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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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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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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2, 2006 11:27 am    发表主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 引用并回复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

第七章 文革时代的砺练

第二波 在风浪中游泳
(67年初——68年底)

题记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
——毛泽东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1-20)

第一节 一月风暴起狂澜

(一)大夺权
一九六七年,是在疾风暴雪中闯入中国的。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中发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判断在六七年运动将有大动作,但我没有分析出大动作的具体内容,便密切注视运动的动态。经过大串联,我的精神状态大为改观,企望以积极的姿态投入运动,争唱“主角”。所谓“唱主角”的意向有二,一是要为革命作贡献,不能“泡运动”,无所作为;二是要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进入自由王国状态——不论成功或失败,都要作自己命运的主人,不能再盲目地跟在命运的后面跑。但是,直到六七年初,在这两方面我都没有成绩,一无贡献,二无自由,是一个小写的又矮又小的“人”,因此内心中有一种极欲展示自己的渴望。

果然,一月四日、五日,便发生了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人民日报在祝贺的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评赞:“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整个华东,对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紧接着,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史称“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名发出贺电表示支持和赞扬。毛主席发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全国各地学习上海,展开全国夺权斗争,用“风暴”来形容当时的运动形势,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

一月二十六日,江苏省、南京市也夺了权,我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是南京市造反派中一支主力(当时叫作“响当当硬梆梆的铁杆造反派”),自然是夺权的主要力量之一。不过,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红卫兵战士,并未直接参加夺权活动,而是在夺权后的早晨才从兵团头头的报喜中知道的。当天,我们兵团也夺了学院大权。对于这场夺权斗争,我当时是完全拥护的,至今不改初衷。

(议评:夺权是文革的题中之义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是毛泽东主义的集中代表,是对马列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条件下的新《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原则。

《共产党宣言》在最初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依据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原理发展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这一原则更明确地表示为“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即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是马列主义基本点的核心内容。

但是,马列主义的这个根本原则在很长时间内被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时候,而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这一原理还适不适用,还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也就是说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不存在重新夺回失去政权的问题。列宁提出了防止复辟,还有失去政权的可能,而且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斯大林在实践上进行了这种斗争,但是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扩大了打击面,没有解决问题。过去认为主要危险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颠覆,对内只提打倒反党集团。

同样对“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个普遍规律的认识,也有同样的局限性。所以产生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就是硬道理”的错误认识。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根本认识基础。

毛主席跟据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经验的教训,在《正处》中提出“阶级斗争还存在”,后来,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四清”运动中又提出向混进领导班子的地富分子和变质分子夺权的问题。(当时有一部评剧《夺权》,后来改编为电影,是很有名的。)这是根据天津市郊区小站夺权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但当时这种夺权是在工作队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撤换或改组大队领导班子。在四清中毛主席认为农村基层有1/3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二十三条》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是对马列主义突破性发展。文革初期,毛主席将北大七人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基继承和发展。文革中,这种夺权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用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方式向党内走资派进行全面夺权。从实践上解决了《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以大民主的方式重新夺回被党内走资派篡夺去的那部分权力。打碎、摧毁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独立王国”,即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彻底发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提‘部分改善’,可以。”他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突破性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将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主义阶段,这就是北京人民公社原则——第二巴黎公社原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原则。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文化大革命为引题,由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发展到政治大革命(夺权斗争),是完全合乎阶级斗争普遍规律的,是革命的题中之义,是顺理成章的,无可指责的。

文革到现在受到指责最多的方面有四,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三是“破坏生产”,四是“夺权斗争”,其中“夺权斗争”是“罪中之最”。而正是在这个夺权问题上,彻底划清了马列毛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界线。这又是归根结底一句话,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到底是必然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结果,还是人为制造的错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详细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至今仍然赞同九大《政治报告》的解释。但我认为报告没有从政治经济学方面闸述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原因,即没有指出干部的特权待遇中存在着合法剥削从而导致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蜕变这个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文革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缺少这一方面的阐述,致使容易产生根本不存在党内走资派的认识,认为“走资派”是凭空制造出来的,文革是主观主义的极左产物。所以我在本章第一波开篇部分首先从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的合法剥削性质上提出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状况,提出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原因,提出了文革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性。既然文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夺权斗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如登泰山二而小鲁看清文革的一切问题,使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大批干部心服,使他们认识到“斗私批修”、“灭资兴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马克思确实是伟大的天才,他从一场完全失败了的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的经验教训中,不仅总结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的主要教训”,即“摧毁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而且由此提示了在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中防止官吏(公职人员)由人民公仆变成人民老爷的根本措施,也就是防止丢失政权的根本措施。如果从苏联斯大林时期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全面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的根本措施,就不会产生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不会滋生众多的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分子。阶级斗争就是比较缓和,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就会处于绝对优势,可以用比较缓和从容的方式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就不会产生文革一类激烈的革命形式的大革命,自然就不存在必须夺权的问题了。在那种巴黎公社原则政策的社会环境下,主要任务是监督干部不变色,如那样,重新夺回失去政权的问题就不会提上日程了。由这个问题,再回过头来看彭德怀等人对三面红旗的态度,确实是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了。正如毛主席说的,难道我们的缺点错误比巴黎公社还严重吗?(大意)在对待失败了的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高低水平确实如天壤之别。以此为镜就可以分清对待文化大革命态度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了。

文革中导致夺权斗争的直接具体原因,是由于走资派进行阻碍、干扰、破坏文革运动引起的。至一九六六年底,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被揭露批判,刘邓司令部也已被揭露。但是,刘邓路线在各地的代理人及那些受其影响的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最初用“抓生产”来压革命,被识破后,又转而用“促革命”来破坏生产,鼓动外出造反,搞进京告状给补助等经济主义,上海甚至出现停水停电事情。六六年十一月中,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担任总司令。他们认识到走资派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市委、市政府所以能阻碍、干扰、破坏运动,就是因他们们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必须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将文革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王洪文明确提出“我们要夺权”的口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明确表示不批准“工总司”,王洪文带一批工人造反派乘火车进京状告市委、市政府,火车被扣留在上海西的安亭车站。王洪文领头卧轨拦车,造成京沪线停运30个小时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中央派张春桥、姚文元前往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未向中央请示,先斩后奏签字同意了王洪文的“五项要求”,后来毛主席批准了张春桥的签字。王洪文由些崭露头角,名声大振,成为新星。紧接着发生解放日报拒绝刊登工总司文件的事件。于是,在报社外部造反派支持下,解放日报、文汇报进行了夺权,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随后工总司又联合其他造反派组织夺了市委、市政府大权,使大批市委市政府干部“靠边站”。

那些被夺权靠边站的干部,大多数并不是走资派,但他们由于自己的地位、思想状况执行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手中的权力干扰阻碍运动,使手中权力发生性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夺取他们手中的夺力,就不能排除他们对运动的阻挠干扰,文革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夺权斗争是由刘邓路线逼出来的,而不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阴谋野心,更不是毛主席判断错误。王洪文在一月风暴中是有功绩的,致于他手握大权后不久就发生腐化变质,正是由于文革没有废除干部的等级待遇制度和脱离群众监督这些严重缺陷造成的。当然王洪文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达到真正的无产阶级化,这是他腐化变质的主观上原因。又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极左的腐蚀,堕入其小宗派,成为昙花一朵。

对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应该象对巴黎公社起义一样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分肯定。从现在已公开的各种资料看,直至安亭事件前,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召开两次前后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各地干部的思想转弯子工作,而绝大多数班干部对运动仍是不理解,跟不上,有抵触情绪。许多干部在会上通了,但离京回各地后又不通了,仍然用各种办法阻挠干扰运动。可以说,这些干部在当时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成为运动的障碍物。文革至此,陷入胶着状态难于进展,但当时又没有什么更有效办法推动运动。中央又不能下令撤换或暂时调离几百万干部,因为他们有一个群众基础和这些干部靠边站谁来掌权运作政权机构的问题。就在这时,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夺权,并发生了安亭事件。张春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末向中央请示便先斩后斩后奏签字同意王洪文的五项要求。王洪文的五项要求是指向市委、市政府大权的。张春桥签字同意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这是来自下层群众的主动创造,毛主席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动向,批准了张春桥的签字,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样在张、姚的指导下,首先从报界进行突破,又得毛主席的支持。又发展到在军队的支持下全面夺权,并建立了有老干部参加的“三结合”新的政权机构。从而打破了运动的胶着僵持状态,突飞猛进。开始时新机构起名叫“上海人民公社”——这就与巴黎公社接轨了。与北京大学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接轨了。实质上,上海夺权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反对刘邓路线控制下的已经改变了性质的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的大起义,并用新创立的权力机构代替旧的机构——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巴黎公社原则。“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实质上是符合实际的,但因为有个国家体制和外国承认的问题,毛主席不同意使用“上海人民人社”的名称,最后确定使用“革命委员会”。至此,毛主席实际地全面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转为实践的问题,毛泽东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所以,否定毛泽东主义、否定了文革的人,都极力抓住夺权问题大做文章。

有部否定一月风暴的小说《疯狂的节日》中说一月夺权是王洪文的野心,张春桥的投机,说一月风暴是疯狂的节日。(因为列宁说过夺权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节日,一月风暴后文汇报发表过这样的评论。)这种否定文革的评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不懂得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由否定历史事件而否定历史人物,或由否定历史人物而否定历史事件,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既如前面我们谈到林彪粉碎后,对《五一八讲话》就有这种因人废言的情形。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者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但他们许多措施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宗派之见、门户之见而是给予充分地肯定。相反,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上刊登了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工人购买住房的文章时,恩格斯给予严厉批判(见《论住宅问题》)。

毛主席在这场夺权斗争中充分显示出善于抓住新事物,及时把握根本方向,驾驭形势的伟大战略家、策略家的气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善于抓着整个运动发展链条中当前起决定作用的那一环。对刘邓路线的斗争,抓住文化界的问题为突破口,从历史剧《海瑞罢官》揪出“三字村”,打响文革与论战;逼出《二月提纲》,制定《五·一六通知》,揪出“四家店”;发表北京大学大字报点火,改组北京市委,打掉独立王国;抓住派工作组问题,揭露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刘邓司令部处于被动地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进行公开摊牌,摘掉刘少奇接班人的牌子;支持红卫兵运动及大串联,冲开沉闷局面;斗争深化到中层,形成对峙,这时抓住上海安亭事件,支持夺权口号,使形势势如破竹一泻千里向全国迅速发展。从酝酿、发动、点火、攻击、到夺权,步步深入,直接发动(北京大字报)与尊重群众首创(红卫兵、大串联、夺权、革命委员会三结合),因势利导,应付裕如,主动权始终掌握于手中,真如艺术般的境界。假如果不发生后来的林彪事件,文革将以绝妙的艺术品载入历史史册。可惜林彪这个家伙从空中将这个艺术品摔碎了,真是一滴墨毁了一幅画,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千古罪人属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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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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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2, 2006 11:28 am    发表主题: 第七章第二波2 引用并回复

第七章第二波2

(二)大分裂
在大夺权开始后,我还比较清醒估计到,由于夺权的深刻性、群众性、派别性、急遽性、激烈性,这场夺权斗争中也会像历史的大革命一样,会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破坏行为,必然会出现对夺权不同观点的分歧,不可避免会出现分裂现象——因为各种不同的阶级、派别、阶层在这场斗争中利益得失是不一样的,必然出现左、中、右分化。我告诫自己要有准备,保持清醒头脑,防止陷入极右或极左的倾向。我与骥江、小卜、小蔡等好友交换看法,大家都有这种看法。当时我们定了基本政策——保持中间偏左的状态,既不落后,也不冒进,因为我们都是刚从保守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普通红卫兵战士(当时将这种红卫兵叫“小兵拉子”,比喻作用不大的意思),没有左右运动的能力和权力,虽然主观上想积极投入运动,但如果不想投机,就只有在运动中逐步获得自由,潇洒不得。果然大夺权后不多久,上海就发生了分裂、发生了工部司与红革会的大分裂,全国各地夺权后也都发生了分裂。南京地区分裂成“1·26夺权好得很”和“1·26夺权好个屁”两大派,称为“好派”和“屁”(又称“P派”),而且很快就发生了武斗。这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运用所学的知识比较准确地预估运动趋势。我为此而欣喜,有一种开始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欣慰,不过终究不是弄潮儿,只是跟着运动走,而且就我本心来说,并不希望出现我言中了的大分裂。

各地大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夺权中的联合问题。比如南京地区,有十几个较大的群众组织(主要有南京大学“八·二七红红色造反大队” 、“南京工学院东方红”、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我院的革命造反兵团等)自恃是响当当的老造反派,在夺权中没有联合他们认为比较保守的一些群众组织,将这些组织排斥在夺权之外。这些被排斥在外的组织不服气,于是产生对立。当天那些没有参加1·26夺权的组织又联合起来,在军队的支持下夺了1·26夺权中没来及夺权的一些部门的大权,这就是“1·27”夺权,他们成了“1·27夺权好得很”派,我们这一派又成了“1·27好个屁”派,所以南京当时有两个好派两个屁派。所谓夺权,就是造反派在军队的支持下,将省市委、省市政府的印章夺走(收缴),也就是将成百个橡皮疙瘩印章收集起来拿走,使省市委、省市政府失去指挥调动的权力,靠边站,然后由新成立的三结合权力机构行使对文革的领导权,对工农生产的指挥权。所谓“三结合”就是由军队代表、老革命干部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组成的机力机构,有的地方夺权时还没有老干部站出来,先夺了权,再解放老干部结合进来。
可见,这种夺权斗争形式确实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创举,确实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特征。一、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实际上主要是通过中央文革来实施;二、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在夺权中直接行动的不是军队,而是群众组织,但部队首长亲自坐阵或到现场,动用军队车辆,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夺权后由军队对新机构保卫、站岗;三、直接夺权行动由文革中的新生事物——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实行,表现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力量基础;四、有革命老干部参加,说明不是对老干部全部彻底打倒;五、中央及中央部门不得夺权,领导人员调整由中央决定。这就体现出夺权斗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改善,而不是彻底改善,摧毁的只是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党内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所以,从形式上看很乱,但从大局上看是有领导的、稳定的,就革命和生产两方面都没有出现真空断裂情形,权力转化是很顺利的。这一方面反映出马列主义确实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再一方面也反映出广大中高层干部虽然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队伍,但他们主观愿望上还是愿意革命的,一旦党中央、毛主席支持夺权,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服从夺权组织的命令的,全国没有一处原权力机构公开严重抗夺权的。就夺权本身过程来说,并未造成多大损失,损失出自夺权后的派性大混战。文革被否定后,有成千累万的文章指斥夺权斗争,说明他们弄错了事实,将夺权后的派性混战造成损失归罪于夺权斗争。另外,如果将大革命中的缺点、不足、错误都累计起来,而不看它的主流方向,那么可以打倒一切大革命。历史上的一切大革命的脚印都是急促促的、歪歪斜斜的,每个脚印都没有艺术美,绝没有摩特女郎脚步窈窕婀娜,但它们都是深深有力的。夺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激烈表现,是使用常规斗争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情况下的斗争方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夺权斗争中,毛泽东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接踵而来的大分裂大混战使文革陷入大曲折困境。

这里有一个奇特的问题需要讨论,即群众组织和军队有权夺取党权的问题吗?作为阶级斗争、政权斗争,群众组织和军队进行夺权(重新夺回被篡夺的权力)是天经地议的。但是,群众组织和军队无权夺取党权。无产阶级政党内组织机构的更迭变化只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来进行,不存在党内夺权斗争问题。党内派别斗争如不能解决分歧,最终可以分裂为两个党。分裂后如发生政权之争,也是通过夺取的政权摧毁对方党组织,也不是夺取对方党权。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群众组织在军队的支持下一举夺取党权的奇特的历史现象,按说这是不合理的。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直接执掌国家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造成的。从苏联开始,实际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大于国,党大于法。这就形成夺取政权必须同时夺取党权的奇特的不合理现象。但是,根据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党不是专政机构,不是政权组织,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领导和思想领导,而不应是直接掌握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党中央的权力比最高权力机关还要大,这既不符合党与国家的真实关系,也不符合法理。而且出现如果党的路线错了,国家政策也跟着错;如果党变质了,国家政权也跟着变质。(如苏联就是如此)。国家行使权力,是由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来实现的。但人民代表实际上是由党组织事先议定、指定的,连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官员也是由党组织事先议定、指定的。这就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正确路线和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组织领导。如果共产的路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真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中必然多数是共产党员。这样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时,党员必然按党的路线提出议案,这样就自然实现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而这样,才真正体现了民为国本的性质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而这样,党内斗争与国家事务就分割开来了,党内斗争与政权斗争也分割开来了,在政府机构发生变动时不致于同时引起党内组织变化。
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夺权后都要由人民来管理国家,党不能越庖代俎。《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批判》著作中都没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直接掌管国家政权的提示。为什么没有这种提示,我认为就是在马、恩看来,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掌握政权是不言而喻的。封建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要直接掌管国家政权,是为了谋取私利。所以,一切剥削阶级执政党都是腐败党。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也直接管理国家,在制定有关利益的政策时也很难超脱既得利益的局限而陷入腐败。事实上,所有无产阶级执政党都没有避免了这处情况。党陷入既得利益的樊笼之中,也就不能清醒地观察和监督政府机关内部的不良倾向。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也没有提出共产党要直接管理国家的问题。但是,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提出“布尔什维克政权”、“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概念,并且论断:“一般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这就将“取得政权”与“掌握政权”联为一体,在选举苏维埃人民代表时,列宁等党的领导人都选举为人民委员,党、政二位一体,于是开了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先例。这是一次历史的必然巧合,但却是对党、政关系的错误理解,最终导致悲剧。所以,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直接管理国家政权和事务。

(议评:
执政党制度使文革在实行“三结合”时开始踏上失败之路。
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国家工作人员(官吏)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并可以随时撤换罢免,而不应由任何政党或其他组织指定。但是在文革前,国家官吏,甚至人民代表都是由党组织指定的,所谓选举不过只是个形式,特别是在撤换干部时,是党组织直接撤换。这是严重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是执政党制度的必然结果。正是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导致干部队伍的官僚腐败和阶级性蜕变,滋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导致文革的斗争。文革开始时,毛主席赞扬北大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就是说文革是必须继承和发扬巴黎公社原则。大夺权无疑是完全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那么顺理成章,在大夺权之后,就应该立即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实行人民直接选举革命委员会的人员,就是说大破大立都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但是,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都是由党组织指定的。首先,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都是由党中央直接指定的,军队代表是由中央指定,老干部代表也是由中央指定,群众代表也是在中央谈判时指定的,人民当家做主并没有真正实现。随之,省级以下的革委会又是由上级革委会(或军管会)层层指定的。北京人民公社运动在它胜利高峰(夺权斗争)时突然折回头去,在建立新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时又沿袭旧的指定制度,出现严重的复旧现象。文革在它的最高峰时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最典型的是“二月逆流”),在疯狂反抗被击退后,他们又立即躲到执政党制度的“虎皮”之下,等候时机进行软抵抗。他们心里说:“反正是指定制度,到时候就得启用我们老家伙,到那时就又要由我们说了算了。”他们的目的果然实现了。比如,江苏省三派代表团进京谈判时,中央指定还在被批斗的原省委副书记彭冲参加,然后就被指定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在理论上取得伟大胜利,在实践上也取得伟大胜利,但只是形式上的胜利,未取得实质上的胜利。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实质上又回到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未彻底改造并未真正心服的老官僚们的手里,甚至落到未受到怎么冲击的林彪集团的手里,以及新官僚“四人帮”的手里,并未被人民群众真正掌握。这仍然是执政党代替一切包办一切,并不是由群众充分民主直接选举的,历史又走了一个大循环,人民并没有真正行使有效的监督权。所以,群众代表进入革委会后不久许多人就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官僚化了。文革在“破”上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立”上却又复旧了。许多人都认为文革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失败的,其实不然,文革实际上在组建新的政权机构时就已经踏上失败的道路了。这就是说,在违反巴黎公社原则的执政党制度的大框架下,就是再激烈的革命最终也要重返革命爆发前的原地,因为执政党制度是必然造就官僚的制度。巴黎公社的根本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必须彻底打碎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用自己的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夺权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新的权力机构过程中,执政党指定制度却使它重新陷入旧的官僚机构臼窠。所以,三结合的权利机构的建立过程是违背文革原则的初衷的,这就埋伏了文革必败的根源。在文革中,原来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除了失去一个司令部头子——刘少奇之外,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摧毁,甚至反而更强大了。不仅原来的老官僚们对文革恨之入骨,而且还形成了林彪和“四人帮”新的官僚集团,所以很多人不能真正看透“四人帮”的实质。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强大,而导致他们力量非常强大的根本原因就是执政党制度。——时至现在,还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揭示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在文革后期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毛主席卓绝地完成了时代课题--资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可惜的是林彪事件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未能来得及进一步深刻揭示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根本原因。但他发动的文革的彻底革命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为我们开辟了揭示这个根本原因的认识道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开锁的钥匙,甚至已经将钥匙插进锁眼了。他关于党对国家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不能以党代政,55年不赞同等级薪金制度、军衔制度,批修中指出必须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不能对高级干部实行高薪制度等等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有效遏制官僚资产阶级滋生和根治腐败的重要措施就是取消执政党制度和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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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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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3)

(三)大混战
六七年二月中旬一天中午,我们兵团的广播喇叭突然呼叫:“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全体战士,立即到中央马路集合,有紧急任务!”我们教学班的兵团战士们闻讯跑到学院中央马路,二三十辆大卡车已在等候。我们不问三七二十一爬上汽车,上车后互相关干什么去,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汽车开动后,从前面汽车传过话来,南京医学院的“好派” 战友——南医“6·26”红卫兵被“屁派”围攻,我们去援助他们。毛主席在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对赤脚医生、医疗改革有个重要指示,所以南京医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便起名叫“6·26”红卫兵。他们的派旗是雪白丝绸上印着红色大字,在成百面红色旗帜海洋中,他们的旗帜最特别最显眼,现得特别俏丽,就像一只白羽红顶的丹顶鹤。我院是军事院校,汽车多,行动方便。所以当时本派的组织被围攻,有困难,就向我们呼救去解围。南京医学院在汉中门附近,在他们那片,好派较少,他们力量比较孤单,对立面常围攻他们。我院车队赶到时,南医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兵团的汽车鸣着喇叭呼啸着往里面冲。大街上人山人海,两派组织在大街上有几十个喇叭互相攻击,吵得昏天黑地。支持1·26夺权的就喊“1·26夺权好的很,打倒南京新老保”,对立面就喊“1·26夺权好个屁,是个大阴谋!”我们兵团的旗帜插在第一辆汽车上,大街上相同观点的群众立即让开路,拍掌欢呼:“向炮工革命造反兵团学习致敬!”而对立面群众则阻拦,但架不住我们兵团车队的冲劲。我们兵团车队冲进南医大院,兵团头头走进南医6,26红卫兵占据的大楼。对立面组织占了另一座大楼,楼顶上的大喇叭呼叫:“1·26夺权好个屁!”不一会儿我们兵团的头头从大楼里走出来,下达命令:“砸了屁派大喇叭!”一声令下,几十个兵团小伙子从楼房的雨水排放管爬上楼顶,三下五除二就把对产面的十几个大喇叭拆下来就往楼下扔。我们系奉命去抢扔下来的大喇叭。不一会几,就有人抱来一个大喇叭往车上递,我在车上接过来,大喇叭已摔得变形了。紧接着我院兵团向对立面大楼发起冲击,冲进对立面大楼上的指挥部,砸得一踢胡涂,将他们的宣传工具,传单纸从窗口往下扔,传单纸雪花一样飞满天。对产面支持者的大喇叭发出抗议:“抗议炮工的野蛮行为!”我们兵团汽车上的大喇叭反叽:“抗议个屁!抗议个屁!”这种不文明的语言,在当时都披上了革命造反精神的袈裟,其实与文革精神格格不入。我在汽车上与站在我们汽车旁边的对立面学生辩论,有个女学生急红着脸质问我:“为什么1·26夺权时把我们排斥在外?我们也是老造反派。”在辩论中我发现对立面并非反对夺权本身,只是对排斥他们不服。我提出建议:“如果扩大联合,你们也参加新成立的革命生产指挥机构,行不行?”那个女学生说:“那当然可以,但在机构名额分配比例上必须是一比一。”我思索着这个女学生的话,认为存在着大联合的契机。
——这就是我在文革中参加的一次派性大辩论。

那天南医大围攻,差点酿成大武斗,大流血。双方都不断地调集人马,我们这一派的南京体育学院的小伙子们甚至扛着标枪来了。运动系的男学生们穿着又笨又重的练功大皮鞋,准备参加战斗(实际上是武斗)时冲锋陷阵。他们个个人高马大,膀大腰园,用大头鞋用力踏在马路上咚咚作响,雄赳赳气昂昂威武地劲头不可一世。现在回忆起来真觉得好笑,仿佛就象小孩子们打群架。但那时却都是非常认真的样子,许多本派群众为他们拍掌喝彩。当时的形势紧张得不得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两派几十个头头中只要有一个下令开战,就会酿成大流血。我和小蔡在汽车上担心得不得了,我们班的学员都是反对武斗的。我和小蔡俩人悄声嘀咕:“要是真打起来可怎么办?我们能下手吗?”我俩达成一个临时协议,兵团冲锋的时候我们不往前冲;要是对立面打我们,我们俩就宁可抱头干挨打不还手。——“这可不叫‘中间偏左’,而是‘中间偏右’啦?”小蔡难堪地苦笑着说。我也无奈地说:“无论如何咱们的拳头不能打人呀!”谢天谢地,终究没有打起来。原来是南京军区领导闻讯后赶来调停,这才避免了一场大流血。双方人马撤离时,各自大喇叭都仍不示弱地攻击对方,好像暗示:“今天的事还没完。”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所以,以后再有武斗征兆的大集合,我们就假装不知道尽量躲避过去。(不过,南京市的流血大武斗始终不多。主要原因,一是军区领导的调解,二是我们这一派人多占压倒优势,主要大单位多在我们这一派,这样主要是打嘴仗。如果两派势力差不多势均力敌,就容易出现在武斗。)

后来,军区领导建议两派大集合,但是两派在参加新机构的代表名额上双方都不让步,吵得一蹋糊涂。周总理几次接见江苏省、南京市两派代表。(后来,南京地区又分出第三派——促进大联合派,叫做‘促联派。’)当时,我们这一派人多,约占群众的百分之七十——八十。如果按一比一分配群众组织代表名额,我们这一派头头觉得吃亏了,提出按八比二或七比三分配名额,我方占七成或八成。但对方不干,非要五成不可。双方各不让步,一直吵到来年六八年三月成立省市革委时才解决,中间还出了“反军黑风”,我方头头犯了错误,这才放下架子让步。
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与兵团那位头头也有一次争论,上一次因与争论革保问题,他讥剌我是“康老右”,气得我外出大串联。我认为应该将自己对大联合的想法告诉他,帮助他把握正确的政策。这是我对运动能做贡献的唯一办法,围攻南医回来后,我又到兵团总部找那位头头谈话,我认为一比一配名额的方案可以接受,可以让步。我认为谁掌握权都得为人民服务,都是为革命掌权,关键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当年在延安时期政权机构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名额只占三分之一。如果因名额问题僵持不下,运动会出现久拖不决的局面。我当时提出一个口号:“为革命掌权,不为派性掌权。”谁料头头又把我臭训了一顿,说:“你王士吉从运动开始就是老右,真是本性难移。”头头还说:“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怎么可以将权力让给别人呢?我们就是要大权独揽。”旁边的人讥讽我是“好派中的屁派”。头头更嘲弄说:“你永远只能当右派,永远也成不了左派。”周围是一片讪笑声。这个头头使用的腔调是模仿电影《海鹰》中美军将军,影片中一个美军将嘲笑他的一个中校部下说“你只能当中校,永远也成不了一个政治家”。气得我也用列宁的话反唇相讥:“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样高”。我警告头头:“左派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变成极‘左’去掉括号就是极右派。”结果不欢而散。头头还不无讥讽地说:“你王士吉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五比五,还是七比三,也都没有你王士吉的份,光在那儿送人情。”这话倒是不假,我只不过是个“小兵拉子”(普通一兵),就是名额百分之百都给了我们这一派,也轮不到分配给我个“委员”干干。其实,我并没有直接掌权的欲望,但当时我有一个设想,如果头头赞成我的意见,我准备给他当个参谋,以这种方式介入决策范围,影响运动,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又被头头拒之千里之外,只好望权兴叹了。

半年多后,在反军乱军风潮中这个头头犯了大错误。到六八年夏天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学院后,我被安排进行调查反军问题。这个头头被当作“坏头头”隔离审查,我到他被关押的屋子找他了解情况,他颇有感慨地说:“你说过功臣变祸首,昨日臣功今日祸首,极‘左’去掉括号就是极右,看来很有道理呀。”那时他的精神很颓丧,已没有往日的任何威风了。这个头头是个教员,运动初期因批评院党委受到过压制打击,是我院最早的造反派。在运动初期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有功的。不料后来真的走向极端,由功臣变成祸首。我毕业几年后,有一次在北京出差(七五年中),偶遇我院几位教员,向他们打听这位教员头头的结局。他们说,已经“解放”了。但后来又听说,文革被否定后清理三种人时,他又被当作坏头头清理了。我对他的历史结局很惋惜,不管怎么说,在运动初期,像我那样保守落后的人终究飞得比人家低许多。据我的观察,当年造反派头头中确实有些人变成坏头头,犯有大错误,应该清理。但将全部头头都定为“三种人”进行清理,我认为这是对文革的反攻倒算,右倾翻案,他们成了否定文革的殉葬者。

(四)议评:派性分裂探源
文革期间派性分裂是个顽症,持续很久,其根本原因何在?我认为原因有四:
一、最初是走资派和旧领导人为保自己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群众,同时操纵一部分保守群众,制造了群众中对立情绪,产生分裂,这是分裂产生的基因;
二、继而是造反派内部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争名次、争核心、争名额、争夺权利。这是派性分裂的主要原因。
三、后来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分裂。文革初期军队是倾向于支持比较保守的一派,老造反派与军队领导人产生分歧意见,甚至冲击军队。军队支左后就开始压一派支一派,导致分裂加深。
四、中央文革人员(包括林彪)的极左路线及错误表态也是分裂加剧的重要原因。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影响。
文革中派性分裂是阶级斗争规律的表现。而不是文革本身造成的,是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现象,将它说成是文革本身的缺点是不对的。正如土改运动中的过火斗争情况是农民小资产阶级阶级报应行为,而不是土改运动本身的缺点。——此点我们在后要还要详细论述。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毛泽东语)在大革命中,参与进来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都必然要表现自己的本身面目,对运动产生不同影响,结果使运动呈现出多种复杂变化的局面和过程,造成曲折反复,甚至拉偏了革命的原来方面,造成损失。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的规律。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也不依毛主席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分裂混战过程是必然无法逾越的,因为利益得失不一致,尤其有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是他始终能驾驭运动的形势,因势利导,经过一年半时间(67年初至68年8月),终于实现了普遍建立革委会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省外)。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中、之后,在法国的1848年大革命之中、之后,在俄国第一次大革命(1905年)之中、之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1926-1927年)之中、之后,都曾出现普遍的大分裂现象。尤其是中国古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在革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大分裂、大论战、百家争鸣、五霸七雄,前后争斗达几百年。革命的内容越深刻,革命中的分裂也就越严重。因有分裂混乱而否定文革本身,尤其是将林彪及中央文革人员的极左路线导致的分裂归罪于文革本身,是一叶瞕目不识泰山,将病菌当作人体本身,甚至是别有用心。(林彪及中央文革在文革中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方面,并不是全部都是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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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4)

第二节 二月逆流大反扑

(一)左派整风夭折
自六六年底开始,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对派性进行批评,明确指出革命造反派中派性属于小资产阶级派性,中央文革也多次要求左派整风。六七年初夺权后又出现新的分裂混乱,于是中央文革决定左派进行整风。其实造反派的狂劲与中央文革某些人的狂劲不无关系,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自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撤销工作组及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资反路线,尤其是毛主席公开支持红卫兵以后,直至夺权的六个月中(六六年八月——六七年一月底),原来受压的革命造反派,可以说是好风凭借力直上青云,节节得势,出尽风头,直到夺权后大权在握,已经发展到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气势。在大革命狂潮中,他们的作法难免有些缺点、错误,这本来并不值得过分非议。问题是有些头头已经狂到老虎屁股摸不得,老了天下第一的地步,即如我自已亲身的感触便是如此,几次向头头提建议,均遭贬斥。头头们的头脑已膨胀到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的程度,几乎是遇剌即跳,尤其是在团结对立面联合掌权问题上,大权独霸,小权也独霸,充分显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极度权欲和心胸狭窄。说句难听话,完全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得势后的派头。周总理在接见江苏省、南京市两派代表时,我们这一派有个头头说“夺权容易,掌权难呀!”周总理说“夺权也不容易,你们不是夺权后到现在还没有统一吗?”(大意)所以,左派整风是应该的,势在必行。

我们兵团开始整风后,兵团头头(就是与我争论的那个头头)做了总结和自我批评,欢迎批评。兵团战士讨论了头头的报告,认为头头的自我批评有诚意,但还不够深刻,尤其是对我院对立面——八一兵团的团结问题上应该以大局为重,扩大联合消除分歧。但是在下一阶段帮助头头整风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否定造反派革命精神的倾向,将造反派说得一踢胡涂一无是处。提出这些批评的主要是过去与头头有分歧的教员。我们教学班的兵团战士对这种否定革命造反派的倾向不赞成。就我本人说,对头头们的极左不满意,认为批评得重一些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也不赞成否定他们。我这种态度,当时在兵团中占多数,大家都希望整风能有成效。不料,兵团中的铁杆造反派们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提出“只许左派整风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攻击那些提意见尖锐的人是“八一兵团的代理人”,一下子使兵团内部矛盾激化,出现大字报混战,又有一些战士一气之下退出兵团去参加了“八一兵团”。整风就此夭折,根本没有达到原定整风的目的。
也就在此时,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

(二)“二月逆流”滚滚。
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我们听到的中央文件传达说,在六七年二月间的两次中央领导人例行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对文革以来,特别是夺权以后大批老干部被打倒靠边站不满,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有人甚至说自己有三个不应该,不应该活到六十,不应该参加革命,不应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有人对打倒刘邓不满,说“一臣不保二主”,说话时手指戳到桌子上戳伤了手指,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提这些意见的都是老帅和副总理。后来,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们是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风。毛主席甚至说出“重上井岗山”的话。在周总理的开导下,中央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进行批评。各位老帅、老总都作了检查,这才过关。当时称为“二月逆流”。
这次事件,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在政治报告上,都明确定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逆流。在林彪爆炸后,毛主席对这次事件有新的评论。认为老帅、老总们是对林彪有气,撤销了对“二月逆流”的定性。文革被否定后,更称为是对抗文革极左的“二月抗争”了。

我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有个反复过程。在林彪爆炸前,我与中央的口径自然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这次事件是反革命逆流,而不管是由谁挑大梁。林彪爆炸后,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我当时拥护毛主席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而且我认为这个让步有严重消极性,会使右倾翻案风抬头,文革从此进入保卫战。一九七二年春,果然掀起一般批极左风潮。说林彪路线是极左,当然是正确的,但这种批极左目的是为了否字文革。后来毛主席提出林彪是形左实右,不要批极左了,这才刹住批极左翻案风。我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写的一篇《青年思想工作浅谈》的结尾处表示了对未来形势的担忧。我写到:“今后的斗争将集中表现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与文革中上来的人之间。如果出现恩格、斯大林逝世情况,可能会出现右倾翻案情况。”这里所说的“恩格斯、斯大林逝世的情况”,是暗示毛主席百年后,可能会出现右派翻天。恩格斯逝世后,出现第二国际变修;斯大林逝世后,出现赫鲁晓夫篡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在七二年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在七十年代初对这种翻案风是不赞成的。在九十年代进行共革活动时,我又一次审查对“二月逆流”事件的认识,写进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的《毛泽东的悲剧是什么?》一篇。

(三)议评:我对为“二月逆流”平反持有异议
在论文集的《毛泽东的悲剧是什么?》一篇中,我认为不论是事件发生的当时,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及九大会议上认定是“二月逆流”时,还是林彪爆炸后平反时,还是否定文革后再平反时,对事件本身的真实情况的认定都是一致的,并无不同之处,即在事件的客观真实上并无分歧,只是对事件性质的定性上发生了变化。那么,作为历史事件的再评论者的人们,对有各种不同评价的历史事件进行再评价时,就不应以各种当事人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认识及各种会议的决议及其变化为依据,而只应以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真实资料为依据,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即不搞任何人的“凡是”。

我认为,作为党内一次路线斗争历史事件,这次事件中这些老干部所代表的政治方向,确实是代表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党内社会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代表着资本主义势力,代表着刘邓资本主义路线是对《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反动,确确实实是反历史的逆流。事件本身的性质不能因事件中的某个或某些参加者政治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商鞅变法不因商鞅被车裂而改变历史意义,戊戌变法也不因康梁后来成为保皇党而否认变法的进步性质。不能因人定史,只能以史定史。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对资产阶级特权和封建特权的干部等级特殊待遇制度所造成的历史恶果进行清算,这就必然要触及多年享受这些特殊待遇的干部的既得利益(包括坐了多年的官位),就要触动整个干部队伍的大网,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此处而动彼处。尤其是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必然要惊撼多年享受资本主义路线好处的人们。这些人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成员,但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思想体系基础与刘邓是一样的,都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人们。所以,当无产阶级冲垮了刘邓司令部进而夺取他们在各地把持的权力时,那些既得利益者们便觉得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于是就向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了。老实说,那些当年热衷于实行背离巴黎原则的特权待遇制度、从而将整个干部队伍引上向资产阶级蜕变道路的老干部们(即第一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他们像李自成进京后带头蜕变一样,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有严重过错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罪的,他们只应诚恳地接受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批判,根本没有在党和人民面前说三道四的权利!不能因为他们在民主革命中有巨大功劳而减轻他们在过社会主义关时的严重过错的责任。可惜,文革中自始至终没有从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上挖透刘邓路线,没有指明高级干部们的阶级成分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没有使他们明了自己现实的阶级地位。因此,那些还正在走资本主道路的老干部们始终不觉察自己身上的尘埃污垢,没有任何自责心理,没有自知之明,反而在受到批评时备觉委屈。
我现在仍认为,在林彪爆炸前认定这次事件为“二月逆流”是完全正确的,但因为是党内公开的争论,不应定为“反革命逆流”,而只应在定为右倾翻案逆流。林彪爆炸后,毛主席处于极不利地位,不得不让步,为“二月逆流”平反一风吹。但这次平反让步并不是积极的,而完全是消极的让步,是弊端严重的失败让步。为什么说这次一风吹的让步是纯消极的呢?因为在平反时没有坚持指出老干部当时的倾向是右倾翻案性质,反倒给人以他们是反林英雄的错误印象。正是这次消极让步,埋伏下文革必败、右倾翻案势力必然反攻胜利的祸根。正是这次消极让步后,毛主席处于处处被动地位,而右倾翻案势力步步紧逼,最后由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独揽党政大权用整顿搞翻案。“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顿措施……这些整顿措施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见《邓选三卷》第81页)直到一九七五年底,毛主席才能重新发动“批邓反右”斗争,但已不足以扭转局势。到七六年清明节前夕“四人帮”又处置错误,造成更大被动,被极右势力利用,酿成“四五”事件。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后,仅仅两年(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右倾翻案复辟势力便终于得逞,入主中央。

(四)议评:文革失败的悲剧之因——毛主席的消极让步
毛主席一生中对原则问题历来是严肃的,绝不拿原则做交易,即使让步,也是积极的,自己要掌握主动权。他一生中被迫做出消极让步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五年讨论实行干部等级薪金制、军衔制、干部特殊待遇制和工人八级工资制的时候,再有就是这次为“二月逆流”平反。而两次消极让步都为倾覆他的事业埋下了祸根。在五五年中央讨论等级待遇制时,只有毛主席一人持反对意见,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赞同。毛主席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又有民主集中制制约,只好让步。不过,这次让步不是纯消极的,他终究明确定表示不赞同意见,并且不当大元帅,不拿一级工资,而且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严肃指出“这次让步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让步,一让一大步,让出个等级森严,八级工资制”。又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大跃进中审定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婉转地批评了等级工资制。正是这种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干部等级薪金制、军衔制、特殊待遇制度,使党政军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蜕变,滋生出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而且尾大不掉,坐成虎势,形成大大小小“独立王国”,最后不得不以文化大革命这种激烈的斗争方式与党内资产阶级决战。如果五五年当时毛主席向全党公开明示这种特权待遇制度的危害性,甚至愤然辞职,(当时确实有人公开要求毛主席“退休休息”),使自己处于党内公开的反对派地位进行斗争,就有可能纠正这种特权待遇制度,那么党内资产阶级就不容易形成,文革也就不会产生了;即使不能纠正这种特权待遇制度,全党也会明了它的危害,有了警觉,一旦进行斗争,也会从根本上挖到资本主义路线的根源,使斗争易于取得胜利,不易出现翻案复辟。所以,我认为,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的让步是消极的,没有掌握主动权,让出个党内资产阶级。(以上观点也请看我的论文集中的副篇《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五五年让步让出个党内资产阶级,而对“二月逆流”平反一风吹的纯消极让步,则是在文革中与党内资产阶级大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发生突发事件的不利情况下的城下退让,被右倾翻案势力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最终导致无产阶级被打败,文革被否定,毛泽东主义被否定,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我对毛主席这两次消极让步持否定态度,但我理解毛主席的苦衷,我崇拜毛主席,但我已成长到并不盲目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决策、论断都是绝对正确的,即我并不搞对毛主席的“凡是”。对于毛主席工作中的失误,比如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速度设计不当,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那都是工作中的失误,并且经过中央研究批准的。致于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并没有错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能担任接班人的也只有林彪,而且毛主席对林彪并非完全满意,如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批评。但五五年让步和为“二月逆流”平反却是个人决定的。五五年让步,完全是由个人决定,无人可商量。而为“二月逆流”平反,也是自担责任。林彪的的背叛,使革命路线在党内由原来处于相对较大优势聚然间变成相到严重劣势。为保卫文革成果,不得不为“二月逆流”平反,想以此团结安抚老干部。(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并不错,老干部们发火并不是仅仅反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实质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革本身。)但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一风吹,这种纯消极让步事与愿违,使毛主席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巨大政治责任,使右倾翻案势力以受委屈面目“哀而动人”,争得同情,积蓄反攻力量。在平反时,毛主席没有坚持强调老干部当时的态度是错误的(邓小平至少在给中央的信中保证“永不翻案”,在恢复邓小平工作时,中央文件明确指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毛主席语)。)所以,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是偏离文革精神的,(文革是清算五五年中央政策的历史错误的),为了保卫文革而牺牲了文革。所以毛主席的这次纯消极的让步是放弃原则的,是一次严重的失误。虽然七三年党的十大坚持肯定文革,但根基已被挖松,大势已去,决议是人通过的,也可以由人来否决的。当那些人不再为“投鼠忌器”而忧惧时,什么决议在他们眼里都是没有约束力的——因为他们是反林英雄呀!如果林彪爆炸后,毛主席不为“二月逆流”平反,既坚持批林彪,又坚持反极右,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是不是会出现右派翻天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有七零年九届二中全会斗争,毛主席实际上已经批评了林彪,这就将林彪、陈伯达与文革切割开来了,正像六七年打倒王关戚一样。如果林彪爆炸后,毛主席仍旗帜鲜明肯定文革,坚持对“二月逆流”的定性,抢先占据与论制高点,右倾翻案势力是难于有很大作为的。为“二月逆流”平反后,七二年春,刮起一股批极左风潮。毛主席出来制止,说林彪是形左实右,不要批左了。(大意)这股风形式上煞住了,其实那些老右们心里并不服。如果对“二月逆流”不予平反,右倾翻案势力就不敢刮风了。退一步说,即使不平反而出现翻案风,在毛主席健在的情况下也是不难反击的,七五年底不是又发动“批邓反右”吗?再退一大步说,如果不为“二月逆流”平反,即使毛主席逝世后右派翻天,因为没有平反给他们赐予反林英雄的桂冠,他们的底气也不会那么足。而为“二月逆流”平反,掩盖了右倾翻案势力的面目,反而缴了无产阶级进行反击的武器。林彪爆炸后,毛主席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损害,在大病中思考战略退却,决定为“二月逆流”平反,但文革却因此而不保,这恐怕是毛主席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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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5)


(五)破解“打倒一切”不是文革缺点和罪过
“二月逆流”事件中,“打倒一切”被举为进攻的旗帜,认为“打倒一切”是文化大革命的罪过。毛主席在评价文化大革命功过“三七”开时也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革的缺点。我体会,毛主席并不是认为真的存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是说有这种现象、表现而已。但是毛主席终究说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革缺点、错误,这种并不情愿的说法后来被右倾翻案势力作为攻击文革的口实,时至今日也没有廓清这个问题。我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看法与毛主席的论断不一致,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已做表述。我认为,文革本身确有自己的缺点,但并不是文革中的一切不良现象或过火行为都是文革本身的缺点。必须将这两个方面——文革本身的缺点与文革运动中的不良现象、过火行为——严格区别开来,不应将后一方面的问题也当成文革本身的缺点。我认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不是文革的罪过,也不是文革的缺点,而是如同前面所说的“分裂混战”现象一样是文革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表现,并非是文革本身的问题。
文革中的“打倒一切”现象,主要是对干部官僚主义腐败的惩罚和对干部待遇制度后果的历史报应,其次是极右、极左的干扰。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文革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实行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这种特权待遇制度中含有严重的剥削成分,使干部队伍,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发生阶级性蜕变,很快滋生出特权阶层、官僚主义者、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越来越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严重,但平时没有发泄的机会,到文革初期许多干部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于是一旦冲破资反路线后,大多数干部便受到冲击,群众激愤地喊“打倒”,这就是所谓的“打倒一切”。其实是暂的靠边站,到运动中后期绝大部分干部都解放了。文革中以“走资派”罪名最终打倒而没有解放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彻底打倒的都是历史有问题的人,连邓小平也没有开除党籍,在承认错误,保证“永不翻案后”后,也重新出来工作了。我认为,刘少奇如果不是因为有历史问题,也不会彻底打倒的。
在文革前,虽然干部队伍整体上发生了阶级性蜕变,但终究是毛泽东路线占居领导地位,多数干部经过批评教育可以抛弃修正主义路线,所以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社教运动《十条》,《二十三条》及文革《十六条》中都明确肯定了这一点,明确讲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文革本身的目的是教育挽救大多数干部,“决不是打倒一切”。所以,要怪,要责备的应该是那些积极主张实行特权待遇的中央领导人和干部们自已本身,是对们的惩罚和报应。这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必然现象,享受了剥削利益的人,必然要遭受历史的惩罚和报应,而这并不是文革本身的过错。如果干部们都象焦裕禄、陈永贵、王进喜那样密切联系群人众,受他们领导的群众怎么可能会运动一来就揪斗他们呢?群众心中都有杆枰,他们不会那么没良心地对持好干部的。至于后来陶铸的“怀疑一切”,林彪、“四人帮”的极左,确实是煸动“打倒一切”,但只是加剧了事态严重性,并非“打倒一切”的根本原因。苍蝇不叮没缝鸡蛋,如果大多数干部不存在严重官僚主义,极右,极左再煽动,也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冲击。
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夏巡视大江南北时说;“许多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其实,毛主席这里已将干部普遍受冲击(即所谓的“打倒一切”)的主要原因讲清了。既讲了近因,也讲了远因,既讲了作风问题,也讲了政治经济学原因。特别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这已触及了根本原因。从这段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并不认为干部受冲击(“打倒一切”)是文革本身的缺点。
遗憾的是,文革中没有从特权待遇制度角度指明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滋生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原因,使广大干部明白自己已一脚叉进资产阶级泥坑了,已发生了阶级性蜕变。如那样,干部们就会幡然惊觉,就会自觉地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就不会与群众对立,不会对文革有抵触情绪了,也就不会发生冲击一大片的现象了。
我认为这才是文革本身的最大缺点——只对这个等级特权待遇制度产生的恶果作战,而没有对产生这个恶果的原因本身作战。
纵观毛主席领导下的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会发现一个极矛盾的社会生活现象。一方面,毛主席极力强调防止腐败,用不断的政治运动遏制腐败;另一方面,却未触动导致干部腐败的根本原因——干部的特权待遇制度,以及更深刻的原因——执政党制度。结果是腐败分子不断产生,不断受到政治运动遏制,而又不能彻底遏制腐败。于是,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政治运动也越来越激烈。一方面是静态的,腐败分子在不断地消消地产生着。另一方面是动态的,政治运动在不断地激烈地进行。这几乎是两条平行进展的社会生活路线,而物质的因素终于战胜了政治因素,生产关系(分配制度)最终决定了上层建筑,党内资产阶级终于战胜了无产阶级,导致文革失败。在强大的党内走资派队伍面前,毛主席孤军奋战;在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下,毛泽东反对这种腐败待遇制却无力纠正它。一个马克思主义领袖是无力战胜自己领导的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党员队伍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性的。——这就是毛泽东的真正的悲剧。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文革胜利阶段没的提出彻底遏制腐败的巴黎公社原则的根本措施,这更是不应该出现的悲剧。
令人忧虑提,当今中国实行的高薪等级特权公务员制度中的剥削成分更为严重得多了,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呢?它将最终酿成一场比文化大革命还要更为剧烈的社会在革命。君若不信,请拭目以待之。

(六)再探“二月逆流”与党内民主
兼驳“投鼠忌器”说
我在被关进看守所后写这部白皮书时,对胡风案、五七年反右、彭德怀案及“二月逆流”问题,又进行了思索,有些新的认识。现在从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角度分析“二月逆流”问题。
就“二月逆流”的表现形式看,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发表意见,这应该是允许的。即使在路线倾向上是错误的反历史的逆流,但也不应定为“反革命逆流”,因此当时说是“反革命逆流”是不妥的。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这些老帅、老总们当时坚持自己的观点意见,不承认错误,甚至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进行表决,也是他们应有的权利。果真如此,将使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别开生面。首开先河,有利于增强党的生机。这一点,我在前面探讨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问题时也提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碰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就都由原来的气势汹汹变成偃旗息鼓败下阵来,纷纷承认错误作检查,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几乎是完全一样。周总理还做这些老帅老总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做检查。后来“四人帮”粉碎后,有的人用“投鼠忌器”来为自己的软弱辩解,其实这种辩解本身也是软弱的,我当时听了就嗤之以鼻。所谓“忌器”就是怕,怕什么呢?按这些人说的意思,因为林彪是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所以怕与林彪、江青斗争损害毛主席的威望。——多么圣洁的动机呀!但是,如果毛主席手中没有真理,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毛主席的威望不就是因为他手中有真理吗?如果毛主席不是立党为公,能有威望吗?如果他真的有帝王的霸气,不是更应该抵制和批评吗?其实,最早批评极左的,正是毛主席。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认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主席压了好长时间才违心同意发下去。同时给江青写了一封信,留做备忘录,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实际上已批评了林彪的“论天才”。七一年夏天南巡时更明确指出庐山会议上林彪的事情并没有完,林彪是有责任的。至于批评“四人帮”更是公开的严厉的,“四人帮”、“上海帮”就是毛主席确定的。毛主席已经向“鼠辈”们投石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说到底,是不敢坚信自己的手里有真理,不敢“为真理而斗争”,所以,一碰到毛主席高屋建瓴义正辞严的批评,便败下阵来,气势汹汹便烟消去散,急忙承认错误作检查。但内心中并不服气,而是攒足了劲等毛主席去世后再算帐。于是,八、九十年代万千篇翻案文章、回忆录,所谓历史记实资料连篇累牍地抛了出来,为“二月逆流”评功摆好,一副英雄气势。有的文章以赞扬的笔调披露,当年有的老干部急于发作,但更老的干部用手势比划“向上”(暗指毛主席还活着),又“向下”(暗示不要着急,等着吧)。——天晓得这是在褒扬英雄,还是在揭露韬光养晦的机谋权术?我们要问,假如毛主席真有封建帝王的霸道作风,你们就只有等他逝世后才敢炸剌吗?那么,在毛主席在世时,明明知道他有封建帝王作风而畏葸退缩不敢斗争,这算什么共产党员呢?还悲天悯人大发恻隐之心说怕损害毛主席的威望,这更是滑稽得不得了。在毛主席在世时帮助他纠正错误,不是比等他去世后再批评更为有益得多吗?如果毛主席天年延久,再多活五年、十年、二十年,你们就一直干忍着吗?就让封建主义一直延续吗?说透了,不就是怕也像彭德怀那样被罢官罢了。再说得更深一点,不就是你们断定自己能比毛主席晚去世几年吗?晚去世的人的最大优势,就是他可以评说已经去世的人。

但在六七年二、三月间,因反击“二月逆流”却使文革步入了一次大曲折。当时,许多造反派的头头整风中过不了关,处于被动地位。恰在此时,中央出了“二月逆流”事件。“二月逆流”攻击的直接目标是中央文革左派,很像基层整风中否定造反派的思潮。于是上下一致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造反派停止了整风,贴出许多大标语:“右派正在翻天,左泊必须战斗!”造反派的缺点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狂傲了。如果没有“二月逆流”干扰,造反派整风坚持到底,许多极左头头会被撤换,大联合会更快实现。全国形势会更快稳定,不致于混战一直延续到六八年夏天,终使大批学生领袖成为历史罪人。而且还因为反击“二月逆流”刮起反军黑风,使运动更加曲折,使大批造反派头头也成为祸首。仅就这一点,“二月逆流”的罪责就无可赦免了。
反右出左,反左出右,这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种倾向急速转化为另一种倾向的情况,在文革中多次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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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2, 2006 11:32 pm    发表主题: 第三节 三月 赵永夫事件引起第一次反军黑风 引用并回复

第三节 三月 赵永夫事件引起第一次反军黑风
在六六年底至六七年初,全国各地发生多起造反派冲击大军区、省军区和军队事件。文革开始后,军队不开展“四大”,只进行正面教育,对地方运动“不介入”,表面上看,军队对地方的两派都不表态,不支持,也不压制任何一派。其实不然,由于历史上的工作关系及各种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党政干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许多党、政、军干部间有儿女联姻关系。军队干部子女在运动初期多是保守派,到六七年初,地方党、政干部受冲击和夺权时,有些地方干部躲到军队中被保护起来,而且许多整造反派材料——当时叫“黑材料”藏在军队里,甚至藏在军队机要柜里。南京地区发生造反派冲击军区事件,就是因为造反派追查“黑材料”追到了军队,于是造反派与军队发生严重对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连续发出命令不许冲击军队,于是许多冲击过军队的群众组织被军队认为是“反动组织”,使矛盾更加尖锐。
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作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传达毛主席的话,“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三支两军命令(即一·二八命令),军队进行三支两军工作(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南京军区经过调查,公开表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并对自己前段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军区领导人直接领队参加中央领导人接见江苏南京两大派组织联合谈判工作,那一段时期,军队与地方两派关系是比较好的。
但是,在“一·二三决定”和“一·二八命令”中关于左派、右派没有具体确切的标准,随意性很强,而且赋予了镇压权,开枪权。
“一·二三决定”第三条: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一·二八命令”第一条:“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当时正值群众运动高潮中,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声称自己是左派,指责对方是右派。军队又猛然介入运动,不了解双方情况,这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结果不久就发生了青海省“二·二三”赵永夫事件。当时听到的消息说,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野心家,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血腥镇压西宁“八·一八” 左派组织,开枪打死打伤几百名群众,甚至有十几岁的女孩,赵永夫被揪到北京批斗。这个事件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当时传言说赵永夫的后台是徐向前元帅,是“二月逆流”大反扑。
由于“一·二三”决定和“一·二八”命令中赋予军队开枪权、镇压权,很快就出现各地支左部队压制打击革命造反派的情况。因为在此之前,军队虽没有公开介入运动,但早已暗中保护地方干部和保守组织。造反派由于追查黑材料和揪斗走资派,与军人机关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本来就很尖锐。而“一·二三”决定、“一·二八”命令又将划分左、右派的权力赋予了军队,于是军队就将过去冲击过军队机关,有矛盾的许多革命造反派宣布是反动组织、极左组织而进行压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青海“二·二三”赵永夫血胆镇压青海省西宁市“八·一八”红卫兵的事件。内蒙等地也发生了开枪事件。这就为林彪煽动第一次反军风潮创造了机会,形成军地关系极度紧张状况。于是,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又下达十条命令(即“四·六”十条命令),严令“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而且明确“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来主持支左工作。此命令下达后,各地支左军队主动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才使第一次反军风潮刹住,没有形成气候。
历史地分析起来,“一·二三”决定、“一·二八”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镇压权、开枪权是不慎重的,加剧了原来就有的军地矛盾,并且制造了更严重的矛盾。虽然后来有“四·六命令”纠错,刹住第一次反军风潮,但后遗症仍存在,终于酝成后来的第二次反军风潮,造成文革运动两次陷入曲折。(当然,军队支左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节 四月大批判
(一)公开批判刘邓路线提上日程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作者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这篇文章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的。文章矛头直接刘少奇,但当时文章中并未公开点刘少奇的名,而是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为代名词,这是公开批判刘邓路线的信号。文章的语气非常严厉,特别是“八个为什么”更是提纲挈领。1、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2、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3、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4、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取消阶级斗争?5、为什么你要在3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6、为什么你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本宣传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革《论修养》?7、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而实在的路线?8、为什么你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应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全国掀起公开批判刘少奇路线的高潮,当时可以说真的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一场接一场,出现各种批判形式,甚至用稻草扎成刘少奇、王光美的模拟像而焚烧。报刊逐渐将刘少奇的言论归纳为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论,“入党做官司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公私融化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后业又加上“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修养”论、“唯生产力”论,统称为“刘克思主义”——刘少奇路线。批判刘少奇自然稍带着批判邓小平、主要批判他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白猫黑猫”论几乎男女老少妇孺皆知,当时有一幅漫画,一对白猫黑猫拉着一辆车,车上坐着邓小平。
当时重放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供批判。对《武训传》,我凭自己的知识水平当即认识到该片是宣传封建奴隶思想,对毛主席对该片的批判也较易地理解了。但对《清宫秘史》就看不太懂,对该片是“卖国主义”确实费了一番思量,这要威谢戚本禹文章的开导。戚文从对待帝国主义,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态度三个方面揭示该片将“重振超纲寄托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上,诬蔑“义和团”运动,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而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卖国主义”。我承认,当时戚本禹的文章说服了我,并且至今不改初衷。(二00二年八月出狱后我又看了一遍戚文,该文仍能说服我)。
戚文还披露,关于这部影片的评价分歧是建国后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歧。据戚文披露,影片《清宫秘史》是解放前一个反动影业公司拍摄的,作者姚克是个反动文人。该片在一九五0年还在北京、上海放影。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又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刘少奇和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周扬等人却说该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坚持毛主席的评论,与周与周扬等人争论。但对该片一直没有进行批判。毛主席对此一直不满,在五四年关于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批示中旧事重提,“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上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金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直到文革中由戚本禹这篇文章给予了清算。
直到现在,没有人出来否定戚本禹文章中所报露的关于毛主席和刘少奇对这部影片评价分歧信史的材料。所以,我认为戚文的定论是站得住脚步的。文如其人,评文亦如其人。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归根结底是由立场、世界观决定的。对这样有严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影片,刘少奇等人却赞美为“爱国主义”,可见他们的思想确实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走上资本主道路(崇洋媚外的道路),也就是必然的,不以为奇了。
就在这前后,上海以柴联司东方红造反派组织为首掀起揪张春桥风潮,说张是特务,振动很大,不久就被压制下去了。当时因为没有看到确切材料,我无法判断,但总觉得无风不起浪。后来“四人帮粉碎后”,说张春桥是叛徒。文革中及文革后翻案中有个奇事,被打倒的多有历史问题。所以。张春桥、江青是否有历史问题,将来还要进行一次甄别。
六七年四月份,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在军队干部会议上讲述了刘邓问题,批判刘邓路线,并赞扬林彪,周恩来有一句鼎立乾坤的话:“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这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对我确认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起了定音的作用。在此之前,除了文革初期《二月提纲》、派工作组、资反路线问题,在报刊上公开揭露外,许多关于刘邓路线的内容都是从红卫兵小报上知道的,而且在六七年一月以前中央还不许在大街上公开贴批判刘的大字报及标语,因此对刘邓路线了解得不充分不准确,许多内容也不敢信。经过戚本禹的文章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才肯定了过去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的绝大多数消息是有根据的,而且系统地了解了刘邓路线的内容。后来一切为刘少奇翻案的材料,都不足以推翻周恩来等人讲的事实。(在这些讲话中,还未涉及刘少奇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都是从路线角度来批判刘邓路线的。)
在那个年代,保密在中国已不再起作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没有多久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了。我得到这些讲话材料后,真是废寝忘食地阅读。

(二)弄明白刘邓路线为什么是修正主义
我当时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照本宣科地接受报刊上的现成结论,必须自己弄明白问题——刘邓路线为什么是修正主义?
我当时凭着仅有的那点很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将刘邓路线与赫鲁晓夫主义进行反复比较,最后断定:刘邓路线与赫鲁晓夫主义确实是一样同轨同辙的修正主义。从那时至今,我从没有再改变过这个认识,反而是愈益坚定不移了。

在八九十年代的翻案文章中,居然有人说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至今既没有确切的定义,更没有确切的标准。用土话来讽剌,这种人简直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类话竟堂而皇之地印在那些所谓的专著中,作为“伟大理论”的辩解词。这不由地使人想起列宁曾气愤地说过的话:“当原则性可以抛弃,说过的话可以忘记……”
谁人不知,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的理论和倾向。修正主义这个词最初起因于伯恩施坦。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施坦提出要地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于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便讽剌地称伯恩施坦的理论和倾向是“修正主义”。这是国际共运中最基本的常识。当然,作为理论和倾向,它在各个不同时代条件下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各个时代提出的具体革命内容是变化的),但它最本的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歪曲、篡改,则是不变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就来看看刘、邓的两个最典型的理论吧——“剥削有功”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名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义,它最根本的基石就是反对剥削。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他们才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拥劳动的。”(《法德农民问题》)反对剥削,可以说是共产党员最根本的党性。
但是,刘少奇却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天津讲话中说:“要发展资本主义”、要“多剥削”、“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劳是永垂不朽的”。能够想象得出这是一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可以讲出来的话吗?
在我刚刚五岁的时候(四九年秋),我从到我家收租地立帐房先生的算盘声中,就蒙蒙隆隆地觉得富人不公道。我问妈妈:“为什么老是咱位家给他们东西呀!”妈妈说:“人家是地——主儿”。五一年土改分阶级成分时,爸爸告诉我地主是剥削阶级。从小学时教师就反复讲“剥削是可耻的”。到我成了共产党员宣誓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后,却突然听到有人说“剥削有功”,而且“这个功劳是永垂不朽的”,能让我相信说这种话的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从初中政治课中,我就懂得了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生产者,工具,劳动对象中,劳动生产者是第一因素。后来,“人的因素第一”成了顺口溜,我就是做梦中也不会颠倒这个关系。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忽然有位大师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这不是公然修正、公然篡改吗?这不是极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吗?还说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我给这种说法送了个美名:狗尾续貂。
老实说,只要破除了迷信,再看刘、邓的东西,真是漏洞百出不值一驳。

(三)我最痛恨刘少奇的是他指使别人自首变节
戚本禹的文章引起我最大震动的是八个“为什么”中的第一个问题,即指责刘少奇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紧接着从中央领导人讲话中了解到中央在六七年三月有专门文件揭露大六十一人在国民党报纸上公开刊登“反共启事”,自首变节,这使我大吃一惊,真是匪夷所思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事。不久就传来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日二十六日的七十六号文件。还传说是南开大学红卫生“揪叛”战斗队最先抓出这个叛徒集团的,是从一九三六年的国民党的《华北日报》上发现《反共启事》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下发的刘少奇材料中,对六十一人自首变节一案作了详细揭露。我看到材料上《华北日报》影印件的“反共启事”内容,影印件是黑底白字,很象碑文。“反共启事”四个字象四把刀子一样扎我的眼,我当时的愤怒可用怒不可遏来表达。一九七八年中央75号文件为此案平反,说:“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我认为这种辨解是违反党性原则的,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哲学,迄今不能说服我。共产党人最不可越过的底线是阶级界线,这是人鬼界线,最高气节界线,越过了这道界线,一切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辩解都是无力的。当年这些人为了能出狱而在敌人“反共启示”上签字的理由是“抗战就要开始了党急需要干部,可以按敌人要求履行出狱手续”,并且说“这是组织的决定”。这个理由看上去很充足,很合理,但它恰恰是背叛党性的。理由充足律是形式逻辑,它只论证是否有充足理由,而不管阶级性的。那么多共产党级干部分九批在敌人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共启事”,表示忏悔,声称“坚决反共”,污蔑我党,这将给我党造成何等严重的损害?当时在敌战区,我党处于被污蔑地位,许多群众不知真相,由这么多共产党高级干部公开污蔑我党,群众还怎样相信共产党?这对那些要求加入我党的革命者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比我军损失几个师的还要严重多许多倍。渣滓洞中的陈然在诗中说:“我渴望自由,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难道为了能出狱,就不惜一切吗?什么急需干部,什么组织决定,什么白皮红心,都恰恰正是叛徒哲学。叛徒可以找到一切理由为自己的变节失节辩解的。这些人出狱后即使工作再有多大贡献也无法弥补他们变节给党造成的损失。而且就是不答应敌人履行变节手续的条件,后来抗战开始国共谈判后许多坚持斗争的党员也被党营救出狱了,如被押在山西省反省院的刘格平,拒绝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敌人不得不放他出狱,这种出狱是多么正气凛然?什么“组织决定”,如果组织决定本身就是违反党性,违反阶级性的,不论是什么决定的也要服从吗?那么德国李卜克内西违反组织决定,投票反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政府的进行侵略战争的军事拨款一案,还算不算光辉的先例呢?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们出狱后受到刘邓的包庇重用,成为刘邓司令部的骨干,说刘邓招降纳叛,结成集团,是一点不冤枉的。我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评刘少奇》一篇讲述了这些看法,至今坚持不变,。
(在此,我申明一下我评论历史事件的态度。
一、凡是后来平反的文件与过去的文件所公布的事实存在分歧,定性也有分歧的,我暂置存疑,不予评论,待将来再次甄别后再作评论。如关于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问题,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下发的大本子材料中证据累累言之凿凿。但后来十一届五中全平反文件说这些证据都是林彪、“四人帮”、康生用逼供信手段搞的,并有当时证人翻供的证词。所以,我对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暂不予评论,只是评论他指使别人自首变节问题及他的路线问题。
二、凡是两类文件在事实的认定上没有分岐,而只是定性上有分歧的,我依据事实得出自己的判定,比如胡风案、彭德怀案等。
三、对毛主席党中央对某一事件的定性前后发生变化的,我仍依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判定,如“二月逆流”事件。
四、对两类文件在事实和定性均无分歧的事件,我也要自己重新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革缺点,我就有自己独立的看法。
以事实为根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刑法学)为准绳,得出自己的判定。——这就是我的评史准则。不管是过去的中央结论,还是后来的中央的结论,也不管是毛主席的判定,还是后来的领导人的判定,我都要经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的判定,即不搞任何“凡是”。我要用自己肩膀上长的头颅思考一切问题。
四、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因为文革初期呛水的窘态对我的刺激太深刻太强烈了,所以我当时发了大愿立了大誓,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投身其中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把自己锻炼成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勇敢战士和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人。要迅速他成长起来,要自己咀嚼人生,不能永远做吃奶的幼婴;要自己甩手大步走路,不能永远做扶墙站立的孩子。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顺利还是坎坷,都要随时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下一步怎么办。不用说,我知道这样的人生一定是很累的,但又是最具活力的,最具吸引力的。我当时为自己立下这样的誓愿而兴奋不已。——这就是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迄今为止已过去三十五年了,我“这两大人生目标是否实现了呢?”
第一个目标——成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勇敢战士,就勇敢精神来说,我已绰绰有余地实现了,甚至可以说胆大包天了。在临出看守所前夕,我有一首诗自评:
仗剑直挑魔王冠
挥笔横妇假貂鸾。
立骂五代修正罪,
海瑞辑首赠棺幡。
一气连批五代修正主义(刘、邓、胡、赵、江),海瑞也会自愧怫如将他上殿骂皇帝时抬的棺材赠送给毛继东的。我认为自评并不夸张,我现在可以毫不自愧地放言说,我是毛泽东路线的一名圣斗土。全中国十二亿人口,全世界五十亿人口,敢于不怕死公开直言邓少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直言邓小平路线指导下的中央是修正主义中央,要求修正主义中央领导人辞职,我毛继东是第一人。当然,我还远不成熟,勇敢有余,成熟不足,我还要继续努力。
致于第二个目标——做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人,我已经完全实现了。第一个目标是外在的社会实践问题,比较容易判断。而命运看不见摸不着,主要是内心精神体会,而且各种人又有各种体会。而对“主宰命运”是什么意思,理解就更不一样了。这就象对爱情的理解,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理解,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理解。在本白皮书第一章中,我曾给命运归纳了一个公式:命运=环境十机会十选择。那么对于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来说,肯定有人一听“革命者”三个字,便会大蹙眉头,不屑地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提这三个字?主宰命运,就是正确地选择人生道路并能主动自如地处置人生实践中的问题,即便是在厄运逆境情况下,也能潇洒自如,而不是被动应付或盲目随流。这就是方向性和主动权了,实际上是第一个生目标的深化。做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方向我早已明确了,处置人生的主动权我也把握了。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处置人生,对于我来说都已不成问题了,因为我早已置个人生死福祸于度处面无所谓的了。真理在胸旗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如果人生定向是肩负历史斗争的重任,这种人生就是使命性的人生,那么个人命运的顺逆就没有什么必要去考虑了。连想都不用去想,当然是最自由的了。
(在我撰写这部《人生足迹白皮书》)时,已接近花甲。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又多次梳缕人生,反复地对自己进行内心精神分析,追索我的人生道路为什么是这样的。我总觉得在自己内心深处,在极底处,仿佛有一种极强烈的潜意识的使命感在暝暝中不停地鼓动我“冲出去!”“冲上去!”有一种永不安生的冲动欲,一种强烈的向外表现欲,一种难于忍受束缚追求充分自由的向往欲,一种极力抵御压抑的抗争欲,一种不停思索的渴求欲,一种不甘落后不甘失败的奋进欲。即使在奴隶主义精神最严重的青春初期,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抑制不住躁动的激清。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孤寂、冷漠、沉窒、寡情。就是在阅读严肃的政治书籍,撰写严谨的理论文章思考深沉的人生问题时,也常常吹口哨,哼歌曲,用于指敲打桌面,击打出颇有节奏的鼓点来。没有这种伴奏的干读、干写、干想、常常是效率不高。这难道是与生俱来的猴子天性吗?我从来不吸烟,是否因此才憋出了这个伴奏的特习?
这种仿佛是潜意识的使命感又仿佛产生一种内在的压力,驱使我将欲望展示为行动,争抢上风头。“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我总觉得我的精神世界中已不仅仅是性格,而是有着很浓厚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不止上百次地审视它,到底是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呢,还是博大的革命英雄主义?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发现这里的根本界线是,你炫耀的目的是什么?你想从炫耀中得到什么呢?我在前一章,大学时代那一章中写到雷锋的英雄主义时,我曾给英雄主义一个定义:向社会显示自己的人生价值并求得证实。于是我又发现,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常常是不易区分的。纯个人私欲地显示自己价值的个人英雄主义与舍弃个人一切地显示自己价值的革命英雄主义,当然都是极明了的。比如在平常的生活中,一个人为群众做好事不是为了追求夸奖,认为就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就是革命英雄主义了。因为英雄主义要付出奉献,带有牺牲的成分,所以,即便是纯个人英雄主义,也仍有一定社会积极意义,总比那种不付出只索取的个人利己主义要好得多。而且只要肯奉献,就会得到社会的肯定,做出奉献的人必能得精神上的满足,在这种鼓舞下,他就会继续奉献下去,向革命英雄主义发展,使自已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当社会需要他做出重大奉献时,他就完全可能(不一定是必然的)成为革命英雄主义者。而如果从立意开始时,就是为了革命,提高自已的能力(本领)是为了给革命多做贡献,从而证实自已的人生价值,那么这本身就是革命英雄主义了。能令自我欣慰的是,我认为自已当年的精神状态中,革命英雄主义就占有主导成分。而且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是这是个状态。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受到一切向钱看空气的污染,出现了全社会的英雄主义大迭落,竟然出现落水无人救,更甚至救人先要钱的丑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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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2, 2006 11:35 pm    发表主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6) 引用并回复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6)

第五节 五月 批《修养》洗灵魂
开始探究刘邓路线思想体系根源
(一) 批《修养》自我清洗灵魂
六七年初,报刊上开始批判刘少奇的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刊上简化为《论修养》或《修养》。该书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第一版,曾作为延安整风必学文件。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一九六二年大加增删再版。几十年中多次印刷,据资料统计,在文革前印刷册数超过毛泽东著作。刘少奇在文革前是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公开宣传是毛主席接班人,党内大理论家,广泛传言“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文革前,我对刘少奇是很崇拜的。入党前几次阅读《修养》,说实心话,当时认为《修养》是一部道德修养经典,认为按该书中的教导进行修养,一定能成为优秀党员。六六年初宣传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报导文章说,他病逝后床下有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本就是《修养》。那时,我将学《修养》与学雷锋做好事联系在一起,将《修养》与毛主席的《老三篇》共同作为必修课本。仔细回忆起来,《修养》时代影响最深的是“驯服工具”的奴隶主义。文革前,人们评价一个人时,如果这个人谨小慎微,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能搞好各方面关系,就说这个人有涵养,《修养》学得好;如果一个人有棱角,爱提意见,受钻死理,爱得罪人,不讲情面,就认为这个人缺少涵养,《修养》没学好。在党内生活会上自我批评时有句口头禅:“《修养》没学好。涵养性不够,今后要多多学习《修养》。”
为什么在长时期内《修养》能对人们产生深刻影响而没有起疑问呢?这里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人们的思想水平;二是盲目相信;三是从正面理解。《修养》的思想感情情调是很适合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疑义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有广泛的市场,产生共鸣,对它不可能产生厌恶。又由于组织纪律原则,对上层领导的言论都从正面理解,往往将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当作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甚至将错误的理论歪曲成正确的,将黑的歪曲成白的。这种情况,就是在批判《修养》后也仍存在,至今也仍存在。这就是“因人定论”——因为是大人物,所以就认为他的言论必定是正确的,大人物言论所以正确就因为他是大人物。人们的思想就在这样的一种怪圈中跳圆圈舞,而不去想想大人物的言论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在批判当代蒲鲁东主义的时候,就到处遇到这种精神奴隶现象。“人家是大师,还能错得了?”所以王安石的“大人不是畏”、“说大人则藐之”,确实是千古惊世骇俗的宏论。在他这种于任何时代都要被当代人视为狂人之语面前,我们民族的精神奴隶陋象被照射得多么鄙夷不屑呀!就我本人说,抛弃“因人定论”的臼窠束缚是在林彪爆炸之后,而到八、九十年代,我对毛主席的决策论断也能够进行分析了,致于“大师”一类我早已藐而待之了。
报刊上最初批判《修养》,主要是批判它宣扬孔孟之道,奴隶主义。“修养”一词就是来自孔孟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结合自己的思想,立即接受了批判文章中的这种见解,六七年初中央领导人也是从这个角度批判《修养》。记得像是康生讲话中说,毛主席说《修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夺权斗争,这种修养连蒋介石也能接受。而且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针对《修养》的。这对我触动很大,站在这个高度 ,再拿《修养》与毛主席同时期的著作相比,确实是有天壤之别,相形见拙了。比如在毛主席的著作《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等的面前,《修养》真如高山前的一撮黄土。这使我又想起七年前在初中军训时金排长的话,我这时才深切地体会他讲解的毛主席的名言:“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条道路是多么鲜明!而如果按《修养》的说教,党员就会“修养”成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明哲保身,失去斗争性,连孔孟的“君子动口”都抛弃了。这样的党员与社会民主党一类的党员还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修养》对党员、革命者的思想腐蚀并不是公开地直往地宣扬个人主义,它是隐蔽的,是在让人学好,做好党员的革命名义下委婉地温情地输送个人主义,而不是像尼采、希特勒那样公开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我的奋斗”、“一切以我为核心”。所以《修养》使人中毒而不觉其毒,这种慢性中毒的害处就更大了。我自己本人的经历就是个证明,自己心里确实想做革命者,但却将直接领导人就当成党,“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所以运动一来就落伍了。运动初期的大字报中说我是“奴隶主义小绵羊”,我到这时才真服了,而且承认自己头脑中确实有“修正主义”的东西。

(二)刘少奇为什么没有还击之力?
一九七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重磅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文革时代众多批判文章中,这篇《要害》文章可以说是扼咽喉掐七寸的致命文章。
在此之前的批判文章都说刘少奇路线是修正主义,但这些批判都是针对具体问题,主要是政策策略性的问题。因此,维护刘少奇路线的人们可以有一个理由来为刘辩解:马克思主义并未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具体办法,刘少奇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在历史发展新情况下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怎么能断定刘少奇路线就一定是错误的呢?
如果当时真的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或刘邓本人进行这样的辩解,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是拿不出有力证据进行反驳的,因为当时的时代条件确实给刘邓及其辩护士提供了这样反攻的机会的。至六六年文革开展时,中国仅有十七年社会主义实践。刘邓路线处于受限制状况,没有得以真正实行,只有“三自一包”在困难时期在少数农村搞了试验,而且对缓解农村困难有一定效果,受到农民拥护。在国际上,被称为修正主义带头羊的南斯拉夫的经济形势并不很坏。被斥责正在搞复辟的苏联、东欧的经济处于增长势头,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并且都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并未崩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并未充分显现出来,只是一种预言式的遣责。在国外旁观者看来,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宗派情绪,难于使人诚服。这就是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虚伪性的掩盖作用的结果,不到彻底崩溃的时候,是不会充分显现出恶果的。就是说,文革时代的国内国际的社会主义复辟状况是有利于为修正主义辩护的。而到了九十年代初,南斯拉夫、苏联、东欧连续急剧崩溃,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弊端也明显现露,两级分化严重,滋生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干部队伍严重腐败,国营企业陷入困境,八九年发生社会大动乱,国际修正主义和刘邓路线不攻自破,恰恰证实了文革大批判的正确性。但是在文革当时,还没有这种强有力的社会后果的实例支持批判,批判偏于理论上的指斥和义愤式的声讨,其实当时许多参加批判者本身并未深刻理解自己的批判文章,主要是建立在对毛主席相信的信念基础上。文革时的大批判是一面绝对压倒,取消了刘邓的申辩权利,但就刘邓本身也确实没有自辩的能力和胆魄。比如六七年七月刘少奇向中央的检查书,本来这是为自己进行强有力申辩的机会,但是软弱无力不堪一击。这就证明刘邓的路线、政策确实是机会主义,是实用主义,自己本身也没有坚实系统的理论根基,因此在毛主席泰山压顶高屋建瓴的批评下之下,没有任何自辩的能力。相比之下,毛主席当年在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何等的气魄!不惧苏修的威压而发表批修的《九评》又是何等的气魄!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受到人们的崇拜呢?多年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在中共党内,为什么历次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毛泽东面前都是甘拜下风?诸如陈独秀、李立三、李德、博古、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以及“二月逆流”人物等等,与毛泽东对阵,打不上几个回就望风披靡了。我想来想去,认为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毛泽东完全是立党为公,而且真理在手,所以才能大气磅礴,理直气壮。

(三)大批判击中了《修养》的要害
列宁有一个极著名的经典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每个稍具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都会明确知道这个论断,就像对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熟记于心。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以称为主义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区别之处,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修正主的分水岭,是不能有丝毫含糊的根本原则的问题。
但是,号称“中国刘克思”的刘少奇,在其代表作——《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却在两处引述列宁的话时都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被删掉的一处内容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很必要的”,第二处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与和平的,军事与经济的,教育与行政的斗争。”在《修养》的各个版本中,这两处都用省略号代替。不仅如此,在第二段话中,刘少奇还删去了列宁另一段论断:“没有在斗争中而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以上列宁的三段文字的着重号在列宁原著中是黑体字。就是说,列宁认为重要的必须突出强调的论断,刘少奇都删掉了!对于无产阶级战士来说,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所以,批判文章的编辑质问:“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修养》第一版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再版。二十多年中跨过三个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三次出版,均删掉这三段重要内容,其用心何在,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家的刘少奇是无法解释的。这只能说明他执意否认、抛弃、阉割、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仅仅是“修正”的问题了。用通俗的话讲,狐狸的尾巴被抓住了!与前面所说的那些政策策略问题不同,这个根本原则问题是无法狡辩的。这样,刘少奇背叛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面目再也无法掩藏了,这是刘少奇政治生命的生死筋,后来为刘少奇翻案的任何说词都无法逃避这一点。考茨基、赫鲁晓夫都不敢这样大胆地砍杀马、列的著作,可见刘少奇刀笔是多么厉害?
文革被否定时有人说文革中的批判文章都是不讲道理的和“扣帽子”、“打棍子”。就我这个文革参加者来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文革中两报一刊的批判文章中确实态度尖锐、言辞激烈,有的文章确实讲理不透,但总的来说是讲事实摆道理的。比如这篇《要害》文章,谁能说刘少奇剜掉列宁论断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事实,谁能说这篇文章不讲道理?说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没有错误。

(四)提出历史课题——探究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
我在文革前几次阅读《修养》,看到书中引述列宁话中的省略号时,并未在意,在看到《要害》这篇批判文章时吃惊非小,击节唱赞“批得好!”如果说戚本禹的文章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使我从政治上认定了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那么《要害》这篇文章则是从理论上使我认定了刘邓路线是修正主义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改变过对刘邓路线的认识。并且由引开始探究“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是什么”的问题。
当时,报刊文章中明确指出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是孔孟之道和伯恩施坦主义——布哈林主义,这个结论我是赞成的,但我总觉得有些地方批得不深不透,比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受到欢迎?刘邓路线为什么在历史上这样缠绵不绝?苏联修正主义为什么能使经济快速增长成为超绒级大国?为什么说修正主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许多这方面的批判文章不能令人折服,总有一种隔靴搔痒,总觉得刘邓路线思想体系还有更深的根源。这个问题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的执着性格的一个特出表现就是爱钻牛角尖,只要我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我就执拗地要钻透它。后来在井陉矿务局化工厂写的新寓言一百则中就有一篇《小细菌钻透牛角尖》的故事,实际上是描写我自已的性格。自六七年四月开始至九三年底二十六年半时间终于探究出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来是蒲鲁东主义。文革中说对刘邓路线已经批倒批臭了,但在八十年代初改革一开始实行的就是刘少奇路线却受到普通欢迎,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挖出刘邓路线根源是蒲鲁东主义,才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原来是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在作崇。并由此探究出文革失败的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年大批判中没有挖到蒲鲁东主义,从而为资本主义复辟保留了思想温床。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中的《重评刘少奇》篇及《文革再探》篇,我论述了这些思想。
六四年七月批苏修的第九评文章《关于郝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开宗明义便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列主义的精髓。“结合文革中的《要害》这篇文章,使我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点、精髓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发到手(当时党员人手一册)我看到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时,立即就断定邓小平理论和刘少奇理论一样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从而对邓理论打开了一个大缺口,后来又从住房改革问题上挖出邓理论是蒲鲁东主义。这样就从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两个方面堵死了邓理论躲逃之路。我钻透了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正是文革革命大批判的成果。

(五)将毛泽东主义旗帜高高举起来
《要害》一文发表后一个月——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主义的里程碑,是对马列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和实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有多方面的重大发展,但仍属于继承性的发展,还不是突破性的发展。比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质上是革命过程,革命方式的一种创造,但不是对武装夺取政权根本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不是主义性的发展,所以称为毛泽东思想,不能称为毛泽东主义。七大时及以后,曾有人提议称为毛泽东主义,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毛主席的说法是正确的。合作化对工商业资本家改造采用赎买政策,也基本上是按照到列宁的指示进行的。我党八大以后,毛主席从《十大关系》、《正处》到《十条》,《二十三条》到《五·一六通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对马列主义作了突破性发展,将毛泽东思想本身提高到毛泽主义高度,同时也将马列主义提高到毛泽东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的集体创造,而毛泽东主义则是毛主席的独创,主要理论观点都是独立创议的,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只是贡献了一些理论资料。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同的一个悲剧地方是,在它创立并取得巨大胜利后不久,却被彻底否定,毛泽东主义的主要实践——第一次无主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它是国际无产阶级对社会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反击的第一次尝试也被彻底否定。毛泽东主义的被否定,使当代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处于失去旗帜、方向、目标、纲领,陷入无旗帜、无方向、无目标、无纲领的盲目被动状态,使蒲鲁东主义在中国和国际共运中泛滥成灾。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处于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还更为严峻的困难状况,国际的无产阶级处于比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及恩格斯逝世后还更为严重的困难状况。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列主义反修战士最迫切的任务是,重新树起毛泽东主义旗帜,清除对毛泽东主义的诬蔑和误解,从而重新激发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和觉悟,令人欣慰的是,这项艰巨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历史越往后延伸,《五·一六通知 》的光辉也会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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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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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3, 2006 9:53 pm    发表主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6—7) 引用并回复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6—7)

第六节 六月大调查又遭头头斥责
六七年五·六月间,南京地区我们这一派对对立面组织进行了一次社会大调查,目的是想整材料把对立面定成保守组织,然后将其击垮。我们炮工革命造反兵团负责调查南京蒲口地区——长江以北地区。蒲口区是工业集中厂区,著名的南京化工、化肥厂等厂都在这个区,因此统称大厂区。我被指定带领一个十几个人的调查组去蒲口区调查。我们对两派组织都进行了调查,而且深入厂区与对立面人员进行了多次座谈,与我们情绪比较融洽。双方群众普遍希望实现大联合,尽快成立省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促成了两个厂子的联合,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我们小组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对方也是革命造反派,不是保守派。我们给兵团写了一份很长的调查报告,建议消除对立,扩大联全。结果我又被头头臭骂了一顿,说我们是反调查,唱反调。文革期间,我与头头总是话不投机,尿不到一个壶里,我为此很苦恼。

第七节七月流火 刘少奇大反扑
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一份检查。自六六年底,北京红三司便掀起打倒刘邓高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率5000名师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提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打倒刘少奇誓不罢休!”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揿起批判刘少奇高潮。北京红三司下达“勒令书”,要刘少奇交出认罪书。如前面所说,刘少奇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作强有力的申辩,假如他坚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可以借此机会进行挑战,申明真理在自己的手里。但刘少奇的检查却软弱无力,既没有对自己的路线进行有力地申辩,也没有通快淋漓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轻描淡写,推拖责任。说让监狱内的干部填写“反共启事”手续是张闻天、柯庆施批准的,并且说现在有些人对运动也不理解,犯了我过去同样的错误。此份检查书引起红卫兵的强烈愤慨,在中南海大院举行了批判刘少奇、王光美大会。红三司又发动将刘少奇、王光美赶出中南海运动。刘少奇、王光美终于被命令离开中南海,刘少奇最后病死在河南省开封市。
对于批判刘少奇、王光美,我至今赞同,但是有两个问题有异议。一是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还未经全国人大罢免,这样批斗他是否合适。另一个是毛主席说过的虐待俘虏问题,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存在人格污辱,变相武斗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我在当时就有看法,因为从文革开始我就不赞成批斗时搞“喷气式”挂大牌子,我和小蔡曾认为,这是丑化文化大革命,与文革精神本身是抵触的。至于第一个问题,则是在很久以后才认识到的,从这个问题上使我认为党政军职务不应兼任。

七月 畅游长江
七六年七月十六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南京市我们这一派组织了畅游长江纪念活动。我参加了游长江纪念活动,想体验一下毛主席说的“大风大浪也不可怕”的意境。一年前文革刚刚兴起时,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畅游长江达一个多小时,向全国军民告慰,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建康,领导文化大革命没有身体建康之虞,这使全国军民深受鼓舞,“毛主席身体这样建康,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当时的人们都这样欣慰。
纪念游那天,我们从长江南岸下水,先淌着很厚的淤泥,然后才游入江中,那天江中水浪并不是很大,但很浑。同时参加游泳的还有解放军战士。他们还背着武器进行武装游泳。我从小喜欢游泳,但都只是在农村水坑里和学院游泳池,真正的大江大河中这还是第一次,确实有一种江深水阔惊胆魄的感触,我们并未穿救生衣,万一沉江就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江中有救护船只,上面有救护人员,不用担心。大约游了二、三千米远,我们上岸。六八年七月十六日,我又参加了一次纪念游。六七年十月,我开始写人生历程回忆,就命名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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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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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3, 2006 9:55 pm    发表主题: 第八节 八月黑风 第二次反军高潮 引用并回复

第七章
文革时代的砺烁
第二波
在风浪中游泳

第八节 八月黑风 第二次反军高潮

(一) 风云骤起
六七年夏季,文革运动形势激烈而复杂,各地武斗频繁发生,军地矛盾也很尖锐。七、八、九月,毛主席离京到南方巡视,其间发生了武汉“七·二0事件”。
文革初期,武汉地区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工总”、“钢二司”,另一派是“百万雄师”,两派之间武斗很激烈。当时,武汉军区支左后,解散了造反派“工总”等。当时四川重庆地区斗也很激烈,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谢富治为特派员去四川重庆调解两派矛盾。他们于七月中旬顺长江而下到达武汉调处两派纠纷。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来到武汉。毛主席要谢、王做被压制一派解众工作,不要冲军区。王力却向受压一派表态,宣布另一派是“保守派”,说军区支左犯了错误。结果引起“百万雄师”一派强烈不满,也引起武汉军区领导人不满,“百万雄师”这 一派人较多,最后竟发展到“百万雄师”群众与武汉部队独立师人员于七月二十日冲进王力、谢富治所住宾馆挟持王、谢事件,史称“七·二0”反革命暴乱事件。 在文革中,“反革命暴乱一词”这是第一次出现。当时有很多种传说,说毛主席、周总理当时也就住在这个宾馆的另一座楼内;还传说,周总理从北京乘飞机来武汉,在机场上方发现地面情况不好,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周总理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没有落就又飞离了;还有传说,毛主席当时就在武汉长江大桥水面的军舰上。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武汉部队司会员陈再道(上将),还有军区领导人钟汉华。他们当时被定为“反党乱军反革命分子”,被揪到北京批斗。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林彪和中央文革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可见当时事件的严重性。文革期间,林彪公开露面的场合居指可数,而这次是林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以第一领导人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大会。大会上公开提出“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滔天罪行”的口号。在此之前媒体上公开的统一提法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是第一次公开出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告转播了大会实况。紧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均使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尤其是《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震动全国,该篇社论题目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开篇便凤头高扬写到:“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文中说:“一小撮走藏在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阶段。”社论结尾极有号召性:“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红旗》杂志这一期还有一篇同样内容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也鼓动揪“军内一小撮”。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还向武汉地区军民发了封祝贺信,祝贺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和军民团结。当时恰值建军四十周年,所以当时的形势被炒红了天。
《红旗》杂志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时创建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当时毛主席号召“拔白旗,插红旗”,中央决定出版《红旗》杂志。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反修大论战中,《红旗》杂志是警旗者,重要文章均由《红旗》杂志发表。从创刊开始一直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陈伯达曾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早在延安时期就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章中担任中央文章小组长,又主管人民日报社,被认为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司令部的人,是红色理论权威。
《红旗》杂志在文章中被认为是传达党中、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号角,在造反派中有巨大的威望和影响。《红旗》杂志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文革进入新阶段”,全国造反派当然都认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战斗号令,积极响应。因为在六七年元旦社论中已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们教学班兵团战士都认为文章进入了新阶段——要解决军内问题了。当时总是提“党、政、军”,党内揪出刘少奇,各地都夺了权,党、政问题都解决了,还不是要解决军队问题了吗?于是大家都摩拳擦掌,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都署。

文革中有一种“运动效应”,中央揪出一个人物,全国各地就上挂下联“揪余党”,某一地区揪出一个物,又“顺藤摸瓜”挖后台,其他地方也揪同党。“七·二0事件”后,便出现第二次乱军高潮,各地都揪“陈再道式人物”。当时说陈再道是张国焘的老部下,还传说他脸上有麻子,于是全国各地都刷大标语:“打倒陈大麻子!”(文革被否定后,“七·二0事件”也平反了。但我仍坚持认为该事件是反革命性质,因为它开了个恶劣先例。如果各地军队都支持造反派挟持中央或地方的领导人,另一部分军队和造反派再去抢回来,岂不是要真的打起内战了吗?!)
就在这个期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军队的干部会议上有个重要讲话。我们学院放了林彪讲话录音,录音中有一句话使我非常震惊。林彪说:“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我们教学班在讨论林彪讲话时,大家认为运动要出现新阶段,下一步要揪军内一小撮了。果然,紧接着全国各地到处揪陈再道式人物,掀起第二次乱军高潮。
可是后来发下的正式文件中,却删去了林彪那句“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的话,这使我更吃惊非少。当时我想,这样重要的话,怎么能讲了以后又删呢?那么当初为什么要讲呢?但是,当时我并没有从坏的方面考虑,而是从好的方面去想——即从正面去理解,认为删去这句话是为了更稳妥,能集中火力批判党内走资派。就这样,对林彪的疑惑一晃就过去了。
怎样想?往哪个方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一念之差,”便有“一生之差”。在那个时候,林彪在我的心目中是仅次于毛主席的崇拜偶像,对他唯恐敬之不跌,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他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接班人呀!如果我当时不是从正面往好的方面去理解林彪的讲话,而是怀疑他的讲话是反军乱军祸根,就会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遏止。由此下去就会成为后来的张志新、石仁祥那样。我怀疑林彪,只是曾为他这种不科学的提成担忧——从好的方面的担忧,而紧接着又为自已没有绝对相信林副主席而严厉自责,甚至还为林彪身体多病而担忧祈祷他身体康壮。出现这种精神状态,是由于“以人划线”的思想束缚,仍然是一种盲目的崇拜状态。虽然奴隶主义枷锁已经冲开了,但尚未彻底打烂,还未达到在马克思主义平台上直接审视各种理论的水平和胆魄,直到林彪爆炸我都没有怀疑过他,我是真正地实践了“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之外谁都可以怀疑”的信条了。精神升华的攀登之路并不是一直往前的,有时突飞猛进,许多时候又会在一个坎棱上滞留许久。
(二)钟山风雨起苍黄
在南京地区,造反派与军队之间本来就有对立情堵,而南京军区司会员许世友也曾是张国焘的部下,曾要拉人马回四川自己干革命,受到中央严厉批评。毛主席亲自和他谈心交换意见,说服了他,他对毛主席心悦诚服,从此成为毛主席的最忠诚的战士。后来到山东抗日前线,解放战争中指挥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击毙了蒋介石得意弟子张灵甫。文革初期还听政治教员说,一九六五年中,毛主席曾对许世友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因问题重大,许世友没有忙于回答,说:“让我考虑一下。”他思考了一夜,第二天对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夜,如果打着白旗来,那好办;但如果打着红旗来,就不好办了。我想了一条措施,南京军区的一兵一卒的指挥调动权在毛主席手里。”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许世友向军区党委领导成员谈了自己和毛主席的谈话,军区党委形成统一认识,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报告,保证南京军区一兵一卒的指挥调动权在毛主席。中央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大军区。据说,这是毛主席在发动文革前的重要部署。文革开始后又有传说,许世友当时说“南京军区一兵一卒的调动权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个信息是否真实也不得知,但当时教师们讲时可是有鼻子有眼的。
文革中还有一个社会现象——小道消息盛传。所谓小道消息,就是不是从正道大道——中央文件正式传达的消息,而是传闻。而且很多小道消息互相抵触,令人不知真假。武汉“七·二0”事件后,南京盛传另一种消息,说许世友在延安时期追随张国焘,对批判张国焘不满。有一天夜里,许世友提着手枪跳进入毛主席住处院内,要剌杀毛主席。受到严厉处理,直接处理此事的是当时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我们兵团头头在大会上向兵团战士就这样讲,还说是听南京军区首长亲自讲的。兵团战士们听了人人无不义愤填膺。这个传言在南京煽起了“打倒许世友”的狂潮,闹得沸沸扬扬,简直可以说杨子江咆哮了,紫金山怒吼了。听说许世友曾要剌杀毛主席,谁不咬牙切齿?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门口对面,我们这一派设立了“打倒许世友火线指挥部”(简称 “倒许指挥部”)。南京军区司令部座落在中山北路,大门东西两侧街上排满了我们这一派各个单位的“倒许联络站”,东西有几里地长。我们兵团是“倒许”立力之一,我们教员班的兵团战士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都积极赞成打倒许世友。我们曾乘大汽车在南京市内大游行,呼喊“打倒许世友!”我们对立面组织在“倒许”问题比较慎重,没有陷进去。
当时,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最支持“倒许”,后来揭露出他在“倒许”风潮中起到极为恶劣作用,受到毛主席的痛恨,说“此人品质恶劣,不可重用”。江腾蛟被罢官撤职,但后来却成了林彪集团干将,成为林立果“小联会舰队”的顾问。林彪爆炸后,我从批林“五七一工程纪”的材科中看到林彪的死中有江腾蛟,不由得惊骇万分。江腾蛟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的罪恶行动,八0年初公审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时,江腾蛟被判处十八年徒刑。

(三)我曾准备怀抱冲锋枪跳楼。
随着“倒许”狂潮的不断升温,南京地区武斗也不断升级。当时,常州、无锡、戚野堰等地是江苏省武斗最激烈的地区,曾发生多次流血大武斗。这些地区内我们这一派有些组织的人员被对立面(所谓的屁派)打出来,汇集到省会南京避难,我们学院也住了不少外地人员。有一天,在我兵团司令部所在的大楼——院图书馆前,我看到有二百多名无锡市人员排队誓师杀回老家去。他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工人,其中还有些女工。他们人人头戴柳条帽,有的挎冲锋枪,有的背步枪,还有的扛大刀。排在最后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男孩,这个男孩胖敦敦的挺壮实,挎一支冲锋枪,气宇轩昂,大有此一去不畏生死之慨。我久久地凝视这个男孩,心里很不是滋味,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问号:“这和文化大革命相符吗?”(至今不知道这些人回去以后的生死底如何,那个小男孩是否还健在。)
由于武斗激烈,常传言说南京市区外各地对立面要联合攻打南京。我院在南京城外,地处宁沪抗公路的咽喉战略支点,如发生攻打南京之仗,我院是必攻之处。我院原是军事院校,抢支很多,并未上交。兵团司令部为安全起见设在院图书馆大楼里,因为一楼门口有一道铁网栅栏。我们三系系被指定担任保卫兵团司令部,我也被挑去守大楼。发了我一支冲锋枪,二十发子弹,昼夜在大楼内轮流值班。当时真有一股临战气氛,比六四年在金门前线当兵时还紧张。我院图书馆有很丰富的各方面资料,当时图书乱扔乱放满楼道都是。我值班时闲着没事搬来一大堆美军资料,其中有美军第六,第七舰队的编组序列,我看到敌各舰艇舰长的姓名,现在一个也不记得了。我为我军这样详细掌握敌军情况而惊叹不已。
当我一个人夜间持枪坐在铁栅栏内一张木板床上值斑时,脑海里又闪出那个问号:“这与文化大革命相符吗?”我怎么也想不通这种大分裂大武斗是文革本身的要求,对“揪军内一小撮”产生疑虑。我想:军队内部即使有问题,能采用这种群众揪的办法吗?如果有个军区令头恼发热胡来可怎么办?就是有一个师造反也不得了啊!党中央、毛主席多次下令、下文件,要求停止武斗,搞大联合,为什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呢?我摘下弹夹,退出子弹,看着这一粒粒闪着能夺人性命的可怖光泽的东西,我问自己:“如果对立面真的攻进大楼,我怎么办?要不要向他们射击?”——这在当时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不射击,就是违反军令;但如果射击,打死打伤的肯空是一般的革命辟众,决不会是反革命。因为在五六月分大调查时,我认为对方也是革命造反派,不是反动组织。因为有这个个基本认识,使我处于两难处境。最后,我暗暗决定,如果对立面来攻大楼,我绝对不向他们的身体射击,绝不能让一颗子弹射进对立面群众的身体。于是去我给自己定了三条:一不向对立面开枪;二不交枪;三不投降。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人,我绝对不会交枪投降;如对立面来攻,我首先向楼顶射击鸣枪警告,使对方知道我手中是真家伙,制止他们的攻击;如果他们破栏而入,我就向楼上撤,一直撤到最高层四楼;如果仍不能阻止他们,我就携枪顺楼侧的排雨水管而向楼下滑去;如果我被对立面打死,自认倒楣,也绝不还击。我知道这样死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我又不能向头头交出枪而退出运动——因为我当虽然有些疑虑,但还没有认识到“倒许”是错误的。如果我当时认清了“倒许”是乱军,“揪军内一小撮”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我就会宁可被开除出兵团也要交枪不干了,可惜我当时还处于盲目状态中不能自拔。而且认为自己决定不向对立面开枪跳楼是违反军令的,是会被定为临阵脱逃的,但我甘愿为此而受处罚——这总比向对立面开枪要好。现在回头看这种思想是多么愚蠢,把枪扔给头头一跑不就得了吗!但当时我的思想境界是很认真的。为了有所准备,我到四楼向窗处仔细察看了所有排水管情况,我估计了一下,大概能承受我的身体重量,就是排水管折断也不会摔得太重。万幸的是,并未发生对立面攻打的严重情况。但我对运动这种持久不息的派性斗产生了厌倦情绪,而且为自已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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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3, 2006 10:00 pm    发表主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11—12) 引用并回复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二波11—12)

(四)中央文革左派大崩盘
就在乱军高潮狂浪冲天的时候,发生了中央文革左派大崩盘的事变。首先垮台的是王力,他随谢富治出游,尤其是武汉“七·二0”事件,使他身价猛增,不可一势。他先是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夺周总理的权。文革中,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中央各部不搞夺权斗争。王力这样做,就是向中央夺权。当时,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文革和红卫兵进行诬蔑,引起我国红卫兵愤恨。王力在一次对北京红卫兵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要有所表示。于是北京红卫兵在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引起英国政府抗议,造成我国外交被动。毛主席看了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给予严厉斥责。“八·七”讲话导致王力倒台,王力被称为“王八七”。当时,印尼苏哈托反动政府制造反华事件,我驻印尼使馆人员撤回。驻印尼使馆有个负责人叫姚登山成为英雄人物,但他头脑发热膨胀,不知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在毛主席、江青接见他时,他竟然一手挽着毛主席胳膊,一手挽江青胳膊。此张照片在报纸上一刊出,立即到起金国大哗,据说他也参与了外交部夺权事件,没几天,姚登山就乌呼哀哉了,被称为野心家“姚登天”——“要登天”。紧接着中央文革小组另一名组员关锋也因搞反军乱军而轰然倒地。他们由大左派然间变成极左派、“小爬虫”、“变色龙”、“两面派”、“野心家”,功臣变祸首。昨日功臣,今日祸首。昨日“英雄”,今日“爬虫”,面目皆非,风云变幻,诡谲莫测。这种急剧变化,使所有的红卫兵惊心动魄,更使头头们心惊胆颤。到六七年底戚本禹也被“端出来”打倒了。文革小组只剩下一名组员——姚文元。
当时,北京发生了十起严重事件。如数万名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王光美,火烧英国代办处,轰抢西单商场,轰抢百货大楼等。早在六六年底北京有个“东城纠察队”,还有叫“联动”的组织,实行抄家打人,残酷殴打教师学生,尤其是虐待“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宣称实行“红色恐怖”。当时,在大串联中认识的北京代代红学校的小崔寄给我一些资料,揭露“联动”,其中就有“联动”的传单上印着口号“红色恐怖万岁!”材料中揭露的残暴令人发指,“联动”以中学生为主。六七年初,北京又出现一个以大学生为主的“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他们以纪念《五·一六通知》为名,声称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阶段,揪出比刘少奇更大的走资派。据说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头头朱成昭是其中一个头头,他在六七年二月初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出大幅横标:“周思来你想干什么?”矛头指向周总理,被定为反革命抓起来。还有一个姓张的大学生坏头头贴出炮轰周总理的“开炮声明”。据说这些事件都和“五·一六”以及王、关、戚有关。一年后,姚元文在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公开点了“五一六”反动组织的名。七0年三月,中央还专门下达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各地将大学生毕业生当成为被清查对象。可是,文革被否定后又说“五·一六”兵团根本不存在,真是令人莫测难解。再往后,陈伯达倒台,林彪爆炸,“四人帮”垮台,康生、谢富治死后骨灰被“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文革左派全部垮掉,甚至被押上审判庭。
在六七年夏天,这种左派骤然间变成右派轰然垮台的事变,对我震动很大。早在文革初期大串联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好友曹克启给我一份红卫兵批斗陈毅时的材料。陈毅用自己犯错误的教训教育红卫兵,告诚红卫兵整人整得过火会整到自己的头上,今日功臣,明日可能是祸着。当时,克启也告诫工我:“运动中不要跑得过猛,你脾气急躁,容易走极端,真理走过头就是错误。”陈老总的告诫,克启的告诫,我一直记在心中,不敢出风头冒尖。这种既防左,又防右,而且以防左为主的思想,在我和班长骥江及战友们的心里是明确的。不过说实话,当时我们处于保守落后状态,不是“功臣”,也没资格当“祸首”。但是,在那个年代,运动中随时有冒尖出头成为风云人物的机会。比如,在北京大串联的时候,如果与那些学生领袖建立关系,参加他们的活动,甚至可以和中央文革的人拉上关系,成为他们在南京的代理人,一下子就可以跳上龙门。又比如,在“倒许”风潮中,如果往上窜,只要贴出一张叫得响的大学报,立时就可以成为风云人物。甚至提出一个极端的口号,也可以成为人物,甚至打人特别凶狠都可以出名。后来我多次分析自己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67年初——68年夏),为什么没有冲上浪尖成为弄潮儿,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我的心目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是明确的,质朴的,从没有害人的思想;二是没有权欲感;三是学哲学的教益,“物极必反”在我头脑中有深刻影响的,有明确的防左的思想;四是我的性格中的优缺点在那个时期的搭配使我成为运动的滞后者。我的童稚浪漫莽撞恰好被我童真的执拗所中和。英雄主义是我性格中的主流成分,按说这种性格在文革初期那种机迂环境中是最容易鼓动人去出风头的。但我的性格还有另一面——凡事必有主见,必得钻透,绝不随波逐流,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文革爆发初期,我一下子落伍了,沉入艰难的思考中。而文革这种大风浪运动,变化急遽,前面的问题还没想透,后面的问题已压过去了,使我总是处于紧追形势状态,自由度极低,是一种学游泳的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如果不想沽名钓誉,就不会有华众取宠的行动。一个人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在一定的环境氛围下,往往只有某些方面,甚至某一方面得以充分地展示发挥作用,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同时展现发挥影响。在文革前学雷锋做好事那种环境中,英雄主义得到充分展现的用武之地,那时“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成为主要表现方面。而文革中,钻牛角尖的性格压倒其他各方面。因此总显得右倾跟不上形势,难于成为浪尖人物。所以在那个时期,我没有什么建树,也没有闯下什么祸。
到七十年代初,我阅读了雨果的名著《九三年》。书中写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风云人物连续递次走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初期有三位风流人物: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他们将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但不久他们之间发生政见分岐。丹东被吉伦特派人剌死,不久,罗伯思庇尔又将马拉送上断头台;不久,罗伯思庇尔也被右派送上断头台。大革命中的左派领袖就这样相继流星一样陨落,昙花一现。而左派都陨落之后,紧接着是王朝复辟。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非常相象。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苏联,列宁逝世前曾告诫接班的主要领导人们,不要出现法国大革命左派互相残杀的悲剧。但列宁逝世后,悲剧还是重演了。先是把季诺稚也夫、加米湟夫打倒,接着打倒托洛茨基,然后是打倒布哈林,最后斯大林死后也被打倒搬尸焚尸,而登上舞台的明星是搞右倾复辟的赫鲁晓夫。
大革命风云人物的命运是很难自我把握的,就因为革命太深刻了,它把自已逼到极端的地步,将许多本身是革命的事情也被斥之为右倾、改良。它将土层挖得越深,沉下来的散土也就越多,最后将左派自己也埋葬了。——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命运。

(五)上当后的反思。
就在“倒许”狂潮风风火火烧得正旺的时候,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毛主席派江青乘专机到南京接许世友进京汇报江苏地区文革情况。当时风传“倒许”风潮最激烈时,许世友隐藏在紫金山内的战备工事中注视文革和战备情况。还传说毛主席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反军社论论是“大毒草”。(有的传说毛主席的批评是“毁我长城。”)我们兵团头头还传达了中央首长的讲话(好象是康生的讲话):“毛主席说,许世友没有反对过我。”整个“倒许”火线倾刻瓦解,“倒许”指挥部和成百个“倒许”联络站连夜风卷残云一样作鸟兽散无影无踪了。我们这一派广大群众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受了大骗,个个跌脚痛悔不迭。我和班长褚骥江及战友们都为上当受骗而深感气愤,有一种强烈的被愚弄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片败叶,最大的一节枯枝。有个星期天,我们几个战友到南京城西的莫愁湖公园散心。当年这个公园设施很简单,湖中有个心小岛叫白鹭洲,孤孤零零,洲中间只有一具小亭子。那天阴天气闷,和我们的心情一样抑郁不佳。我随口吟出:“白鹭洲上无白鹭,莫愁湖水不解愁。”大家听后都长叹一声。恰好骥江的老母亲来了一封信,说身体不好,要他回家看看。我俩和本派群众一样,普遍产生厌倦情绪。骥江邀我和他一起回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逍遥一阵深思一下问题,我欣然随往。
骥江的家乡在江苏省靖江农村。我们从镇江乘客轮渡长江去对面杨州。在客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北的金山寺,这就是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与小青大战法海水漫金山的地方,而杨州是清兵入关初期屠城三日的地方。骥江的家在沿长江北岸的农村,虽是江北,却是江南水色。他的母亲慈祥和蔼,身体稍有不适并不重,主要是听说南京武斗很激烈,担心儿子出事,叫回家来看看好放心。骥江有个妹妹,还有个婶母和堂弟、堂妹。全家人对我的到未象欢远方亲戚一样亲热,他家后院有块竹林,还有个小水坑,里面长满菱角。我们一起捞菱角,母亲煮好了给我们吃。我还是头一次吃菱角米,感到格外新鲜。
我和骥江推心置腹讨论对文革的感想和对运动的分析,也总结自己自文革开始以来的思想变化。从文革一开始,我们都有在主观上极力希望成为运动的积极战士,但实际上一起步便跌入保守落后状态,虽然大串联使思想上解脱了束缚,但仍处于被动状态,不能对运动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对自己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状态很不满意,觉得很窝囊。骥江说,我们现在还处于必然王国之中,远未进入自由王国。我们人微言轻,又不想出风头哗众取宠,看来不会有何建树了,我们对运动进行了反复分析,总觉得有股力量在暗中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扭着,与毛主席的部署不一致。本该大联合,三结合,尽快成立革委会,稳定局势,但却陷入派性斗争,争权夺势,反军乱军,这样下去文革何时才能胜利结束?原来毛主席布署一年发动,二年战斗,三年胜利收尾,能否如期实现?(现在回过头来看,六七年夏季之乱,正是决战时期,激战混乱是正常现象。倒是我们对当时的阶级斗争、文革理解不深,不懂得大革命中必然要经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规律。)我们在分析中触及到《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问题,对陈伯达有所不满,对他是否准确把握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产生怀疑。我们为这次“倒许” 风潮中上当受骗痛心疾着,痛定思痛更觉教训深刻。我们分析运动进入深化阶段,各种政治力量都登上舞台进行较,左右风向变化迅速,连中央文革左派也发生了分化。作为普通战士,我们必须密切注视风向变化,防止走极端再次上当。我们认为自已能对文革有所贡献的事情主要是促进大联合方面,决定回院落后加强这方面的主动性工作。我们最后确定仍然要保持“中间偏左”的态度,吸收这次前冲过锰的教训,保持中速学游泳。这样态度我们一直保持到六八底大学毕业。
我在骥江家住了一个星期,调整了心态后返回学院。我在常州沿江岸口登岸,但不敢进常州市内去乘火车。因为常州两派武斗还很激烈,我又不了解睛况,弄不好被对立面抓住就要吃若头了。那个年代,对外地人首先问你是哪派的,是自己这一派的热情招持,对对立面的就要给颜色看。那时说“形势一派大好”,是说“我们这一派形势大好,那一派形势不好”,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意思。所以,我决定步行到镇江去上火车。我从下午四时开始步行,沿一条公路去,到天黑以后,便迷了方向。本应该向东南方向走,却走向了西北方向,天亮一问,到了一个叫魏村的地方,离镇江更远了。(后来回院后我找来到地图册一看,原来我夜问走的公路是条弯路,扭向西北方向了,走了一夜冤枉路。)一夜滴水未进,饿得不得了,赶紧买了两个包子吃。我的右脚大拇指上磨了一个大血泡,右脚前掌被石子硌得生疼,回院后长出个鸡眼,只好到卫生所作手术住院,这是我一生至今唯一一次住医院。在魏村看到一辆大汽车,打问他们是去镇江的,正好他们也是“好派的”。我求他们带我去镇江,他们欣然应允,这就是派性的好处。

第九月 传达毛主席讲话廓清迷雾,
回学院后不久,就传达了毛主席七、八、九月间巡视大江南北时的讲话。毛主席的讲话,廓清了迷雾,拨正了文革大方向,指明当前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设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就要实现大联合。”看来,我和骥江及战友们自夺权以来积极主张扩大联合的思想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为此而高兴。毛主席的讲话,使我们摘掉了“康老右”、“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毛主席还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这对我的触动很大,一面告诫自己要谨慎,一面思考我与头头的几次争论。(但是头头们并没有听从毛主席的告诫,他们多数仍“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直至到六八年中又犯了大错误——对抗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教育领域。)

六七年九月底,我和骥江、小卜、小蔡等战友串联了本兵团内部的一部教员、学生,组建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革命到底串联会(简称革串会),宗旨是促进革命大联合,促进建立院革命要员会。大家推举我当革串会负责人。我们的人员都是基层群众,都是文革前比较积极的党团员、教员和学员,还有院印刷厂工人,既不是运动初期的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而是被人们称为“稳健派”的人们。我们这些人的特点是,偏重于思考,而不追求激烈的行动。我们的人教不多,最多时也只有二百来人。但影响力很大,因为我们兵团内部和八一兵团内部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是这一种思想,我们代表了他们的心愿。我们兵团的头头对“革串会”持有介意,不太欢迎,对立面八一兵团倒是很支持。两派群众有很多人来祝贺,支持。当时南京已有第三大派——促进联合派(促联派),有人建议我们从兵团中拉出来,成立学院的第三派,与市内促联派挂钩。我们经过讨论,否决了这个建议。因为拉出去另建一派,与我们的宗旨正好相反,不是有利于联合,反而是又多了山头,不利于大联合了。如果在兵团内部更有利于斗争和争取群众,促进联合。建议我们杀出去另建一派的人们的意思是,成为独立一派,将来建立革委会时会占有三分之一名额,至少可以占一个院革委会副立任席位。这与我和骥江的立意恰恰相反,格格不入。我们没有一点当官的思想,我们计议,一旦大联合成功,我们就功成身退,激流勇退,不争席位。
当时学院两派的主要分岐是对院党委、院领导人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但双方光打咀仗没有可靠材料。我们革串会决定从社会调查入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成几个调查组,对院、系主要领导人的过去工作、思想及历史问题进行广泛调查。这项工作繁杂而又费力,到处跑,求人家帮助提供材料。革串会存在期间,我们没有搞什么大字报。外出调查的差旅费也是教员们自己先垫负,当时我们设有财权,兵团不给一分钱。在革串会工作期间,对我的锻炼很有好处,它其实是我后来在九十年代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的一次预演。
革串会是我们“中间偏左”政策的具体实施。所谓“中间偏左”,不是指在两条路线中间搞调合,而是指在运动的状态中取中间而偏于激进方面的态度。后来我们总结发现,这种“中间偏左”的态度恰恰是正确的路线政策。比如在联合问题上,反对联合的是右,而主张拉出去另立一派则是极左的态度。我们采取在本兵团内部持反对派态度促进联合的做法,恰恰是符合毛主席号召的唯一正确的做法。
“中间偏左”的态度,是指对当前整个社会运动状态总体分析的结果,而不是说无产阶做的根本政策策略是“中间偏左”的。无产阶级就其阶做地位来说,它必然是社会革命的左派、激进派,反对保守右倾,当然也反对极左。无产阶级制定政策策略唯一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是当前利盖与长远利益的正确的结合,这是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原则政策,它不为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倾向所左右。正是以无产阶级原则政策为界,才划分社会的右和极左的,而不是在社会左、右倾向中故意选择“中间偏左”。但是,社会运动中各个阶级、派别都必然表现自己的倾向,这就必有左中右,——这是指客观存在的左中右,而不是人们与论战中的互相评论对方的“左中右”,也不以各种人自己口头上的自称的“左中右”为准。比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极右占统冶地位的时期,往往被斥为极左、过激、极端,而将右倾保守路线认为是正确路线。所以,我们说的“中间偏左”,是指对整个社会运动各种倾向总体客现分析基础上的结果。实际上,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政策、策略,在整个社会倾向状态中恰恰处于“中间偏左”的状态。但是,人们自认为的“中间偏左”是否就是社会状态中那种“中间偏左”呢,恰恰是必须认真分析的,正象自认为是左派,并不一定就是左派一样。在极左思潮风行的时期,正确路线则被认为是右倾保守。所以,反倾向斗争是很不易把握的。

第十节,十月沉思
怀疑权威决定弃科从政从此踏上通向地狱的道路。
六七年十月底,我开始构思撰写《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对自己出生以来二十三年人生进行总结,副题为“为了前进而作的自我清洗”。到六七年底写出初稿,到六九年底定稿,中间经过大学后期、参加工作和九大会议,而到不久后的七0年初“打反”运动中便被打成“反革命”。
本来自初中二年级到文革初期,我一直写日记,七年中薄薄厚厚共二十五本,不下七十万字。但文革一开始,六六年六月四日,我院第一张大字报便炮轰到我,我陷入保守落后状态。我对自已非常恼火,平时学了那么多毛著,写了那么多心得体会,但运动一来却为什么落后呛水呢?我审查了全部日记,发现多是流水帐,没有多少思想价值,认为与阶级斗争实际脱离太远。一气之下,全部付之一炬——我自已摘了一场“焚书运动”。以示从此与记流水帐式的日记绝裂,从此不再记日记。但是后来对烧毁日记非常后悔,即使没有思想价值,但终究是当时当事的思想记录呀。放弃记日记方式后,我改为每过一段时间写一篇总结的方式,这篇《学游泳》就是第一篇。
动笔之初,我便拟议要写出对陈伯达的怀疑,决定以暗喻方式不公开点名。刚启笔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加深了我对陈伯达的怀疑。六七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整版发表了署名杨成武的大块文章——《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洋洋洒洒上万言。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全国各地酝酿在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办庆祝毛主席诞辰大活动。湖南省革委会向中央呈递报告,准备在毛主席诞辰之日开通株州至韶山的火车,搞毛主席塑像揭幕典礼,向中央呈递请示报告,报告中有“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毛主席对该告做了严厉批评,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提法不妥,这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宣传战线主帅是陈伯达,同时主管《红旗》杂志和《人民是报》。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之后,又出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错误,使我对陈伯达个理论权威产生了严重怀疑。虽然文章署名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但陈伯达是把关的,这样大版文章是必须由他批准才能发表的,他是难辞其咎的。六八年春发生“杨、余、付”事件时,说杨成武是野心家,陈伯达为发表杨的文章做自我批评,承认设有把住关,但我对他的怀疑反而更深了。后来六八年底大学毕业分配到石家庄市,又知道了他对河北省群众组织支一派压一派,将一派群众组织定为“极左组织”、“反动组织”,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反动表态”。当时,我认定陈伯达是继刘邓之后的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黑司令。于是,我在修改《学泳游》总结初稿时,使用“井惕杨成武式”、“大树特树”式的野心家的提法,暗喻陈伯达。这篇总结五万字,就是现在这部《人生足足迹白皮书》的前几篇提纲。在这篇总结中,我认识到英雄主义是我精神、性格中的主流成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总结中充满书生稚气,有大量辞藻堆砌,不少议论不妥,但独立思考问题的主旨已很明确。

(在写这篇总结的时代,我对林彪是非常崇拜的。“大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本来是林彪《五、一八讲话》中最早提出来的。“大树特权绝对权威”则是后来一位解放军英雄战士刘英俊提出来的。作为哲学思想体系,这两种提法都有是错误的,而且那位战士的提法也是受林彪提法的影响。所以,毛主席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也是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批评,而不仅仅是对陈伯达、杨武文章的批评。但当时我却没有往林彪那方面想,而是认为陈伯达、杨成武的提法是否曲了林彪的思想。这就是前面几次说的从正面理解、从好的方面去理解的思想方法。将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从正面、从好心方面给歪曲成正确的东西,自已说服自已。我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对“带枪刘邓路线”被删去的理解。这就是“以人定论”,仍然是一种奴隶主义, 是一种精神奴隶现象。批评林彪思想的表现形式的人物(陈伯达、杨成武),却为提出这种错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林彪)辩护,这种思想方法是一种认识真理的中间过程。破除迷信和奴隶主义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多数人都有很长的路程步步提升,只有极少数人一步登天,如石仁祥一眼就看穿林彪了,多数人往往在真理道路的某个平台上滞留很长时间。我能引以自豪的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迷信陈伯达的时候,我已开始怀疑陈伯达了,我比许多人在认识上早了半步。我们发现,在一切时代中,“以人定论”都是当时代人们的主要精神状态,在当今时代也不例外。所以超越时代半步者往往是悲剧命运。
这篇不无稚嫩的《学游泳》总结的最大意义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具体目标的定向。在文革前,我立志要做我军一名火药专家,为研制我军新型火药、火箭而奋斗,当然这也是纳入“反修防修”这个总纲的。但经过文革的疾风暴雨,反复思考苏联变修复辟的悲剧和我党斗争,我认为政治上的反修防修更为重要得多。我认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社会斗争中就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我还看到,掌握一门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只要肯下功夫,有五一十年就都可攻克,但政治斗争本领则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练,甚至要终生奋斗。“两利相权取其重”,“两技相较择其难”。我决意取重择难,选择艰险的政治斗争之途,弃科从政——放弃当工程师专家的目标,钻研政治问题,充当一名防修反复辟的战士。所以在六八年初复课闹革命后,我基本上没有去上专业课,而是以革串会工作为主,进行社会调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虽然被定为技术员,搞管理工作,但思想的主课是学政治理论,钻研政治问题。六九年——七四年烧蒸汽锅炉时,操作台上也摆着马、列、毛著作。因为,在八十年代初我对评定技术职称并不要意,至今仍是助理工程师职称,恐怕到老也就一“助”到底了。我的战友们现在都是高工、教授了,与他们相比我是名落孙山了。但我对这次人生目标转向终生无悔。
之所以出现这次人生目标转向,与我的性格很有关系。文革前,我在习上、业务上,包括下连当兵,可以说样样都是“尖子”,凡是我涉及到的学科都没有难倒我的。高中毕业填写报考志愿时,各科任课老师都希望我报他们教的那一科。但文革一上来,就落伍呛水打了败仗,“乱军”风潮中“又中他人一计“(京剧《辟英会》中曹操语”)。我对此非常生气,又不甘心服输,难道你这门政治就这么难吗?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我非钻透你这门政治不可。这是我一生中性格对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一次。当年,许多在运动初期呛了水的人都认为政治不是好玩的,从此远离政治漩涡,洁身自保,所谓“逍遥”是也。而且后来许多“逍遥派”竟然以当年远离运动逍遥为功劳,说是消极抵制文革极左,某大师甚至以没有积极参加文革而作为选择接班人的条件标准。当一切黑白美丑都被颠倒了的的时候,黑白美丑颠倒也就被视为正常的了。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更坚定我了钻研理论、路线问题的念头。在这里,我们又探究到命运与环境、机迂、性格的关系问题。就如我的许多战友,在文革中的思想状况经历基本相同,但他们大多数都弃政从科从仕,可谓智识时务,而且都不无造就,而只有我一个人扭住政治不放。当大学毕业多年后再次见面或通信通话时,许多朋友对我的执拗都惊诧不已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个?”朋友们的话使我心痛不已。我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撞南墙也不回头,如果有墙阻挡了我前进之路,我要用头头颅撞倒它,宁可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也绝不绕道躲开。——直撞南墙,拗着不放,这就是我童贞的执著与童稚的执著共同酿造的性格特色,我为它所苦,也为它所幸。性格者,人也;性格者,命运也。
在写这篇总结的第一稿时,我已估计到,一旦我确定了这样人生目标取向,而且第一个攻击目标就定位在陈伯达身上,那就早晚有一天会被打成“反革命”,甚至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祭品牺牲。我知道我从此便踏上了通向地狱的道路,但是我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个人的至关重要性,我甘愿充当这付十字架的背负者,甘当下地狱者(拆地狱者)。
佛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篇总结以王翰锋署名。文革开始砸“四旧”时,兴起名字革命化之风。过去许多人的名字确实有封资修色彩,如“喜财”、“奔财”、“成龙”,“云凤”,“光美”、“光英”等。于是大家一哄而起革自己名字的命,改成带有革命色彩的名字。我当时认为自己的名字——土吉,充满封建色彩,再加上姓“王”字,“王——土——吉”,充满庸俗气。想了想,改叫王翰锋,意即学习继承夏明翰烈士和雷锋。学习夏明翰的精神,“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我后来人。”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精神。但后来并没有公开化,因为改名字要许多手续。但在以后的人生中,这个名字确实经常激励着我。不能否认革命色彩强烈的名字,对人生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建共革时,我又决定化名毛继东,以明示志向。待出看守所后,我决意正式改名为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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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3, 2006 10:04 pm    发表主题: 第十一节 登上毛主席视察过的舰艇。 引用并回复

第十一节 登上毛主席视察过的舰艇。



好友蔡维清的哥哥当时在海军部队服役,所在舰艇是毛主席在五三年二月视察的舰艇。五三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主席视察了东海舰队。这两艘舰艇“洛阳号”和“长江号”,就以视察日期为舰号:53220和53222。当年,毛主席从武汉登舰顺长江而下视察。每年这个日期,这两艘舰艇都进行一次纪念旅行。六八年二月二十日,这两艘舰到达南京港,小蔡约我一起去看望他哥哥,连参观舰艇。我当然高兴地不得了,欣然随往。这是两艘炮艇,与现在的大舰艇相比简直象玩具了,但在当年却是我海军的创始舰。毛主席头两天在第一艘上住寝,第三天在第二艘上住寝。我和小蔡在他哥哥的带领下登上53200舰,来到毛主席当年住寝的卧室参观,然后参观舰艇会议室。就是在这个小小的会议室里,毛主席挥毫写下条幅:“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当年毛主席用过的毛笔、砚台仍整齐地摆在桌子上。毛主席写的条幅故大照片挂在壁上,(原件已由军事博物馆收存)。壁上还有毛主席与全舰官兵的合影照,当时陪毛主席视察的是罗瑞卿。我站在毛主席当年挥毫书写条幅时站的地方,抚摸桌面,心中感慨油升:“这就是我们强大的人民海军的创始舰啊,仅仅十五年,我们就有了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站在毛主席站过的地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振奋感。



第十二节 欢庆之中思追寇。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一九六八年文革向胜利阶段发展,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连续成立。但就在六八年初,又发生了“杨、余、付”事件,杨是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是余立金,空军司令员,付是付崇碧,北京军区令员。当时中央将此事件定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仍坚持这种定性,林彪爆炸后为“杨余付事件”和“二月逆流”一起平反。文革中就有翻案风,文革被否定后,这股风更严重,就是“因人论事”,某人一倒,或某人平反,与他有关的一切事的性质都象烙大饼一样翻个个儿。这种政治风气,使老百姓对政治产生厌恶感、远距离感。那些还愿意思考政治的人,不得不对史实和各种不一的评价进行自己独立的分析(包括对毛主席的决策和论断),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

当时,中央委托张春桥、姚文元过问江苏省暨南京市文革。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正是我们这一派打而没有打倒的许世友。十九年前的四月二十日,是百万大军打过长江解放南京的日子,十九年后又是一次“翻天慨而慷。”三月二十二日成立省市革委会那一天,我们班没有派去参加大会。我和战友们相约去登紫金山,从浓密的松林中我们登上紫金山顶,山顶处就是闻名于世的紫金山天文台。我们在山顶上向鼓楼大会会场遥望,隐约可见红旗招展,欢呼声可闻。再问更远处望去,北方远处长江如一条玉龙东去,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就象一条铁链索在玉龙的腰上。

有的战友提出,各地革委会相继成立,文革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以后还会不会有反复?这引起我的深思,回学院后,我思绪未尽。因那时已对陈伯达产生怀疑,认为今后斗争不会轻松的,便写了一首随感诗。



铁链索玉龙,

红旗围钟山。

人民江山好,

谨防穷寇反。



第十三节 风暴过后阅沧桑

六八年之夏也是多事之夏,各地武斗仍不止,中央连续发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在大学校园里也仍是派性争斗不休,尤其是北京几位学生领袖狂妄地要想操纵全国运动。最典型的是清华大学,两派真枪实弹武斗不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祥地,现在却成了严重阻碍文革胜利发展的地方。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手持毛主席语录本进驻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竟遭枪击,伤亡多人。这些头头以“我们自已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为理由拒绝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入校。七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周总理、林彪、中央文革召见蒯大富等五位学生领袖。毛主席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毛主席公开支持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送给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四人帮粉碎后那位风流人物清华大学的头头蒯大富也被刑十年。)紧接着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批判“多中心论”。

全国各地院校也进驻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当时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院宣传队进驻后立即进行大联合和革委会筹建工作。但对干部的情况了解不多,这时我们革串会将调查材料交给宣传队,为三结全做了贡献,受到表扬,功夫总算不负苦心人。

宣传队进驻学院后开始清查坏头头,我们兵团那位主要头头因“倒许”中的错误被宣布为坏头头,送去送押。我为调查“乱军”问题找他了解情况,他懊悔地承认了“功臣祸首”问题,我们二人都很感叹。送他去关押那天,我被派去随汽车送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全市坏头头集中关押地点是原蒋介石总统府,蒋介石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布围剿红军、发动内战的命令,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下野”逃往台湾。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了总统府。陈毅就坐在蒋介石的座椅上向毛主席报喜,毛主席向陈毅朗诵了著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胜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文革前,这里是省政协办公地点。文革初期是红兵司令部,现在又成了坏头头关押的地方。这个地方可发说是阅尽人间沧桑。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站在院内草坪上,环视了院内红漆涂刷的大门、走廊、窗格,不禁感慨油升,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呀!



在院系革委会成立前,对我兵团的头头们要进行审查。我们革串会当时很受宣传队器重,许多调查任务交给我们。我各骥江申请外出调查,一是为同时了解外地运动情况,二是院系成立时我们革串会有一些名额,我与骥江决定避开这个权力圈,实行一年前“功成身退”的计议。我们当时清楚自己的本领还不足以应付权力圈内的事务。我们到北京、宣化等院校调查。宣化炮兵学院是我院的兄弟院校。在宣化炮兵学院食堂吃饭时,每次都看到一位身体壮健的被撕去领章帽微的军人向毛主席画像深深三鞠躬,然后大声说:“坏头头×××向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请罪!”他象个教员的样子,我看到他满脸的沮丧神情,眼中噙着悔恨的泪花。他走向炊事员领饭,然后在我们饭桌对面坐下埋着头不敢看人地吃饭。炊事员说他是炮院的坏头头,我凄然地产生一种替他们惋惜之情。我心中说:“他们是不是也热爱毛主席、党中央呀?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句实心话,我对这些在运动初期曾勇敢冲杀的造反派头头们,总不忍心看到他们最后落到这样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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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八届十二中全会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六八年九月五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同时成立革委会,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实现一片红,文革进入胜利收尾的斗批改阶段。当时邮政部门出了一枚欢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但将台湾也印成红的了,成为错票,急忙往回收,可是已有部分流散到社会上,已收不回来。这张错票后来成了集邮至宝,据说到世纪末,一张票价达十万元。
六八年十月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党籍。当时发下来大本子材料,证据累累。但一九八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为刘少奇彻底平反,说刘少奇根本没有任何历史问题,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叛变的材料证据都是康生、“四人帮”逼供信搞出来的,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因两次中央文件在事实上截然对立,我对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不作评论,相信将来还会有一次甄别。但我对刘邓的路线是修正主义,至今确信不疑。

第十五节 破解“全面内战”不是文革缺点罪过
关于“打倒一切”问题,我在前面已做了评论。“全面内战”与这完全一样,既不是文革本身的缺点,更不是文革本身的罪过,而是文革中的阶级斗争规律的表现,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表现,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产物,不应将它扣到文革身上。
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文革既然是阶级大搏斗,武装斗争就是题中之义,不应该奇怪,问题是要弄清它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即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还会出现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涉及的。过去,只承认有反击外部反动势力侵略的自卫战争和承认有平息反革命叛乱、反革命暴乱的战争。文革前夕,毛主席曾担心出现反革命兵变。文革开始后,毛主席明确断定运动中在群众批斗时会出现粗暴方式,他称之为“武斗”,但这并不是“武装斗争”原本意义上的“武斗”。这种认识是基于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掌握枪杆子条件下的革命,也就是认为是无产阶级说了算的革命(现已披露的有关的材料中,谈到毛主席在六四年、六五年认为有可能出现大规模武装对抗的考虑,其中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学蔡锷起义反对袁世凯。)
文革前,党政军干部队伍已经发生阶级性蜕变,已经产生党内资产阶级。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制了相当多的党、政、军、财、文大权,已经形成大大小小各个派系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或其雏形),已经形成隐形于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独立之国”。文化大革命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阶级斗争力量对比上只占有形式上的相对优势,并不占有绝对优势。正是在这种形式下,展开了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的大搏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它必须采取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形式。毛主席设想并力图将斗争局限在可以控制的群众性批判斗争的范围内,并用军队支持革命造反派夺取政权的方式打碎党内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实际上是力图用和平夺权来粉碎党内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也就是他说的“部分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说,在夺权的过程中是比较顺利的,全国没有发生一起有组织的抗拒夺权事件,党内资产阶级被迅速击垮了。
但是,阶级斗争有它自己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它一旦启动了第一步,它就会按照自己本身的逻辑规律发展下去。由于有大批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运动,他们的局限性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坏,而形成群众性大分裂。于是,各种阶级政治力量便都介入派性斗争之中。苏联,东欧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政权中都有军事力量的支柱作用,铁托本人就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中国的情况还有特殊性,中国在民主革命建军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山头”,而且带有很强的农民起义军的痕迹。“山头主义”曾在党内军内有很强影响,虽经延安整风运动,山头主义并未消失,而且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加强和集团化,在各个野战军中都形成了派系非常明显的山头集团。建国后,在实行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等级待遇制、军街制、特殊待遇制的时候,军队高级于部是最积极的,封帅拜将成了他们最为荣光的事情。人们可以回忆一下十大元帅授街时的大照片,毛主席身穿中山服,面目表情非常严峻(评他当大元帅他拒绝接受,他不同意实行军衔制),而大元帅们个个都是喜气洋洋,喜形于色。我们曾经说过,这是重演农民起义军胜利后封帅拜将的封建古戏,军队的干部其实从这时已经开始蜕变。在以后的特殊待遇方面,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更为严重。每次修正主义集团发难时,都有军队干部的影子。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重要成员,有些人虽无军职,但也是中央军委人员,并且历史上曾在军队中工作过或与军队有联系。文革中,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击垮后,又发展到夺权斗争,党内资产阶级在组织、行政、财、文大权均被夺。这时,他们手中唯一还可供使用的王牌就是军队了。所以在这时爆发了“二月逆流”事件,所以毛主席厉声厉色说到“重上井岗山”的话。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我在此立即申明,虽然“二月逆流”中的老干部们是第一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他们当时的倾向代表了刘邓路线的反扑,但他们与刘邓是不一样的,属于当时的右倾势力,将他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严肃地说:“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各个省顶住。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刘少奇也说: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引自《左倾二十年》和《党史研究资料》第4集)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对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六五年中还说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以上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这些反映出毛主席对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政变的严重忧虑,当然也包括对可能发生反革命军事政变的忧虑。(文革被否定后,有人说毛主席这个担心是完全错误的灾难性的。我却认为,作为两个司令部已进入摊牌阶段,作为阶级斗争的大背景分析,毛主席的担忧不是毫无理由的。)(如果没有林彪的明确支持,毛主席是不会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文革开始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军队不介入地方运动。但实际上军队早已从右的方面介入了,支持袒护保守派,保护受冲击的干部,帮助隐藏整群众的“黑材料”,与革命造反派对立。所以,在六七年“一.二三决定”中毛主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左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这是因为军队领导人的既得利益与地方党、政干部是一致的,军队干部的特权利益甚至比地方干部还多,在造反派的冲击面前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呢?而“一.二三决定”,“一.二八命令”又授予军队开枪权、镇压权,于是军队一介入便首先打击运动初期与军队对立的群众组织,因此发生了青海赵永大事件和内蒙古支左部队向群众开枪事件,夏季又发生了武汉“七.二0”事件。这些事情说明军队干部的蜕变比地方干部还要严重,但当时中央都按个别人性质来处理,防止事态扩大。
地方派性武斗不息,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军队的内部派性通过地方派性表现出来。军队内部不统一,各支一派,又与军队内山头主义直接有关。最典型的是河北省的保定市与石家庄市,两地驻军各支一派,三十八军支持一派,六十三军和省军区支持另一派。两派都有枪,于是真正意义上的武装斗争的内战经久不止。文革开始后,群众中的武斗不断升级,由口舌攻击,到用手用拳头,到冲砸对立面,到用棍棒,但并不是“武装争斗”的武斗。到六七年初发布武装左派命令后开始抢枪,在这之前是明抢暗送,军队还不敢公开送枪。“一.二三决定”后,就以武装左派为名公开发枪了。所以,毛主席后来指出“地方问题在军队”,就是说内战的根子在军队。

文革斗争说到底是政权问题,而政权的核心是军权。毛主席历来讲“党指枪军”。但实际上常常是“枪指挥党”。“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思想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历史普遍现象规律。这种思想、现象、规律又指导人们去抓枪杆子。而在中国又没有贯彻巴黎公社原则,不仅军队干部待迂优厚,脱离人民,而且没有用“民兵制”代替常备军。军队在国家生活中形成为一支有独立作用的力量,常常有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的倾向。文革中出现原四野中的山头集团与其他各野战军的山头集团的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争斗。这绝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但阶级斗争规律必然使它成为这种斗争。群众性的派性斗争,应该从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得到解释;而“全面内战”则应向军队问题去寻找答案。文革成了林彪扩大自己势力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利用武汉“七、二0事件”和六八年三月的“杨、余、付事件”。七0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使毛主席高度警觉起来,所以批陈伯达的“文臣武将”,批林彪的“大将”,向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里明确指明在“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军内也有走资派。但由于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所以统一使用党内走资派,以防止使用“军内的走资派”提法产生混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是在党内斗争、政权斗争中解决军队问题,而不单独解决军队问题,防止出现严重情况。另外侧重依靠林彪,恰恰起到了扼制军内走资派的力量,既解决了政权斗争,又避免了大内战。而庐山会议上的理论斗争使林彪处于极被动地位,他进行合法夺权的阴谋破产了,于是转入武装政变夺权的行动。 毛主席虽然没有确切地知道林彪有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但他从林彪拒不做检查,各大将做假检查的行为中断定林彪图谋不轨。所发他在七一年夏天南巡中对各地党政军干部提出告诫,并直接试探了林彪的一些死党,最终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从这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即表现出毛主席伟大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的胆魄,也表现出毛主席立党为公,发动文革为公的博大胸怀,还证明了毛主席没有帝王思想的缺点。

其实,对军队问题认识最清楚的还有一个人,此人正是林彪。他在《五. 一八讲话》中提出政变经后,又几次提“军内走资派”、“带枪刘邓路线”,便是明确证明。作为政治斗争,林彪的提法恰恰是符合事实的,军内确实有走资派。军内问题的解决最后竟在毛主席与林彪之间进行,这是毛主席和林彪都始料不及的。林彪背叛党、背叛毛主席,这个事件本身说明军队高级干部蜕变的严重性。林彪的背叛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品质变坏和阶级性蜕变而已。从后来用“热月式”政变逮捕“四人帮”,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毛泽东主义,搞右翻案复辟,却用韬光养讳的“投器忌器”说掩饰灵魂的事实来看,我的这个说法是绝不夸张的。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毛主席当年选择的接班人不是林彪,而是另一个人,是否就能绝对肯定毛主席逝世后,某些人就不搞右倾翻案复辟了呢?整个干部队伍的状况,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状况,能给我们肯定的保证吗?

有人会质问:照此说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岂不是没有希望了?
首先,不能将干部队伍与党和军队混为一谈;二、不能将基层一般干部与中高级干部尤其是高干部混为一谈;三、不能将广大党员、指战员与高级干部混为一谈;四、我们前面已几次谈到,虽然高级干部们热衷于欣赏那些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特权待制度,但他们思想上并不清楚这些制度的资产阶级特权和封建特权的性质,而是认为是合理的,是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果通过理论斗争,彻底弄清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干部会坚决抛弃这种特权待遇。文革前,未能使干部们明确这个问题,未能使干部明白自己的阶级性已发生了变化,而是用运动对这种特权待迂制度产生的社会恶果大张挞伐。所以我坚持认为,如果不彻底抛弃现在的更严重的高薪特权化公务员制度,就不可能扼制干部队伍的腐败。即使一些干部洁身自好,不搞贪污受贿,也很难躲避自己本身阶级性蜕变,因为他们的待遇每时每刻都处于剥削行为中。
文革中武斗内战严重还有一个原因,即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文攻武卫”口号最早是河南省造反派提出来的,河南省受军队支持的一派手中有枪,另一派就提出“文攻武卫”去抢。江青接受了这个口号,很欣赏。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接见河南、安微省两派代表时,宣扬“文攻武卫”,这就是有名的“九五”讲话。这个文件得到毛主席的批准。江青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左派,反击右派。但在地方上都说自己是左派,说对方是右派,都说自己要文攻武卫,大家就都有了抢枪理由。“文攻武卫”口号与《十六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对立的。于是,造反派以“武卫”为借口抢枪,军队也以“武卫”为理由向自己支持的一派发枪。实际上“武卫”与“武斗”无法划出严格界限。结果内战越打越大,越打越严重。这恐怕是江青在支持这个口号时所没有想到的。

上面是从 的实际情况分析全面内战,现在我们再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内战问题。
列宁说:“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事纲领》)“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形式,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
如果将“社会主义社会”也包括在列宁论断中所说的“任何阶级社会”里,又将“在一定情况下”放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环境下,那么列宁的论断的鲜明意义就极其明显了,对文革中的“全面内战”几乎可以不用任何饶舌来释义了。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特殊手段的继续——这一著名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使用。当党内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行为受到无产阶级的坚决反击,其和平演变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党内资产阶级就必然要使用他们所控制的那部分专政权力(包括军队),从而挑起内战,这还会有疑义吗?这几乎是顺理成章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如此深刻、激烈、尖锐,在发展到夺权决战的时候,党内资产阶级诉诸于内战这是完全合手阶级斗争规律的。由于毛主席在战略政策上强调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党指挥枪,反对武斗,军队要支持左派,反对提“军内一小撮”,号召集中火力批判党内走资派,军队内部不搞夺权斗争,六七年“四、六命令”严禁向辟众组织开枪,极大地限制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势力,使挑动武斗、制造内战的野心家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位,又在组织上对军队进行了布署和防范,钳制了军内走资派的力量,因而使内战并没有真正打起来,所谓的“全面内战”并不存在,这一点连邓小平也承认。(见《邓选三卷》)
文革是阶级大搏斗,它本身就包含有内战的因素,但这种内战不是文革本身要求,而是内党内、军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的,它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心然现象,并不是文革本身的缺点罪过。毛主席对有人用“全面内战”攻击文革,并不是认可的。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说是“乱了敌人,教育了群众。”这就从阶级斗争规律和性质上否定了“全面内战”是文革缺点的说法。但他终究从形式上承认了这一点,为后来右倾翻案势力留下了口实。

国内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呢?
列宁在论述发生国内战争时特别强调在一定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就是说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题中之义,但并不是必然如此,它要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使阶级斗争形势不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国内战争就不会发生了。列宁在一九二0年时还说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级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这是在没有实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以前的阶级斗争估计。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如果在对旧剥削阶级进行专政并强迫他们成为自其力劳动者的同时,又能扼制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滋生,尤其是杜绝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滋生,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外界敌对势力策动下),旧剥削阶级分子和少量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少量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复辟的力量就会达不到猖狂进攻的程度,阶级斗争形势就比较随和,不会出现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力量占有绝对压倒的优势,无产阶级就能用比较从容缓和的方式处理阶级斗争问题,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国内战争,以至于连文革这种激烈斗争方式都没有必要使用。新生资产阶级的主干是党内资产阶级,如果认真全面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政策,就可以杜绝干部队伍的腐败变质,极大限度地有效扼制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滋生。——我们在前一章中已谈过这个问题了。斯大林曾说过:“社会立义越往前进,阶级斗争也越激烈。”(大意)果真如此,阶级和阶级斗争何时才能消灭,共产主义还能否实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滋生可发严格控制,无产阶级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可以实现,主要条件就是全面认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政策,杜绝腐败。
我们是革命者,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者,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者,但我们不是阶级斗争嗜好者,并不执意追求阶级斗争越激烈越尖锐越好,而是创造条件使无产阶级始终处于占绝对压倒优势的强大地位,这样就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到发展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这才是真正的纲举目张。反之,如果一面推行各种积极培植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一面又反对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埋头搞经济建设,那么阶级斗争规律早晚有一天要充当铁面无私的审判官的,它会将所有的惩罚刑具(其中就包括内战)都搬到阶级斗争午台上来。在惩罚新资产阶级的同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会因投入激烈的阶级搏斗而遭受重大牺牲。现在声言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是否应该审查一下自己推行的政策到底对谁有利呢?

在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原因剖析清楚以后,关于文革“破坏生产”的指责就更不值一驳了。文革初期对生产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六七年六八年国民生产总值负增长。但这仍然不是文革身的原因,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党内资产阶级挑动派性、内战造成的损失。一切革命都不可避免在发动的初期要打乱原来的生产秩序,造成损失,因为它要摧毁旧势力旧政权的统治,不可能不遭到反动势力的反抗和破坏。如果因为害怕生产受损失而不敢搞革命,因噎废食,那么和平演变岂不是如愿以偿了吗?实际上,文革十年中自六九年开始生产已恢复发展。据《中共党史疑难问题》一书中报露的统计资料,文革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8.5%,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3.3%,这就揭破了说“文革将国民经济搞到濒焰崩溃”的谎言。
在排除了错加在文革身上的缺点罪过以后,我对文革攻过的评价不是“三七开”,而是“二八开”,“一九开”,成绩是主要的,而且功劳很大,而且我说的缺点不是那些攻击文革的人所说的缺点(我所说的文革的缺点主要是指理论上未深刻揭示干部蜕变的执政党制度和干部待遇中存在剥削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给文化大革命一个对得起它的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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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5, 2006 10:08 am    发表主题: 第十六节 对“忠字化”的沉思 引用并回复

第七章 文革时代的砺炼
第二波在风浪中游泳(下)

第十六节 对“忠字化”的沉思
“忠字化”、“红海洋”是文革中的一个奇特的社会精神现象,也是对毛主席误解最多的一件事,很值得认真分析一番。
“忠字化”运动有许多表现形式:
1、向毛主席表忠心。这是最早一批红卫兵的“献忠心”仪式,“忠字化”运动就是由此开始的;
2、将红色的“忠”字贴在窗玻璃上、门上、墙上,印在背心上、衣服上,甚至贴在胸脯的心脏位置上;
3、佩戴毛主席像章;
4、唱“忠”字歌;
5、跳“忠”字舞;
6、唱语录歌;
7、敬奉毛主席塑像;
8、在露天广场建大型的毛主席塑像;
9、早请示、中对照、晚汇报;(即早晨、中午、晚上读毛主席语录进行自我反省);
10、双方对话前加说毛主席语录;
11、张贴毛主席语录;
12、在路旁建语录牌;
13、在文章或报告前先加一段毛主席语录;
14、在文章中用黑体字突出马恩列斯毛语录;
15、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本,开会时举起摇动,游行时摇动语录本;
16、“四个伟大” 口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17、“三个无限忠于”口号: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伟大的毛主席革命路线;
18、“三个坚决捍卫”口号: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19、“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口号:
20、在开会时呼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21、“红海洋”:用红漆或红颜色将忠字、语录、毛主席头像涂印在墙上,将墙用红色颜料涂红;
22、“最最最”口号:在歌颂词前加上“最最最”三个字,如“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23、编印《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人手一册;
24、将毛主席的话成是“最高指示”;
当年,“忠字化”活动成为人们程式化的活动。比如,每天早起后念一段语录(早请示),中午吃饭前念一段语录(中对照),晚上睡觉前也念一段语录(晚汇报)。开会前集体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在公共汽车上售票员朗诵毛主席语录。在商店购物时,服务员与顾客对话前加一段毛主席的语录。如服务员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顾客同志您好?您买什么东西?”顾客说:“斗私批修。我买白布,请问多少钱一尺?”服务员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白布三角一尺,您买多少?”顾客又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买一丈。”

最典型的是唱“忠字歌”,主要有两首歌:
一、 敬礼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哎……
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二、万岁,毛主席!(是新疆维族风格)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象大海洋,
伟大的导师,
英明的领袖,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心中的红太阳。
万岁毛主席,
万岁毛主席,
万岁万岁,
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毛主席!

还有一些歌曲,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也被当做“忠字歌”。
其中最有象徽意义的是佩戴毛主席像章,图案、色彩、大小,有上百种。有人收集上百枚、上千枚,甚至上万枚。我自己也有几十枚,至今保存完好。

“忠字化”运动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精神现象。勿庸讳言,其中含有浓厚的封建迷信崇拜思想成分,这是中国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人口众多而且封建迷信思想残余严重的社会意识的一次突出表现。对这种涉及亿万群众的精神感情问题,应该给予科学分析,用贵族式的鄙夷态度投以蔑视,并不能显示自己高尚。
中国在原始社会中,图腾崇拜思想很严重,这是对自然神的精神奴隶状态。经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特别是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将崇拜集中到对皇帝老子一人身上。由自然神崇拜演进到“天人合一”将皇帝神化的崇拜,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精神生活的基调。皇帝是“天之骄子”、“真龙天子”、“皇权神授”,整个国家百姓的安危福祸都悬系于皇帝一人身上。有个好皇帝,就天下太平,河清海晏,歌舞升平;赶上个坏皇帝,国家就动乱不已,老百姓跟着倒楣遭殃。这种将自己命运寄托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上的思想,是宗法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家庭制经济的必然产物。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个性解放又很不充分,可以说是在封建思想基本上没有多大触动的情况下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小生产、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土地上,“个人崇拜”的迷信思想不可能不长久存在。伏尔泰经说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会创造出一个上帝来。有人曾经说过,中国这个地方是不能没有“皇帝”的,如果没有“皇帝”,人们也要创造一个“皇帝”未供自己崇拜。我们可以想想,“帝王将相”的古戏京剧为什么在中国久演不衰,不就是封建迷信崇拜思想在作祟吗?如果人人都深刻认识到皇帝老儿是最大最贪婪的吸血鬼(包括开国君主),人们还会将他抬到舞台上让他且歌且舞吗?就是当今舞台上的皇帝,就是昏庸无道的明嘉靖、宋徽宗不也都是威风凛凛道貌岸然吗?八、九十年代的电视录相大片中谁的影子最多?形象最高大的英雄是何人?——非历代皇帝而他人莫属也。被革命样板戏赶下舞台的帝王将相在舞台上又复辟了。这就证明我们民族偶像崇拜思想之根深蒂固。常言说,舞台是小社会,社会是大舞台。文如其人,艺如社会。观察一个人,看他喜欢读什么书就可以了;观察一个社会,看它的舞台上谁唱主角就可以了。精神是物质的反映,尤其主要是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反映。如果生产资料中是以小家庭经济为主要形式,社会生活亦是以小家庭为主要形式,那么封资修的迷信崇拜就必然是主要社会精神形式,君不见当今的追星族队伍何等浩浩荡荡吗?如果说当年文革中的“忠字化”偶像崇拜中含有相当多革命思想意识的话,那么当代对“设计大师”崇拜中又含有多少趋势感情呢?我们亲爱的同胞们,在历史和现实的两面镜子中间照照自己的精神面目吧。

“传统是历史的惰性力量。”(马克思)这里我们简要地探讨一下国家是否越大越好,国家历史是否越久越好?纵观世界史,凡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国家(尤其是统一状态持久的国家),其精神崇拜现象也就严重。而这种情形,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具备全部条件的国家。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历来宗教思想松弛,中国自己的宗教——道教只是成为闲云野鹤的游士清高,在社会中并没有多少影响。对佛教,也是有事有病时才去烧香。而政教——思想教——政权教与思想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国家君主、政府长官,同时,就是社会思想道德的统领者。这些综合条件俱全在世界史上更是罕见,只有日本与中国相类似,而日本社会思想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的历史传说说日本是秦始皇时代一位丹方术士徐福带领一千童男、一千童女东渡扶桑寻找长生不老仙药而繁衍形成的)。分析历史可以看出,当国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时,那么国家的疆域越大越好,历史越长越好,而如果是以封建私有制,特别是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国家的疆域越大历史越长久反而越不好。因为大国有利于奴隶主、封建主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稳固性,有利于增强统治思想的惰性力量。地域广大,因而所收税赋就雄厚,就能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延绵,使各个朝代繁衍绵长,不断重复,这其中一个经济因素是奴隶主、封建主阶级使用一般国家行政手段即可收敛供自己奢侈生活的全部需要,足以养尊处优,不去发展不便于管理的商业和交换,反而实行抑商的政策,这就是商业资本家(或商业奴隶主、商业地主)极难大批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难形成,使封建社会崩溃的经济因素极难形成。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在奴隶制社会夏商周的情况。商朝之所以称之为商,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出现商业交换,到奴隶制末期周朝八百诸侯国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商业交换已相当发达,到春秋时期更为发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周平王才将国都东迁到商业最发达的中原。到战国七雄时,商业更为发达,竟出现了腰缠万贯的豪商巨贾吕不韦能够以财干政,造就千古一帝的奇迹。假如果不是秦王赢政挥鞭扫六合,定尊于一统,而是一直保持七个国家分立发展下来,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必定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那时的七个国家,每一个都比后来的欧洲国家大或相近。可以有理由设想,在战国封建割剧的基础上再有几百年,中国要比欧洲早千年以上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再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极为活跃,诸子百家,你争我鸣,旗帜林立,各成体系,束缚人们思想的羁绊相当松弛,那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精神崇拜最薄弱的个性解放时代,权威性几乎只以理性为核心,秦国君主就崇拜商鞅、李斯,诸侯大夫连天子国君也不放在眼里,诸侯敢于问鼎,大夫可自立为国君,布衣可成为将相,一派龙争虎斗蓬勃气象,思想活跃的程度比后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还要热烈开放。及至到秦始皇废分封建郡县,形成中央集权制,封建大一统后,焚书坑儒,只尊法家。而到汉武帝又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中央集权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以致于道德礼仪,都固定为一个格式,一泻两千年,使封建皇权崇拜的奴隶主义精神成为社会意识的基调主导。孔孟之道的“天命观”、“大一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礼治”、“述而不作”、“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小康社会”等等说教。成为条条绳索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苛政猛于虎”,不过是曲折地反映被压抑的民主主义的几朵微弱的浪花而忆。从国家政策到社会意识都轻视商业行为,视经商为“下贱”,使商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使封建王朝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重复了两千多年,成为积弱不堪的大弱国,让几个小国联军打得丢盔卸甲,甚至连弹丸之地的葡萄牙都敢割去几十平方公里的澳门。
一切都是一分为二的,大一统,集权制,在封建社会初期,有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一面,但很快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尤其是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商业因素的发展,而封建文化历史悠久,恰恰成为习惯积淀的一种包袱。美国建国只有二百年,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历史,美国人到中国的故宫个个目瞪口呆,惊叹不已,但美国人的奴隶主义也最少,甘蔗难得两头甜啊。
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争了两千年,其实都没有争到点子上。儒法其实都主张“大一统”,不过儒家是保守复旧的统一,法家是较进步的统一,法家得到政权后也就失去其进步性,所以后来很快就实行儒法合流了。后世的孔孟儒家之徒否定法家进步的一面,是从保守复旧的立场出,当然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后来的革命史学家,也只看到秦始皇封建大一统进步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封建大一统对生产力发展,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商业因素严重阻碍的一面。在我们的国家,历来都赞誉封建大一统,却忽视了它的缺点。假如秦始皇当时在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之后不是采取压抑自由商业政策,或汉武帝实行积极发展自由商业政策,中国的历史则又将如何呢?那样,秦始皇和汉武帝就成了历史上最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但那时的走资派可是最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可惜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愿做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最早的阻碍者。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为用封建中央集权制收税敛赋比市场经济容易得多。一声令下,锦帛钱财便滚滚流向京城,何必要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主义。由此看来“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都不是良策。这也可以说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们一拍板,一下子就是两千年。
毛主席说“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事,《十批》不是好文章”。这是从否家儒学保守倒退,肯定秦始皇封建中央极权制历史作用角度讲的,自然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如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如与战国时期和欧洲相比较来看,大一统的封建制严重缺点的一面就远远大于它的进步的一面。

许多人从各种角度探讨同一个问题,毛泽东本人对个人崇拜问题持何种态度?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毛泽东是否有帝王思想?我的研究结论可能与许多人大相径庭。
生活在这片历史文化土地上的毛主席,他也无法超脱这种精神氛围。但他本人没有陷入这种历史樊笼之中,没有执意去追求“个人迷信”而自我陶醉,而是从阶级斗争角度、从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来运用这种精神力量。——毛主席的高超卓越之处就在于此,这也是他远远高于斯大林的地方。毛主席来自农村,来自农民家庭,他读过四书五经,他还信过佛,后来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对封建个人迷信崇拜精神现象也就有极精深的理解。毛主席在五八年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历史上何人能提出这样精湛的见地?在七零年回答斯诺提出的怎样看“那些呼喊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时,毛主席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在毛主席之前,何人对崇拜问题有过这样的三分法?毛主席对自己的影响力很清醒,他不相信自己的那几本小书会有林彪说的那种威力,但他又对社会精神演化过程,对群众情绪演化过程非常洞悉,非常精明地运用这种精神现象来进行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争取利益,争取阶级斗争主动权。我所以崇拜毛主席,这是最主要一点。说实心话,如果他也象斯大林那样追求大元帅勋佩,陶醉于个人迷信,当我精神上成熟到能够自己站立的时候,他也就不在我的崇拜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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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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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5, 2006 10:12 am    发表主题: 对毛主席的崇拜, 引用并回复

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自己领袖的纯朴的感恩思想感情的表现,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与封建时代农民对封建君主(自己的阶级敌人)的崇拜在阶级性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尊重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朴实的阶级感情——尽管这种个人崇拜思想中含有历史唯心主义成分。此外,正确的崇拜,即在崇拜领袖手中的真理基础上的崇拜,并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就多数群众来说,这两种思想是混在一起的,而且这两种思想的表现也都是不自觉的,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都是一种纯朴的自发的状态。
对毛主席的崇拜,最早可以追溯到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当时在工人中间流行一首歌谣: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晴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人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成团。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这可以说是有稽可查的歌颂毛主席的最早的史料。
然后就是《秋收暴动歌》,“毛委员是咱们领路的人”。在苏区瑞金根据地有个叫沙州坝的村子,当时缺水,在毛主席指导下当地农民挖了一眼井,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老百姓为感谢毛主席,在井台旁立了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有资料说,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上,毛主席受到排挤,林彪说“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拥护毛主席的口号。红军长征路上,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在延安时期,一曲《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幅群众敬献的大横幅“人民大救星”,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明显地突出来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主席的最高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下来,当时已出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在七大上,刘少奇的报告《论党》,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概括的赞颂是正确的,可以说这是对毛主席崇拜正式开始的党内文件。当时以毛主席为首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集体领导班子已经形成,说明我党已成为成熟的党。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党内几次路线斗争的反复考验证明,真理在毛主席手里,党将毛主席确立为自己的领袖,正如刘少奇所说的这是党和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

但是,对毛主席崇拜过程也是有曲折的。《不落的太阳》(苏娅、贾鲁生著)一生中记述了我在大串联中在延安也听到过的一个故事。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次大雨中,一阵霹雳,击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内的木柱,正在开会的延川县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身亡。不久,就有风言风语:老天爷没长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安处听说后,要严惩反革命。毛泽东当即制止,说:“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做了什么错事,引起群众反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派人调查,发现陕北这个地方不过130万人口,一年就征收20万担公粮,引起老百姓不满。毛泽东说:“群众的意见,正反映了我们工作有毛病,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确实加重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府很快下令减少了公粮和谷草。
其后,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食足食”。得到群众拥护,于是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东方红》。所以,人民对毛主席的崇拜,对共产党的热爱,是毛主席、共产党用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争取来的,而不是象皇帝老子“受命于天,既授永昌”(皇帝玉玺之字)。
有这要的曲折,毛主席对群众对自己的崇拜始终保持清醒冷静头脑。在七大会议上,毛主席提议并做出决定:在党内不祝寿,不敬酒,不呼万岁,不用领导人名字命名等等。毛主席还几次提不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而当时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正在煌煌赫赫的风头上。在一次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回敬“人民万岁”,有一次回敬“同志们万岁”。

从建国初起,“毛主席万岁”成为人们取得斗争和工作胜利时庆贺的欢呼口号。但不久也出现了暗流,五三年初斯大林逝世,当年年底毛主席六十岁,有人要求毛主席“退休”,认为毛主席“该休息了”。五六年初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大反“个人迷信”,引起国际共运思想大混乱。我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全面分析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原因。但是我们党内也有人利用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反对对毛主席的崇拜。最典型的是在八大党章中从指导思想中删掉“毛泽东思想”。刘少奇是这样解释“删掉”的:“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仍然知道它。”(转引自《不落的太阳》109页)这可说是个天下奇文,照此说,对马克思、列宁,每个共产党员都知道,那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是都可以删掉不要了吗?无怪乎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在口号中消失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直接高举“伟大理论”、“三个代表”了。一九五八年三、四月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个人崇拜”有两种,“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五九年庐山会议毛主席提出下届人大不再提任国家主席,后来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
将对毛主席的崇拜引向真理性崇拜的是林彪。林彪自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会议后,便大力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六零年军委扩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民列宁主义者”,这个评价在我党是第一次出现,也是正确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当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全军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但是不久就出现贬低、诬蔑群众性学毛著的论调,诸如:“贴标签”、“简单化”、“形式化”、“实用主义”等等。但是林彪倡导学毛著的历史功绩是永不可没的。六一年十一月,在北京发生了“畅观楼”事件,秘密审查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文件,寻找问题。写成一万三千字材料。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六三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是贯彻林彪号召学毛著活动中的光辉典范,将群众性学毛著运动推向高潮。六四年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即小红书。六四年,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排演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最后一场全国各族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蒙古族歌手胡松华演唱《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从此“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愿声响彻中华大地。六五年十月,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总政战友文工团推出大型《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将崇拜毛主席的热潮推向高峰。
但是在一片“万岁”欢呼声中也隐藏着阴暗。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说“调查研究方法过时了”,甚至出现在中央会议上不许毛主席发言和在毛主席轿车上安窃听器的怪事。在六五年底,接见斯诺时,毛主席说需要有点个人崇拜。这时,毛主席深感他已被架空。六五年底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封锁。
纵观历史,在对毛主席的崇拜问题上,在党的上层一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分歧斗争。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崇拜是不断增强的,并且从六零年开始向真理性崇拜高度提高,封建迷信的唯心主义成分在不断降低,也就是说对毛主席的崇拜的思想中存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成分,并是单一的成分,而至文革前夕,唯物主义的理性成分在不断增强,是主要倾向。

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国际歌》与《东方红》两首歌曲在思想体系上的差异。《国际歌》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世界,全靠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奴隶主义思想扫荡净尽,多么彻底!而《东方红》却将毛泽东、共产党比做“大救星”——救世主。作为人民群众的感情,这无疑是真挚纯朴的。但作为世界观境界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所以,《东方红》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感恩思想的表现,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早的“造神运动”的发端。都说毛主席走向神坛,此种说法不对。不是毛主席走向神坛,而是毛主席被推向、被举上神坛。毛主席本身不追求神化自己,所以在七大上他提出在党内一律称同志,不喊“万岁”、“不敬酒”、“不提字”、“不用领导人名字命名”、“不搞祝寿”等等。建国后实行军衔制时,只有毛主席一人不赞成,选他当大元帅他不当。有的人说毛主席有“帝王思想”,这是一种歪曲,是用自己的面孔当镜子去照毛主席,看到的恰恰是自己的面孔。——不过,中国想当皇帝的人还确有人在的,甚至相当太上皇的人也是有的。《东方红》发源于陕北,不是偶然的。陕北地区是华厦民族文化的发祥地,是皇帝陵的寝地,也是小农思想最浓厚的地方,由这个地方的农民群众唱出的《东方红》,喊出“万岁”,是非常自然的。
我本人是非常喜爱《东方红》的,至死我会将它作为我的第一歌,是我生命摇篮曲,我是从四岁半时(平津战役之初)开始向住在我家的解放军学唱《东方红》的,并从此开始认识毛主席,认识共产党的。我在前面第二章中说过《东方红》是我的生命摇篮曲。这种纯朴的阶级感情,直到现在仍是我的精神世界的基础。毋庸讳羞,在文革之前、之初,我的头脑中确实有严重的奴隶主义思想,有着浓厚的盲目崇拜的思想。所幸的是,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历史唯物主义终于成为我的思想统领,使我对毛主席的崇拜,对共产党的热爱,建立在真理性理解的基础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我对《东方红》的思想体系产生质疑是在七二年五、六月间。当时正在进行批林批陈运动,传达了毛主席七零年庐山会议上的我的一些意见,传达了毛主席给“江青”的信,同时传达了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巡视各地时讲解《国际歌》中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触动了我的思想,我提出疑问:“既然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么《东方红》将毛主席当成大救星,从哲学世界观来说对不对呢?是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观呢?”那一次深刻的思考,使我对文革中的“忠字化”、“红海洋”的造神运动的实质及社会原因有了更深的理解。到七四年批林批孔时,使我对“四人帮”搞得“尊法崇法”清晰地认识到了是英雄创史观。于是,七四年夏天批林批孔中,我写了暗批江青的诗《我观儒法斗争》诗中,有“尊儒必定反法,反儒不必尊法”、“多读马列辩倾向,谨防上当受骗”。(我这一次思想经历的升华结晶,后来在七七年写的长篇小说《栋梁》稿最后一章中表现出来。在小说最后一章市委书记的小女儿在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主席台上,突然问父亲:“有没有救世主?”父亲说:“当然没有救世主呀。”女儿说:“那《东方红》说毛主席是大救星,对不对?”市委书记愕然而不能回答。——这些都是后话。)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精神上打开禁区的思想解放运动。我自己欣慰的是,我并没有由此走向某些人的精神毁灭崩溃,而是升华到对毛主席真理性崇拜的新高度。有的人却是从这种禁区突破中跌入精神崩溃而丧失一切信仰,有的人甚至由圣徒变成了魔鬼,无耻地背叛灵魂而诋毁毛主席。我现在仍然有崇拜感,中华上下五千年我所崇拜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毛泽东,二是鲁迅。崇拜毛泽东是因为他手里有真理;崇拜鲁迅,是因为他一身正气。崇拜毛泽东的胸怀,崇拜鲁迅的风骨。崇拜毛泽东的“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崇拜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现在对毛主席的崇拜集中在《东方红》中的“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领路人”——领着人民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毛主席赞誉“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任何的奴颜和媚骨” ,“他在黑暗和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边偏倒的小草” 。从文革到八九十年代,到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多次想象,假如鲁迅在世,他对刘邓、林彪、“四人帮”、改革开放及“与时俱进”会有何想法,会如何对待?

文革开始后,对待毛主席的态度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过去认定反革命主要以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为主要标准,文革开始后则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主要标准。应该说,这后一种“三反”的标准容易混淆两类矛盾,尤其容易将党内斗争与敌我矛盾混淆,容易将认识问题、思想错误搞成“思想罪”。后来确实出现许多“思想罪”错案,甚至因不慎打碎毛主席塑像,弄赃毛主席画像、像章,甚至因念错语录而被定成反革命。比如,有人将“万寿无疆”疏忽大意写成“无寿无疆”而被定成反革命。后来还发展到因怀疑、批评林彪、“四人帮”、中央文革人员也被定为反革命,如石仁祥等。与之相应,对毛主席的崇拜中唯心主义迷信成分越来越严重了。
我在前面说林彪是对毛主席真理性崇拜的创始者,但他也是盲目性崇拜的发起者。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提出“大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这是自建党以来对党的领袖赞颂之辞最热烈的一次,将对毛主席的崇拜推向狂热程度,而且将崇拜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极剧增加,将真理推向严重极端方向,成为英雄创世说。但是毛主席的头脑是冷静的,他清楚看出林彪对政变的解释不符合马列主义,对自己的赞颂过分。他压住这篇讲话不愿往下发,但是处于当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形势,以及全党全军全民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刘邓司令部的猖狂进攻,而林彪又刚刚被确定为接班人,中央又催住要发,所以毛主席只好违心地同意下发《五·一八讲话》。但为了对党有个交待,毛主席用给自己夫人写信的方式作备忘录,表达自己的见地,这就是六六年七月八日那封著名的信。在信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自己的作用非常清醒。他讲到“人贵有自知之明”、“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嘱咐江青“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明确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但是当时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保况我们呢?”他知道自己这样批评林彪,在当时的形势下“近乎黑话”,(即会被左派认为是黑话——王士吉的体会),而反党分子“正在这样说的”,(即右派正在贬低毛泽东思想,说学毛著是“形式化”、“简单化”、“实用主义”等等——王士吉的体会),而右派是“要整个地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些提法不妥,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在崇拜问题上的情况是多么复杂微妙,左、右倾都存在,而且都以合法形式出现。毛主席分析林彪的心理,认为“我猜测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认为毛主席在这里是肯定林彪的动机的,而不是象有的人那样说毛主席此时已看出林彪有野心,毛主席这封信是既要在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又是对林彪的爱护性批评,同时又是防备右派的利用。他在信的结尾处警告右派,“我这些近乎黑话的话,也许在我死后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时,由他们公开吧。那时右派可以利用我的一些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封信堪称伟大战略家的匠心独运的杰作,他将一切方面都考虑到了。这是一个陶醉于“个人迷信”的领袖吗?从这封信中能看出些许帝王思想吗?这里有半点帝王意识吗?那些说毛主席有封建家长意识的人,在毛主席这封信面前是不是要照出自己的小肚鸡肠呢?毛主席是最警告地断言:“中国如发生反革命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同意他们的。”有人将“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话当做自己的发明,请再读一遍毛主席的信吧。毛主席讲“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主要是反复辟这个根本问题,而不仅仅是向贫困下岗职工送点慰问品。毛主席这封信彻底解释了那些攻击毛主席有“帝王思想”,“追求个人迷信”,有“封建家长意识”,“农民意识”,“好大喜功”,“听不进反面意见”。“独断专行”,“头脑不清醒”等等一切诳言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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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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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05, 2006 10:22 am    发表主题: 文革发动时期, 引用并回复

文革发动时期,毛主席深知自己处于被架空的形势,他在争取了林彪的支持后,匠心巧运,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对党、对自己的热爱,对帝修反的嫉恨,绕过刘邓司令部控制的“盘根错节”的“独立王国”的障碍,直接发动群众,直接发动大学生,揭露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六五年底他对斯诺说的“现在需要点崇拜”的原因。毛主席确信他自己在几十年革命中的作为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拥护,确信在反修大辩论中提高了对真理是非的辨别能力,确信将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摆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进行二择一时,全党和全体人民(包括绝大多数干部)会选择他。正是基于这种可靠的战略估计,在用《五·一六通知》告诫全党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人身旁后,毛主席只用北京大学一张大学报这一把火,就把运动发动起来了,而后又用自己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作檄文,便揭开了司令部的斗争,使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
《五·一六通知》制定后和北大大字报发表后,红卫兵运动兴起,将对毛主席的崇拜的热潮推向高峰。所谓红卫兵,就是做捍卫红司令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北京最早的中学生红卫兵用一种“向红司令献忠心”的仪式表达自己的誓言,这就是“忠字化”运动的开始。毛主席支持红卫兵,但支持信当时并没有公开发出,“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章,就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红卫兵将“忠字化”活动也推向全国,全国学生、群众竞相效仿,形式花样不断翻新,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全民族时尚行为。

但是,毛主席是彻底唯物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完全理解群众的感情,也深谙群众情绪可以被引入歧途。所以当文革局面冲开后,当造神现象刚刚推向狂热的时候,他便开始慎重地对崇拜问题进行因势利导,他没有公开发表给红卫兵的支持信,并且就在写这封信后的第三天——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在批发中央文件时写到:“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这实际上已是公开批评林彪《五·一八讲话》了。紧接着,毛主席对用大量有色金属做象章进行批评(有的传言说毛主席说“还我飞机大炮”)。对到处建塑像批评说,不要让我风吹雨淋给你们站岗。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在批示中说:“此类事情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六七年底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提法不妥,并且不同意湖南省革委会原拟意在他生日那天庆祝长沙至韶山铁路通车,指示推后两天通车。在审阅九大政治报告中“圈去”即删去赞颂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紧接着在七零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对林彪、陈伯达的“称天才”进行了严厉批评,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原则问题,不惜因此而失去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支持的危险。仅此一点,就说明毛主席没有帝王思想,不追求“个人迷信,”。需要崇拜时是出以公心,制止崇拜狂热时也是出以公心。七0年接见斯诺时明确表示对崇拜狂热现象“讨嫌”,并说过去几年中,有需要搞点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反而需要考虑崇拜降温问题了。文革中最早公开坚决制止个人崇拜狂热的正是毛泽东。毛主席准确地分辨辟众情绪中哪些是合理的成分,哪些是迷信的成分,而且清楚知道哪些是领导人误导的结果。他没有责备辟众,而是批评领导人。至林彪爆炸后,“忠字化”走向反面,不可谓不是历史的大讽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审慎科学地区分开毛主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林彪的历史心主义的界限,严格准确地区分开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艺术与林彪个人野心阴谋的界限,这是清晰严肃区分开毛泽东主义与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了右倾复辟势力的诳言诓语的欺骗而导致对毛主席和毛泽东主义的误解。

对毛主席的崇拜热在文革中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阶级斗争原因——广大辟众对修正主义复辟的忧惧感的外向化表现。恩格斯逝世后出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斯大林逝世后出现赫哓央式人物,人们对此大吃一惊,对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产生严重的忧惧感,忧惧在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也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因此,极希望毛主席健康长寿,万寿无疆。而当确立林彪为接班人时,全国人民为之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有一种有指望了的安全感。所以,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又加上“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有的地方还加上 “祝江青同志精神愉快” )。“恐惧产生神”。这种因忧惧资本主义复辟而将永葆江山红色的希望寄托于一、二个领袖的身上的思想,说明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还没有充分自立,对自身力量还缺乏充分信心,不明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自己的事情”,不明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不是处在《国际歌》的精神境界里。因此还希望有一个神通广大、明察秋毫的伟大领袖做大救星,一切寄托在他的英明上。(我本人当时正是这种精神状态。)真理性理解导致正确的崇拜,而忧惧感则导致盲目的迷信崇拜——虽然确信毛主席是真理的化身,但并不是理解性的确信,而是当然想象性的确信。所以文革中图腾式的崇拜形式大行其道,像章、塑像是其主要形式。”
文革被否定后,对毛主席的崇拜降到低温,有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负向现象。八十年代中期,我租住一家民房,房东在过阴历年前扫房时打扫完卫生后,将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只是将两尊毛主席的白瓷像丢在砖垛上不要了。塑像上积满尘垢,不堪目睹。我的心象被针扎了一样,气愤地自语:“毛主席呀,现在人家不要您了,都掉到钱眼里去了。”我将两尊塑像抱回家,对爱人说:“人家不要毛主席,咱们要。”我们将塑像擦拭干净保存至今。
人类只要还存在,作人为类精神生活的崇拜就一定会存在。即使到了科学文化极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崇拜也仍会存在,因为人与人之间总会有差异。对真理、对权威、对先进人物的崇拜,对异性的崇拜,都仍存在,只是它的科学的合理的真理性会成为绝对优势的主流。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人们的注视点不应是呼喊“消灭崇拜”,而是准确地区分正确的崇拜与不正确的崇拜。君不见在反掉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在反掉了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后,不是又出现了对“大师”的“个人崇拜”吗?连“大师”自己都说是“聊聊天”的话,却成为中央常委学习,中央政治局学习,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圣旨”。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中直机关庆祝建党生日的文艺晚会的天幕上映出的竟是“大师”的放光芒的头像,令观看电视的人们哄堂大笑。不过现在大多数人们都清楚自己在被骗,也知道自己在欺骗自己。这种造神与当年对毛主席的朴实真实的感情绝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这是一种假崇拜现象——连盲目的迷信崇拜都摊不上,明明都看到皇帝赤裸裸没穿着衣服,却又都呐喊“皇帝的新衣真漂亮啊!”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假冒伪劣最严重的国度,什么都有假,只有假的才是真的,即只有假的才是真假,不是假假。所以许多人发财后不是感谢“大师”,而是去跪拜叩谢财神爷、菩萨。更奇的是,八、九十年代许多乡村新立的小庙里供奉的不是赵公元帅,却是毛主席的画像。在我亲眼所见到的小庙里,没有一处供奉“大师”。毛主席曾对斯诺说过,赫鲁晓夫最后没人崇拜他,恐怕是与他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关。(大意)“假做真时真亦假”,但“假到极时返归真”——毛泽东的情结,中国老百姓是永远忘不掉的。
当今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极度矛盾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矛盾状态极典型的表现在一个吉祥物件的组合上,许多汽车司机的驾驶台前悬挂着一张毛主席头像(有的是周恩来的头像),下面却系着一个塑料金元宝,或一个“财”字,或一个“福”,或麻将牌中的绿“发”。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忠”字化的金钱化,或金钱化的“忠字化”。这又是一种忧惧与企望的奇特巧妙的结合,既要发财大元宝,又想要平平安安,既想要毛主席时代的真善美,又想要“大师”的“白猫黑猫”。甘蔗要两头甜,好处要两头占。就是这种矛盾状态,给人以革命有希望的信心,又告诉人们重新唤起觉悟的艰难性。
我断言,当革命再次来临的时候,已经走下神坛(实际上是被人撵下神坛)的毛泽东,将会再次走向神坛,对毛泽东的崇拜热将再次兴起。——因为革命需要毛泽东,人民需要毛泽东,真理需要毛泽东。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时游行队伍中毛主席画像的海洋,一九九三年“红太阳歌曲”大登场,已经预示着这个前景。但这一次将不仅仅是毛主席画象的光辉再现,而且是毛泽东主义的辉煌再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毛泽东主义在国际共运舞台上将再演一次壮剧。

我不无忧虑地看到,就我看到的八、九十年代国际国内评价毛主席的著作,不论褒扬贬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绝大多数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歪曲了毛主席的真实形象。比如,有的著作将毛主席评价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民族主义者,从这个角度赞扬毛主席是中华五千年第一人。作者的心情毫无疑问是热爱赞扬,但却是贬低了毛主席。毋庸置疑,毛主席是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的,在他的著作中有大量赞美中华民族的颂词。但毛主席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无产阶级的纲领口号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因此“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他们的事业没有国界,也没有民族界限。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封建阶级的思想,它以民族利益为最高最终目的,它受到民族、国家的限制。因此任何民族主义,不论是革命的、进步的,都有局限性、狭隘性、偏见性和盲目排处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是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出发考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不是仅仅解放被压迫的民族,而是要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不是压迫、侵略其他民族的民族,而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没有民族局限性。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工人阶级斗争利益”,“民族问题与‘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能有从属意义”,因而他们“反对一切民族主义”,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论民族自决权》)。所以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民族的解放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并不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范畴。民族主义革命所要求的民族平等并不排除本民族的内部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而无产阶级要求的平等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彻底消灭阶级,所以任何民族主义都有局限性。当然,无产阶级要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但这是为了创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是爱国主义者,但这是纳入国际主义范围内的低级段的纲领的斗争。另外,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它们之间有重大区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毛泽东语)。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质是中国无产阶级(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将毛主席评价为民族主义者,尽管加上伟大的革命赞语,仍然是曲解了毛主席的阶级立场,这就为向民族主义下滑立了斜坡,就容易用社会爱国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战时期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就以“保卫祖国”为口号而变成社会爱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当今中国所宣扬的爱国主义也是不要或少要国际主义的准社会爱国主义——即狭隘的民族利已主义。将毛主席赞评为革命民族主义者,象《东方红》中歌颂毛主席是大救星,文革中的“忠字化”一样,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思想系统却是不科学的。还有许多人从极端唯心主义,庸俗化妖魔化毛主席,歪曲化的评论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比如有一本河北省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写的《毛泽东传》,说毛主席经常将国家的经济大树拔出来评估检验,他笔下的毛泽东不是个神经病了吗?(我在看守所监室里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毛泽东不是民族主义者》,详细论述了以上的观点。我赞颂毛主席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第一人,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如果说毛主席仅仅是民族英雄,这就大大降低了毛泽东事业的含金量。

对“忠字化”运动,我本人在认识上有着曲折的思想经历过程。从孩提时代由《东方红》中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时起,我对毛主席就产生了深深的热爱,而且越往后越强烈,到了文革初期达到“愿以生命献给毛主席,祝毛主席延年益寿领导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虔诚幼稚的程度。毫无疑问,这种感情中主要是朴素的感恩思想,其中有没有宗教的精神成分,我至今也说不透彻。但随着自觉使命感的树立,我逐渐将“毛泽东”与真理、与革命三者合为一体,在大串联中,这种思想已很明确。对于“忠字化”运动,在开始时是自然而然投入进去的,而且我是很严肃认真的,这在大串联中处理与四个女红卫兵的关系及处理与小玉的关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六七年底写的《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总结中,就有许多“忠字化”形式主义的东西。第一次进京串联时,接待站向每个红卫兵赠送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文革前制做的,是直径一.二厘米的袖珍版,做工质朴严肃,至今我仍保存着。(在组建共革时,佩戴这枚像章照了像,这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但当“忠字化”、“红海洋”铺天盖地,一九六七年底毛主席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后,我开始对“忠字化”产生疑虑。哲学知识的积累使我具有“物极必反”的警戒意识。特别是有一次(六八年夏季)看到一个行为粗野的壮小伙子赤着上身,在胸脯上印着硕大的“忠”字,我的心灵震动了,我当时惊愕我望着他,心中就疑问:“这个小伙子的行为与‘忠字化’一致吗?”六八年初秋,我和骥江到北京、宣化等地外调,看到“忠字化”、“红海洋”已成为形式主义,已走向最初“献忠心活动”的本意反面。我院原是日本占领时期的养马场,房屋是日本人建的,门窗是拉开式,都按着玻璃。文革时,许多玻璃上都印着红色的毛主席头像和忠字。外调回院后,有一次和几个同学聊天中,我指着窗玻璃上的忠字说:“‘忠字化’这样搞法,要走向反面。”不料此话传到工宣队,我被找去严肃谈话,我左解释右解释,又有骥江帮助解围,总算说服了工宣队,才没有被追究。在那个年代,对“忠字化”有怀疑,就是“反动思想”,是要挨批判的,但是这一次查问,反而使我认真研究起这个问题来,待到七二年五、六月学习毛主席关于《国际歌》的讲解时,终于钻透了这个问题。——我的脾气就是这样,遇压即钻,非钻透不可。
几十年中,我对毛主席的崇拜经历了由朴素的感恩思想——“忠字化”——怀疑“忠字化”——冷静思考——真理性崇拜——重新表现于形式(再次佩戴像章、化名为毛继东),走过了单纯的形式——真实的内容——形式与内容的充分结合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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