革命派,我们当即就成立马列毛主义反修革命派组织,将运动主动权掌握起来,推向新高度。我用雨衣罩着头,向指挥台混过去。纪念碑有三层台阶,每一层台阶有一圈学生做警戒线。我一连混过两道大学生们的警戒线,但到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线过不去了,学生们手拉手,我想往里钻,一个女学生拉住我问:“老师傅,您干什么?这里不让上去。”我一看,自己岁数大不是学生的面目暴露了,迟疑了一下说:“我是来捐赠的。”我手中拿着一张百元人民币。那个女学生指着栏杆旁的捐赠箱说:“您把钱放进捐赠箱,自己签上名就行了。”我只好走过去,将钱放入箱中,但没有签名。转身向着近在咫尺的指挥台望了好一会儿,最后遗憾地退下台阶。其实,我如果真的讲明我要找吾尔开希谈话,说不定他们会让我上去呢,可惜我当时一下子被学生给问懵了。多年来我为自己当时的愚钝不灵活而懊悔,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憾事。
到下午三点多,大雨停了。我仍回到广场西侧观察游行队伍,非常希望突然出现一条“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标语,如果出现一条这样的标语,我会立即跑过去与他们汇合组织革命派,即使被捕坐牢也在所不惜。但是一直到下午七时华灯初上时,我所祈望的信息仍无影无踪。我不无遗憾地判定,此次运动的水平就是这个水平了。这个水平的群众运动必然为自由化所裹挟,因为它没有明确的高水平纲领,必然被有明显错误但又有很明确纲领的自由化所俘虏,其最后结局必然是失败。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充分觉醒人们还在受修正主义实惠政策的影响,还处于矛盾状态,既不满意腐败,又不愿意放弃发财致富的梦想,想着毛主席领导时代的主人翁地位,又舍不得邓小平的元宝。这是一场戴着脚镣手铐的舞蹈,尚未到“砸烂脚镣手铐,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时候。我对这个运动能做什么样的贡献呢?我无力提高它的水平,因为我还没有挖到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源,就无法彻底说服群众,提高群众。人家要是问我,“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是不是提高了许多?”我光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咒语是说服不了群众的,因为产生这种悲剧结果的原因一直没有揭示,而且当时的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还没有一个彻底崩溃(包括南斯拉夫和波兰)。理论上不彻底,没有抓住本质要害,就不能使自己产生坚定的自信,也就不能说服别人,而且社会实践中最后崩溃的效果也还未明确出现,人们还不信咒语。我当时只能回答邓小平路线不是马列主义,却不能回答它到底是什么(当时我还没有挖出邓路线是蒲鲁东主义),我手里只有防守的盾牌,却没有进攻的剑矛,所以我只有拳头却没有力量。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断定,此次运动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人家就会用破坏改革开放为理由来镇压你。我流连不舍地缓缓离开广场。当我走到纪念堂南侧正阳门附近时,有人在旗杆上挂出大标语:“欢呼赵紫阳荣升中央军委主席!”有人还在放鞭炮庆贺。我对这条大标语非常奇异不解,不久便听说这是造谣。
从当天中央领导人与学生代表直接对话的现场直播中,可以看出双方僵持不下,形势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七)写出传单反对戒严
就在我返回石家庄的当天夜里,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我所担心的危险情况出现了——刺刀提到日程上来了。在五月十八日前赵紫阳曾提出三点解决意见,承认四·二六社论有错误,责任由他承担,承认学生们的热情是爱国的,反腐败从他身上查起,从他的儿子查起。赵紫阳本身是支持自由化的,就是在他的鼓动下,本来已减弱的学潮,在五·四后又掀起了。五月十六日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向世人公布党内改革设计师的事情,因此游行队伍中大量出现“反对太上皇”、“反对垂帘听政”标语。但是作为总书记,能明确表态承担责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使事态平稳下来,不至于出现后来的严重冲突。至于风波过后,中央路线斗争及人事变动则是另一回事。如果赵紫阳的意见被采纳,无疑是极右势力的自由化要占上风,复辟会加速,但可以避免大流血,所以当时无论怎样选择都不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是赵紫阳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是实行戒严,事态向更加严重方向发展,最后出现大流血。后来有人辩解说当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采取戒严,这是不能说服群众的。老实说,如按赵紫阳意见缓和了事态平稳处理后,赵的威信会大大提高,“一百步”派的势力会加强,“五十步”派的渐进改革设计会受挫,中央人事上也会出现变动,所以戒严的根本出发点是党内斗争。由于我认为运动的主流是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所以我自然认为戒严是错误的,会将导致矛盾激化。从电视上看到,宣布戒严的会上没有总书记赵紫阳,我当即断定,中央发生了严重分裂。果然,当天五月十九日,从北京返回石家庄的大学生说赵紫阳被免职了。(据大学生们说,在宣布戒严前两个小时,高自联得到即将戒严的信息宣布停止绝食。后来的平暴报告中也承认这一点,但说是自由化幕后操纵者搞的阴谋。但不管是否是阴谋,既然学生们在事实上宣布停止绝食并开始撤离,这就使戒严失去了意义,为什么不临机处治而仍然坚持戒严呢?这就使戒严师出无名,在战略上失去合理性。因为直到五月十八日下午公开对话中,李鹏仍然说学生们要求反腐败推进改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要求学生们首先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大意)而学生们自动宣布停止绝食,这就出现了转机,是否还需要戒严就值得重新研究。(四九年我军渡江战役前,已做出渡江准备,这时上海出现民众代表团倡议和平谈判,毛主席、党中央即命令渡江部队暂停过江,欢迎上海民众代表团到西柏坡会谈,以争取民心和最后和平谈判机会。)修正主义中央执意实行戒严,说明被他们控制的军事力量已发生性质变化,向对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进行镇压迈出了严重的一步。就已公开的资料,中央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运动中是否有像四·五运动中一样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分,可见整个中央已失去人民性。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市民高举毛主席、周总理画像,高举着“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周总理的标语,他们会是要求搞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分子吗?”修正主义中央领导人对人民的脉膊已完全冷漠无视了。
五月二十日夜里,我写了一份传单——《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大学生的一封信》。传单中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将中国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号召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并提醒警惕血腥镇压。传单有两千多字,为了保密,我用小三角板比划着写字,一直写到天亮,才划完。我决定将传单贴到大街上,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寻找适当地点,选中师大附近的一块广告牌,但一摸口袋却没有带浆糊,没有贴成。那天我计划去一个化工厂办事,为防意外,半路上将传单撕毁扔到一个路边厕所里。(这份传单底稿,在九九年八月被捕后被安全局从我家中搜走了。)

(八)亲耳听到的故事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形势越来越紧张。戒严部队被市民阻挡在市郊长达半个月。六月三日晚,邯郸的小马出差从北京回邯郸路过石家庄来我家坐客。他说在永定门车站附近,看到戒严部队上了刺刀向市内开进,估计今晚北京会有大行动。在他们上火车时,听到市内方向有炒暴豆般的枪声。果然,第二天早晨电视上便播放六四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平暴,说六月三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我决定进京再次考察。
我先在保定下车办了点事,返回候车室等车时,迁到一个从北京来的旅客,我问他北京的情况,他说:“北京出了大事了,到处都在查外地人,你千万不要去北京。”我一听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但在火车上遇见到一个河南省安阳市人,他是一个木材公司的业务员,去东北购买木材回河南在北京换车,我又向他询问北京的情况,他向我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场血淋淋的故事。他说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并拿出从现场捡的两个冲锋枪弹壳,送给我一个。(可惜保存不慎这个弹壳遗失了。)

他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今天早晨,我到北京站,出站后听说天安门广场出事了。我想去看看,但公共汽车不通。我就沿东长安街南侧向西步街。长安街上已有许多下夜班的工人推着自行车缓慢向天安门广场方向走,中间也有许多市民。我贴着南墙根快步往西走,快到北京饭店王府井大街时,就走不动了,前面都是人和自行车。我就往前挤,原来西面马路上坐着大片戒严队伍,他们都挎着冲锋枪,手里拿着大木棒。从东面来的人与西面戒严部队中间有二、三十来一块空地。许多群众斥骂戒严部队,“你们吃人们的粮,穿人民的衣,向人民开枪!”有的骂的非常难听,戒严部队战士们都低着头不还口。这时从东面人群中走出一个人,胸前挂着照像机,他说自己是记者,想过去向戒严部队采访。许多人劝他不要过去,可是那位记者不听,走过中间空地到了戒严部队前面,想用照像机给戒严部队照像,却被戒严部队战士用大木棒一顿狠打。记者捂着头往东面跑,头上已流血了,人们气愤得直骂。这时从东面人群中缓慢开来一辆小面包车,人们拦着小面包车要司机送记者去医院,但司机说啥也不去医院。人们往东里一看,原来车里面是给戒严部队送的饭菜。人们气愤致极,将司机拉下来一顿饱打,又将小面包车掀翻了,车里面的饭菜洒了满地。有人将小面包车点着火,一群人用力猛一推,将着火的面包车推向戒严部队那一边。突然间,西面最前排的戒严部队战士猛然站起来,并排用冲锋枪扫射东面的人群,一面扫射一面并排往前走,前面的群众当即有许多人倒地。前面的群众丢掉自行车就转身往东面跑,但东面群众听见西面响枪反而更猛地往西拥,想看个究竟。这样两面的人往中间一挤,中间的人群可就倒楣了,互相踩踢。我亲眼看到有大批群众倒在地上,有的人是为了防扫射而趴在地上。我还看到几个老外吓得躲在南墙大树后面目瞪口呆。我慌中拌倒在地上,裤腿也撕破了。部队开着枪从大街上人群踏过去,超过了我,我贴在地面上往东面爬,顺手捡了两个弹壳。部队往东走了一段又返回去了。我爬了老远才敢直起身猛跑,大街上满是躺倒的人。我跑到北京站口,看了看手表是九点四十分。我到商店买条新裤子换上就上了火车。
——真吓死人了!你可千万不要去北京!”

这就是我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午十二时许在火车上亲耳听到的一个故事。我所以说是个故事,是因为我只是听说,并没有亲眼所见,只好他估妄言之,我估妄听之,估妄记之,读者也估妄阅之,将来总会有机会考证真假的。——但愿我听到的只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

九、风暴过后的沉思
在那场惊心动魄的社会大风暴中,我从马列毛主义角度参与了运动,提出了反修反复辟的社会主义革命口号。虽然没有产生社会效果,但我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终究刻下了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的印迹。
这场社会运动对我本人教育极大,比文革中的教育还深刻,文革中有导师指引,而这次风暴中全靠自己摸索。这场运动检验了我对社会运动的判别能力, 扭转了我对革命退潮时期人民群众的悲观情绪,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水平,看清了自己思想深处还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泥垢。我深深感谢这场人民大革命对我的教育启发,我将永远努力做一名人民战士。
八九风波使我坚信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断言:“各国人民,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的,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建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地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我由此确信,革命力量的源泉就存在于现在还处于矛盾思想状态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之中,尤其是产业工人之中。我从崇拜毛主席的真理,跨越到坚信真理源泉的新高度。这是我在迷沌年代末期的最大收获——我的阶级意识达到人民性化了。

十、必须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八九年社会运动
运动过后,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我更加坚持对整个运动的评价。当时的中央将整个社会运动都定性为“自由化”、“动乱”、“反革命暴乱”,我认为这是片面的、错误的,没有区分自由化与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戒严在制止自由化的同时也镇压了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激化了矛盾,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终于逼出了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这场人民民主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正在复辟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大革命。(但我这里所说的人民大起义,与匈牙利复辟势力说56年的“匈牙利事件”是“人民大起义”完全不一个性质。)
毛主席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七人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秉承巴黎公社原则——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发展到北京人民公社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原则——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摧毁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社会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所以,我认为八九年“六·三”、“六·四”事件中人民的抗争,是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即在社会资产阶级已经篡夺了政权正在进行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由游行示威抗议新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的和平方式,转化为武装反抗镇压的人民大起义,是国际共运进入毛泽东主义第二阶段的标志。但因为没有明确的马列毛主义纲领导指导,革命处于人民民主革命的较低水平,因而受自由化裹挟而失败了,正像巴黎公社运动受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控制而失败一样。从电视中可以看到在戒严部队开枪后大街上市民奔逃的镜头,但解说词说是戒严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暴徒还击。天安门广场上也响起了的装甲车声。历史上,凡是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人民群众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敢断定,最初下达开枪令的人,早晚会受到人民的审判。自八九年至今,北京广大人民和全国人民对这次镇压从来不服。以后的历届中央坚持八九年的定性,人民是不满的,早晚有一天要爆发出来。如果中央不采取主动措施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八九年社会运动,就会遭到人民的反对。
我认为,在八九年社会运动中存在着两股性质不同的思潮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同时还存在着以“反封建”、“反腐败、反官僚、反官倒”为主要口号、以反对新封建官僚腐败为主要内容,以工人为主体,并且是运动主流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必须在坚决否定自由化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对参加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而受到打击迫害的群众一律平反,给予妥当善后处理。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团结人民,扼制自由化翻案风。对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片面错误定性是早晚必须要平反的,否则永远处于被动地位。(这些观点,我在论文集,系列传单及2003年给中央的信中都有详细表述。——这是现在发表自传时的添加,2005年11月22日记。)
我对“六·四”事件中有一件事一直无法理解,就是解放军战士、军官被惨害和军队开枪之事。我认为有两种解释可能成立,一是修正主义中央控制下的军事力量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二是人民和军队都上了某种力量的当,例如像“四·一二”大屠杀中青红帮那样的流氓阴谋。我认为一定有天字号的秘密至今还未揭露。但愿我的这两种想像都是错误的而有人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就要有个公正全面的评价。人民等待看,但愿人民能耐心地等待,更但愿自由化翻案风无力再蒙蔽人民,更但愿中央及早主动地重新全面正确地评价八九年社会运动,从而避免一场更大的社会动乱。
上帝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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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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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1:55 pm    发表主题: 九 东欧苏联剧变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引用并回复

九 东欧苏联剧变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反修大论战中,毛主席就尖锐地指出,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已经熄灭了,预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控制下的苏联必然出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复辟悲剧。六十年代末苏联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七十年代中期波兰瓦萨公开抛弃社会主义旗帜,投向美帝钱袋;八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支持瓦文萨自由化,使波兰工人政党下台,瓦文萨上台;八十年代末期,东欧开始剧变,匈牙利为纳吉平反,罗马尼亚政变,南斯拉夫分裂内战陡起。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加剧,叶利钦退出共产党与戈尔巴乔夫争权。九一年“八、一九”事件后,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戈尔巴乔夫一纸命令,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二时,克里姆林宫顶上苏联国旗降落,从此再也没有升起,红旗落地的悲剧终成历史事实。当我从电视中看到这个镜头时,忍不住掉下泪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曾成为我们的最坚强信念,可是这一切在今天都化为泡影。而就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八九年风没波,自由化差一点成功。彻底否定文革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说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危险是将形势估计过分严重,不承认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历史给这个决议一个大耳光。(据说当年起草这个决议文件的主人之一已开始否定这个决议了。)
那几年,接连不断的改旗易帜的报导,使人目不暇接,令人惊心动魄。“社会主义彻底崩溃了”,“马克思主义彻底失败了”的嚎叫声充斥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也不乏此类人物跟着犬吠。在那个时期,我真有点不概敢翻报纸了,不敢看新闻联播了,因为过些天就会突然蹦出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六十年代初期,我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就已产生忧惧感,现在变成现实的恶魇,更使我焦灼不安。回忆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信中说“世界上一百多个党,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都被人们打得粉碎了,”我忧闷的心情被压抑得到了几乎要爆炸的极限。而中国的修正主义改革开放,正以比苏联、东欧当年蜕变更快的速度推进着。“中国,你被引向何方?”——我在惊恐忧惧之中发出这样的呐喊,有时焦虑得彻夜难寐。中国当前的改革已到了戈尔巴乔夫后期,叶利钦人物呼之欲出,比如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其中之一、之二。中国仅仅用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苏联三十六年的历程(1955-1991),可谓后来居上,所以八九年风波时戈尔巴乔夫要来中国取经。八九年风波后,中央内的自由化倾向并未扼止,只是变得更稳健而已,我认为这是“三十步”的倒退复辟速度。照目前形式演变下去,不用很久,中国必然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只不过由于有苏联、东欧之变之警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会更慎重地“摸”。
八九年风波之后,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反思迹象,如提出改革有两种不同方向的改革,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改革,提出阶级斗争仍有时激烈,存在复辟危险,提出根本问题的是政权问题,提出小生产自发势力问题,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大批社讲师团深入基层。但就在这时,九一年底——九二年初,从中国南方特区吹来所谓“春风”——“南巡讲话,”说当前主要危险仍是极左,不要搞姓资姓社争论,中央的整个部署全部打碎重塑。鼓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赞许“傻子瓜籽”搞雇工剥削。于是,房地产、开发区、走私汽车、泡沫经济膨胀,不得不赶紧急刹车“软着陆”。仅房地产中积压的空置楼房的损失就比大跃进中的损失还要多。最可怕的是两极分化加深,新生资产阶级滋生,腐败现象加剧,人民的怨言丛生,朱容基后来在说到三乱时使用了“民怨沸腾”一词。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难道要来一次反方向演绎吗?

十 车险伴我人生行
我在清华大学门口差点一命呜呼。
八四年七月十八日中午时分,我出差去北京到清华大学去看望一位读研究生的朋友欧阳平凯。他原是石家庄市电化厂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我在写小说《栋梁》时在该厂结识了他。那天我提着一个大手提包,里面放着衣服,书籍和一个装证件杂物的铝饭盒。清华大学门口是个丁字路,交叉路口西侧马路牙子有个烟摊,我右手提着提包上了马路牙子想问事,不知什么缘故,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一仰,倒在马路上。随之我惊讶地大叫一声:“哎呀!”我躺在一辆大卡车的前后轮子中间了!头和胸脯在车里侧,双腿在车外侧,腰部正好紧贴后轮。我当时满脑子一片空白,只蹦出一个字——“死”!可是卡车却急刹住了,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利索地从车底下猛蹿出来,从倒下到蹿出来只是刹那时间,简直就是条件反射。卡车的左前轮已上了马路牙子,紧贴烟摊。我站起身子便向司机大吼:“你们干什么?”这时才看清是一辆军车,满满的一车砖,上面还坐着七、八个战士、个个都吓白了脸。这时司机跳下车,吓得说不出话。从另一面跑过来一个青年军官,急切地问我:“同志,伤着没有?”当时我除了惊吓外,倒是没有受一点伤。我说:“没伤着。”那个青年军官才大喘了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解释:“我们是帮助清华大学建教学楼的部队,刚才到路口要转湾时,对面突然来了一位妇女骑自行车,司机为了躲她紧急打方向盘,让过了她却把您给撞着了。实在对不起,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一看是当兵的,自己也是当兵的出身,又没有受伤,就说:“没事,你们走吧。——多注意点。”司机和青年军官和我握了手,开车进了清华园。他们走后,烟摊老师傅说:“刚才都把我吓坏了,这要是刹不住车,非把你轧成柿饼子不可。——你倒是一点伤没有受,真是命大!”我把飞出十几米的大提包捡起来,打开一看,铝饭盒都变形了。我才恍然明白,原来是汽车保险杠的尖端正好撞在我的大提包的铝饭盒上,把大提包撞飞了,我的身体受反作用力向后仰倒在汽车前后轮中间。多亏了司机急刹车,我才躲过大难。我到了欧阳宿舍,跟他讲了此事,全宿舍的研究生都惊得嗟声不迭。

不知为什么,在这十几年中,我有好几次遇到车险,每次都令人毛骨悚然,但每次又都有惊无险。七五年六月,儿子立军的月科里,为了给他妈妈催奶,我到正定县城集贸市场买了两只甲鱼。回来时到了东货场门口,往来车辆很多。我扶着自行车把站在北边路边等车辆通过。我只顾注意从东往西的车辆,有辆大挂车向西开过后,我推着自行车从车后猛冲过去。不料,从西往东快速开过来一辆大货车,我的自行车撞到汽车保险杠上。说也奇怪,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把我整个身子撞飞起来,扔到汽车发动机箱盖上,脸紧贴到汽车驾驶室玻璃上,与司机隔着一层玻璃脸对着脸,司机的脸已吓白了。
我急忙从汽车上跳下来,一看自行车前轮成了麻花。正好有一位交通警在旁边,忙过来问我有没有事。我一点伤也没有,警察说横穿马路要同时注意两边的车辆。我扛着自行车去修理,回家跟香珍一说,她后怕得不得了,神神道道地说:“甲鱼是神物,是不是咱们得罪了它们。”我付之一笑了之。

有一次,我去井陉矿务局岳母家看望女儿,搭一个朋友的货车单车。汽车经过一个叫岩峰的地方,左侧是小山岗,右侧是十几米深的陡崖。我们车拐过一个弯,只见对面开来一辆大挂车,占着公路的中线快速行驶。我的朋友忙给对面车往边上让道,但自己的车却冲到了崖沿。朋友一个急刹,右前轮已离开崖边悬在空中。山崖就在我们眼下,再往前十几厘米汽车就会翻下悬崖!我吓得直打激凌,朋友急切地说:“别动,不要慌”。他闭上眼镇定了十几秒钟,才睁开眼,换了倒档,轻轻启动发动机,将汽车徐徐倒了回去。车脱险后,他一面抹头上的冷汗,一面大骂早已无踪影的那辆汽车的司机。

有一次,我在建设大街国棉五厂门口北侧骑自行车由北往南行。从后面来了一辆破旧的美式六轮大卡车,不知为什么它紧紧贴着我往马路右边挤我,我越往边上让它越挤我。卡车前轮贴在我的自行车前轮,卡车与马路牙子形成一个小夹角,我的自行车已贴在马路牙子,一点空地方也没有了,我一看情况不妙,只好连人带车倒向右侧马路牙子。你说怪不怪,我倒了,车也停了。司机跳下车绕过车头来扶起我,也气不打一处地骂汽车:“这台老爷车可缺德了,说啥刹不住,方向盘也失灵了,就是一个劲往右挤您,我老早就关了油门,要不然得出事撞着您。您倒了,车也停住了,您说气不气人?”这场车险真叫人哭笑不得。

八五年夏天,我出差去沧州。那天下着雨,售票员坐在车窗前,我坐在他身后的竖排座椅上,在汽车颠动中我慢慢眯起眼打盹。突然,汽车猛一刹车,车上一片惊叫和痛叫声。我的身子猛往右一倒惊醒了,猛一睁眼,就见售票员像前滚翻一样,头撞破玻璃蹿出去了,等他从马路上爬起来时,满脸是血,脸被车前窗玻璃划成了花瓜。司机的头顶在前玻璃上也撞破玻璃划破了。车上全体旅客都轻重不一受了伤,一片痛叫声,只有我一人因恻倒没有受伤。原来雨中对面有辆130汽车杀闸失灵,斜着向我们的客车开过来,客车司机急刹车,对面130汽车直撞到公路旁的白杨树上翻倒了。

就在这次车险不久,我去泊头办事,也是坐长途客车。到了一个乡医院门口,我要下车换乘,我提前到车门候车停下。车刚一停,从我身后挤过一个小伙子,跳下车,绕过车尾向对面跑。不料,从客车对方向开来来一辆大货车,这个小伙子的头猛撞到货车的倒车镜上,立即就跌倒昏过去,马路上流了许多血,倒车镜连杆也断了。我和几位旅客忙抬起这个小伙子送进医院,这个小伙子急急忙忙跳下车抢了一场车祸,他像我七五年那次也不顾对面来的汽车。
诸君,请您出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车祸猛如虎啊!

本章小结
自改革开放一出现, 就认定它是倒退复辟,是改道时代——改变道路的时代。但我心知肚明,却脑子理不清,嘴里说不透,知其表不知其里。苦思苦索十六年(自七八年——九三年)而不得要领。中间经八九风波,苏联、东欧剧变。我忧惧、焦灼、烦躁、苦闷,自恨平庸愚钝不堪,其间夹杂消沉、颓唐、悲观、彷徨,甚至堕入方城大战。好在我始终没有放弃探究的绳索,在二十年只等于一个星期的低谷中歪歪斜斜地踽行。苍天不负苦心人,至九三年底终于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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