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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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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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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8, 2006 6:56 am    发表主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三波) 引用并回复

第七章
文革时代的砺练

第三波 在激流中勇进
(68年底——73年8月)

题记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泌园春·长沙》

第一节 知青上山下乡赞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我只身一人来到石家庄市,到市
革命委员会工建交生产指挥部接受工作分配。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中,我本
来已做好去农村的准备,但工建交生产指挥部人员说大学生不下乡,到工厂去接受再教
育。
石家庄市地处华北地区河北省中部,是京广线、石太线、石德线交叉交通枢纽。二十世纪初还只是获鹿县的一个村庄叫石门村。平汉线(北平至武汉)建成后,要修建通往山西太原铁路。最初设计是由古城正定县为枢纽站,但要拐个弯,于是取直一划线正好交叉点在石门村,便以石门为枢纽点了。石门村北三十里的正定县城是座古城,春秋战国时属常山国。后又称常山真定府,三国时刘备的五虎上将之一赵子龙的家乡就在这里,所谓“常山赵子龙”是也。城内有闻名于世的正定兴隆寺,又名大佛寺。大悲阁内矗立一座高达二十二米的木质大悲菩萨,又称千手佛,堪称旷世杰作。最有名的是石家庄市西北九十公时处的平山县西柏坡,是解放前夕中共中央驻地,新中国就是从这里走向北京的。
六八年底,石家庄市还是只有六七十万人的中小城市。文革前河北省省会在天津市,文革中天津市划为中央直辖市。在议定河北省省会时,最初计划建在古城保定市,即清未民初直棣总督府所在地。但文革中保定市支左驻军与插手于华北运动的陈伯达有矛盾,而石家庄地区驻军支持陈伯达。于是陈伯达力主将省革委建在石家庄市。所以保定人说石家庄“捞了”一个省会。六八年底我到石市时,市内还没有高层建筑物,最高的楼是桥西区的财贸大楼也只有六层。中心主街道解放路两侧有些商店、饭馆、修车部还是土墙建筑,房顶是炉灰渣砸的顶。
当时正是批判刘少奇高潮中,街道两旁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大书“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马路两侧的许多树上吊着刘少奇、王光美的模拟像,有硬纸板做的,也有用稻草扎的,还有模拟像跪在马路旁向市人请罪,那阵势称为“大批判”是一点不为过的。
大街上一辆辆大汽车满载着高、初中毕业生向城外郊县开去,车箱上贴着大标语:“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车上的学生们向街道两侧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知识青年上下乡运动是由肃兰州市一位干部家属发起的,当时文革中高、初中毕业生已积压六届,城市安排不下,这位干部家属向领导写了一份申请书,要求带自己的子女下乡去劳动。她在申请书中写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她的申请倡议得到毛主席的赞扬,于是掀起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已安排自己的女儿李讷到农村中去锻炼了,到文革前已有百万知青上山下乡,涌现出王培珍、邢燕子、董加耕等大批先进青年人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是作为反修防修的革命措施。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中接受贫中下农再教育和阶级斗争锻炼,增长了社会知识和才干,做出了贡献,也吃了不少苦。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批知青奔赴东北边疆北大荒农场,战天斗地,成为第二代黑土地开发者,做出了可歌可颂的贡献。想起当年他们(她们)都只是十八、九岁,十六、七岁的孩子们,毛主席一声令下,便热血沸腾,响应号召,登上北去的列车,挥泪告别父母,告别从小习惯了的城市生活,那情那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这就是那一代青年啊!知青在上山下乡中是被作为革命的生力军看待的,在社会生活中属革命阶级地位,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知青上山下乡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国家分忧解难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抹杀的,共和国和人民是永远会记住你们的贡献的,正像永远不会忘记困难时期下放回乡的两千万职工的贡献那样。 当然,成千万知青短时间内涌向山区农村,确实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出现一些问题。但就大方向看,上山下乡是正确的,功不可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红卫兵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根本方向。城市知青革命性很强,很少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小生产者的缺点更少,又经过城市生活和文革反修防修教育,所以农村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对他们的影响力弱得多。他们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中是一支先进的革命生力军,起着先锋作用。很多知青后来成为农村党、政、民兵、生产、技术上的骨干力量,他们对农村的“斗私批修”起着向前推动的作用,从他们中成长出大批革命接班人。其中北大荒农场的金万华就是英雄的典型,在一次大洪水波涛中抢救国家财产时,他为了抢救同伴,把一节木棍让给战友,将生命让给了战友,自己却选择了死亡,他的名字永远闪烁着那一代青年英雄灵魂的光芒。可以想象,如果上千万知青一直坚持战斗在山区农村,对提高农民的素质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抑制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防修反修反复辟会起到更大作用。后来,共和国同龄人中的叛徒林立果在其《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流放”。八十年初搞知青大返城,这是右倾翻案复辟势力为拉笼人心彻底否定文革的计谋。但是,许多知青对自己在那段时期将青春奉献给祖国并不后悔,许多人认为那段生活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旗帜永远是红色的放光的,黑手抹在这面旗帜上的泥垢终将会被历史冲刷掉的。现在又出现“倒插队”现象,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出现许多社会问题,这是设计者们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是坚决不赞成“倒插队”的,因为它违反有计划安排劳动力,违反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违反消灭三大差别的方向,违反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

第二节 急匆匆反起陈伯达
大学生在分配工作时,是各个工厂的负责人(主要是劳资和技术部门)与大学生当面洽谈。大学生介绍自己的情况,工厂人员介绍工厂情况,双方谈妥便当即拍板办调动手续,很像现在的双向选择。我是学军工的,当时想去一家兵工厂。这时遇到一个工厂负责人,是石家庄市化工三厂技术科长,姓罗,南方人,普通说得不太好。他说他们工厂是兵工厂,我问他们生产什么?他说:“生产地雷”。我先是一怔,正好与我学的火炸药专业对口,我就说:“好,我去你们厂。”三下五除二就办好了手续。我背着背包找到化工三厂,一问门卫工人,他们说他们厂生产“绦纶”,并不生产地雷。我说:“罗科长说生产地雷呀!”工人们哈哈大笑,原来罗科长是南方人,口音不准,将“绦纶”说成“地雷”,他没有说准,我也没有听清,就这样阴错阳差我分到了这个厂。不过这个厂确实有个车间生产军工品,是用玻璃钢布(不饱合树脂)压制半自动步枪枪托,他们对外就自称是军工厂。这个厂是五八年大跃进时组建的,市属国营企业,以生产汽车蓄电池盒的原料——酚醛塑料电木粉为主产品,六八年底只有三百名职工。
那一次分配到这个工厂的学生有四十多名,其中大学生八名,奇其余是中专生。学生们进厂后先进行入厂教育,内容是学习毛著,讲厂史和石家庄地区文革史。我们分四个学习小组,我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组长,其佘九名组员是石家庄市轻化工学校的女学生。负责入厂教育的是厂革委会员,姓马,是造反派头头。
没想到,正式学习的第一天,我就差点成了反革命。
六九年一月三日,在厂会议室里每个小组围成一圈。这些中专生在原学校分成两大派,一派叫“联指”,是拥军派,是掌权派,另一派叫“狂人公社”,也称“狂派”,又叫“鲁讯公社”,是反军派,被认为是反动组织不参加掌权。我初来乍到,不了解当地这种派别分野情况,也不了解石家庄地区的“拥军派”与“反军派”的特殊含义。我这个小组的九名女中专生中,有七名“拥军派”,两名“反军派”。这两名“反军派”女生一个叫小梅,一个叫小许。她俩的情绪低沉,有一种压抑感。拥军派中有个女生姓G,能言善辩,我们在谈话中互相讲述两地文革情况。
小G问:“你们南京分几派?”
我说:“分三派,一派叫‘好派’,一派叫‘P派’,还有一派叫‘促联派’,你们分几派?”
小G说:“我们这里分两派,一派是‘拥军派’,一派是‘反军派’。”
我一怔,挺新奇地问:“怎么群众组织分成‘拥军派’和‘反军派’呀?群众都是拥军的呀!”
小G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又问:“你们南京是几派掌权?”
我说:“是三派联合掌权。”
小G说:“这里是一派掌权,是‘拥军派’掌权,‘反军派’是反动组织,不准掌权。”
我更觉得奇怪了,说:“毛主席是号召大联合,要联合掌权,这里怎么是一派掌权呢?”
小G说:“这里情况特殊,中央首长表的态,‘狂人公社’是极左组织,反动组织,给砸烂了。”
我急着问:“是哪位中央首长表的态?”
“陈伯达。”
我竟然没有任何迟疑地说脱口而出:“看来,中央又有修正主义了!”
全组的人都惊愕了。
小G咄咄逼人地质问:“你说中央又有修正主义了,你指的是谁?”
我几乎差点顺嘴就说出“陈伯达”三个字。但紧坐在我左旁的“反军派”小梅急切地用手碰了我一下胳膊,我扭头一看,只见她神色紧张,却又一付难言之状,对面的小许也同样用焦灼的目光注视我,好象警示什么危险的事情一样。这两个女孩的关切目光,使我骤然冷静下来。“反革命”三个字在我脑海里悚然一闪而过,我灵机一动(这“灵机一动”可救了我的命),反问到:“你敢说现在没有修正主义吗?”
这下,小G被问住了,一时语塞。
当时已公布了毛主席的论断:“现在的文化大革命还仅仅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所以当时人们都认为反修斗争是长期任务,如果否认有修正主义,就是“阶级斗争熄灭” 论了。所以,我的反问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
小G迟疑了一会儿,语气肯定地说:“当然不能说没有修正主义了。”
“好,我们的观点一致。”我立即见好就收,趁机结束了这场危险性致极的谈话,化解了险情。小梅和小许同时重重地长吁了一口气,好象是炸药包上已经点燃的导火索在最后时刻被嘎然掐灭了,她们的重重的长吁声至今萦绕在我的耳边。假如当时没有小梅、小许的警示,我顺嘴说出“陈伯达”三个字,肯定立即就成为“现行反革命”。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组长,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反对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那还不是反革命?险情化解后,我真有点后怕。(后来我在社会调查中,了解到石家庄地区有的人就因对陈伯达有怨言而被打成了“反革命”)。那天散会后,小梅仍余悸未消地对我说:“你可真冒失,吓得我手心都出汗了。”她没有言明,但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我感激地说:“谢谢你。”小梅说:“你可要小心点,这里的派性很厉害的。”不想,我俩因这次险情却酿出一段奇异的恋情。

“陈伯达”这三个字虽在没有喷出口,但我的心里却紧紧咬住了他。因为我在南京时已经对陈伯达产生怀疑了,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我自然抓住不放了。我以了解当地文革情况为理由,向马委员要了一本《陈伯达视察华北地区各地的讲话汇编》。这是一本六十四开的白皮小书只有几十页,后来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小白本”,暗示陈伯达讲的是“黑话”,是与毛主席的语录本小红书相比而讽刺陈伯达的讲话为“小白本”。原来,华北地区在文革中分为两派,一派与当地支左驻军关系比较好,被称为“拥军派”,另一派与支左驻军关系比较紧张,被称为“反军派”。陈伯达在六七、六八年插手华北地区运动,到处“视察”讲话,到处表态,支一派压一派,将与支左驻军关系紧张的一派称为“反军派”,是“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结果被称为“反军派”的群众组织被压垮砸烂,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武装围剿“反军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成立革委会时,形成“拥军派”一派掌权,另一派受压,双方矛盾尖锐,造成许多严重社会后果。我还看到当地报纸的文章,一论、二论、三论“一派掌权万岁!”我当即断定,陈伯达的表态不符合毛主席六七年夏季视察大江南此时的讲话精神,这里面一定有鬼,我认为抓住陈伯达的狐狸尾巴了。我决定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我当时称陈伯达表态是“黑表态”,后来七0年夏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揪出陈伯达后,在“批陈整风”中,中央将陈伯达的表态定为“反动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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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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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8, 2006 7:00 am    发表主题: 第三节 厂革委会委派我去占领“黑堡垒”——锅炉房 引用并回复

第三节 厂革委会委派我去占领“黑堡垒”——锅炉房
入厂教育进行了两星期后,厂革委会向各车间分配学生——新工人。当时,工厂模仿军队,将车间称为连,小组称为班。厂革委一把手王主任把我叫到厂办公室,马委员也在座。王主任对我说:“小王,你是党员,又是大学生,军事院校毕业,毕业时学院鉴定很好,厂革委会决定把你分配到最艰巨的岗位——锅炉房。它属二连——机修动力车间,是全厂动力要害部门。锅炉班有十二个人,拥军派只有三个人,其余都是铁杆反军派,是全厂老大难,厂革委会几次派工作组去占领,也没有攻下来这个黑堡垒。现在派你打进去,瓦解他们,占领锅炉房。这是厂革委和整党领导小组对你的考验——你还是预备党员,还没有转正。你愿意接受这项任务吗?”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愿意”。
我于六五年底入党,预备期正值文革运动,到六八年底还未履行转正手续。厂革委会这样信任我,当然非常高兴。对于我来说,最艰巨的地方我是最愿意去的。“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英雄主义的激情在我年轻的胸膛里又开始跃跃欲试,它极欲寻觅表现用武之地。这个王主任有五十岁,个很矮,年轻时腿受过伤是个跛腿,他讲话声音非常清脆洪亮,抑扬顿挫很有感染力。他当干部多年,经验丰富,很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经常自诩自己是“八级泥瓦匠”,会和稀泥,于是他便得了一个“八级泥瓦匠”的美绰号。他把我当做攻占黑堡垒的爆破手,可以想见当时对我抱有很大希望。在以后的接触中,他在我面前隐约地显露出对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的傲慢有不满情绪,希望有一种外来力量进行抵消中和。现在一下子来了四十多名大中专学生,他要调动这支力量,我便是他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在不久以后的社会斗争中,我们却走到两股道上去了。

第四节 大学生烧锅炉成了产业工人
和我一同分配到锅炉房的还有三名中专生——光先、书斌、小周。锅炉班班长赵连元来厂办室领新工人,他是一米八的大个子,原籍唐山,三十五六岁,白静的脸膛,一付憨厚的咀唇,善眉善眼,壮实粗犷,满脸的煤灰粉(他刚拉完煤),很随合大大咧咧的样子,但一身产业工人的架式。他穿着防潮的大水鞋,向我们四个新工人大手一挥,说:“走!”说着,他的大水鞋在前面吧哒吧哒地领路,我们跟在他后面,——就这样加入了产业工人行列。
因为星期日不能停炉,锅炉房实行四班三运转,还有一个机修常白班。我们四个新工人每个生产班分一个,我的带班长——组长李福屯师傅,是老党员。我们组还有一个青工小刘。这台蒸汔锅炉是兰开夏式的工业锅炉,实际上是两台老式火车头水汽单简锅炉并列在一起。这种锅炉又笨又废煤,蒸汽升压很慢,属于被淘汰范围。烧这种锅炉和火车锅炉工一样累。赵师傅说,我们烧的是不动的火车头。锅炉蒸汽的蒸发量是每小时两吨蒸汽,最高蒸汽压力是八公斤。每班八小时要烧四、五吨煤,供应全厂生产用蒸汽和生活取暖用汽。烧这种锅炉很费力气,用大铁锹一次铲十几斤煤扔进锅炉炉膛里。最辛苦的是清炉灰渣,将火热灼烫的炉渣扒出来,用冷水滋凉,然后装上人拉车送到垃圾坑。基本上是拉来多少煤,又掏出多少炉渣,大冬天出炉渣时,小伙子们都要脱光膀子,有时穿个棉坎肩,每清一次炉都要汗流浃背,内裤都湿透了,冷风一吹又浑身冰凉。所以,几位老师傅都患有关节炎。因为滋水时水流满地,都要穿大水鞋干活。

赵师傅对李师傅说:“给你个大军官当徒弟,大学生烧锅炉他恐怕是全国第一个。别怕他有文化,该怎么教就怎么教,他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李师傅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他欢迎我的方式是从锅炉门上方拿下焐着的一个饭盒,打开盒盖端到我面前,原来是一饭盒闷熟的白薯,我不客套地接过来一块白薯。小刘只有十八、九岁,个子可不矮,很有力气,但情绪不太高,闷蹋蹋的没精神。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定为“反军派”中打击的一个重点。李师傅、小刘都是“反军派”。这时,从水泵房走出来一位正在搞维修的老工人,他连颠带跑来到我跟前,突然立正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但并没戴帽子,光秃秃的头顶),大声报告:“报告首长,反军派死硬分子活宝老杨谦正在接受改造,请首长指示。”他这半庄半谐的表演闹得我愣住了,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他去“扑嗤”一声笑起来了,将两只黑乎乎的油手在工作服裤子上好歹抹了两把,又看了看,还是油乎乎的,也不管了,两只手一齐全伸过来给了我,说:“干净不干净,就这么着吧。”我赶紧放下手里的白薯,也将两只手全伸过去,抓住他油乎乎的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就这样被产业工人阶级接纳为他们的一员了。他又端过来一个搪瓷杯子,外面也是油乎乎的,带着歉意地说:“没搁茶叶,凑合着喝吧。”老赵师傅说:“你那个缸子油乎乎的,喝我这个吧。”那位老工人风趣地说:“别看面黑,不牙碜。”我接过他的油乎乎的茶缸子,喝了一大口白开水。他满意地笑了,竖起大拇指:“看看,八路的干活没有架子。”大家都被他逗笑了。过了一会儿,赵师傅告诉我,这位老工人叫杨谦,快五十了,保定人,十四岁给八路军当地下交通员,十六岁参加八路军,老党员,是个老顽童乐天派,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活宝老杨谦”,他是“反军派”,因为随合,成了厂里“反军派”名义头头。厂里夺权时,他把厂里几个公章用绳栓在一起挂在腰带上当手榴弹玩。(在分配前,厂革委马委员告诉我,锅炉房的杨谦是“反军派”死硬分子,要多留神,原来就是他呀!)老杨师傅听说来了个军事院校毕业的“大军官”,就跑出水泵房来考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产业工人,他们的朴实豪爽立即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就这样被他们融化了。谁能想到,没有多久,我就被他们这些“反军派”给“黑化”了,不但没有攻下“黑堡垒”,反而为他们打抱不平了。

赵师傅给我们新工人领来工作服和大水鞋。老杨师傅给了我两块白纱包皮布,用来裹脚。他说:“过去女人们裹小脚,现在咱们男人裹大脚。不然脚在水鞋里咣当,要磨燎炮。”我照他的样子用包皮布裹好脚,穿上水鞋,站起来特意跺了两下大水鞋,这与我四年半前入伍时戴大盖帽,佩大肩章,扎武装带时的神气劲简直无法比拟。但我心里头却有一种很兴奋的坚实感,我就这样穿着裹脚的大水鞋踏上了工人阶级的道路。
赵师傅把我领到炉前教我烧火,他用大铁锨打开炉门,炉内炽热的火焰立即喷射出来燎烤我的脸,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赵师傅将十几斤的煤往炉膛里猛一扔,撒得非常均匀,左一锨,右一锨,中间再一锨,便将两为多长,半米宽的火面盖得严严实实,我接过大铁锨,铲好煤,沉甸甸的,一扬铁锨,铁锨头一下子撞到炉门框上,把十几斤煤扔了个天女散花,逗得李师傅他们哈哈大笑,我不好意思地也笑了。赵师傅说:“不要着急,刚学时都这样,待一阵就学会了。”一个班下来,已是通身大汗,得洗个热水澡,脱水鞋时,包皮布已被汗水湿透了发涩,脱了半天才脱下来。(我在这个锅炉房里整整烧了五年火)
当时厂里生活条件很简陋,我们新工人住集体宿舍。我们十几个新工人暂时住一个仓库里,睡大通铺。房顶的石瓦有的粉裂了,夜间能人裂缝看到天上的星星。晚上,我躺在大通铺上,像过电影一样回放我成为工人阶级的第一天的全景,心绪难以平静。入党时,指导员说:“你已成为工人阶级战士了。”但是入党三年了,我总觉得自己一直游离在工人阶级外面,工人阶级到底是什么样子,心中一直不甚了了,今天我真的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了。我觉得比四年半前入伍时所踏的台阶要高出许多。但我什么时候才能从他们的手中接过那张珍贵的合格证书呢?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名优秀分子呢?我是否一生都能与他们同心同德,休戚相关,永远走在一条道路上呢?

第二天天刚亮,上夜班的老王师傅就来宿舍找我谈话。(他是“拥军派”,是锅炉班的党小组长,马委员告诉我进锅炉后要紧紧依靠他。)王师傅把我领到仓库墙角旮旯蹲下,他先向四周看了看,对着我的耳朵颇为神秘地说:“我上夜班,昨天白天没见到你,让他们抢了个先。你可要提高警惕,不要叫‘反军派’蒙哄喽,要注意他们的动向,咱们要团结一致,一定要把锅炉房占领下来,有事多与我商量。”不知为什么这位王师傅的话像是一条毛毛虫在我心头上爬,很不是滋味。看来,马委员向他透底了,我有些茫然地望着他,没法给他一个准确的回答。他刚走,就来了一个我还不认识的老工人,对我说:“这个人可爱打小报告了,成天到厂头头那里‘嘟嘟嘟’,说东道西,你可要提防点。”一个要我“提高警惕”,一个要我“提防点”,我觉得有两股力量都在往我身上搅。
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最初要过三关。第一关,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这一关,我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就通过了,至今我也不知识知识分子的架子怎么个摆法(但不是我就没有知识分子的弱点)。第二关,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汗。这对我更不成问题。第三关,技术关。一个星期后我基本上通过了。赵师傅带领几位老师傅进行考核,一致通过,赵师傅对李师傅说:“他可以独立顶班了。”
我踏入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第一步是坚实的,但这条路要坚实地走下去还要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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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8, 2006 7:03 am    发表主题: 第五节 大调查令我心惊(破解“地方问题在军队”) 引用并回复

第五节 大调查令我心惊(破解“地方问题在军队”)
我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开始厂内调查。一是了解“反军派”人员的出身、历史及表现。二是了解“反军派”组织在文革的情况。三是了解陈伯达表态造成的后果。
这个厂在五八年建厂时是由几个老厂调集的工人组建。绝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比如锅炉房的老杨师傅,出身贫寒,很小就参加革命。老闫师傅从小拣煤渣,长大了烧锅炉,赵师傅父亲是国家干部,赵师傅从小当工人。李师傅、郎师傅也都出身很苦,这样的老工人怎么可能反对解放军呢?他们的组织是最早的造反派,是夺权中的主力,是初叫“狂人公社”,是要学鲁迅的革命精神,学《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后来就是陈伯达在接见时建议改叫“鲁迅公社”。后来与支左驻军在对待保守组织上有分歧,产生对立。再后来陈伯达支一派压一派,将“鲁迅公社”定为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砸烂“狂派”那一天,驻军出动了部队。李师傅说他早晨上班,看到大批战士在马路旁爬着,都上了刺刀。我六四年下连当兵的炮兵部队文革前调防到邯郸,石家庄有的战友复员了,我去看望他们,他们讲砸烂“反军派”时我们团出动了,据说是陈伯达下令“全歼”,结果部队开枪了。石家庄市有个学校的“反军派”学生毕业时,文艺宣传队的学生们在队旗前合影留念,竟被市革委领导打成“反革命集团”。在我们化工三厂,“反军派”的头头曾受到极残酷迫害,绦纶车间的小楼五楼顶上在夜间经常传出凄惨的痛叫声。在建立市级以下各级革委会时,只有“拥军派”一派掌权,“狂人公社”一派被排斥在外,形成许多矛盾。通过调查,我更肯定陈伯达的表态是错误的,是“黑的”,坚定了反对他的决心。我开始搜集陈伯达过去的著作,但因条件有限,只找到他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些著作都没有什么问题。

在调查中,我发现一个令我吃惊的问题。在河北省地区,军队本身分成两派,各自支持一派。两派组织的枪支明是抢枪,实际上是军队暗送。在保定地区,林彪原来领导的四野三十八军(四八零零部队,著名的“万岁军”)与河北省军区及六十三军(他们过去属华北野战军)对立。在保定地区,三十八军支持农大“造反团”派,压制“红楼”派,农大“造反团”被称为“拥军派”,“红楼”派被称为“反军派”。在石家庄地区,军队支持“联指”派,被称为“拥军派”,压制“狂人公社”派,被称为“反军派”。于是,保定地区的“反军派”往石家庄跑,得到六十三军的支持,反过来,石家庄地区的“反军派”又往保定跑,得到三十八军支持。两个军都有自己的后台,而且都很硬,谁也不服谁。结果形成两个地区派性武斗不止,保定地区的武斗是全国闻名的,一直到陈伯达倒台前还时有发生(因为在保定也是一派压一派)。这使我对毛主席讲的“地方问题在军队”有了极深刻的理解。过去一直认为是军队卷入了地方的派性,这种认识是不透彻的,实际上不是卷入地方派性,而是军队本身就有派性,是军队将派性带给地方。地方派性武斗经久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军队身上,军内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军内走资派们的争斗,在文革中通过地方派性曲折而激烈地表现出来了。

(以上是六九年初那个年代的认识,当时陈伯达还未倒台,林彪还未爆炸,认识只能达到这个程度。后来年代中发生的事件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陈伯达的文臣武将,林彪军事集团,七四年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七六年所谓武力解决“四人帮”,八十年代中恢复军衔制,八九年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回头反思文革的发生,“二月逆流”,六七年夏武汉“七·二O事件”,六八年春“杨余付事件”,以及更远的五九年彭德怀集团及高、饶事件。使我的思路触及到无产阶级掌权后,军队在防修反修反复辟中的作用与在和平演变、武装政变中的作用问题,使我形成一系列观点,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作了表述。在撰写本《白皮书》时,有了一些进一步的看法,在本章前面第二波中已作了表述。这就是马、恩、列所讲的“常备军”经常篡夺政府(《法兰西内战》)和“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恩格斯、列宁)的问题,正如政党、政府一样,军队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工具,它们既可以被这个阶级所掌握,也可以被敌对阶级所利用。当它们(党、政、军)发生性质蜕变时,甚至人员、旗号、组织,形式统统都不必发生变化一切保持原样,所变化的只是路线和实现路线的政策。如果从组织成分上发生根本变化,那是另一回事。)
几千年的历史和近百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史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一个政权建立以后,军队总是成为一种能左右阶级、政党、政府的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如此)。由于军队的介入,使得社会斗争、党内斗争改变了应有的政党面貌,充满了阴谋、残酷、血腥,并且多变而激烈。对于无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后,如何使军队失去这种独立性,既能保护人民镇压敌人,又不致于成为篡夺政府的官僚军事机器,马、恩、列已有明确提示(见《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我在后面的第十章将全面表述自己的的见解。

第六节 组织厂文艺宣传队
离六九年春节还有十天的时候,厂革委会王主任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我组建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由我担任队长,准备春节文艺节目,给我配备的指导员是厂里管工会的老郎。我们迅速从各车间抽调队员,共挑选了二十名青年工人,主要是原轻化工学校的学生。其中有小梅,她嗓子好,动作优美,还能编动作,而且性格爽朗为人正直,我征求老郎的意见由小梅担任副队长,因为宣传队内一大半是女青年,有个女副队长好管理。当时厂里很艰苦,只有一套锣鼓,一架旧洋琴,两把二胡,连演出的服装也是从别的厂借的,我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支笙。我们研究节目,由小梅她们从原学校带来的几个节目,自己编一些,又向医学院宣传队学习几个节目。一九六八年,尼克松上台当总统,我编了一个活报剧《尼克松上台出丑记》,讽刺美苏勾结阴谋。我还看到一份忆苦思甜材料《一块银元》,便模仿样板戏《白毛女》,配合当时批判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编了一个小话剧《一块银元》(又名《年关》)。我们白天、夜晚加班加点编排节目,我还在锅炉房坚上夜班烧火,一面烧火一面编节目,一连十天没睡一个好觉。仅仅十天,我们排练出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在年三十除夕晚上,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过革命化春节不放假。我们进行了第一场演出。话报剧让人笑得肚子痛,而小话剧又使人悲愤流泪,春节期间,我们到十几个工厂、农村、部队演出,收到良好效果。宣传队员们个个都积极肯干,不怕苦累,有时一天要演两场,每场演出后的奖品是一枚毛主席像章。每个队员都拿出自己的特长本事,精心排演节目。其中有两个姑娘,都是十八岁,小荣和小欧,都长得小巧玲珑,嗓音特别好,清脆婉转,擅长独唱,队员们叫小荣是小夜莺,叫小欧是小百灵。特别是小荣,最拿手是模仿马玉涛演唱的歌曲。一曲《见了你们格外亲》,总要谢几次场,加唱几支歌才能下场。我也很喜欢唱马玉涛演唱的歌,曾专门向小荣学唱《老房东查铺》。“星儿闪闪,坠夜空,月儿弯弯,挂山顶,老房东半夜三更来查铺,手里捧着一盏灯……”她一句句教,我一句句学,彼情彼景,至今历历在目,彼音彼律,依然缭绕在耳。至今队员们见面,仍对那段演出生活絮絮不休。宣传队受到厂领导和群众的好评。我本人也受到表扬,我又一次用文艺工作打开了到一个新单位的最初局面,站住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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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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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8, 2006 7:05 am    发表主题: 第七节 热血丹心结知已 引用并回复

第七节 热血丹心结知已
春节过后的一天,下白班后,忽然有两名原轻化工学校小伙子来到我住的大宿舍。他俩伯个子都不高,一个明显活泼,一个明显文讷。那个活泼的小伙子说:“我叫马明生,他叫王凤生。我们邀请你到我们的宿舍聊聊天,能否赏脸屈驾前往?”在新工人入厂教育期间,我对他俩已有耳闻,知道他俩是化工学校的铁杆拥军派,是两个有影响的人物,早有结识之意,想从他们那里了解文革情况,但他俩分到一连军工车间,我又忙于编演文艺节目,一直不得结识机会,现在他们登门相邀,正中下怀,于是爽快应允欣然随其前往,来到他们的宿舍,原来他们住一间小平房。凤生轻轻关上门,我刚一落座,小马便半试深半明了地说:“听说你对陈伯达的表态有些看法?”我不由一怔,不知如何回答为好,因为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直率地开门见山。小马见我有些迟疑,便爽直地说:“我们先亮自己的观点吧,我俩都是铁杆拥军派,过去都坚决拥护陈伯达的表态,——因为他支持我们呀。但现在我们对他的表态持怀疑态度。一是他的表态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二是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巩固红色新政权——革委会。在事者迷,旁观者清。你是从南京来的,比我们看问题要客观,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小马越说嗓门越大,凤生用手指贴在咀唇上轻吁了一声:“小声点,谨防隔墙有耳。”一看,凤生就是比较谨慎的性格。我本来正愁没有人交换意见看法,见他们如此爽快,便欣然合盘兜出自己的看法,真是一拍即合。“英雄所见略同。”小马高兴地与我击掌为誓:“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与陈伯达斗争到底!”《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时是怎样的欢快心情,人们只能想象,我们三人当时可大有爽侠气概。那个年代的青年,就是这样赤诚直爽,胸襟豪敞,心中只有“革命”二字。他俩邀我搬到他们宿舍一块住,我愉悦赞同。三人回到大宿舍,搬上我的被褥,又找来一张床,“二王一马三人小集团”就这样“勾结而成”了。(“二王一马三人小集团”是一年以后“打反” 运动中掌权派头头奉送给我们的桂冠。)我们决定从社会调查入手,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来证明陈伯达的表态是错误的。

我们决定搞一个自己的舆论阵地——建一个宿舍壁刊《为建设红色宿舍而战》。我们用白纸将室内墙壁贴严实,连续出了三期壁刊,共有三十就篇文章。都是天南海北,海阔天空,书生议论,但都围绕着青年革命化而发议论。我写的发刊词题目叫《开宗明义》,真真是开宗明义,上来就提出“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是什么?”然后自答:“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反修防修防止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在结尾处明确提出“要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警惕出现新的修正主义!”可以说是锋芒毕露,为了掩护我们的锋芒,我们借鉴“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的杂谈泛论的手法,写些有趣但又无关宏旨的文章。我们首先从名字革命化论起,各人攻击各人的名字。凤生攻击他那个“凤”字,我攻击我的“士”、“吉”。小马的名字没有多少“四旧”色彩,他就考证他的“马”字的来历,居然胡侃他的“马”字与欧洲“马其顿方阵”的关系。但最后都归结到名字无所谓,关键是头脑中要有革命化意识。小马说:“我们这种借鉴《燕山夜话》的手法是化反动为革命,向敌人学习。”三期壁刊共有三十几篇文章,可惜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宿舍办壁刊之事很快在全厂传开了,许多中专、青年工人都来阅看,尤其是宣传队队员们都来看,小梅、小荣更是逐篇细览,还不住地评论。轻化工女生小袁甚至要求投稿参加壁刊论坛。厂医务室女医生老梁,在检查宿舍卫生时,也将壁刊都浏览一遍,大加赞赏,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本人深受教育。中国有你们这样的青年在,是绝不会亡党亡国的。”她力主将我们的宿舍评为优秀宿舍,这一渲染,厂革委会领导们也来看壁刊,有的派头头从壁刊中嗅出一种异样味道,尤其对我们提出的“警惕出现新的修正主义”,相当敏感。他们有的人已耳闻我们入厂教育时的那场危险讨论了。壁刊中有我一篇体会,是对明朝东林党人的一副联诗发表感想,“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又对毛主席一段语录发表感想。“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在体会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要时刻注视阶级斗争风向,耳听今日之风,眼望百年之后的方向,在结尾处我写了一副诗联:“两眼远望百年事,双耳细听今日风。”不料,这篇体会在一年后成了“反革命”材料。很快,我们宿舍成了全厂的一个聚焦视点,每天都有不少青年来我们宿舍玩耍,可谓宾客盈门,往往是下中班的不走,上夜班的早来,好几个人挤在三张床上热聊,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情况,我将到工厂后几个月的感受写信告诉分配到南京市的骥江,他回信告诫,进行路线斗争要有准确证据,要谨慎从事,不要盲目出击。不发则已,发则必一击而中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与一起分配到锅炉房的三名中专生很融洽,大家在派性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我们建议成立锅炉房“学哲学小姐”,得到赵师傅和“反军派”方面人员的支持,“拥军派”一位张师傅也赞成,“拥军派”党小租长王师傅也提不出反对意见。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党史,逐渐触及到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有意识学习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号召大联合掌权的教导,暗示河北省地区一派压一派的情况不正常。我们组织几位老工人忆苦思甜,抒发对党、对毛主席、对解放军的热爱,我们在锅炉房门外的墙上用水泥抹了一块黑板,出版《红色锅炉工》墙报,每星期一至二期,从六九年三月至七零年三月“打反”运动开始,共出了几十期。墙报内容有诗歌、快板、好人好事、学哲学体会等,全厂职工去澡堂洗澡都要从我们锅炉房门口经过,这样每一期墙报等于向全厂做了一次宣传。技术科有一位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经常来看我们的墙报,有一次他指着墙报对我说:“暗藏玄机,含而不露,你们这是一支号角啊。长此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让你们煽起一场风暴来。”他的话使我又想起我初中时的班主任王老师的话:“你将来是个煽动家。”那时怎么想不到恰好三十年后,我会被公检法判为“煽动罪”。
青年人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时代的第一把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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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9, 2006 12:11 am    发表主题: 第八节 欢呼九大中的沉思 引用并回复

第八节 欢呼九大中的沉思
六九年三月中旬,已预告四月初将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我们宣传队赶排庆九大的节目。四月一日,九大正式召开,全国一片欢庆气氛。九大召开标志文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进入斗批改的阶级,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九大进行了二十四天,其间不断传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通学习九大《政治报告》,我对文革有了明确的理论认识,坚定认为文革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至今坚持认为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正确的)。我在当时有几点重要体会:一、一股风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也将长久存在;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也将长久存在;三文革并末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可能还会有后复。在学习九大新党章时,我发现新党章删去了以往党章中关于“不许进行党内派别组织活动”的规定。我体会以后党内斗争方式将会有些变化,这是为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和“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的问题,而给予党员抵制错误路线、错误领导以更充分的权利。这一点是对自建党一大至八大党章的最重要修改之处。我认为这是总结当时国际反修斗争经验,同时说明我党内修正主义势力很大,要防止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出现恩格斯、斯大林逝世后那种修正主义篡权的危险。当年,毛主席已七十六岁高龄,他明确讲过“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再结合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是用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揭露我们党的黑暗面”的论断,我体会路线斗争今后与政权斗争联系得更紧了。这些认识加深了我对路线斗争意义的理解,最终导致三十年后组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在九大上,陈伯达进入中央常委,主管党的宣传大权,可谓红极一时。我和小马、凤生看到这一点,更觉得反对陈伯达的危险性和斗争的艰巨性,但我们没有畏缩,那时已认定陈伯达是继刘邓之后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现在看来,那时对陈伯达的判断有简单化直线型。但也说明当时条件下判断真假马列主义比较容易,因为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保护还是镇压,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虽,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虽。”我们正是抓住了陈伯达表态打击压制人民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于是一击而中的,而在当代,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比较困难,因为许多原则问题被经济事务活动掩盖着。

第九节 借题发挥小试牛刀暗反陈伯达

(一)拟定策略
党的九大召开后,文革进入收尾阶段。已在酝酿召开全国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但各地仍存在许多无政府主义现象,工厂中存在许多松散现象,不利于“三改”顺利进行。在六九年七月分,中央号召批判无政府主义运动。但是在石家庄地区,批判的矛头指向受压的一派群众,因为陈伯达的表态就是将“反军派”定为“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组织”。
当时,我厂两派矛盾集中在我们二连——机修动力车间。在其他车间、科室,都是“拥军派”人数占压倒多数,而在我们车间却是受压的群众占多数。在车间党支部中有一名委员——于海亮是受压一派的,在连队干部中有一名副连长——安子贤是受压一派的,而他俩又都在管工组,管工组全组都是“反军派”。在车间一级是“拥军派”掌握主要权力,而在下面的五个班组中,第一班是拥军派占多数,而另外四个班组长是“反军派”的。连长是个复员不久军人,他倾向于“拥军派”,常常玩不转,于是就用派性压。但压而不服,各班组常常给车间领导出难题,找茬撂挑子。开展批判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后,厂革委和连队领导认为可以借机整对立面了。于是我连以一班——车钳工班为主力,贴大字报攻击其他班组,而其他班组也贴大字报反击,出现一片混战。其他车间也大致如此而已,受压一派有大量工人被点名批判。我们了解到全市都是这个形势,批无政府主义成了整另一派的运动,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我和凤生、小马在宿舍小屋里对运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出现派性压制的根子不在两派群众,而是陈伯达表态造成的恶果,如果是两派联合掌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揭露这个根子问题是攻出陈伯达的一个好机会,但是公开揭露会立即被打成反革命,甚至会坐牢杀头(后来在半年多后的“打反”运动中,《河北日报》社有位女编辑就因为反对陈伯达及其文臣而被判死刑枪决)。照我和小马的脾气,真想公开杀出去,直攻陈伯达,公开点他的大名,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叫做“撸胳膊卷袖子大干一场”。“不就是个死嘛!”——小马满不在乎地说。我则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总要有人敢于第一个呐喊,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但风生持慎重态度,他认为目前还不是公开战斗的时候,应迂回曲折,绕开正面攻击,要吸取鲁迅批评徐褚赤膊战张飞而中箭的教训。我和小马认为凤生这是右倾,既然已认定陈伯达是修正主义头子,就应该迅速揭露他,不能再让他继续损害革命,不能估息养奸。有时我们争得面红耳赤,但并不伤感情。最后我和小马还是被凤生说服了,计议的结果是采取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策略,公开揭露社会恶果而引导挖根子。决定以机修动力车间为攻击点,由我公开挑战,他俩侧应。我们逐个连队分析了力量对比,认为在群众中是七比三,支持我们的占多数。只要我们在政治上不被派头头抓住把柄,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六九年初,又有一批大学生、中专生入厂,还有一批复员军人入厂,这些外来力量都对“一派压一派”不满,而且多数“拥军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因此,我们认为在政治倾向上会得到群众拥护。(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不是三个人计议,而是我一个人,或我与小马两个人计议,很可能是直撞南墙,公开打出攻打陈伯达的旗号。那将是什么后果?不用说是可想而知的。)

(二)选择目标
经过反复琢磨,我们决定选择我们连一班——车钳工班的一个外号叫“刘大吹”的为攻击目标。此人当年五十出头岁,恶霸地主出身,其父亲为历史反革命被我政府镇压。他是个高级钳工,被当做“技术权威”。此人很爱吹呼,说话没把门,厂里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大吹”。此人是铁杆“拥军派”,很受车间领导器重。他有好几个把柄被我们抓在手里。当时,人们都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思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可是他却说“谁也不如我爹妈亲,我爹给我大饼吃,我妈给我奶吃”。“旧社会给我资本家干活,吃烙饼卷大肉,吃了有劲。现在吃玉米饼子就咸菜,没有劲。”就这几条,就可以置他于死地。我们决定拿他开刀,揭露“拥军派”里也有坏人,而这样的坏人受重用,如此嚣张,是因为一派掌权,埋下“陈伯达表态是错误的”这个“炸弹”,等待时机适合时引爆。目的是启发人们往陈伯达表态上去想,创造与论阵地。

(三)发动攻击
策略、目标确定后,我便开始起草大字报,题目是《论运动如何向纵深发展?》。按当时厂革委会的运动部队署,运动要向纵深发展,即挖阶级敌人,我们接过口号借题发挥,挖刘大吹。大字报在列举了运动中大量不正常现象后,矛头直指刘大吹,提出批判的矛头应该对准刘大吹这类人物,质问“这样的坏人为什么受到重用”?
六九年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将二十几张大字报(近四千字)贴在厂办室窗前的大字报席棚上,这是全厂最显眼的地方。早晨一上班,全厂便开了锅,下夜班的不走了,上白班的也不进车间了,都围在我那张大字报前面观看,当时就有人在大字报前争辩起来。看完大字报后,各车间,各班组都发生了大辩论,因为我们早已串联好支持者挑起辩论。我的大字报署名“二连四班争朝夕”(锅炉房是四班)。但谁都知道这张大字报是我执笔的,厂革委会和派头头们这时才看清我的庐山真面目,被他们委派去占领黑堡垒的人,却成了他们的反对派。
我曾与王主任议论过厂内矛盾问题,喑示根子在上面。王主任却城腑精明地说;“大方向由党中央、毛主席掌握着,现在的党中央是红色的。你的任务是接受再教育,搞好宣传队。不在其位,何必谋其政呀?”我却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又说;“你太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总是老虎最后把牛犊吃掉喽。”“总是老虎最后把牛犊吃掉”,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说法。说实在话,社会生活也确定如此。我对他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一生也不会忘记,但却没有听从他的至理名言。不仅如此,我还是小跳蚤专咬大动物。(请看后面第十章中的“跳蚤歌”。)

到中午时分,食堂门口两边的大字报席棚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有支持我的,也有反对的,从气势上看支持我的为多。整个运动离开了派头头们原来设计的方向,两派的人们都看出我的大字报中暗裹着一柄利剑锋芒可怕。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敢这样严厉批判“拥军派”的铁杆人物,这不是向派头头们的眼里插火柴棍吗?不是和陈伯达的表态唱对台戏吗?技术科那位技术员向我诡谲地说:“终于发动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厂革委会的马委员以“工革会”名义贴出大字报题目是《要辩别香花和毒草》。厂化验室的一位派头头化名“云水怒”,公开说“争朝夕”有“后台”。
我又贴出二论,三论,驳斥“工革会”和“云水怒”,同时贴出两批直接批判刘大吹的大字报,把火烧得更凶。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运动的形势,支持我们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更是兴奋不已,这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三年多时间里最潇洒的一次,第一次清醒而勇敢地向还末揭露出来的修正主义发动攻击,而又能挥洒自如,这比我在学院搞革串会时还有意义。我有一种翅膀羽毛丰满可以自已飞翔的兴奋感,自己命运的牛角已经被执住了。
我一面写大字报,一面领着宣传队排练国庆节目,一面还不耽误烧锅炉,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那些天不知哪里来的那么旺盛的精力。食堂的玉米面饼子一斤粮票六个,我中午一顿吃八个,赵师傅、杨师傅从家里给我带来饭,宣传队的小梅、小荣也给我饭票。杨师傅说:“你在火线上,不能饿着你。”小梅、小荣说:“你是我们的顶梁柱,不能塌了。”那种亲热的情语至今想起来仍然热流涌胸。
我们看火烧得差不离了,计划在第四论中提出,像刘大吹这样的人,清理阶级队伍时没有清出来,反而受到器重,如上猖狂,是一种什么力量在保护他支持他,如果他在另一派会这样逍遥自在吗?这就要触及到陈伯达表态问题,但我们决定仍然不公开点陈的名字,然后突然煞住,留给人们去思考。
但是三论贴出时已是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已临近国庆节了。厂革委会看出再发展下去要出乱子,于是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召开全厂大会。王主任在大会上说,为庆祝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停止大字报辩论,干干净净过国庆,等国庆节后厂革委会对大字报表态,双方都不要再贴大字报了。庆国庆是政治任务,谁敢干扰?一个下午,所有的大字报被席卷一空,换上了欢庆国庆的大标语。

(四)炸药包被掐断导火索 炮弹被拆除引信
因为王主任说国庆节以后要对大字报辩论表态,我们便按下第四论未发,想听听王主任的表态后再做应对。不料,国庆节后很久,厂革会对表态之事绝口不提。我去找王主任问他国庆已过,什么时候表态。他老道地说:“我说国庆节以后表态,我是说‘以后’,但并没有说哪一天呀,你急什么呀?”他有意将“以后”两个字说得很重,拉着长音,很得意的样子。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可是,我已近花甲,超过王主任当年的岁数,却仍然童稚如小孩不够一块姜。)王主任还向我透露一个底,他说:“很快就要恢复共青团组织了,你好好搞文艺宣传队,不要介入派性,厂团委书记肯定是你当了。当了团委书记,就要进厂革委会,你就是接班人了,你不要因小失大呀!”说实在话,这位王主任对我是很欣赏的,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有时宣传队要外出演节目,有的队员还在车间岗位上操作,车间干部不放人,王主任就一瘸一拐地亲自到车间找干部,一句话就把车间干部给塞住了:“什么事比宣传毛泽东思想更重要?”车间干部吓得赶紧放队员去演出。但我对他封官的暗示并不在意,只是希望他在表态时能给予公正的评价。
回宿舍后我将情况向凤生、小马一说,凤生马上断定:“运动到此结束了,王主任肯定不表态了。”小马则笑嘻嘻地出洋相逗我:“主任赏官了,未来的团委书记大人。”果然,过了六九年直到七零年三月前五个月,王主任也没有表态。

(五)扑不灭的火焰
明火虽然掐灭了,暗火却仍在燃烧,我们的大字报鼓舞了受压的群众,有些人凑到一起商量向党中央、毛主席写告状信,反映石家庄地区“一派压一派”的不正常现象,领头的是于海亮、安子贤、李军,他们平常与我的关系都不错。通过中间朋友,我和凤生、小马已经知道他们在写告状信,但我们不想直接介入他们的活动,以便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形势,到必要时再出手帮助他们。于师傅他们最初也想请我们笔杆子帮忙,但又考虑我们几个是刚来不久的学生,不想连累我们。于是,两支队伍心照不宣地配合默契地分头战斗。不料想,这场大字报风波和他们的告状信,半年后竟引来一场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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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9, 2006 12:17 am    发表主题: 第十节 爱情的小路曲曲弯弯 引用并回复

第十节 爱情的小路曲曲弯弯

(一)失去了“灰姑娘”,又失去了“白雪公主”
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后,我便到医学院去看望小芬。来见她之前,我先去看望一位高中的男同学小李。小李告诉我小芬已有男朋友了,是个很有气质的小伙子,是她们同班同学。我听后,很替她高兴,但即刻心中不禁涌上一种若失感。四年多不见,小芬已出落成端庄典雅的大姑娘,一个亭亭玉立的“白雪公主”活脱脱地站在面前,是那样地抚媚俊逸,我惊讶自己挚爱的姑娘原来是这样美仑美奂。一见面,两人都有许多的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谈起,却不约而同地问起了小玉,原来她俩也很久没有通信了。我知道她不好意思开口讲她恋爱的事情,便主动告诉她我已知道她有男朋友了,祝她幸福。她完全理解我的心,只是默默地点头,没有说话。当我与她分手后,我才明白她在我的心里是多么重要。当应该得到的东西最终没有得到时,才真正知道失去的东西是多么珍贵。我在小玉那里失去了一个爱人,在小芬这里又失去了一个爱人,我失去了两个本应该都属于我的爱人。这好比丢掉了左心房后又丢掉了右心房,整个心脏都丢失了。我离开医学院的时候,我的步履是沉重的,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张开的双手,好象要检查一下手里还保有什么。这双紧握过她们双手的手,依然散逸着她们少女的芳香,于是我紧紧地攥紧了双手,抱在胸前,仿佛怕再失去这珍贵的花蕾。
失去的永远失去了,我能永远保存的是两朵永远不凋谢的花蕾……
人们都说爱情是永远不老的。

当我已经到了当爷爷和姥爷的年纪的时候,再回首这三四十年前的少年红颜情谊时,立即觉得自己又年轻了,心灵是那样地轻灵兴奋,一切往事像压缩在软盘里一样立即重现在记忆的屏幕上,那感情的潜流像复活的蝴蝶又煽动着美丽的翅膀在眼前飞舞,仿佛拭去了时空的所有限制。那温馨的妮语,那妩媚的笑厣,那假嗔的埋怨,那不舍的眼波,这一切一切,霎那时间又都递次地让我享受了一遍。这时我更深地发现这两个女孩的生命精灵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扉上了,是永远抹不掉的。她们那最初的爱永远属于我,我的最初的爱也永远属于她们。如果一个人的爱可以有不同的阶段和层次的话,那么我们三人的那个阶段、那个层次的共同的爱早已融熔为一个生命了。每当我想到这些,我总是欣慰地在心里说,我奉献的爱是双倍的,我得到的爱也是双倍的,我有权说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之一。
我说,爱情是永远年轻的。

(二)为了纪律又失爱情

就在我完全失去小芬小玉两个爱人之后的不久,我又失去了一个完全可以得到的爱人。在文艺宣传队的共同战斗中,我与小梅结下了深挚的友情,不亚于当年与小芬小玉的友情。尤其从政治上说,小梅的气质更适合于我。但当小梅明确地提出将友谊上升一步的时候,我断然拒绝了。回绝的理由是我自己为自己设立的一道纪律枷锁,在大学文革中我参加了我们这一派的文艺宣传队,出现队员谈恋爱造成不团结情况。我接受这个教训,在组建厂宣传队时,为防止队员之间谈恋爱影响团结和演出,为了避免厂内议论,我硬性规定了一条纪律,宣传队内不允许谈恋爱,谁谈恋爱双双离队。指导员老郎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不近人情,但我坚持不松口,三令五申。现在假如正副队长带头谈恋爱,自食己言,我还算什么人?现在看来,失去小梅比失去小芬小玉的损失更大,与小芬小玉的情谊主要是异性之间的爱恋,而与小梅的情谊比小芬小玉的情谊又多了一层政治志趣上的投合。我相信,假如我与小梅真的结合了,她会给我许多帮助,我的政治人生道路一定比我后来一人孤军奋战要妥稳得多,收获也会更多。为了遵守军院的纪律,我失去了小芬小玉;为了遵守大串联中不谈恋爱的自定纪律,我又失去了小崔;为了遵守自定的宣传队纪律作茧自缚,我又失去了小梅。为了人格上的完整守贞,恪守诺言,不食己言,我却失去了诸多爱情,我认为值得。——我就是这样,这样才是我。所以,我对那种将“永不翻案”的誓言出尔反尔背弃的行为嗤之以鼻。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人在爱情上的成熟比他(她)年龄上的成熟要晚得多,比他(她)在政治上的成熟要晚得更多,而且纯真的人在爱情上永远是个幼稚的少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中的保尔在处理与丽达的爱情时那么毫无道理,我比保尔好歹还有些理由。)

(三)第一次搞对象就被人家给涮了

六九年七月中,赵师傅邀我去他家作客。他的爱人与我同姓,是石家庄国棉五厂布机工。他们夫妇原是唐山华新纱厂工人,五三年调来石家庄市参加组建国棉五厂,那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我国,在石家庄一下子就援建了五个纺织厂。他们已有三女一子,小儿子立新是文革中六七年出生的,刚一岁多,我去他家里,立新刚刚能扶着炕沿走路,我把立新扛在肩上逗他玩耍。第二天上班后,赵师傅把我叫到锅炉房软化水室(也是锅炉房办公室),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还没有。赵师傅说:“我爱人想给你介绍个对象,是她们车间的,是她师妹叫淑香,也是我们邻居,你愿意见见面吗?”那时我已二十五岁,父亲几次来信希望我在外早点成家,父母就放心了。在失去小芬小玉小崔小梅的爱情后,我忽然对爱情之事有一种新的想法,觉得由别人介绍多个眼力也许比自己瞎碰更有把握,于是就同意见见小香。(这就又是个幼稚,既然已决定弃科从政,那么在结识伴侣问题上怎么能如此随便呢?)赵师傅中午吃饭时赶回家告诉他爱人去通知淑香,淑香以前托嘱王师傅帮她物色对象。当天下班后,我随赵师傅去他家,淑香已在他家等候了。她白静微胖,个不高。我们见面就开诚布公直切主题。我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经历,她却笑而未报家门。王师傅提议我们出去溜溜弯谈谈心。那个年代还不时兴称女师傅为“姐姐”,所以我一直称老赵爱人为王师傅。我和淑香来到离她们宿舍不远的东方红影院门前广场,东拉西扯谈了些琐事。她比我小一岁,已经参加工作四年了。在此之前,我虽然接触过许多女孩,而且也有不少女朋友,但没有一次这样直露地谈论爱情,而这次与淑香直接就是为了婚姻,我真有点无所是从,用现代的说法是真有点找不着感觉。这种方式的搞对象确实与男女学生的爱恋不一样,所有的神秘感和亲切感都荡然无存,淡而无味,好象简化得只是为了搞对象而搞对象。就在我还没找着感觉的时候,忽然间下起大雨来,而且是滂沱大雨,我们又没带雨具,急忙跑到附近马路边一个汽车站牌的小亭子下躲雨。淑香说:“头一次出来就叫雨淋了。”她明显有一种扫兴意味。等雨停后,我们都淋透了衣服,她回家去换衣服,我回到赵师傅家。他们夫妇看到我淋成落汤鸡的样子,都笑了。王师傅打趣地说:“一浇就喜(洗)了,八成能成呢。”我回厂以后,有个上中班的工人拦着我,他平时与我关系不错,说:“我刚才上班看到你和一个姑娘一起在马路边避雨,是不是搞对象哪?”我说是头一次见面,这个朋友惊异地说:“你可小心别叫人家涮了,前两天我看见这个姑娘与我一个朋友的哥哥一块去看电影,我们都坐在一排看电影,我赶紧回去给你打听一下吧。”我告诉他淑香的名字,这个朋友请了假骑自行车赶回家,两个小时后他拿着一张相片回来,我一看相片上正是淑香,头皮一下子就麻了。我拿着相片又返回赵师傅家,他们夫妇也都愣了,非常尴尬,王师傅不好意思地说:“真想不到淑香这个样,那就甭进行了。”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搞对象,就叫人家给涮了。
(四)爱神再次光顾却送来磨难都是相片惹的祸

无论什么事如果遇到特讲认真的人就有意思了。王师傅是个直性子的热心人,也有一股子拗劲,她对赵师傅说:“我就不信不能给小王找个好对象。”于是,就将她最要好的小师妹介绍给我,这就是我现在的妻子——香珍。淑香和香珍都是王师傅的师妹,但香珍比我小三岁,淑香比我小一岁,她考虑在岁数上小香与我比较适合,便将淑香介绍给了我。因为当时规定男女双方岁数都必须到二十五岁才能结婚。初恋受挫,本来我想停止这种介绍式的恋爱方式。恢复过去那咱巧缘式的方式。但老赵夫妇如此热心,我觉得不好驳他们的面子,就又应承下来了。

第二天,我和香珍在赵师傅家见面。香珍和淑香的性格明显不一样,她是个温和稳重的姑娘,一看就给人可信赖感。我明显地看出它一见面就认定了。(后来她羞涩地告诉我她确实是一见钟情。)王师傅又鼓动我们出去溜溜。我们骑自行车来到市边石津渠堤旁,在堤坡上坐下聊天。那天月光明亮,满天星斗,蓝彻穹空,使人心旷神怡特别开朗。她讲述了自己家的情况,她家在离市一百里的井陉矿务局,父亲是煤矿工人,解放初期在一次井下事故中不幸去世。那时她才六岁,小妹海玉只有一岁。母亲含辛茹苦将她姐妹俩拉扯大。因家庭生活困难,她初中二年级十七岁就到纺织厂当工人。她是布机车间装棱工。这是最累的一个工种,一个人供几十台布机,每天推着装棱车绕布机走的路拉开都有八九十里路,年轻轻的腿都走得发肿。车间里机器声震耳欲聋,对着耳朵说话都要大声喊,所以许多女工都心率不齐,患有心脏病。车间内四季如春暖和且湿度很大,大冬天她们只穿单衣,所以许多女工都落下关节炎。那个时代搞对象首先介绍家庭出身,就这一点来说,我俩是门当户对的“红五类”。那一晚,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将自己的经历和个人抱负竹筒倒豆子一般底朝天全倒出来,告诉她我要为政治战斗终生,可能会有许多坎坷磨难,甚至会成为“反革命”,请她慎重考虑。她不善言辞,但却直爽地说:“我听了你的经历,就相信你是热爱毛主席的,相信你是个直心眼的好人,你绝不会成为反革命,我不懂政治,但我愿意一辈子跟你受苦。”她的话使我很感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清楚地看出她与我想象中的战斗型伴侣相去甚远。当然,她是个纯朴的好姑娘,将来过日子肯定是一把好手。从人生志向出发,我几次想中止关系,但又为感情所制,难于开口。一方面是香珍本身是那么诚挚热烈,我怕伤了一个姑娘的心;再一方面老赵夫妇那么热心,我不好意思叫他们白费心,也怕他们说我眼皮高,于是在一种断、续两难中维持着。

我那时已二十五岁,也几次处理与女朋友的关系,但都没有真正敞开心扉谈恋爱。与小芬小玉是纯友情阶段的爱恋,双方都没有挑明,与小崔小梅也没有深谈。而当我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时,却是跳过它(爱情)而直达婚姻。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爱情的死亡谷,还有人说家庭是陷阱围城。我在前面第四、五章说世俗恋爱是婚姻的直通快车。香珍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组织一个过日子的家庭,过她认为心满意足的小家庭日子。我们越过了爱情而直奔家庭。我们前后谈恋爱达三年之久,在一起厮守玩耍也不下几十次,但没有一次谈到“爱情”两个字。这绝不是我们之间没有爱意,没有感情,如果没有相当深的感情爱意,不可能达到后来以身相许的地步,而且从实际的感情和爱意(尤其是从香珍那方面说),其实超出当时代的(更不用说现时代了)许多谈情说爱人们的程度。我是从高层次的政治化精神爱情高度来议论的,所以我对我们的爱情没有达到这个层次而有所遗憾。如果说与小芬小玉的爱情是一双浪漫的蝴蝶,与小崔小梅的爱情是一对娇嫩的雏燕,那么与香珍的爱情就是一支结实的健牛了,而我希望的是一只矫健的战鹰。

(什么是爱情?什么样的爱情才是幸福的爱情?这是人类永远谈不疲倦的话题。每个人的爱情都是一部百集连续剧。几千年来有千百种说法,这就恰恰说明爱情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比较通俗的说法是,双方都感到满意(完美)的爱情就是幸福的爱情。那么怎样一种精神状态可以称之为满意和完美呢?我从亲眼目睹的万千对婚姻中悟出,真正美满(完美而满意)的爱情是——
自己所爱的人正是爱自己的人,而爱自己的人也正是自己所爱的人(或爱自己的人正是自己所爱的人,而自己所爱的人也正是爱自己的人),即爱和被爱的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不论这个目标的层次在何种程度上,只有这样的爱情才是完美的,才是幸福的——它不管别人的感受如何,这就是说,爱情是两个当事人自己的事。

但是,爱情与家庭并非等价物。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这种美满幸福爱情的家庭并不多,绝大多数家庭是为了建立家庭而将就凑合。异性之间为了组建家庭而亲近,就很难有高层次的爱情(但不是说没有爱),而不以组建家庭为目标的异性亲近,恰恰有许多是真正的爱情。夫妻并不一定就是爱人,而许多情人恰恰是真正的爱人。夫妻是家庭的符号,而爱人则是爱情的结晶。幸福的爱情必有幸福的家庭,没有爱情或爱情不充分的家庭是普通家庭,这种普通家庭同样也有自己的幸福,主要是以子女为纽带结织出来的。普通幸福的家庭比比皆是,而同心相犀的爱情却百里难一。家庭要求感情的相对稳定性,而爱情的要求则是感情的融一性。爱情是感情充分融合时的结晶,而感情又是随环境、文化程度、年龄及内心体验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双方有一方在一个方面发生较大变化,感情都会发生变化。爱在则爱情在,爱消则爱情消,而家庭不允许这种随意性,流动性,所以家庭是对爱情的一种限制和制约。只要家庭还没有从人类生活中消失,并且还以经济因素为主要构结框架的时候,情爱就会大打折扣,爱神的翅膀就是挂着重砣的。只有仅仅以感情精神结合为目标的爱情才是高层次的爱情。到了共产主义时代,家庭将消失,作为经济生活单元的家庭将不复存在,男女异性之间只为感情的需要而结合。在共产主义时代到来之前,这种真正高层次的爱情多数也要组成家庭,但这类家庭仅是爱情的载体。比如那些为政治、事业、道义等而亲近而组合的家庭,就是爱情与家庭双双美满的家庭,极令人羡慕。如马克思与燕妮,列宁与克理普斯卡娅,拉法格夫妇、成里夫妇的爱情,可谓是人类爱情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但这种真正高层次的爱情并不一定必须组成家庭,比如恩格斯的爱情史就同样令人钦幕。)

就我本人来说,在未参透爱情真谛前,最初曾憧憬的爱人是小芬小玉那种纯情女性。当我确定了政治人生以后,我设想的伴侣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但当爱神将小梅送至我面前时,我却为了爱情之外的信义因素的制约轻意地失去了小梅。所以爱神负气了,让淑香来捉弄我,惩罚我。当爱神再度关怀我时,却将一个我有所爱而又不能充分满足我的爱的要求的香珍送到我身边。我却又为低层次的感情所制放弃了高层次爱情的追求,这说明我在爱情问题上远未成熟。实际上,许多人在没有弄懂爱情真义前列车已开进家庭终点站了。所以,一千对婚姻中至少有九百对在爱情上含有遗憾。
就香珍来说,她从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进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对我是百分之一百一的喜欢,百分之一百一的奉献了自己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我被她炽热的爱融化了,反而觉得自己如执意强调政治思想方面的素质,就有些太过分,不公平了。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工,要求她有女革命斗士的素质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她那句“我相信你不会是反革命,愿与你一辈子爱苦”的挚诚之情,使我无法回绝她扑过来的爱,却不料风云有变,又出来一场磨难。

相处一个多月后,香珍利用星期日休息回家去征求母亲的意见。她带着我那张戴大沿帽的半身照片,临行前信心十足地说:“妈妈一准会高兴地同意。”在我没有去香珍宿舍之前,她曾把我的照片给宿舍的姑娘们传看,结果姑娘们都说照片上的是电影明星王心刚,说香珍从照相馆的厨窗偷来哄她们的,于是她们送我一个美绰——“王心刚第二”。她应该第二天星期日下午返市回厂,我们约好在赵师傅家见面。但星期日下午她没有回来,星期一下午仍未回来,我和赵师傅夫妇有点蹊跷,猜测是不是她的母亲身体不适而耽搁了。星期二下午我又到赵师傅家,香珍已回来了。但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了,两天多不见,她一下子憔悴了许多,本来她就是白皙肤色,现在脸色苍白得吓人,两眼红通通的一付大哭过的样子。见我一进屋,她就抑制不住地哭起来。王师傅把我叫出屋外,说香珍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理由非常奇特,正是那张照片惹了祸。她母亲说,人家眼珠子那么大,鬼精鬼精的, 我的姑娘那么老实,将来肯定受气。香珍百般解释,百般哀求,百般吹嘘我,但老太太就是一个“不”字。她急得直哭,但是多耽误了两天也没哭软母亲,只好泪洒百里回市。老赵夫妇不住的叹息,当时,赵师傅的老岳母也在他家住,这位姥姥也同情地直落泪,不住地说:“这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我清楚地看出,就香珍本心是绝不愿意断绝关系的,但她又迈不过母亲这一关。她又不能硬拗着母亲,因为母亲千辛万苦将她姐俩拉扯大,身体又有病,她从小对母亲百依百顺。香珍实在是太为难了,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我不能让她承受这两方面的折磨,我当机立断决定终断关系,解脱她的困境。她听我一说终断关系,嚎啕大哭,泣不成声,哭声撕扯着我的心肺,使我知道她对我的爱确实是深挚的。她求我答应她三件事,一不退还相片留作纪念;二继续做好朋友仍经常见面说话;三是容她再做几次母亲的工作,实在不行再最后中断。我签应了她全部要求,她这才止住哭声。临分手实施,她送我十斤粮票,一饭盒大米,她知我烧锅炉累饭量大,定量不够吃,我没有推却接受了她的心意。第二天赵师付告诉我,我走后,香珍又哭了个涕泗横流。她接连几个星期回家哀求母亲,终于没有哭软老太太。香珍实在没法,只好哭着对王师傅说不能再耽误士吉了。她要求我星期日仍到赵师傅家见面说话,我应允了她。此后整整半年中,她身心憔悴,每次见面都送我一盒大米。过阴历年每人只发半斤花生票证,她也买了花生送给我。那时,老赵夫妇成了我们之间传递饭盒的传递员了。可是谁又能料到,半的多后,竟然因为我反对陈伯达表态被打成反革命,反而使我们的爱情之花梅开二度,终成眷属。

(五)硬扑上的爱情

其实,就在我与香珍谈恋爱时,厂内有好几个姑娘在同时暗中追我,并且下决心要从国棉五厂那个姑娘手中夺回她们的“白马王子”。当时,我确实有许多令姑娘们喜欢的地方,军事学院大学生,预备党员,一米七六的标准身材,能说会唱富有文采,没有架子随合近人,特别是富于正义感,这些优势将我的一些缺点掩盖得严严实实。有好几位姑娘以各自方式表示爱恋之意,我怕引起不好影响,便采取了一个绝然的措施,公开宣布:不在本厂内考虑婚姻问题。多年后,当我们都四十开外了,有的当年追星族姑娘还数落我说:“你个王士吉可坑苦了我们了,当时我们姑娘都说,找男朋友要以王士吉为标准,低于他就是失败。”我这才知道,一个有多种优势的男孩或女孩,他(她)们不知要欠别人多少感情债。所以我奉劝有多种优势条件的俊男靓女们,应尽早一点确定目标并公诸于众,以免自己欠得债太多。
这其中有个姑娘小张,追我痴到竟然使精神病复发,成了我终生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她是轻化工学生,个不高,挺胖,嗓音却清脆哄亮,口才极好,很爱钻研理论、哲学知识,在学校文革期间因派性问题受到刺激患过精神病。在入厂教育时,我们曾去钢铁厂参观。那天下着小雪,天气很冷,我们站在大卡车上寒风刺骨,我穿着军大衣,站在前排给后面的同学挡风。我身旁的一个男大学生小胡身材矮小,没穿棉衣,冻得直打哆嗦。我脱下军大衣给他穿上,继续用身体给他挡风。想不到这样一件助人为乐的小事,被小张看到眼里,在她心目中竟成了雷锋的形象。从此,她将我当作她追求的偶像,暗暗地爱上了我。她常找我探讨理论问题和哲学知识,谈得很投机,但我对她投向我的情愫却毫无察觉——那时我已与香珍谈恋爱。她虽然比我小三岁,但总叫我“小王。有一次她们宿舍几个姑娘在一起议论我,说王士吉被棉五厂的一个姑娘抢走了。小张插话说:“那可得把他抢回来,他是我们的‘白马王子’呀。”不成想,姑娘们回敬她的是嘲弄的笑声。有个姑娘不慎地讥讽她:“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也想追王士吉?”这句话可不得了,小张受不住了,很快又精神病复发了。病发后,她无法自抑,竟然公开向我表示爱情,我上白班烧锅炉时,她就在锅炉房的小板凳上一坐,跟我絮絮叨叨说话。下了班我回宿舍,她就是在宿舍窗外给我唱歌。她最爱唱的歌是《忆苦思甜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有时在厂区马路上同着许多人问我“爱不爱她”。闹得我不知所措,她正害着病又无法向她说清,我只好搬着被窝卷躲到锅炉房仓库小黑屋睡觉。有些人背后叫她“小疯子”,“小疯子追王士吉”当时成了厂里一大奇闻。她的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她母亲来厂接她回家养病。母亲临走时让人领到锅炉房,要看看这个王士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怎么就让我的闺女想成这个样子?”我向母亲连连致歉,母亲却说:“好小伙子,我的闺女病得值。”她此去再没有回厂,后来听说病好了,还结了婚。我心里这才安稳下来,并祝愿她幸福。
有一天,门卫人员突然给我送来一封信。我一看信封,是从石家庄附近一个县寄来的,我挺纳罕,我在那个县没有朋友啊。忙打开信,开头第一行字就惊得我目瞪口呆。

“我最最亲爱的爱人,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小王:你好吗?”
我急忙越过信的正文去看信尾的签名:“你的爱人张××。”
天啊!我的心像雷击一样颤抖了。
那封信的正文我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结婚了,但我想到的只有你——小王。你不会想象得出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多么重要,更不会想象的出我对你的爱有多么深。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灵魂,你就是我的一切。没有你,失去你,我的生命还有什么色彩?当我听说你和国棉五厂一个姑娘谈恋爱时,我偷偷地哭了好几次。我恨自己不能与那个姑娘争夺你,但我早已将一个少女的芳心献给你了——你是我唯一的爱人。今天就是我与你结婚的日子,在洞房花烛之夜,我想到的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
信的收尾处画着一盏电灯,表示是在夜间写的信。
看着这封用泪、血、情、爱写成的信,我的手抖个不停,心中突然泛上一种负债感——我欠姑娘们的债竟是这么多吗?我向着小张家乡的方向,长声吁叹道:“小张啊,何必这样痴情执著呀?我没有办法还你的债呀!”后来,又传来可怕的消息,小张婚后又旧病复发了,痴癫得失去了人样,不久就去世了。当我听说她去世了,我的心都碎了。
时至今日,我已是年近花甲的过来人,但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姑娘们都是这样执著于痴情?

(六)又一段短命恋情
就在我与香珍中断关系后,被厂内姑娘们“围剿”的时候,有个朋友的母亲又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我所以称为“亲事”,是因为从破题开始直接就是怎样组织家庭。这个姑娘姓严,名字中也有个“香”字,已有五年工龄的车工。她比我少一岁,高中毕业,性格开朗,微黑壮实的高个,很爱学习,对政治问题有相当成熟的看法。她看了我写的《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的总结后,提出许多见解。她全家都是“拥军派”,因为她的老祖母是当地支左驻军一位副军长的叔伯嫂子。她们一家自然都拥护陈伯达的表态,赞成一派掌权。我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我与小严关系中一个危机隐患点。但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我要从这个拥护陈伯达最坚强的堡垒户里拉出一个人来,就象保尔从老顽固家庭中争取娜莎一样,我为自己这个“野心”而兴奋不已。凤生、小马也很支持我,说“这回打到司令部里去了”。我委婉地巧妙地向小严介绍全国各地大联合掌权的情况,慢慢地小严有所疑惑地说:“那为什么河北是一派掌权呢?”我有信心,发展下去,我一定能说服她,争得她的支持,但我还是没有来得及将小严争取过来,七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毁掉了这段短促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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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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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9, 2006 10:26 pm    发表主题: 第十一节 天降灾祸我被打成“反革命” 引用并回复

第七章 文革时代的砺烁。
第三波 在激流中勇进
第十一节 天降灾祸我被打成“反革命”

(一)风暴骤起
七十年代第一春的立春很晚,雪季一直延续到阳历三月中旬。春寒料峭中一场小雪过后,一场“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所谓“一打”,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所谓“三反”就是“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现行反革命的第一条罪状就是“阴谋暴乱妄图推翻新生革命会”。
一九七O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正,在厂食堂饭厅兼礼堂召开全厂大会。厂革委会王主任一字一板地念完中央文件后,便神情严肃声色俱厉地大声说:“我们厂就有一个‘于安李反革命暴乱集团’!”全厂人们为之一惊。王主任接着说:“所谓‘于安李反革命暴乱集团’,就是以于海亮、安子贤、李军为首,他们秘密串联,组织反革命集团,反对中央首长陈伯达同志的表态,向中央秘密告状,阴谋推翻红色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整个会场都震惊了,凝固了。当时我想,他下面肯定要对去年的大字报表态了,肯定要将我们打成反革命。但他没有分开点我的名字,而是策略地说:“去年国庆节前的大安报辩论中,有人暗中与中央首长陈伯达同志的表态对立,我不说此人是谁,大家也都心里咱白。”整个会场人们的目光都聚向我。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闪出一个意念是:“要出冤假错案了!”致于他暗示我反对陈伯达,我并不在乎,因为我认为真理在手,并且没有把柄被抓住。
会后,于、安、李立即被押起来隔离审查。于海亮、安子贤就是我们二连的车间领导,李军是涤纶车间的一个青年工人,文革中是厂里“狂人”的头头。他们向党中央、毛主席寄出的告状信被转回石家庄市,成为反革命罪证。大会正开着的时候,声讨“于安李反革命暴乱集团”的大字报、大际语就贴满厂区和大字报席棚,原来在会前早已安排好了。其中有的大字报中公开点我的名,说我是“反革命暴乱集团黑干将、黑笔杆,有人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六八0大炮”,因为我是六八年毕业于炮兵工程学院。起外号的此人是当时四连的支部书记,姓巢,就是六九年九月大字报辩论中的“云水怒”者。他在大字报中指称我是“反对中央首长陈伯达的急先锋。”
我当时就想不通,于安李作为普通群众用真姓名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当地“一派压一派”的不正常现象,有理有据,怎么却是反革命呢?为什么要转回当地处理?这不是将群众的脑袋往铡刀里送吗?这不是要阻塞言路了吗?(三十年后,我也因向党代会举报批评邓小平及其修正主义路线而最终成为反革命。不过我使用的是化名,是省国安厅所谓截获我与香港明镜出版社通信而抓捕我。我使用“所谓截获”词语,是因为我认为当时国安厅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自建国后至今,群众向中央、向上级反映当地情况的信件被转回当地,而写信群众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数以万计。这是中国法制中极混帐极可恨的程序,它残害了多少忠良之土?残害了多少诤诤耿耿灵魂?成天在讲“民主法制”、“人民权利”,为什么这种极可恶的现象不能杜绝仍在谬种流传呢?群众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谁敢冒险向上级状告顶头上司呢?更不用说“批当今,揭逆鳞”了。我建议,凡越级上告的信件材料,任何一级不得下转,而必须自己处理。中国有那么多下岗失业人员,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个上万人,乃至十万人的调查处理专业队呢?中国历来有“民告官就是赢亦有罪”的封建传统,“民不敢告官”、“民告官难”、“官官相护”,中央写信告状的权利都被剥夺,还谈什么当家作主呢?中国什么时候能首先第一步做到“民告官”不受打击那就令人鼓舞了。

我将那些大字报浏览了一遍后,立即回到锅炉房软化水处理室,起草反击的大字报。我一个人起草,由四个人帮助抄写,一共四十八张纸。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将一块最大的大字报席棚糊得严严实实。对立面立即组织人力反攻,两天后又把我的大字报糊住。我又写了一批大字报,又把他们的大字报糊住。我有理有据为去年的大字报辩护,无懈可击,对方无从下手,最后只好用大标语轰击我。“打倒反革命黑干将王士吉!”的大标语从厂门口贴到厂区,又贴到锅炉房门口。全厂被点名批判的有七十多人。革委会派人秘密收集我们“二王一马三人小集团”反陈伯达的材料,但由于去年大字报中我们没有公开提陈伯达表态,更没有公开点陈伯达的名字,他们抓不到真凭实据。对立面曾派一名女学生打入我们的圈子,但由于凤生警觉提醒我和小马注意,她也没有刺探到确实材料。所以,在整个打反运动中,对“于安李”进行了公开的残酷迫害,但对我们“三人小集团”主要是用大字报攻击,未直接迫害,而且主要是针对我,对凤生、小马只是侧击。如果我们去年大字报赤膊上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就在这时,我小时候说相声的童友刘景祥到石家庄市推销他们厂生产的汽车刹车泵,来厂看望我。他一进厂,就看见门卫墙上一条大标语“打倒反革命黑干将王士吉!”一下子就愣住了。从厂门口到锅炉房,他数了数一共有十一条打倒我的大标语。他特意到厂区看看了大字报,回到宿舍无不惊骇地说:“你可真敢造反,反起他来了!——不过,我看你占理,陈伯达表态就是有问题,但是我可没有胆子反他。”他是廊坊空压机厂的推销员,在我厂住了三天离去,临走时叮咛我“多注意点儿!”
(二)终断短命恋情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再也不能向小严隐瞒观点了。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为了不牵连她和她们全家,我决定终止与她的恋爱关系。如果在“打反” 运动之前我已争得了她的支持,我会将她拉入同一战壕共同战斗。而运动猝然而至,我已来不及争取她了,于是又一次失去寻得斗士伴侣的机会。

(三)笑看各种社会嘴脸
运动开始半个月后,我来到王主任办公室,向他申明我绝不是反革命,我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遵循毛主席六七年巡视大江南北讲话精神的。我问这位曾向我封官许愿而且感情也不错的主任:“您看我是反革命吗?”当时我想,凭以往的关系,凭运动政策,凭他“和稀派”的传统,他正常的回答应该是:“你应该相信群众和党的政策,到运动后期会明了的。”可是万万想不到,他居然板着面孔冷冷地说:“你是不是反革命我怎么知道?你脑瓜门上又没有写着‘革命’两个字,谁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我好象突然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又好象突然发现了他脑后掩盖的另一付面孔转到前面来了,象《镜花缘》中的两面人一样,我当时雷霆般地震怒了,猛拍了一下桌子,拂袖而起,气冲冲离开他的办公室。社会运动确实是大海的怒涛,它将各种社会嘴脸区别得清清楚楚。(毛泽东语)我在去他的办公室之前做了准备,如果他问我:“你对陈伯达的表态是什么态度?”我给他来个不正面回答,而是背诵毛主席的那两段语录——“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和“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然后我再问他:“你说,毛主席的论断对不对?”凤生告诫我说,你可千万不要叫他抓住把柄。但是还没等进行到这一步他就把我气翻了。我在回宿舍的路上想,当时有厂革委副主任(是位派头头)在场,此人姓纪,派性十足。是不是因为有他在场,王主任才说出那种绝情的话,如果没有姓纪的在场,王主任也许说的圆滑些,但这就更显出王主任的面目可赠,一副老油条的俗气。我回到宿舍将这位主任的话学给凤生、小马,他们也气得不得了。凤生说:“什么叫社会油子,他觉得陈伯达现在有势,就抱着人家大腿,不惜将我们小百姓当做牺牲品奉献给祭坛上。”我当即宣布退出文艺宣传队,以表示抗议,同时随我退出的还有小梅、小荣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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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曾决定到天安门广场自焚
运动越搞越邪乎,许多群众因对派性掌权不满被打成反革命。市里隔几天就召开一次严惩公判大会,各单位人们都到市中心大街两侧观看游行示众。每次开会,我们厂的指定位置是现在的燕春饭店的东南角,当时燕春饭店还没有建,大街两旁还是低矮的建筑物,有些还是土房。每次开会,我周围都有几个人监视。我发现我们宿舍周围也常有人游动,我明白我们已被监视了,失去自由了。当时《河北日报》社有位女编辑就因反对陈伯达和他的文臣而被判死刑枪决。执行那一天,我看到她被五花大绑,被警察掐着脖子摁在汽车梆上,背后插着一支箭标。当刑车从我面前经过时,我下意识地想看看她的面容,但她的头被摁得低低的,蓬乱的头发盖着她的脸,只看到她是个不高的个子,是个瘦弱的女人。我心里想,如果我们公开反陈伯达,是不是也是这个后果?
面对这种猖獗的反动气焰,我义愤填膺,无法忍耐。运动中的迫害,精神的激愤,烧锅炉时受凉,失恋的痛苦,几方面夹攻,我突然患了腰部急性关节炎,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心火极大,无处发泄,竟从两鼻孔流血,鼻尖上肿出一个红泡化出脓血,疼痛难忍。我躺在床上仰天长啸:“难道追求真理的人,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打击吗?”就在这时,年少气盛血气方刚的我,毅然绝然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以死抗争,用自焚来抗议陈伯达代表的邪恶势力。我自己心里计议,带上一瓶汽油,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首先发表演讲,大声疾呼:“革命的人民,你们要警惕呀,陈伯达是继刘邓之后的资产阶级黑司令!”然后将汽油浇头点火自焚。当我做出这个决定时,我兴奋不已,从床上翻身而起,但又被腰部剧痛摁倒在床上。但是我仍然兴奋得呼吸急促,难以自抑。当时我什么后果也没有想,只想到一点,不能再让陈伯达人模狗样地欺骗人们。一定要大声喊出“陈伯达是个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我这个自焚的想法是受到南越一个正义和尚的启示,当年美军占领南越时期,在美国走狗吴庭艳控制下的南越西贾市中心,一个佛教徒引火自焚,抗议吴庭艳的反动统治,此事曾震惊世界,激起人民对吴庭艳反动统治的憎恨。所以我当时心潮激涌,决定采取这个行动。
我不能将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包括凤生、小马,我想他们肯定不会赞同我自焚,一定会阻止我。我到医务室要了一个打吊针输液的葡萄糖液的空瓶子,在夜间从锅炉房悄悄灌了瓶汽油,准备回宿舍带上车票钱翻过厂围墙去火车站乘车去北京。但是我往宿舍走的时候,发现身后人影幢幢,“有人盯稍!”在宿舍周围也有人影晃动。我果断地判断,我已被控制了,是离不了厂子了,我气愤地将汽油瓶子摔到墙上击碎。回宿舍后,我挥笔疾书,将满腔激愤豪怒倾注到一首诗中:

问天曲
大刀难排心头恨,
巨笔未解胸中愁。
横眉自立问苍天,
此寰后笑是谁人?

列宁多次说过: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我在六六年大串联时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罪行展览中看到革命先烈车耀先的一首诗:

国破山河在,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谁人?

车耀先诗中所说的“英雄夸统一”,是讽刺蒋介石自夸统治了中国一统天下。我将列宁和车耀先的豪气融铸到自己的诗中。(二十七年后,九七年五月,我决定正式攻击修正主义中央时,自己为《问天曲》谱上曲,请看后面第十章)。
(自那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多次回首审视自己当年未能成行的血气方刚的冲动,如果我当时真的实行了自焚,能否达到警世的作用呢?我反复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不久之后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揪出陈伯达的情况,可以肯定我的目的是能达到的。我至今肯定,当时的想法完全是正义的冲动,虽然不能否认有幼稚的成分,但绝不是无意义的莽撞。我当时坚信,我的行动肯定会被人们理解;即使暂时不能理解,以后总有一天会被理解的,我的死是值得的。)

(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幻灭》中说自杀有两种情况,一是绝望,一是兴奋。我认为他说的不全面也不深刻。自杀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极度绝绝望后的自我解脱,在自杀中这种情况为多数;一种是盲目自杀,如宗教痴迷者的走火入魔;一种是正义的抗争。这最后一种正义抗争是一种慷慨赴义行为,它是在邪恶反动势力强大猖獗,其灭亡征兆尚微而又蒙蔽大众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警世醒众,“ 我以我血荐轩辕”。这种正义冲动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清醒的冲动,一种是激愤的冲动。谭嗣同不逃而甘愿赴死牺牲,实际上是一种清醒的自杀。如果当时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形势,谭嗣同是绝不会状首就擒的。七0年“打反”运动时,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没有想到陈伯达会那么快垮台,认为他要红极四、五年到七、年,要到石家庄地压派性掌权的恶果震动中央后才能楸出陈伯达。但是我又不能忍耐地看着陈伯达表态祸害群众,而急于希望尽早地揭破陈伯达的面目,制止他造成的破坏,所以不惜牺牲自己而去撞南墙。因此这种高尚的正义冲动,就斗争的目标之性质来说是清醒的,但却又是带有激愤的冲动。我当时躺在床上想,你不是威风凛凛,气焰嚣张吗?好,我偏要撕破你一块脸皮,让人们看看你的丑相。让你知道群众中真正的“小小老百姓”不买你的帐!而自焚是最壮烈的自杀式冲锋的英雄行为,它是对邪恶反动势力最强烈的抗议,能最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对邪恶反动势力产生最强烈的憎恨,促使人们对骗子手提出质疑,所以我当时决意选择这种壮烈的斗争方式。当时这种思想中有没有英雄主义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它是革命英雄主义,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当时我们能断定陈伯达会很快垮台,我是绝不会产生自焚这种冲动的。
三十年后在看守所监室里,有的在押人员看到我写的这一节时,竟认为我当年的自焚想法与法轮功练功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是一样的,这真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告诉他,远在法轮功练功者自焚前多年曾有南越僧人自焚抗议反动统治。说也凑巧,不久就从看守所借到一本影册集《黑镜头》,其中正好有那幅南越僧人自焚时的现场镜头。那位老僧身披袈裟双膝盘坐双掌合十,身上烈火雄雄,他却岿然不动,这种惊天地泣鬼神浩然正气气冲霄斗的壮烈英雄豪举,令我肃然而泪下。一个僧人,他已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与世无争之人,尚且对邪恶势力表示义愤的抗议,他为的是什么?在这张永远是黑色的镜头面前,那种“不搞争论”的荒唐之教不感到羞耻吗?
但我绝不提倡自焚,正如并不提倡学习拉法格夫妇年老时为了不给党增添负担不依靠党费生活而双双自杀,因为有更多更有效的斗争方法供人们选择。)

(五)人心是杆秤
我对假若自焚会得到人们理解的自信,绝不是盲目的狂言,因为在当时的运动中就有好几件事证实我的正义精神已得到许多群众的肯定,这些小事我终身难忘。
当年,石家庄市修建了一座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即现在的省博物馆,这个展览馆的平面图形是个“忠”字,破土动工时正在“忠”字化高潮中,据说建馆时受到中央的批评。馆内大厅的吊灯中有些部件是我厂压制的。在“打反”运动中这个馆开馆,我厂组织职工去参观。那天,我们下夜班的工人集中坐厂内大汽车去参观。我下班后忙回宿舍换衣服,将装有毛主席语录本的工作服换下,穿上军大衣,急着走,忘了带上语录本。在展览馆前的广场上整队时,我个子最高,站在第一排第一名。当时有活动前都要读语录,大家都拿出语录本准备朗诵,我一摸大衣口袋才发现没有带语录本,就干戳着。那天带队的正是革委会中那位派性最强的马委员,在六九年国庆节前大字报辩论中的“工革会”大字报就是他组织的,因为我背叛了他们去占领锅炉房的使命而对我恨之入骨,在这次打反运动中他整我最凶。如果念语录时我没带语录本,在当时可是一条大逆不道的现行罪行,那个头头要是逮住这么一个天赐良机,肯定会往死里整我。(这可是整捆的稻草叫他捞着了——这是当时的派性话,即抓住对立面的把柄了。)紧挨着我的是一位姓张的老师傅,他发现我没有带语录本,就悄悄将他的语录本递给我,小声地说:“你现在是运动的重点对象,没带语录本要倒楣呀,用我这本吧。”我没接过他的语录本,也悄声说:“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怎么可以嫁祸于人让一位老师傅代我受过呢?一转眼这个老师傅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又将语录本塞给我,我仍然不接。张师傅庆幸地说:“正好有人带着两本,我借来一本,你快拿着。”我颤抖着双手接过语录本,只觉得两眼模糊了。原来他刚才是挨个去问谁带着两本语录去了。这位张师傅是一车间的,平时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他是“拥军派”的,为什么不怕被扣上同情包庇“反革命”的帽子而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参观之后,我将语录本还给他,不住地谢他。他却说:“谢什么,我是看不过眼去。你是从外地来的一个大学生,不就说了几句群众心里想说的话嘛?干嘛就这样害你呢?人心是杆秤,谁好谁赖,人们心里有底。——以后再有活动,可别忘了带语录本。”我当时语塞得说不出话,但心里不住地叨念着一句话:“这就是工人阶级!”两年多后我结婚那天,张师傅和十几位全厂岁数最大的老师傅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将他们当做自己的主婚人父亲一样敬重,请他们坐在主婚席上。

在受打击最利害的时候,我想到了小时候看到的小榆树们,想到了江姐,想到了王孝和,为了对抗恶势力,我表现出一副无所畏俱的乐观情绪。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在马路上和食堂里大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一面唱还一面用不锈钢勺敲击铝饭盒伴奏。食堂内有十几排用水泥板塔成的简易饭桌,我就在水泥桌旁坐下边吃边唱。食堂的师傅们也特别照顾我,我明明买的是便宜菜,他们却盛给我最好的菜,盛了一满满饭盒。有个姓荣的女炊事员说:“多吃点,好有劲唱。”宣传队队员们更是无所顾忌地围着我一块吃饭,又说又笑。尤其是小荣(她比我小六岁),常给我买饭菜坐在我对面一起吃,谈笑风生。小梅、小许、小袁等姑娘们都公开表示她们的同情。

为了示威,我专门看攻击我的大字报,故意大声念:“反革命集团黑干将王士吉决没有好下场!”在我念大字报时,有些工人站在我身后、身旁,常常有人悄声鼓励我,有的说:“挺直了腰,坚强点,天狗吃不去月亮!”有时我走在厂区马路上,有的青年小伙子故意从对面撞我一下,顺手将一张纸条塞到我的工作服口袋里。我到锅炉房取出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那时犯病的小张还没有回家,她更是恣意汪洋,她风风火火冲进厂办公室指着王主任鼻子大声训斥:“王××,告诉你,全化工三厂只有王士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命令你全力保护他!”说完又跑到厂院内挖防空洞时清出的小土山上,对满院工人发表演讲:“现在发表国际评论,王士吉是真正的无产阶革命派,我呼吁大家要全力发赴保护王士吉!”人们对她的“国际评论”报发鼓掌声,有的工人有意激励她继续发表“国际评论”。

锅炉房的同志们对我更是关怀备至,赵师付调我上常白班,好集中精力写大字报。我坚持三班倒,但前一个班的小伙子下班前就提前把我们这一班的煤备好,下一个班的少伙
子又提前两个小时来接我的班。在我病倒的时候,老杨师傅从家给我带来他的老伴特意做的烙饼卷鸡蛋。他在饭盒里用毛巾包着饼,说是刚烙好就赶紧骑着自行车往厂里来了。他到宿舍把饼拿出时还冒着热气。他鼓励我说:“四二年小鬼子在保室地区搞五次强化治安,五一大扫荡。我们首长说敌人最狂的时候,就是他们快完蛋的时候了。果不其然,不到三年,小鬼子就完蛋了。”那时候,来宿舍看望的工人不断。老杨师付问我:“士吉,怕吗?”我说:“不怕。”他说:“记住,不论到任何时候。总是正不怕邪,邪不压正。我老伴——她也是老八路,听说你病了,给你烙了个鸡蛋饼,你快吃吧。”这哪是几张鸡蛋饼啊,这是工人阶级的护子之心啊!那时候,来宿舍看望我的工人络绎不绝。这许许多多的感人的场面,至今年回忆起来,仍令我怦然心动。俄罗斯有个神话故事,大地之子安泰,只要将自己的身躯往大地母亲的身上一靠,就会力量倍增。在我遭迂最严重厄运的时候,我幸运地象安泰一样得到了人民母亲的呵护而增加了无穷力量。就是这些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使我坚信真理红旗在我的。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

两眼远望百年事,
双耳细听今日风。
真理在胸旗在手,
无私无畏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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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9, 2006 10:27 pm    发表主题: 第十二节 毛主席发表《五·二0声明》弘扬国际主义精神 引用并回复

第十二节 毛主席发表《五·二0声明》弘扬国际主义精神
七0年五月,美帝国主义策动柬埔寨王国的朗诺和施里马达发动反动政变,并借机出兵柬埔寨,扩大东南亚战争。七0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发明著名的《五·二0声明》,支持柬捕寨和东南亚人民抗击美帝侵略者及其走狗。五月二十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百万人声援大会,林彪宣读毛主席的《五·二0声明》。(这是林彪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城楼。)会后,全国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声援柬埔寨和东南亚人民。毛主席将中国作为越南和东南亚人民抗击美帝侵略的大后方,象当年支授朝鲜人民一样,那是任等的气魄!中国人民在自己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无私地大量地支援世界革命,高举反帝反修大旗,成为国际共运和第三世界的擎旗者和希望,成为苏联、东欧复辟以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堡垒。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有人却拒绝当第三世界的“头”,拒绝自己应该承担的擎旗者责任,放弃革命领导权,却和帝中主义资产阶级一起鼓吹“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闰与发展”,与美帝国主义和复辟了的俄罗斯搞什么“战略伙伴关系”,使当代世界革命处于无“头”、无旗帜、无主义、无方向、无目标、无力量的被动状态。尤其是在九九年五月八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对这种侵略战争行径,修正主义中央采取了软弱无力的外交政策,被美帝司肆意玩弄,丢尽了中国人民的骨气。我对此气愤致辞,便写了反邓反修反复辟系列传单续一《北约导弹轰垮了邓、江迷梦》,寄给中央,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和平主义思想,提出“当代世界的主题是革命与反复辟”的口号。——这自然是反话了。
当时(一九七0年五月)“打反”运动正在高潮之中,我身处逆境。在市里组织武装游行示威时,我要求参加——我本身是武装基干民兵,但是车间头头不允许,连抗议美帝、支授世界人民革命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第十三节 再试锋芒挥利剑
面对恶势力的猖镢,我和凤生、小马对运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再次出击反攻。于是,我们又射出了一支利箭。
一九七0年八月一日建军节那天早晨,人们一上班,便发现食堂门口北边大字报喜棚上贴出了一张大报:《谁是真正的反军派?》署名“二连四班战士”。大字报直指陈伯达反动表态,但仍未公开点名。大字报严厉斥责将群众打成“反军派”的人,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反军派”。大字报震动全厂,厂革委会立即向市革委汇报。到中午时分,当时的地区革委会主任——就是陈伯达文臣的夫人,与军分区负责人坐轿车来厂看大字报。厂领导惊恐万状,非常紧张。据说两面位大人物看了大字报(他们看大字报时我就在旁边,只见他们一面看,一面指指点点,还一面切切私语)。之后,询问了大字报执笔人的情况后指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随时汇报。”我们为自己的大字报调动了大人物而兴奋不已,但市里的下文还没有表示出来,陈伯达就轰然倒台了。

这两位大人物来厂看大字报时,厂门卫人员还闹了一个小插曲。厂革命委员会向市里报告我的大字报后,过了一会儿,上面来电话说地区革委会领导人和军分区领导人要来看大字报。但厂领导人没有将上面要来人之事通知厂门卫室。这两位大人物的轿车进厂时连个招呼也不打,一直就往厂里开,门卫值班人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工人,平时工作非常认真,向轿车喊了一声,轿车也未停。这个老工人生气地一直追到厂革委会办公室,质问地革委主任为什么进厂门不打招呼,闹得两位领导人很尴尬。厂革委会王主任吓得脸都白了,忙向这们老工人说:“这是地区首长。”那位老工人气更大了,说:“地区首长进工厂门就不打招呼吗?我们厂是军工厂,王主任你说过门卫人员要有井惕性。列宁进克里姆林宫没有带证件,门卫还不让进去。”这更吓得王主任直发慌,后来有人好说歹说才将这位老工人拉出了办公室。领导们一走,这位老工人挨了一顿臭训,调离了门卫室。

第十四节 “陈伯达倒台了!”
至七0年八月中,运动进入尾声定性阶段,就要敲定是否是“反革命”了。而就在此时,我们又糊出了那样一张大字报,危险的结局象得摩克利斯之剑已经悬在我们头颅的上方了。就在这最后定性原关键时刻,忽然从保定方面传来一个大喜讯——在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揪出来了!他被定性为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骗子。消息传来,受打击压制的“反军派”群众奔走相告,“陈伯达倒台了!”人人都是喜不胜收。派头头们一下子都蓦了。“打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反革命”帽子在我们头顶上方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没有落下来。我们对运动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在这场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是我们。
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我们的宿舍里挤满了人,满屋的欢呼声。我那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一扫半年多来的沉闷、压抑、愤怒而又紧张的精神压力,象是又获得了一次政治解放。更使我兴奋的是,我们贴出《谁是真正的反军派?》大字报时,正是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正是陈伯达最嚣张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从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参加了战斗,向陈伯达发射了攻击炮弹,我们的战斗行动自觉地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步伐保持了一致,在大风大浪的游泳中跟上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步调,成为党的自觉战士,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欣慰的事情。这次斗争,是我自文革以来,自将反修防修反复辟定为自己历史使命以来,决定弃科从政以来,第一次自觉地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的主动战斗,并且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对于我有更特殊的意义,这是我从接受理论灌输向自觉地实践运用阶段的转化过程,可欣喜的是这个转化过程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六九年初至“打反” 运动结束,这一年多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唱了“主角戏”。前半场是自动冲锋的“主角”,后半场是被批判的“主角”,从斗争的精神状态,前后则都是自由,我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虽然是逆境厄运。在这场斗争中,我在精神上最大的收获是,“真理是不可战胜的,真理最终会争取到群众的”——这一真理深深地植入我的灵魂中,成为鼓舞我坚韧战斗的力量。

但是,就地我喜不胜收乐不可走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的话却使我心惊肉跳。当年,在化工三厂有三个大学生最引人注目,一个是我学火炮的。一个是尚潮,北京航空学院毕业。一个是小乐,北京大字物理系毕业,学原子物理学搞原子弹导弹的。我们三人,一炮、一航、一导,都是对空的,所以有的朋友戏称我们是“对空三剑客。”小乐在文革期间在北大是反聂元梓的“牛派”骨干,在北大被当做“五·一六”整过,吃过许多苦头。此人目光犀利洞察力极强,常常突然蹦出一句惊世骇俗的怪论令人匪夷所思。当我正在高兴头上,为自己将陈伯达定为黑司令而沾沾自喜时(当时九届二中全会文件只提打倒陈伯达),小乐却不屑地说:“陈伯达算老几?不过是一个摇羽毛扇的师爷而已。庐山会议不过是个开场,好戏还在后头呢。真正的司令还没有拉出来呢。”我当即就敛住了笑容,郑重地问他:“那谁是真正的司令?”他却神秘兮兮地笑了,隐山隐水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他把我打入了闷葫芦罐,但我一直没有钻透他的话。他还对我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直到林彪爆炸后,我才恍然大悟,赶情小乐当时所说的真正司令原来是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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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2, 2006 12:50 pm    发表主题: 第十五节 从庐山会议斗争探索下去 引用并回复

第十五节 从庐山会议斗争探索下去
直到我在看守所监室内撰写这部白皮书时,我对庐山会议仍是迷团重重,并由此探索出一系列问题。
(1)“天才”问题为什么成了斗争焦点?
庐山会议公开争论的问题是天才理论问题,但起因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鉴于中央分一、二线,毛主席退居二线,而身居一线的刘少奇等人利用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与党中央主席对立的教训,毛主席提出党的“一元化”领导,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由此引起与林彪的分歧。但林彪、陈伯达并不是公开与毛主席对立,而是借天才问题攻击康生、张春桥。在起草新宪法的过程中,陈伯达、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就天才问题产生分歧和激烈争论。
早在六四年《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林彪就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就实质内容而言,林彪的评价并不夸张,而是恰如其分的,是科学的真理。而且我认为,在文革中本来就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主义”的称谓并进行科学阐述,这与“需要点个人崇拜”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准确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发展阶段。其实,林彪的提法中“毛泽东主义”(已呼之欲出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与“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完全一样的。确实,在“忠字化”、“红海洋”热潮中,这三个副词和“四个伟大”起到引发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势废义,不能因为“个人崇拜”需要降温而回避“毛泽东主义”的科学定义。而且我认为,文革中没有明确地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为毛泽东主义,没有旗帜鲜明地举起毛泽东主义旗帜,恰恰正是文革的一个缺点,这一缺点正是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从九大政治报告及新党章中删去这“三个副词”是为了降低个人崇拜温度,消除狂热,但有得有失,以事而害意了,这也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取消“四个伟大”是应该的,删去三个副词却是弊大于利。当然,林彪、陈伯达后来用“天才”问题搞阴谋则是另一回事。称“天下”并非一定就是历史唯心主义,马思列斯确实多次使用“天才”这一评价,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及以后也仍然认为有天才,林彪在文革发动期推崇毛主席是天才也没有错误。正是形势的发展使“天才”问题发生了变化。毛主席在七一年南巡时说: “八届十一中全上提了三个副词,那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以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要降温。”(转引自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54页)

但是,正如文革前对学毛著和崇拜毛主席的问题有两种倾向一样(当时林彪是正确的,刘邓是错误的),在对个人崇拜降温向题上,也出来两种倾向,一是林彪、陈伯达坚持提“三个副词”。当时,康生、张春桥知道毛主席要求对“崇拜”降温,所以在他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中没有写三个副词。在七0年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陈伯达、吴法宪坚持提三个副词,而张春桥却说称毛主席是天才是“政治讽刺”,引起吴法宪与他的激烈争论。张春桥明白知道这三个副词是林彪最早提倡的,却说是“政治讽刺”,这是明显的政治挑衅,使矛盾激烈化。吴法宪当场反击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张春桥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对林彪权威的严重公开挑战,就当时的政治形势说,张春桥的言辞是极端错误的,在文革左派队伍中自己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最后导致两支左派队伍两败俱伤双双失败,并且毁掉了文化大革命。如果当时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不是讲出这种狂肆的蠢话,而是讲述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已圈去这三个副词,并不是我张春桥饿作为,那们陈伯达、吴法宪也就无懈可击,无法以八届十一中全公报为依据,无法以语录《再版前言》为依据,也就无法以天才问题在九届二中全会发难,而只能提坚持没国家主席的问题。正是八月十三日的争论后诱使林彪、叶群布置陈伯达、黄永胜准备称天才的语录材料。也正是张春桥的蠢话,使陈伯达。吴法宪抓住把柄在九届二中全会头三天分组会上挑动中委、中补委们对张春桥、康生群起而攻立造成会议转向而混乱。据说康、张当时非常紧张,康生对陈伯达说:“伯达同志,我们一向合作,怎么这次要把我送上断头台呀?”(康生此语可能是比附法国大革命左派将左派送上断头台之史吧?)这就是到列宁曾说过的,党内斗争,开始时并不都是原则分歧,但在发展中逐渐成为原则分歧(大意)。如果林彪、陈伯达清醒地理解“个人崇拜”需要降温而不坚持“三个副词”,如果康生、张春桥正确处理此事不说那种蠢话,左派肯定不会如此急剧分裂,而设立国家主席职务问题也不致于引起如此风波。“四人帮”干过许多此类蠢事,比如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批周公、批大儒”、七六年清明节前说清明节是“鬼节”,不许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江青的《红都女皇》事件,张、姚七五年初批“经验主义”, “宁要社会主义革,不要资本主义苗”,排斥华国锋,等等,不一而足。
“天才”问题在历史观中惟妙惟肖奥妙难解,就如“灵魂”问题在世界观中一样,自古以来就从未彻底搞清过,它们在真理与谬误之间咫尺相近。真理跨过一步,有时仅仅跨过半步,就会变成谬误,而谬误加上一个修正条件,就可能成为真理。毛主席说个人崇拜有两种: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但这中间的正误标准又是什么?什么时候,由何人、定了一个科学的标准?这只能根据大的社会形势来把握,而对于形势的判断当事人又怎能有统一的认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批判了陈伯达,林彪的“天才论”唯心史观,但也说“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毛主席并没有否定“天才”,也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甚至有重大差别。对历史进程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天才人物是否确实存在?毛主席说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那么为什么别的“猴子”成不了“大王”,而毛主席却成了导师呢?世界上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百多个党,成亿名共产党员,成万名理论家,为什么只有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呢?说到底,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称“天才”,是形势不对,目的不纯,用历史唯心主义歪曲天才理论问题,并不是天才理论本身完全错误,并不是天才理论没有任何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不能因为否定林彪的“唯天才论”,就彻底否定唯物主义的天才理论。
所以,理论争论有个具体环境形势问题,此一时,彼一时。所以说“纯学术争论”是不存在的。(当然,在概念方面确实有一些纯学术讨论,比如什么叫天才,什么叫灵魂,什么叫唯物,什么叫唯心。)

我们在前面说到,仅就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来说,三个副词是恰当的。但是理论不能脱离现实斗争。如果说在文革初期因为阶级斗争需要,搞点个人崇拜是应该的。在文革中群众搞“忠字化”有感情和群众性问题,也可以谅解。但在毛主席多次明确给“忠字化”降温,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提法,并且从党代会政治报告、新党章草案中圈去三个副词之后,却在中央全会上又翻出“天才”问题,这就是严肃的理论问题了,就是真理走过头变成谬误了。尤其是由作为接班人的林彪理论权威的陈伯达提出来的,就更为严重了,这是毛主席决不能容忍的。无产阶级导师对理论原则问题是极为严肃的,不能容忍任何偏离辩证唯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因为理论是路线、政策、行动的向导指南,理论上的偏差就会导致方向错误,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不管是谁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也要提出严肃批评。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立党为公,没有帝王思想。反观刘邓等人之间,他们谁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四大自由”、“剥削有功”,反对发展互助合作等提出那怕是朋友式的忠告?在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上,为了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语录集,毛主席称之为“迫击炮和机关枪”。十年以后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伯达东施效颦,而搞了一个称“天才”语录集,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在打倒别人的地方打倒了自己,前一次庐山会议是悲剧,这次庐山会议却成了闹剧。

(2)设置国家主席与否应该导致的分裂?
最使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设置国家主席一职成了分歧的焦点?毛主席提议不设国家主席一职,是从有利于统一党的一元化领导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权来考虑的。但我现在认为设不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根本问题。防修反修反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必须全面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干部选拨使用制度,取消特权性质的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迂制、军街制,杜绝干部阶级性蜕变的根源,同时实行干部直接普选制和有效监督制。所以设不设国家主席一职并不是根本问题。而且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总要有个总代表,总不能让党中央立席代表国家吧?不能让党中央主席去接受外国大使的国书吧?不设国家主席,别的官员,如委员长、总理、部长照样可以篡党篡军搞复辟,因为总要有人管理国家。
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我国文革前和现在的宪法,会发现国家主席的职务是重复设置,其实全国人大委员长和总理已经将国家主席的任务分担了,根本没有必要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所以毛主席提出不再设国家主席是有道理的,可以减少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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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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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2, 2006 12:51 pm    发表主题: (3)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直接执掌政权吗? 引用并回复

(3)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直接执掌政权吗?
再者,就政党的性质及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来说,就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我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本身就不应该直接执掌政权和管理国家事务 。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是间接领导,而不是直接组织领导。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既然是最高,那么在国家之上就不应再有一层更高的权力决策机关,那样,在法理上都说不通。实际上,从苏联列宁时期起,党已是对国家事务包办代替了,苏维埃代表只不过是共产党已做出决定后的举手表决机器而已,苏维埃(和人代会)形同虚设。这是不符合《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的原理的。
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必须直接领导各种组织,包括军队、工会、各种民众组织。因为在那个年代,党代行国家职能。毫无疑义,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仍然应该领导国家政权,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但夺取政权后,共产党是否要直接执掌政权和直接管理国家呢?马克思思格斯经典著作中没有明确的提示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但是,马克思、思格斯只是说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止,并没有继续往下说底盘区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要直接掌握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马克思、思格斯为什么没有提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共产党要直接执掌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呢?因在他们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党是阶级组织最高形式,而国家是政权机构,是专政机器。党不能去行使镇压职能和管理职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不一样的政党。剥削阶级政党之所以要直接执掌政权和管理国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它们要从这种直接掌权中为他们的后台大资产阶级服务,同时为该党的上层分子谋取私利,所以所有剥削阶级执政党都是腐败党。而无产阶级政党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谋取任何私利。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事务,它在制定经济利益政策时就很难超脱既得利益的诱感,也就无法监督国家官吏。而且由于沉浸于国家事务的具体管理中,就很难集中精力研究理论、路线问题。《共产党宣告》中说:“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推运动前各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有人会说,《共产党宣言》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前的文献,马克思、思格斯当然不涉及掌握政权以后共产党是否执掌政权和管理国家的课题。这是片面理解,《共产党宣言》中提示夺取政权后应该采取的措施有都条内容,但对是否直接掌权这样重大问题去没有提示,而且以后四十年中多次修改,都没有提示这个问题。再看《法兰西内战》吧,那里明确指出无阶级国家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来管理的。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并不是法定必然的国家管理者,他们必须由人民选中认可才能成为国家职员。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是专门研究巴黎公社起义经验的。当时第一共产国际已经成立七年,而且有些共产国际人员参加了起义和公社的领导工作。但是,马克思在这著作中没有任何一处写到共产党要成为公社政权的执掌者,在总结公社失败原因时也没有说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执掌政权。反之,马克思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两党轮流执掌国家政权,反而充分肯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管理公社的政权体制。而当时选入公社管理机构的代表多数是蒲鲁东立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并不是共产国际战士。为什么马克思设有提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直接掌管国家政权呢?就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夺取政权时期,无产阶级政党要直接领导正在形成中的国家雏形(比如中国的根据地政权),但夺取政权后国家的管理者必须由人民选举,而不是共产党是当然的直接管理者,不是国家之上还有具更高的权力机关。

那么,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实现呢?
共产党在理论、路线上最先进,而且共产党员们在实践中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在革命中付出了重大流血牺牲,所以在建国初期,人民群众(选民)选举的人民代表中必然多数甚至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必然遵循党的理论、路线。又由于无产阶级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多数意见为准。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事物就是这样简单。共产党是用自己的正确理论、路线和自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争得人民的信任 ,而实现自己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的,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同时这也就将共产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了。这些被选为人民代表的党员并不是以党的名义和党员身分执政,而是以人民的一分子身分执政。这就体现了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代表直接向人民负责,接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与由党推荐、委任、指定的效果和意义是不一样的。选为人民代表的党员如不遵遁党的理论、路线,就会受到党的处分,就会失去被选为人民代表的条件,从而保证选为代表的党员与党保持一致。

这就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共产党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它必然,笃定、当然就是国家的领导者。就共产党的性质来说,它应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但共产党是不是、能不能作为国家领导者,要看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是否正确,共产党的党员们在实际行动上是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也就是说,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是用自己的正确理论、路线和党员的实际行动争得来的,而不是法定的。用法律规定必须经过证明才能有效的事情,这是颠倒了关系。如果共产党已经蜕化变质了,也还是必然的领导者吗?宪法是对历史证明了的事实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现实的确认,不能因过去历史证明了就能代替对现实的确认。所以,无产阶级的国家法律不应该规定共产党是国家的当然领导者,而恰恰是共产党应该争得领导者地位。
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够保持政权吗?》中明确提出:“一般的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提法。列宁在这里有两个误解,一是沿袭资产阶级政党直接掌握政权的历史贯例;二是没有严格区分无产阶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将党与政权二位一体形成“布尔什维克政权”这一概念。于是,在苏维埃国家机构中,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包办了一切,形成以党代国,党就是国家。(我认为,列宁的认识与马、思的认识在这具问题上(即无产阶级政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是不相一致的。斯大林更进一步提出“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专级专政是通过党来实现的”(1927年8月讲话),这就将党当成了专政机构。实际上,在斯大林时期,不是“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国家成了党的工具”。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用专政工具处治党内斗争,都与这种理论不无关系。毛主席提出一个公式:“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中国又沿袭了苏联的机制,实际上,在没有开人代会以前,国家机构的人选在中共中央就已经决定了,甚至全国人大代表都是由各级党组织事先指定的。共产党能否担当国家的领导核心,必须有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革命的,如果它不再是革命的了,它就无权再担当国家的领导核心,而鉴别的权力人则是人民。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用法律规定自己是国家的当然领导核心,那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湟夫——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党配作国家的领导核心吗?但是,因为他们是法律规定的国家领导核心,是不允许人民另有选评的,谁反对它,甚至批评它,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多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规定共产党执政制度,但却没有规定如果这个共产党不再是革命的了,人民可以和应该怎么办。所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在这方面都是严重欠缺的。因为没有人能管住执政党,结果党腐败了,“领导着”国家也走向崩溃了。

在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斯大林为什么与马克思、恩格斯不一致,是很值研究的问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这毫无疑问是历史、是真理。但是不能因这过去的历史功劳就享受必然领导国家,必然永久领导国家的特权。因这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担保自己永久是革命的,也就是说一具政党是革命的并不是心然的,而是或然的。也就是说一个政党是革命的并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也就是说共产党对国爱的领导权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即它必须证明了自己现实是革命的,由人民判定以后方能赋予它现阶段的领导权。它要随时接受人民的检验,检验是否有资格担当国家的领导者。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那么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人民没有给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权力,共产党就无权领导国家。但是实际上,人代会却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而且人代会的主要领导人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指定的(所谓推荐制,指定制,协商制),那么这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制定的法律规定自己是国家的领导者,即共产党自己规定自己是国家领导者,自己向自己授予了特权,这与权力民授的原则是相悖的。党与国家的关系,格和党与无产阶级折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党是阶级的先锋队,是阶级组织的最商形式,它必然要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有的组织还要直接领导,比如对工会,但是这种直接领导也不是在共产党内部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那样的领导。而国家是人民的,是由一切合法党派、团体,阶级、民众(甚至包括某些剥削阶级的公民)。而国家不仅有阶级性,还有人民性。
斯大林说:“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论断并非科学。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不是专政的工具。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专政是最激烈的阶级斗争,是直接依靠暴力的阶级斗争。但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而党不是,也不能是镇压工具,它不能行使专政职能。安斯大林的说法,党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中的一种,而是共产党是唯一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了,其他的专政工具,如军队、国家机关、警察、法院等都只是党实行专政的工具了,这就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专政了。所以,列宁提出的“布尔维克政权”的提法也是不科学。在近一个世纪中,无产阶级和敌对阶级都使用“共产学政权”的说法,这都是完全错误的,是沿袭资产阶级“保守党政权”、“激进党政权”、“共和党政权”、“民主党政权”的说法。资产阶级的这种党和政权合一确实是事实,有几百年传统,所以人们以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也应该是掌握政权以后也应该是党权合一。这就是传统的惰性力量,而没有考虑无产阶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关系。

列宁的时代,无产阶级和人民由于对布尔什维克的拥护信任,将国家管理权委托给布尔什维克。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自愿的,也是当时国家混乱因难状况决定的,同时也是列宁和布尔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这种委托本来是暂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是随时可以收回的。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即然是人民给的、赋予的,人民就有权随时收回自己的委托权。但事实上,从列宁时期开始,无产阶级和人民便是将掌握管国家的权力一次性让渡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永远失去了重新收回权和再次审查权、选择权,而且一旦对党的领导人、领导阶层是否忠于职守,是否优质服务提出质疑时,还要被指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在期大林时期被判为“人民的敌人”。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完全被扭曲了。不再是“党是人民的儿子”,而是“党是人民的老子”,共产党直接执掌政权、管管理国家成为一种特权,只要被选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自然而然享有这种特权。管理国家的权力象转交控制核武器的黑盒子一样在共产党内一届一届、一代一代往下传,任何人不得提了质疑。人民连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国家统治者的形式民主的权力都没有了。一九五七年,中国的一位资产阶级大右派储安平曾攻击共产党是“党天下”。如果除开右派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取而代之这一点外,储安平说的“党天下”确实是社会事实。这实际上成了一种封建性特权。一切矛盾都是向它的相反方面发展的(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共产党始终是忠于职守优质服务,那么这种委托权自然下传还是人民可以接受的。但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追求背离巴黎原则的含有资产阶级特权和封建特权内容的干部等级特权待迂制度,使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质的变化,逐渐脱离了人民,反而对人民和党内持正确的批评的人进行打击镇压(对那些真正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进行镇压是完全应该的)。结果,人民对党,对国家越来越失去信任。及至到修正主义分子蛀空了党和国家,在篡权分子将党旗、国旗降下时,克星姆林宫前红场上数万名群众竟然冷漠地注视着红旗缓缓坠落而无人去捡拾,更无人抗议,这种悲剧是列宁、斯大林在天之灵绝对无法相信的。历史证明,夺权后初期这种代管国家权利即使当时有一定合理性,也应该尽快还权于民,而不应形成特权在共产党内代代相传。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夺取政权以后,不应自己直接揽权,而是交给人民。通过宣传、组织,由人民群众选举基层人民代表,然后由基层人民代表中逐级产生直至中央机关的国家各级权力机构,产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大之上不应该存在居高临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而不是法律上的直接领导。

如果党不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且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不领取国家薪水(党的工作人员的薪水应由党费负担),而且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参与国家领导(不被选为国家领导人),这样党就可以超脱国家机构利益上的约束,保证不腐败,保持情醒头脑,审慎地监督、观察国家机构内部的廉腐状况。同时集中精力研究理论、路线,保持先进性,指导担任人民代表和国家干部的党员及时提出先进的正确的法律、政策提案。致于行使专政和管理国家的职能,那是国爱机关的任务。这样,不揽权,却领导了根本方向;不直接领导,却实现了最有效的领导。同时保持了自己的先进性、廉洁性、人民利益的代表性。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所不为而又有所为,实现了几千年人们向往的无为而治的最佳治国状态。

在这方面,毛主席是有探讨的。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无产阶级政党当时代行国家的部分职能,但当时我党已经指出不能以党代政。1942年9月1日,党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党委包办政权系统的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都是不允许的。”“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建国后又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体现”,“党直接做政权工作是不好的。”(董必武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但可惜的是,在从苏联沿袭过来的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下,这些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规定不能得到认真的实行,终于陷入与历史上一切执政党同样的官僚腐败窠臼。

任何事务都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一旦启动了它的第一地步,就必然会按照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发展下去,这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制度的核心就是党组织指定国家官吏,就是党包办一切代替一切,这是与巴黎公社原则根本不相容的。所以,在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下,即使文革这样激烈的革命也不能冲破它的樊笼禁锢,不能阻止官僚体制的复旧复辟。要想打破它的枷锁,只有彻底停止产生这种规律的物质基础——执政党制度,全面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措施。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2日,毛主席说北京大学的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就是说,文革应该全面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措施,但在那个历史时代还没有提出执政党制度的弊端的课题,反而被这个弊端毁掉了文革。历史地看来,高、饶集团的形成,彭德怀集团的形成,刘邓司令部的形成,林彪集团形成,“四人帮”小宗派的形成,1976年10月6日热月政变,以及后来的右倾翻案复辟,为什么打碎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后,马上就又产生一个,甚至两个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都盖源于这个与巴黎公社原则对立的执政党制度。毛主席是伟大无私的,立党为公的,但他也不能超脱客观规律的铁的逻辑力量。要想停止这个制度的弊端作用,就必须彻底消除产生这个规律的物质条件——执政党制度本身,认真完全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措施。在文革的年代,尚未提出清除这个制度弊端的时代课题。

阶级斗争的课题是逐步深入的,人们只能提出所处时代急需解决的课题。具有新的阶级斗争内容的社会革命的初期阶段,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展开和经验不足,最初的大革命都只是对社会不良后果作战,还不是对产生后果的原因本身作战。所以这类第一次大革命往往是失败的悲剧,比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等,文革也是这种悲剧式的大革命。文革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内容的阶级斗争的探索阶段,它提出的时代课题,是如何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探寻“资产阶级在哪里”,它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但是处于那个时代的文革,还只是对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执政党制度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走资派——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作战,还不是对造成后果的原因本身作战,而执政党制度的弊端导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的官僚化体制复旧,这正是导致文革失败的重要条件,这就是文革所处的时代局限性。文革酝酿时期,毛泽东和党都认为“黑暗面”(走资派)是良性肿瘤,但“手术刀”(文革)切开一看,才发现已是恶性肿瘤了,而且在手术过程中癌细胞扩散了(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急速变为自觉自为的阶级),手术最后失败了。文革后期提出“恶性肿瘤是怎样产生的”(党内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问题,但未来得及深刻探究出原因,毛主席去世了,党内资产阶级反攻过来,文革归于失败。但失败的手术提示了探究癌症产生的原因和治疗的办法的方向,解决这个课题就是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毛主席在他逝世前的几年中所殚精竭虑苦苦思索的,正是这个司芬克斯难题的题解——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有效地防止滋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他已经提示了基本的思索方向,甚至已经将解题的钥匙插进锁孔里了,可惜不假天年,他未来得及打开这把锁,这恐怕是他老人家终生最大的遗憾了。

以上这些看法,很可能是管窥偏执之见,只算是一点探索吧。我们沿着这条思路,将探索到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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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2, 2006 12:52 pm    发表主题: (4)夺取政权后党还应直接指挥枪吗? 引用并回复

(4)夺取政权后党还应直接指挥枪吗?
“党指挥枪”,“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已成为定理。
但是,任何定理都有它特定的规定的条件,如果条件发生变化,或条件有所增减,定理的内容也必然发生变化。上述定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在革命斗争中仅存在党和军队的情况下(即使有政权,也是不充分的,如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政权)的必然关系。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国家以后,上述定理是否还应原封不动地遵守呢?这时就出现三种关系:
1、党与国家;2、国家与军队;3、党与军队。
党与国家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做了探讨,其实这已为探讨党与军队的关系建立了基础。既然党不应直接管理国家,那么顺理成章,党也就不应该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军队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专政机器,所以它理所当然只受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中国的人代会,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委员会)设立的武装力是部门国际部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调动,并全在职能上只向国家负责。而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不具有行使专政职能,所以它无权直接领导,更无权指挥调动军队。党对军队的关系象党对国家的关系一样,也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也是通过自己正确的理论、及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被选为各级军官来实现的。而且无产阶级军队还有政治工作系统,这更加有利于体现和实现党的领导。军队中的干部——军事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均应由士兵直接选举的代表中产生,直至最高军事机关的领导人。然后由国家机关确认。所有军队干部应接受士兵(及士兵委员会)的直接监督,士兵委员会有向军事领导机关提出对干部的任、免、罢的建议权,军事领导机关应认真考虑和尊重士兵委员会的建议。即使是革命战争中有功的干部,也应由士兵重新确认和选举为代表,才能继续担任干部。这样被选为军人代表中必然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党的积分子或同情分子,从而保证党的理论、路线在军队的贯彻实行,这就自然体现和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军队干部的这种产生程序是完全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这就是说,建立国家政权以后,党要还枪于国,还军队于国,不再直接指挥枪,更不再真接调动部队。在国内调动军队执行专政镇压任务,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数赞同,并授权,其他机关和任何组织都无权调动军队执行国内专政镇压任务。为此,为防止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篡权的综合危险性,党、政、军干部职务就不得兼任。这样,国家机构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就没有必要设置,因为军队只受国防部(或武装部队司令部)的直接领导、指挥。现行的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游离于国家之外的军事领导和指挥机关,名义上中央军委是国家授权,实际上特行独立,超越了国家而控制军队,这就容易形成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的军队“经常篡夺政府”的危险,使军队形成一种能左右国家,左右党内斗争的独立社会力量。而由国防部领导指挥军队,国防部又由国务院总理领导指挥,总理由国家主席领导指挥。而现在是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都领导指挥军队,这既使对军队的指挥系统混乱,又使军队成为一种除去专政职能之外而又能左右国家、左右党内斗争的独立力量,大大夸大了军队的作用,而且为野心家篡军篡党提供了力量和机会,而且使军队形成有明鲜特殊独立利益的集团,形成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控制国家的命运,控制党的命运的 危险社会意识。按说根椐巴黎原则应该取消常备军,但由于国际斗争环境,全部取消常备军还不适当,但应在适当保持和发展战略部队的情况下大量减少常备军而普遍实行全民皆兵。
这样,就能将武力因素从党内斗争中排除出去,使党内斗争处于正常的民主状态。如果建立国家后党仍直接领导、指挥、调动军队,就容易形成多种弊端。一是掌握军权的野心家就会危害党,如林彪。实际上在建国前已出现过张国焘以枪威胁党中央的事例。二是使党内斗争容易出现专政压制情况,因为存在掌握军队的领导人从肉体上消灭对立面的危险情况,如斯大林就将对立面处死或逐出国门。在党之上实际上架着一把剌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党内充分民主的,因为它始终形成一种潜在的而又实在的威压,特别是张国焘和林彪集团的教训极为深刻。在这方面,应该探讨一下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军队篡政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机制限制了军队直接篡政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机制限制了军队直接篡政的危险倾向。历史上,无论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规律”。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也完全可以实现枪杆子不能篡权的效果,至少可以严格限制枪杆子篡权的危险性。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已有这种先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应该比它搞得更有效。
文革中有句流行语,“我军是毛主席亲自制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毛主席对这种说法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都不满意,他说,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缔造也不是一个人啊。其实按党的性质、军队性质、国家法律,不论是林彪还是毛主席个人都无权直接指挥军队,而只能由国家任命的军事领导机关直接指挥军队。“军队是由林彪直接指挥的”这种法律语义就使军队成为林彪个人的工具,如果他肯叛革命,他就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搞政变,实际上后来也确实如此。毛主席是革命袖,但也没有直接指挥军队的特权,因为指挥军队的职能不是由缔造者的历史地位决定的,而是由军队的性质及军队与国爱的关系决定的,缔造者并不是当然的必然的指挥者。“缔造者就是当然的必然的指挥者”,这是面含有特权意识因素,必须革除。铁托是党、国家和军队的缔造者,却又是搞修正主义复辟的带头人。
我上面这些认识和看法,可能被人认为是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危言,但是我认为根据党的性质,国家性质,军队性质及这三种组织之间的关系,根据巴黎公社原则,根据实际教训,我提的这些措施是有利于防止复辟的。

(5) 再探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强大,造成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力量对比上不利是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文革发生以前,党政军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整体上的官僚资产阶级化的蜕变,多数高级干部已经成为走资派,形成大大小小的多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独立王国。所以,虽然毛泽东革命路线占据主导地位,官僚资产阶级化受到一定的抑制,但未能从根本上扼制官僚资产阶级化蜕变。文革前,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毛主席已经被架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力量对比中只占有相对优势,并不占有绝对优势。文革前,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尚处于隐蔽状况,他们的官僚资产阶级性还处于自在状态之中,而在文革的大搏斗中,党内资产阶级看到文革将摧毁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严重冲击他们的既得利益和他们的权力地位,他们的官僚资产阶级性便急速发展到自觉自为的程度,这使得他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从自己的阶级本性上对文革进行激烈的抵制,制造派性、混乱和武斗,使得巴黎公社原则不能充分实行。又由于执政党制度惰性的影响,在组建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地方革委会时,又恢复了党组织指定制度,背离了巴黎公社原则,使文革走上复旧道路,背离了文革的初衷。本来,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时应该充分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有群众民主自愿地选举代表,从中产生各级政权机构。但是实际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都是党中央指定的,军队代表毫无疑问是指定的,老干部导标也是指定的,群众造反组织的代表也是在谈判中分配的。就以我当时所在的江苏省来说,上北京谈判前,中央指定要原省委副书记彭冲参加,而他在前几天还被造反派批斗,而北京谈判回来他却成了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然后省以下的各级革委会都是一级一级指定,许多思想上根本没有彻底认识文革还带着怨气的老干部官复原职,自然就成为右倾翻案的社会基础,更成为后来搞复辟的力量。文革在“大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立”上却又复旧了,恢复了官僚体制,文革在它胜利高峰顶上突然后转复旧,埋伏下文革失败的基础。紧接着林彪集团的背叛,使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对无产阶级严重不利,直接导致文革失败。又由于“四人帮”极左错误的干扰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投降主义,为右倾翻案复辟势力进行复辟提供了条件,在1976年10月6日发生了“热月式”政变,违反党章和宪法逮捕在总体上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四人帮”,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文革虽然失败了,但不是由于文革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错误的,而是由于文革前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力量已经非常强大,文革中对官僚体制没有根本触动,巴黎公社原则没有得到充分认真实行,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力量反而更加强大,这是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即在阶级力量对比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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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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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会应该依赖国家吗?
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是仅次于党组织的阶级组织,它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直接具体代表者。工会只应接受工人政党的直接领导,依宪法和法律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而不应受国家领导,恰恰相反,国家机关应接受工会的监督。从本质上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国家,是工人阶级委托进行管理公共事务(其中包括执行专政职能的机关),国家应听命于工人阶级意图。所以,国家是被委托机构,它既要为工人阶级服务,又要受工会的监督。由于国家机器是游离于公共社会之上的机关,它与工会有利益根本一致的一面,还有矛盾的一面,存在侵犯工人利益的可能。所以工会应代表工人利益与自己的被委托者——国家机关进行交涉,并且由法院仲裁。为使工会公正代表工人利益,工会的干部应由工人直接选举,不由党和国家指定,工会的专职干部不应领取国家工资,而应由工会会费负担。而现在的工会干部实际上由党组织指派,领取国家工资,享受国家公务员的优厚待遇,这不利于工会忠实履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职能,不利于正确解决工人与国家在利益上的一些矛盾。比如,波兰工会就变成“官办工会”,工会干部成为工人贵族修正主义分子,被工人阶级抛弃,成立了工人自治的“团结工会”,结果又被修正主义分子瓦文萨控制,被帝国主义利用,成为“自由化”工具,推翻修正主义国家政权后从右面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工会的根本任务是成为工人学习马列毛主义,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成为防修反修反复辟的战斗堡垒,成为工人阶级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不应将工会搞成仅仅关心一般福利的慈善机构。。
工会既要接受党的直接领导,是联系党和工人群众的纽带,也要监督党,防止党腐败。工会干部必然多数是党员,着句能保证党的理论、路线的贯彻实行。工会的干部不应由党组织人民或指定,而应该有工人自主选举。同时工会也对党的理论,路线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以致于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工会应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是错误的,但要求工会组织与党保持绝对一致,不问方向、路线是否正确盲目跟随服从也是错误的。工会说到底是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捍卫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组织。
对上述这些关于党与国家、军队、工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可能会被认为是消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共产党什么都不管了,还要党干什么?这是一种误解。不是党什么都不管了,而是管它应该管的,不去管它不应管的。过去和现在存在党包办一切,扭曲了正确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的看法只是要求实现正确的关系,致于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则是可以讨论的。

(7)林彪应该不应该当国家主席?
党的九大党章已明确规定林彪为毛主席接班人,就是说林彪接班是早晚的事,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多年,如果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在毛主席的知道下学习管理国家的经验,这不是很好吗?不是有利于以后稳定接班吗?但是,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与毛竹仪发生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分裂,林彪背叛毛主席,最终毁了文化大革命,为右倾翻案复辟创造了极好条件。林彪的垮台,直接关系毛主席的终生大业——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主席比谁都清楚;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林彪必然垮台,这一点林彪也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件和则双赢,分则双败的乾坤大事,不知为什么毛主席和林彪双双反目为仇。作为接班人的林彪,本应以毛主席的马首是瞻,毛主席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一职,为什么不认真考虑毛主席的意图而将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的意图相统一呢?从毛主席这一方面说,林彪如此坚持设国家主席,难道就没有合理成分吗?如果退让一步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对政府机构中的右倾翻案势力不是一种很有效的牵制吗?而且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新宪法中也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本来四届人大召开,就是文革的胜利结束,就能更好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可是正副统帅却正面撞碰,这后面的真正原由是什么呢?
我认为,除天才理论这个原则问题外,最主要是林彪、陈伯达地下密秘活动问题,引起毛主席的忧虑。九届二中全会一开始,林彪抢先发难发表讲话,使会议扭转了原议程,陈伯达及各路大将共同发难并控制了会议气氛,矛头指向康生、张春桥。毛主席这时发现林彪、陈伯达等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集团性质,这里他不能容忍的。他说:“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可见性质的恶劣性。

(8)林彪集团在哪里翻车?
如果仅仅是林彪个人坚持设国家主席,甚至在全会上公开坚持,那么不论全会否认了或赞同林彪的意见,这都是党内正常意见,毛主席也会服从多数。五五年实行干部等级待遇制、工人八级工资制、军衔制,毛主席都不赞成,但还是服从了多数意见。
如果仅仅是陈伯达、吴法宪坚持设国家主席,其他几位大将不是事先通谋,而是会议上发表自己个人意见,这也仍属党内正常意见,也不会引起风波。
这次事件最严重的问题是多年隐蔽的军事山头主义又显露出来了,这是令毛主席最担忧的。毛主席在一年后南巡中几次提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比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还要严重的问题(彭德怀始终不承认有军事俱乐部)。
退一步说,如果林彪集团不搞天才问题,不攻击康生、张春桥,不进行煽动挑拔活动,而是按议程到讨论修政宪法时再一起分头在各组建议设置国家主席一职,争取多数与会者的支持,那就真有可能迫使毛主席赞同多数意见,这样从形式上看也只是党内正常意见,不能定为集团问题。因为设置国家主席属于国家体制问题,不同于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路线问题。但是林彪、陈伯达抓住张春桥蠢话的把柄,重提天才问题,想借机搞垮康生、张春桥,打垮与林彪争夺接班人的对手。他们想利用中央委员们对毛主席热爱的感情,搞大轰大嗡,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击垮张春桥,反而暴露了自己。从这一点看,林彪等人确实是阴谋家,可笑的是林彪自己说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其实文的武的都不行。林彪在策略上最大的失误是根本没有想到用天才问题攻击张春桥会引起毛主席捍卫理论问题的原则性。林彪、陈伯达认为对他们最有利的地方,恰恰是他们全军覆没的暗壑。可谓一着失误,满盘皆输,林彪集团当时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仅吴法宪控制的空军系统就有八员中委和补委。林彪爆炸后,仅从“联合舰队”名单上被列为林彪集团的就有九十三人(见纪凳奎的回忆录),其实林彪如果不着急,只要是哼哼哈哈应付毛主席,他最后接班都是没问题的。林彪总是说他“脑袋特别灵”,却是被利令智昏。这就从反面证实了毛主席的话,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台。
从林彪集团的人数众多而又狂妄残忍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有前面已几次提到的党、政、军内走资派——社会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强大,仅林彪这一坨子就有这么多人,多么吓人!这深刻反映出党、政、军(尤其是军队)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的严重性。有人不承认存在着党内资产阶级,那么林彪集团这一团做如何解释?林彪这一团是在文革中得势的一团,换个情况,如果别的团团得势,就能够避免这种分裂的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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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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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2, 2006 12:53 pm    发表主题: (9)毛主席是不能与人合作吗? 引用并回复

(9)毛主席是不能与人合作吗?
林彪、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诬蔑毛主席不能与任何人合作,许多右倾翻案复辟派和外国资产阶级学者们也舔拾林家父子的唾余往毛主席身上喷,其实这不值一驳。无产阶级导师在理论路线原则上在他们的同代人中都是卓然独立的。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那些歪曲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同代人或模仿者,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掌握党的机关报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三人团”的错误倾向,甚至用下通告信的形式,用与党的机关报断绝关系的警告表明自己的严肃态度。致于对学生伯恩施坦、考茨基,恩格斯的批评更是严厉。致于对拉萨尔、巴枯宁几乎总是斥责。马、恩这样严厉是否有点不近人情?否。在理论路线原则问题上,无产阶级导师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从不含糊模棱两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路线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通融。列宁可以说几乎每会“必吵”,几乎没有一次会上他完全赞同别人的意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不同之处,也是优点之处。因为理论、路线是实际工作的指南针,不能讲什么情面,尤其是夺取政权之后,涉及到行使权力,处理各种利益的具体事务,必然出现褒扬贬抑,可以说存在随时分清正误、倾向问题。斯大林和毛主席更是直接掌管国家事务,因此总是将自己置于各种利益斗争的旋涡中,这就要涉及人事关系问题,而他们又要把握理论、路线原则问题,所以他们总是和各方面人发生碰撞,无法超脱于外。反之,那些只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工作的领导者,就可以从容地调合各种利益,甚至和稀泥而得到各方面的赞赏拥戴。所以,把握理论路线原则的导师总是唱白脸,不落好,而搞调合的领导者总是唱红脸,皆大喜欢。阳春白雪合者盖寡,下里巴人合者盖广。这样,导师就永远处于卓然独立的地位(指在理论路线原则问题上)。由于他们的原则性太强,虎气太重,就很难使跟随者永远与自己同步前进,于是就经常有人掉队,有些同路人不得不分手。比如,毛主席受责难最多是与自己的秘书的关系,一个一个分手,有的甚至自杀。但这种屡次分手中哪一次不是因为原则问题呢?毛主席与自己身边的勤务保卫人员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不涉及原则问题。毛主席说:对路线、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无产阶级导师们都不得不为了原则的严肃性而失去许多感情上的东西。有一本书《陈布雷与陈伯达》,说蒋介石与他的秘书陈布雷如何互相对得起,而毛泽东与他的秘书陈伯达如何互相对不起。这不是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扯到一起了吗?某些人攻击毛主席最凶的,莫过于林彪事情了。“连自已亲自确立的接班人都搞翻了,还能与谁合作呢?”林彪本人,林立果和一切幸灾乐祸的人,一切庸人都这样说。毛主席被诬蔑、被冤枉、被误解的莫过于这件事情了。是林彪变成野心家,背叛了毛主席。如果说毛主席有失误,是他没有来得及彻底看透党政军干部队伍已发生整体的阶级性蜕变了,挑出哪一位接替林彪的地位也很难说不走林彪同样的道路。——这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的悲剧。这是不是说洪桐县里没有好人了?旦愿我是个悲观论者。有人说林彪爆炸证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却说,非也,这恰恰证明了毛泽东主义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这个证明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就象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证明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一样,第三次反围剿失败证明毛泽东路线正确一样。文命失败的不同处是原来最积极拥护毛泽东路线的林彪变成了蒋介石,给右倾翻案复辟势力造成了口实。从一片“矬子”里面精心拔出来的将军,满以为他是龙种,结果却是跳蚤。当林彪爆炸的时候,全世界最惨痛的恐怕就是毛主席了,而那些幸灾乐祸者们却用最厉害的毒针更深地刺伤毛主席!
历史的真实是那些曾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老干部们多数没有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他们成了李自成,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不能继续革命。是他们离开了毛主席,而不是毛主席抛弃了他们,不是毛主席不能与人合作,而是那些人失去了革命者的本色,不能再和毛主席合作了。毛主席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能不忍痛和他们分手,这绝不是什么“开国皇帝杀功臣”,“不能容人”。

(10)我为毛主席还有一辩
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与毛主席发生分裂的原因,有许多猜测和妄议:
1. 认为林彪怀疑毛主席要换接班人,用张春桥替换他,因而抢班夺权;
2. 认为毛主席对林彪失去信心,确有换接班人之意,因而逼反林彪;
3. 认为林彪担心自己身体欠佳,活不过毛主席,因而抢班夺权,为林产果接班打基础;
4. 认为毛主席看到文革有很多问题,要找替罪羊,于是选中林彪;
5. 认为林彪受制于林立果太子党,被林立果裹夹;
6. 认为毛主席和林彪都上了某人的当,中了离间计;
7. 认为毛主席是神经病,自己树的接班人自己打倒。等等。
这里,我想就毛主席是否有换接班人之意谈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毛主席的原则性,而且关系到毛主席的人格。
毛主席是历史学家,深谙中国二十四史封建王朝每次废黜太子,没有不出乱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攸关至重的接班人问题,毛主席怎么可能会轻起他意呢?刘少奇做接班人,并不是毛主席提议的。当毛主席说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后,首先发言的是邓小平,他说:“我提刘少奇。”经过考验,毛主席认为刘少奇不行,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经过激烈斗争,刚将刘邓司令部打垮,就又想换掉林彪,除非象有的人恶意说的那样毛主席神经真的有毛病,这种蠢事连蒋介石也不会干。毛主席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政变经”、“大树特权树”、“绝对权威”等提法提出批评,但并不到认为林彪不再适合当接班人的严重程度。至现在为止,没有史料表明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主席对林彪的忠诚有怀疑,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毛主席事先并没有充分估计到,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后,林彪抢先发言,主要讲要在新宪法中肯定毛主席“国家元首”地位。他没有公开提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也没有提设国家主席。林彪讲话时,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明出不高兴(见汪东兴的回忆录),但是毛主席没有制止林彪讲话,也没有表示态度。当天晚上,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学习林彪的讲话,其他人附合,周恩来只好同意。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中央委员们集中再次听林彪讲话录音,下午各组发言。到二十五日上午印发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同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主席报告了分组会情况。毛主席才决定停止讨论学习林彪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说明到这时,毛主席才高度重视陈伯达等人的分组会上的活动。但九届二中全会只是批判陈伯达,没有涉及林彪。如果毛主席对林彪失去信心,就不会同意新宪法草案中仍要立林彪是接班人。九月十六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汪东兴向毛主席呈递个人检查时,毛主席还认为是陈伯达搞阴谋欺骗中央委员,说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著)不让写。我劝林彪同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等想通后表态也可以(见汪东兴回忆录)。一直到七一年九月南巡时,毛主席还明确提出对林要保,说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直到九月六日在杭州了解到林彪的一些异常行动前,即九月五日谈话中还再一次说“对林要保”(见汪东兴回忆录)。可见在察觉林彪一些异常行动前,毛主席一直将九届二中全会做为党内路线斗争对待,将主要责任放在陈伯达身上,希望林彪主动承认错误。可以想象,如果林彪没有武装政变问题,仅仅是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问题,我认为林彪即使一直不承认错误,毛主席也会继续耐心等待他觉悟,而不会撤销确定林彪为接班人的决定。这些史实充分说明毛主席坚定的原则性,对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抓住不放,即使涉及接班人,也要搞清,分清责任。但毛主席并不轻意随便怀疑同志,对接班人更不会这样地轻起疑心了。有许多中、外作者在评论毛主席的文章中无端地说毛主席是个疑心很重的人,这完全是对毛主席人格的污辱。

致于有人说毛主席想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做接班人,至今没有任何确实史料证明。毛主席对张春桥确实比较欣赏,早在五八年十月大跃进中就修改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文革初期批《海瑞罢官》也在上海发动,张春桥立了大功。但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前,以致于九届全会之后林彪爆炸前,毛主席怎么可能分不清林、张二人谁轻谁重?鉴于林彪身体健康状况,毛主席确实和林彪谈过林彪之后的接班人人选有张春桥,但这都是在公开的严肃场合的党内会议上的商讨问题,是从党的大业考虑问题的。就是在林彪爆炸后的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大上安排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也并不是张春桥。
致于林立果神经过敏,怀疑毛主席要换接班人,恰恰毁了林彪,铤而走险走上反革命政变道路。
很长时间内,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在林彪事件的分析上过多地掺入了感情色彩,这对于正确认识林彪事件产生了严重偏差。一方面斥责林彪是小人,对其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也对毛主席产生了误解和抱怨。不是明察秋毫吗?不是料事如神吗?怎么没有看出林彪的狼子野心呢?现在分析我自己的这些情绪,都是用《三国演义》的套路分析历史事件,以为政治斗争就是权术计谋,曲解了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斗争和无产阶级导师的人格,一来毛主席不是神仙,二来毛主席不会无根据地轻易怀疑党内同志。可以断定,如果不是某省领导人向毛主席反映有异常情况信息,毛主席绝不会怀疑林彪要搞什么阴谋。实际上即使有所警惕,有所防范,毛主席也没有想象事情会象后来揭露的那样严重。毛主席的专列于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十分到达北京丰台,与几位领导人谈话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其中有北京卫戌区司令吴忠,毛主席肯定对军事部署事宜有所安排。但回到中南海后,就安排休息,还关照汪东兴“睡一睡”。而且已回北京还未通知周总理,是汪东兴打电话报告,周总理深感诧异(见汪东兴回忆录)。如果毛主席已判断出林彪要搞军事政变或叛逃,怎么可能这样轻松如无事呢?怎么能不与总理商议处理呢?如果不是林立蘅报告山海关林彪的异常情况,然后周总理追查三叉战斗机256号的去向,林彪南逃真有可能成功。这就更令人应该超脱感情情绪的局限,从阶级斗争角度,从林彪集团的阶级性质来分析林彪事件。林彪的叛变,并形成疯狂的重大军事集团性的反革命政变,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它鲜明地证明了党内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尤其是军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的特征——贪暴性,即贪婪性、暴发性、暴虐性、寄生性、腐化性和奸诈性,毫无党性、信义、道德,只顾自己独立王国的私利。(林彪说:“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某人有信誓旦旦永不翻案而在行动上用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由此进一步证明,党内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力量已非常强大,并形成大大小小各派系独立王国,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一个,很快又暴露出一个。它们是九头蛇,都具有同样的狼子野心和猖狂性。所以,毛主席说:“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过去,许多人(也包括我在内)对毛主席这个警言理解不深,总觉得不致于这么严重吧。事实是,十年中连续打倒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最终还是被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反攻过来,复辟成功。十大《政治报告》中说“林彪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也是偏重于个人因素的表面化分析,没有控出林彪变质的政治经济学原因,这反映出当年对林彪斥责的情绪化的普遍性。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这样就看到,文革未从根本上杜绝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着眼,只是对薄鲁东主义路线产生的后果作战,而不是对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作战(即没有对薄鲁东主义路线——代表着党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作战),所以设不设国家主席确实是治标不治本的皮毛之争了。九届二中全会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应该反复进行充分挖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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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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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4, 2006 7:00 am    发表主题: 第十六节 林彪爆炸震颤我的魂魄 引用并回复

第十六节 林彪爆炸震颤我的魂魄
庐山会议后全党进行批陈整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革委会进行了调整,但一派掌权结构仍没有变化,基层仍原封未动,不过“拥军派”头头们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气势了,七0年底,我正式转为中共党员,预备期长达五年。
七一年十月十三日,我回天津老家探亲后返厂时到北京外语学院去看望克启。他们很快就要毕业分配了,他们是全国最后一批分配的大学生。那天我在他们宿舍住宿。晚饭后,克启约我到院内大操场散步,他神态严峻地对我说:“你听说了吗?中央有人外逃了。”我一惊,忙问是谁外逃。他要我猜,并告诉我是两个字的,我先猜康生、江青,他都摇头。我又猜朱德,但马上自己也否定了,克启沉重地说:“林、彪!”我一下子惊呆了,停下脚步,不动了。至少有十几秒钟的时间,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仿佛完全凝固了,有一种严重的失重感和虚脱感。等我苏醒过来,不相信地连连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但我相信克启不会开这种玩笑,他们是外语学院,直属外交部,消息很灵通的。克启说:“一个月前,九月十三日,林彪带着叶群和他的儿子林立果坐三叉战斗机叛逃苏联,在蒙古境内摔死了。——可能很快就要传达文件了。”他又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情,我越听脑袋越胀。

这是我有生以来灵魂上受震撼最强烈的事情,是我事先无法想象,事后无法接受的事情。林彪竟然反叛毛主席,这怎么可能呢?党章和九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新宪法草案中都明确确定林彪是接班人呀!用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来形容我当时精神上所受到的震击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一夜,实际上是彻夜未眠。林彪是全世界最不应该反对毛主席的人呀!语录本举得最高的是他,万岁喊得最响的是他,我自己是将他做为人生楷模、做为忠于毛主席效法的榜样来敬仰崇拜的。就是他在《五·一八讲话》中向全党全国宣布,谁反对毛主席,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呀!怎么他自己却是这样的人呀?我就是在自己的总结《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中表达了对林彪的敬崇呀!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最残酷的愚弄,受到了最无耻的欺骗,受到了最廉价的亵渎,象《牛虻》中的亚瑟受到神父欺骗后那样精神几乎崩溃了。对林彪产生极度的痛恨,真真是咬牙切齿的痛恨,甚至是极度的愤怒。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的灵魂被玷污而更愤怒的事呢?但使我更痛苦的是,为什么自己被骗得这么惨呢?在怀疑陈伯达时,在批评“带枪的刘邓路线”、“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时,明明已触及到林彪了,为什么却自我蒙蔽没有怀疑林彪呢?为什么就象是用扫雷器明明已探到地雷却自认为是礼花那样荒唐呢?这说明我的精神世界中还存在严重的奴隶主义缺陷,可以说我是被林彪骗到了最后时刻。可以断定,假如我被林立果选入他的教导队,只要他们不公开亮出反对毛主席的旗号,我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他们走而决不会迟疑。想到这里,我为自己在取得反陈胜利时的沾沾自喜而深感羞愧。我又想,林彪此举,无疑象蒋介石背叛北伐革命一样直接威胁到文革的成果,会对毛主席老人家的精神造成严重打击,于是更加憎恨林彪。我当时还不解地想,毛主席那样英明,怎么没有看出林彪呢?那一夜的思绪就是这样翻江倒海。(现在回忆那夜是那样苦痛万分,整个灵魂被切得粉碎搅拌,但我的崩溃感终究没有走向极端,没有越过底线。——对毛主席的忠诚和信仰依然如初,反而认为自己应该为毛主席分忧,应该鞭策自己更快成熟起来。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自己精神铸造的任务更艰巨了。后来我听说毛主席因林彪叛逃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伤害,我的心都碎了。同时对毛主席更加崇拜了,出了这样的大事,毛主席仍指挥若定,“安居平五路”,稳住了局势没有出现大乱,这是何等的雄才呀!所以我理解毛主席对“二月逆流”平反的让步的苦心。)

第二天,我去看望高中时代的另一位好友小丁,他是首都机场维修工程师。我跟他讲了林彪事件,他也极为震惊。平静下来后,他说:“前几天,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干部被突然抓起来,可能与这事有关。”他又想起了什么,说:“走,咱们到机场候机楼去看一看便知真假。”原来第二天,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要来访华到京。我们二人骑自行车来到首都机场候机大厅,一进大厅,小丁就惊异地站住了,说:“没错,是真的了。前几天我还来过候机大厅,墙上宣传画有林彪的照片,现在全撤了,没一张了,这证明林彪确实出事了。”
其实,在我回家探亲期间,石家庄市内已在传闻林彪叛逃了。不久,便向群众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我记得那一天是十月十八日。当时可以说,除了林彪集团中的某些人和极个别老谋深算及智商超群者(如我的朋友小乐)外,不论过去是反对林彪的还是拥护林彪的,都不会想到林彪会反对毛主席,更不会想到他会谋害毛主席。
在林彪事件中,受到伤害,最深的是两方面的人。一是毛主席;二是原来诚心拥护林彪的干部和群众。对普通干部群众的伤害,主要是精神信义方面的。而对毛主席,不仅精神受到极大伤害,而且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林彪陷毛主席于极端被动的处境,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力主写进党章、宪法,现在林彪背叛了,怎样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待?这件事发生后,毛主席重病一场,明显苍老了许多。可以断定,如不发生林彪事件,毛主席的身体不受到伤害,还会延寿一些年,那将很有利于巩固文革成果。
林彪的主要历史功绩有四:一是平型关大捷;二是辽沈战役;三是倡导学毛著;四是支持毛主席开展文化大革命。没有林彪的支持,毛主席是无法定下搞文革的决心的。这些功劳是永不可没的。毛主席当年选定林彪为接班人并不是失误,林彪当时也确实堪当此任,非他莫属。在这方面,毛主席和林彪都经得住历史的验评。林彪的私心野心确实在文革之前就已有萌发,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绝没有反叛之心,有些评论文章将林彪青年时期成长中的偏颇失误即认做为野心早具,这是不公平的。
林彪一生中最大的罪过是背叛毛主席。在我党我军中,受到毛主席直接教诲最多的就要属林彪了。可以说,毛主席是把林彪从一个娃娃培养成一名功勋显赫的战将元帅。但林彪却象韩信那样晚节不忠,而且罪愆超过韩信。就象当年北伐正在胜利进军之中蒋介石突然背叛而使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一样,林彪的反叛直接导致文革的失败,这使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在极短时间内转化到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方面,导致右倾翻案复辟势力乘机反攻倒算,导致后来修正主义入主中央,最终导致文革被彻底否定,毛泽东主义被彻底否定,中国被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道路,而且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苏联之后又失去最大一块社会主义阵地,陷入极低潮期。无论从革命利益方面说,还是从个人名节方面说,还是从与毛主席的关系方面说,林彪都不应该背叛毛主席。林彪确实是先功不抵后罪,死有余辜,遗臭万年。所以,我判定林彪是中华五千年第一罪人。一世功名,毁于一念。惜哉,林彪!恨哉,林彪!呜呼!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中,没有涉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作为,这对于我当时深刻认识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性质产生严重屏蔽作用,视线完全集中在陈伯达的身上,根本没有去想此事会与林彪有关系。当时保定三十八军是批陈急先锋,使我以为陈伯达是反林彪的。特具讽刺意味的还有一件事,就在林彪爆炸前两个月,《红旗》杂志七一年第七期庆祝建党五十周年专刊的封面竟是林彪光看秃头学毛著的彩照,而摄影者正是那位《庐山仙人洞照》的摄影者李进——江青。所以,这使我直到听到林彪爆炸消息前的一刻,一直是对林彪完全崇拜的。林彪事件使我在精神炼狱后产生了一个剧变,从此,除了毛主席之外,我对中央的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再崇拜,而是将他们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当做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具体参加者,将他们的言行都放到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中,从防修反修反复辟意义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判断而绝不再盲目相信,也就是说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言行都采取阶级分析的态度。(当然是用我自己掌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去判断衡量,不是说我的判断衡量肯定正确。)而且从此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神化绝对式(即“凡是”)的崇拜了,而是建立在真理性理解基础上的崇拜了,林彪事件使原来笼罩在毛主席身上的神化光环在我心目中消失了。(这种神化光环,是在整个社会精神氛围中,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幻造出来的,是我自己将毛主席当成了神。)这种真理性的崇拜,越往后越显明,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及本白皮书中有明显的体现。
林彪之死,也导致了我王士吉的精神之死——旧的精神状态的王士吉已经死亡。在痛苦的精神炼狱中,旧我焚灭了,新我飞升了。
正是林彪倡导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哺育出雷锋,又正是雷锋的光辉榜样将我引上革命者的道路。如果没有林彪倡导的学毛著运动,我的世界观的成长会拖延很长一段路程。但又是林彪的背叛行为,彻底打碎了我残存的奴隶主义精神枷锁,成为彻底的革命者。林彪使我成为革命者,又使我成为彻底的革命者。由是我从这两个方面终生深谢林彪。
林彪事件之后,我和我的朋友分析林彪背叛毛主席的原因,大家都对林虎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非常气恨。但小乐却又语出惊人,他说:“林彪和毛主席都上了大当。”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我不解地问他:“你说是中了林立果的当吧?”小乐轻蔑地说:“林立果算什么?他不过是个毛头小孩子。能进行这种运筹的,另有高人。”我问:“此人是谁?”小乐又笑而不答:“天机不可泄露,历史自有揭偈之时。”在陈伯达被揪出后,他断定陈之后另有司令,果然得到验证,现在他又语带玄机令人费思。但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赴美国留学,不幸去世,英年早逝,魂丧异国他乡。他所言“另有高人”一直未点破。他说林立果是毛头小孩子,其实他和林立果同岁。在七十年带,小乐坚持学英语,能用英语朗诵英文版《林海雪原》。他是凭自己的论文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奖学金而去留学的,我为失去这样一个才华聪颖、神机过人的明友而扼腕叹息。
林彪事件后,我当即断定右倾翻案势力必定会反扑,文革进入保卫战。果然不久,在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和六八年春季“杨余休事件”平反后,七二年春便刮起一股借批林彪极左而否定文革之风,后被毛主席制止,将林彪路线定为形左实右。我当时即对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一风吹有忧虑。——这是我第一次对毛主席的决策有不完全赞同的看法。由于有这次批极左的风潮,我开始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很可能出现恩格斯、斯大林逝世后那种修正主义得势的历史重演。七二年夏天,我写了一篇《当代青年思想工作浅谈》,在结尾部分谈及了这种担忧。我说:“文革之后的斗争将主要表现在文革中上来的和文革中被打倒过的两种人之间。当前的错误倾向中以极左为主,但如果出现恩格斯、斯大林逝世情况,很可能极右倾向会占上风。”这里所说的“恩格斯、斯大林逝世”,是暗指毛主席逝世。在这篇文章中,我探讨了如何正确对待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政策问题。七三年七月间,党的十大召开前夕,我又写了一篇总结《在急流中勇进》,总结从大学毕业到工厂后的斗争经历体会,这两份总结后来都被国家安全局搜去了。
九届二中全会上和批陈整风中,毛主席多次提出要学习马、列著作。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最初,我对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有些不理解,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便倡导学习毛主席著作,六十年代初反修大论战中宣传许多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文革中更是掀起学毛著高潮,怎么是多年来不读马、列呢?后来,在学习了毛主席提示的一些马、列著作后,才加深了对毛主席论断的理解。文革前及文革中学毛著运动确实成绩很大,而且由此学习到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但是这些学习中比较偏于学毛著,而对马、列的基本著作、基本理论、体系上的东西缺乏系统全面介绍、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主要是结合实际问题来应用马列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教科书,许多基本理论、原理没有必要去重复。所以多数干部群众只知道毛主席怎么说,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我党历史上理论问题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林彪又号召主要学毛著,甚至有用学毛主席著作完全代替学马、列的倾向。这就形成一种倾向掩盖一种倾向。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搬出马、列的论天才的话,一下子俘虏了许多中央委员。所以,不仅应该大力开展学毛著活动,而且应全面系统学习马、列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从体系上深刻全面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的百年大业,千年大业之事。正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我阅读了马、恩、列、斯的一些经典著作,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从体系上知道了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为后来识破“四人帮”的“尊法崇法”,识破邓小平理论打下了基础。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点问题,明明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邓小平却说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邓小平理论是背离马列主义的。又如,《马恩选集》第二卷中有整整一百页《论住宅问题》,专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工人自己购房住房的方案,而邓小平的房改路线完全是按蒲鲁东主义设计的。这样就从“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两个方面简明地标定了邓小平理论思想体系的性质,于是一泻千里势如破竹击破了邓小平路线。我仅仅是粗读了几本马、列的著作,那么那些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著作的人们,不是更能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了吗?关键是看有没有勇气进行反潮流斗争了。所以,现在有人将马、列、毛都甩掉,而直接高举邓理论了。有时为了挂幌子也只是将马、列、毛一提而过,以致于将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搞得一蹋糊涂,不分姓“资”姓“社”,不分是“公”是“私”,只要“黑白两只猫”。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全社会只将与生财赚钱有用的书籍识为宝贝,而将马、列、毛著作识为过时的劳什子弃之一边。请到省、市图书馆去开开眼吧,原来作为AA类的马、列、毛著作都推到最后靠墙之处,书架上积满厚厚尘埃,轻轻一吹便尘土飞扬,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号相符吗?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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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4, 2006 7:01 am    发表主题: 第十七章 参观大寨 引用并回复

第十七章 参观大寨
七二年秋收前,我厂去农业战线的红旗单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山区,土壤贫瘠。在陈永贵带领下,通过集体艰苦奋斗,填土造田,造成一块块小平原,建成全国最先进的农业集体。我们去参观时,看到梯田里的玉米秧又高又粗,我细心查看,每棵玉米秧上大都是两个一尺来长的玉米穗,有的还有三个穗子,很少只有一个穗。我是农村出身,从未见过长得这么好的玉米秧。而且地里干干净净,几乎没有杂草,农活做到这么精细,实在叫人赞佩。我估计了一下,这里玉米亩产要比平常地区至少多一倍。在梯田的坡上还结着倭瓜。我们那天没有见到陈永贵,但我从庄稼长势上确实相信大寨是红旗。我在大寨村口的小桥照了两张照片,背景墙上有“大寨”两个字。大寨经验的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据说,毛主席在一九七三年底八十岁生日那天,在中南海居室招待几位中央领导人,其中有陈永贵在场。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连魔鬼的钱也用,我们有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文革被否定后,大寨红旗也被否定,说是极左典型。大寨的某领导人甚至到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向资本主义暴发户禹作敏讨教经验。禹作敏大笔一挥,个人赠送50万元,这位大寨领导人感激得涕泪直流。其实这50万只是禹作敏年名义工资300万元的六分之一而已。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英雄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闯将学习,红旗向黑旗俯首,历史多么具有讽刺性呀?
当一种错误倾向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能够坚持真理硬着头皮顶住,是多么不容易啊!

第十八节 党的十大授予反潮流令箭
七三年八月,召开了党的十大。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中最显著的地方是反复强调反潮流问题。《政治报告》中将毛主席在九大上关于“一股风两种倾向”的论述公开发表。《报告》中说:“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当一种错误倾向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硬住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修改党章报告》中说:“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九大党章删去了八大党章中“不得进行党内派别活动”的规定,十大党章中坚持了这一点。《政治报告》中还说:“反映这种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文革期间,报刊上公布了毛主席的告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警惕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六六年十月,在京大串联期间,我从红卫兵的大字报上及小报上看到毛主席在1964年5—6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各个省顶住。”“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二十多年后,我从《左倾二十年》一书中看到毛主席的这些话。2002年8月出了看守所后,又从省图书馆的《党史研究材料》、《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中看到这些话。(据说六四年毛主席就指示他的话传下去,传到县。可是至今未见到报刊上公开发表这些关于‘修正主义中央’的论述。)
上述关于反潮流的号召,使我清晰地认识到,鉴于文革中与刘邓、林彪斗争的教训,鉴于苏联修正主义中央的教训,党中央、毛主席对党的组织纪律进行了重大调整,并且我认为这是毛主席针对自己去世后可能出现的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央而向全党发出的预备攻击令,党的十大已将向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央攻击的令箭授予了全党党员和各级组织。二十年后,我对修正主义中央发动攻击时,就称为“攻击行动”,这也是我组建共革的党规依据。
从批陈到批林,到十大,我的精神境界完全放开了,从此,将两眼紧紧盯住中央的斗争,作为防修反修复辟的主战场。
关于党内派别斗争问题,国际共运史上有着曲折的经历。
在马克思、恩格斯登上工人阶级斗争舞台之前,已存在多种社会主义流派和工人阶级政党,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申明:“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恩格思领导的第二国际中,始终存在着各种公开派别的公开斗争。对于这些正常的派别斗争,马、恩始终是持平等态度,没有采用组织手段处理。唯一采取组织手段处理的只有对搞阴谋分裂的巴枯宁主义者。
首先向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提出组织分裂的正是列宁,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退出第二国际,倡议并组建了第三国际。
首先向本党的机会主义中央进行组织分裂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李卜克内西。他先是在党内组织秘密的革命派别斯巴达克派,后来公开分离,成立德国共产党。他们的革命派别活动得到列宁的热情赞扬和支持。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始终存在派别斗争。但到俄共十次大会上,列宁提出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并形成纪律。历史证明,这一条纪律对党的发展有利有弊,总的来说弊大于利,特别是党被机会主义控制的时候,害处更大。
中共从一大至八大沿用苏共党章规定。但在六十年代初,许多国家工人党分裂,我党支持分裂出来的马列主义革命派。鉴于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的教训及刘邓司令部教训,毛主席主持的九大党章中删去了“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规定,十大报告中更强调反潮流斗争。
在六二年北京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党内要允许存在公开的反对派”。在六四年六月中央会议上,在毛主席提出“县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后,刘少奇说:“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一九六五年十月,毛主席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六五年一月十三日又说: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见《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
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中,毛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当代中国党内又出了修正主义,所以,现在是坚决实施邓十大授予的攻击令的时候了。

第十九章 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但又持有戒意
七三年八月的十大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王洪文,一个是邓小平。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而后选为中央副主席,而且在五位副主席中排位仅仅次于周恩来,被普通认为是接班人物。邓小平是刘少奇司令部二号人物,被选为中央委员,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能不引起人们关注。
在大会召开前,曾传达中央关于邓小平重新工作的文件,文件中附有邓小平七二年八月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对该信的批示。毛主席在批语中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然后又肯定邓与刘少奇不同,并肯定了邓的一些成绩。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传达文件那天我没有到会场,很可能是我那天上夜班没有在厂。后来听别的党员转述的,说邓小平在信中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文革前困难时期推行的“三自一包”等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保证“永不翻案”。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中央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是拥护的。我当时的看法是,这体现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可以团结大批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有利于加强党内团结,由受批判的二号人物公开承认错误,有利于巩固文革成果,特别是在林彪背叛后,邓小平的“永不翻案”的保证有利于稳定局势,安定人心。因此,我对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抱有良好愿望,希望他践履自己的诺言。对他是不是完全信任没有戒意呢?坦率地说并非如此。正如毛主席在批示中说的“邓小平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他是刘邓司令部二号人物,是刘少奇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仅仅一个“永不翻案”的保证,并不能消除我的疑虑。而且在信中邓的自我批评远非深刻透彻。当时那位与我谈话的党员说:“我党历来政策是重在表现。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就看他的表现吧。”我当时就认为,如果邓小平没有“永不翻案”的保证,他是很难恢复工作的。经过林彪事件,我对每个中央领导人的言辞都不是听即相信了。但在当时,对邓小平抱良好希望仍占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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