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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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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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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501

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1:57 pm    发表主题: 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十章) 引用并回复

第 十 章
破密后的呐喊
(破解生死观)

题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血荐轩辕。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


一 惊讶的发现——挖到了刘邓路线的总根子

(一)立志钻透刘邓路线
古文人说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的精神境界要经过三种状态,并用三句古诗词来描绘。“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尚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好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第一句是说立意时的兴奋,第二句是说进入创作境界后的苦思熬炼,第三句是说经过苦思冥想后突然抓住了灵感而豁然开朗一气呵成。想不到进行理论探究时,精神境界的演变过程也与之很相似。其内在奥秘,原来两者都是思维的创造活动,不过一种是形象思维,一种是抽象思维。它们都是对社会实践生活给予概括提炼,从而以另一种形态——精神形态再现出来。不同的是形象思维结果是具体生活的再现,而抽象思维结果则是发现具体生活的规律。有幸的是,这两种创作过程,我都亲身体验过了。其间在创意时的兴奋,构思时的殚虑,入境后的苦索,打造时的艰辛,难产时的焦灼,降生后的欣喜,不管自己的精神产儿是否漂亮,也总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爱,然后又总是不尽满意,不无遗憾。其中最令人消魂的是千思百虑之后突然破解奥秘时的兴奋之刻,那真有精神飞升的感觉。在探究刘邓路线、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我的精神状态确确实实经历了上述的全过程。

探究刘邓路线的立意,不是来自于新奇和随意或机械的受命,而是来自于使命感。在一九六一年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时,反修防修的观念即已根植于我的思想深处。反修大论战中的九评文章,更使我将“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立为自己的使命。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党的路线关系到革命政权的得失—,这些认识已经形成某种压力性的意识——忧患感(甚至是忧惧感),正是这种忧患感使使命感产生了自觉性。所以在文革初期,“刘邓路线”这一名词一出现,便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中国也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使我的整个政治神经线都紧绷起来,于是我就紧紧盯住了它。
作为概念的“刘邓路线”,早在文革六六年十月在京串联时,我就已经了解,而将刘邓路线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在六七年四月戚本禹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之后,全社会公开批判刘邓路线的时候,紧接着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以严肃的态度、确凿的历史事实揭露刘邓路线,更使我确信刘邓路线是客观存在,从彼至今,对此点再没有疑惑过。当我有了这一深刻观念以后,我认识到刘邓路线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必有深刻的思想体系根源。因为我看到刘邓路线与过去的彭、高、饶路线及民主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路线有一个很独特的不同地方——在中国革命中一直缠绵不绝,有着完整的鲜明的理论系统性,对人们的影响也很深。所以必须弄清它的思想体系根源,才能提高自己的认别能力,防止再次上当受骗。这种强烈的追索意识与我在文革初期陷入奴隶主义保守落后状态的反思大有关系。在文革前,我已有使命感、阶级斗争观念和初步路线斗争观念,可为什么却在文革初期落伍呢?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受到刘少奇路线——尤其是《修养》影响的缘故。所以探究刘邓路线首先是为了引来天火蒸煮自己,清洗自己世界观意识中的杂质。——这正像鲁迅对自己的剖析那样,首先是一个自我清洗的过程,所以我的第一篇总结的副标题是“为了前进而做的自我清洗”。说实在的,我是将自己当作一个中毒的细胞来诊治的,从我的身上看到了我们的整个民族、整个民众、整个阶、整个党,尤其是整个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受害缩影。因此我对刘邓路线的批判剖析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恩怨好恶,因为刘邓本身也是这种思想体系的历史受害者和牺牲品,不过他们中得毒素过深,已到散发出来贻害别人的程度。我们哪个人没有刘邓的影子,哪个人的头脑里没有刘邓路线的小瘤呢?当然每个人毒中得深浅不一样,自觉革命性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区别也就在于此。

当时的报刊批判文章中(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很快就明确指出刘邓思想体系根源来自于土洋结合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土产的孔孟之道,二是国际共运中的伯恩施坦主义——布哈林主义。孔孟之道是刘邓路线的历史文化渊蔽,这是极为明了的,这主要表现在世界观、论理道德方面,即意识形态方面,伯恩施坦主义——布哈林主义是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是刘邓路线背离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思想的特定问题上的思想体系根源,这也是极明了的。我很快就接受了对刘邓路线的这种界定并从此坚信不移。但我总觉得这些批判没有挖到刘邓路线的正根主根,有一种不深不透不解劲的隔靴搔痒之感,在这两方面旁根须根之下,一定还有更根本更深刻的源流。比如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联系孔孟之道就有些牵强附会,联系伯恩施坦主义也不贴切。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要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理论,宣扬唯生产力论,从而主张改良渐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确实是刘邓路线的一个根脉。联系到布哈林比较贴切,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修正主义问题,但布哈林主义在苏联并未展开实施只是作为一种思潮。而且布哈林主义本身的根源是什么,也一直没有弄清。(有的人甚至说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应该说是布哈林)。这就是文革中大批判往往火气很壮,火力很猛,但不能令人充分信服的原因。实在说,当时有许多批判连对我也不能彻底说服,好多是大帽子一摞压下去了。而我的性格是,凡是我触及到却又未能深刻理解的问题,就一定要钻透,像我在自创的寓言中的那个小细菌一样,决不半途而废。于是,我就紧紧咬住“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立为自己探究的目标课题。

(二)二十六年上下求索
文革中的批判文章中多次触及小生产、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性问题,特别是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强调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性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实际上已指出了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但仍没有明确点明修正主义与蒲鲁东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关系。就我看到的千百篇批判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及蒲鲁东主义,没有从这个角度指出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这是文革大批判在理论、思想上的严重缺陷,没有击中修正主义的要害,这正是文革失败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原因。这就是批形左实右时主要批结果右,而不批路线左的严重弊端,用将来可能出现的右掩盖了现实路线上的左,结果批了十年右,以为最大的危险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实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危险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亦即社会资本主义,它的真正社会基础是小生产、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性,也就是正在从事革命大批判的人们头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毛主席在思想纲领上实际上已指明了这个问题,即“斗私批修”——要批修首先要挖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但终究没有提纲挈领地明确指明根本的思想体系——蒲鲁东主义。旗帜纲领如果不明确彻底点透,就好比掐蛇掐在八寸,虽然离七寸要害很近,但终究没有击中要害。所以,当文革中猛批刘邓路线资本主义的人们在改革初期欢呼分田单干、私有化时,有些人就惊呼这是灵魂堕落(我本人就有这种怨尤情绪)。其实是文革大批判本身没有击中要害,进行大批判的人们只批刘邓路线而没有挖自己头脑中的刘邓路线之瘤,到条件适合时,这个脑瘤就恶性发作了。

我本人从六七年四月至七八年底的十一年半中,也多次触及小生产、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性问题,也学习了毛主席七五年的论述,也几次学习《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法兰西内战》、《哲学的贫困》、《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从理论概念与内容上也了解蒲鲁东主义,但完全仅仅停留在理论历史上的了解,没有与现实斗争联系起来,总认为蒲鲁东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时代的思想,已被历史埋葬,被彻底抛弃,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会再有影响,因为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已成为革命重要力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已对他们不再起作用了。我对马恩所说的巴黎公社“是蒲鲁东主义的坟墓”,“现在只有在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中还能见到蒲鲁东主义者”的论断,作了机械的简单理解,从而封住了自己的思路,而对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中关于德国工人政党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倾向,并且有可能以蒲鲁东主义为纲领的警告却没有深刻理解。这种自我封闭对我产生了极严重的负作用,使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去想一下,这就别住了劲。就像在一些刑事案件中,眼前的某个人其实就是犯罪分了,但根本没有去想一下(怀疑)他可能是作案者,于是便陷入歧途而绕了大弯。这种理论上的偏执性最易将人的认识引入僵化呆板,尤其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而陷入片面性,只考虑这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伯恩施坦的“唯生产力”论,布哈林的“发财吧!”都是这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是这样,教条主义也是这样。(其实右倾机会主义也是教条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往右的方面歪曲。)见贤思齐,见劣省己。我于是经常警戒自己注意偏执性,一是因为我的执着性格中就含有固执己见的缺点,二是常有人说我偏激极端。我对刘邓路线在二十六年中(六七年至九三年)钻而未透,是受了对马恩论断右的方面的偏执性的自我蒙蔽。现在,在钻透刘邓路线思想体系后则要注意左方面偏执性的禁锢。
文革中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火力那么激烈,但改革初期废除人民公社分田单干,农民又那么拥护,我对此速感不解。(这是我对群众革命性产生悲观认识的主要原因。)其实,只要想一想《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在农民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国家,比如法国,其知识界的理论必然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可以想到眼前的刘邓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蒲鲁东主义了。再有,《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德国还存在很多大田庄。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田庄都应该分割成细小农户,这种办法在现在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经有法国和德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验后,仍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施。”那么,针对刘邓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就可以直接认定为蒲鲁东主义了。再比如,从八八年开始,全国进行城市住房改革,由过去分配住房改为由干部、职工自己出资购房,变为房屋私有者。过去,我读过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了解蒲鲁东主义在这方面的主张,而且从一开始就不赞成房改政策,只要与住房改革一联系,就会豁然开朗,判定邓小平路线为蒲鲁东主义。但就是理论与实际两层皮,没有从这方面去想,在这层窗户纸外又徘徊了十三年(从八0年到九三年)。一方面手里拿着箭(对蒲鲁东主义的了解),一方面眼前就有靶子(分田单干和住房改革),但却在耙子周围团团转,心急烦躁地寻找箭矢,现在回想真觉得可气可笑。我自认自己是平庸之人,文革中九年,文革后十七年,前后二十六年半(67年4月至93年底),冥思苦想,就在答案的周围转圈圈,可见多么愚钝。

我是一直思索这个问题的人,尚且仅仅隔着一层窗户纸却没有捅破。那么,根本不去思考或追随邓小平理论的人们,就自然更是懵然不知了。当这个问题破解后,我回过头来细想,这才明白七零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强调“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也才明白像王明等人掌握了那么多马列条条,身居最高领导地位,但由于脱离实际而变成教条主义者的原因;也才明白许多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为什么沉湎于眼前事务而迷失方向的原因;也才明白了毛主席的伟大,同样是投身于革命实际,为什么在各关键时刻毛主席总是高瞻运瞩高屋建瓴地指明革命方向道路,往往能一语中的,使人们豁然开朗。就是由于毛主席善于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里不能否认天才问题,为什么别人没有这么想?所以,黄克诚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可能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比如,“农村包围城市”、“枪杆了里面出政权”、长征中的决策、西安事变、《论持久战》、三大战役、“糖衣炮弹”、炮打司令部、“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思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等等。遗憾的是文革中没有指明蒲鲁东主义问题。试想,如果文革中从这个角度批判刘邓路线,后来的形势将会如可呢?至少可以肯定,分田单于很难推开,私存化难于实行,倒退复辟的路线难于得势。广大党员、群众至今还末充分觉悟,就是由于没有从想思体系上认清邓小平理论的实质是蒲鲁东主义。

(三)“伟大理论”不堪一击,更想不到的是,后来的破题解密竟又是这样的奇巧和容易。
一九九三年十月初,有一次我到省图书馆借书,偶然看到书架上有本书背上写着《中国房地产开发热点大特写》。我顺手抽出来翻看,恰巧看到书中的一段:“早在一九七七年底,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一次中央高层次上说:‘要考虑城镇住房改革问题。以后,可以自己盖,也可以集体盖。新建的房子可以出售,不但新建的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清,也可以分期付清。房子售出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总之,要使人们考虑买房子合算。’”看到此论,我的脑海里猛然一闪:“住房问题?——《论住宅问题》!——蒲鲁东主义!”一道电光闪亮了,照亮了脑海中储存的信息。我立即借下这本书带回家细看,又从自家书架上取下《马思选集》第二卷,翻到《论住宅问题》一篇。看着看着,禁不住击案,惊喜地叫起来:“终于挖到根子上了!——原来是蒲鲁东主义!”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像当年学生时代解出《历年高考题总编》中的极难题目时那样兴奋地欢叫起来,又像小孩子得了一件宝贝物件一样高兴捧着《马恩选集》在屋内欢跃。我大声叫喊着:“二十六年,二十六年半哪,我终于钻透了!”我为自已执着的性格的胜利而欢呼,我又想起自已写的那则小寓言中死牛角尖的小细菌。
我将受到恩格斯严历批判的蒲鲁东主义,与邓小平路线政策进行细细对照,惊讶不已,恩格斯这篇专著简直可以说就是为批判一个世纪后的邓小平房改政策而提前写就的。

在十九世纪中叶后期,德国的工业得以迅猛发展,随之便出现了工人住宅缺乏问题。社会上各阶级层人士就此提了各种解决方案, 其中一位蒲鲁东主义者医生米尔伯格于一八七二年在德国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也著文,提出蒲鲁东曾提出的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方案,即用房租为分期付款购买住宅而成为房屋的主人。恩格斯对工人政党的机关报上刊登蒲鲁东主义观点的文章很不满意,写出批评文章,这就是《论住宅问题》名著。
恩格斯精辟地指出,“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条件”。而要求工人自己购买住房,“则是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把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从而暴露出蒲鲁东主义的“全面反动面貌”。蒲鲁东主义者的这种解决工人住宅的主张的反动性就在于使革命无产阶级重新变成房屋小私有者,发生阶级性退化。由此可以论定邓小平住房改革政策是倒退政策,这是确定无疑的了,而且比蒲鲁东主义者倒退得更远。蒲鲁东主义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历史的时钟倒拔一百年。而且邓小平政策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倒退为小私有制,将社会主义工人退化为房屋小私有者。这是双重的退化,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倒退,是倒退二百年。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工人赎卖住房成为房屋私有者是“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而恩格斯指出“这里没有任何革命的思想”。而邓小平在刚刚复出后不久便从住房改革开始提出他改革的大设计,这能说不是与其理论鼻祖亦步亦趋的吗?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住宅问题,决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蒲鲁东主义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将工人阶级改造成小资产阶级。而后来的中国,有人将住房私有化称为创造,这是诓世谎言,邓氏完全抄袭蒲氏一百多年前的设计方案。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更是欺世盗名,是狗尾续貉,邓小平理论不过是蒲鲁东主义的当代中国再版而已。恩格斯最后作出结论:“在现代的大工业和城市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谬又反动的,恢复各个人对自己住房的个人所有权,就是倒退一步。”“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在苏联实行了六十多年,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年多年社会主义住房公房分配制度以后,搞住房私有化,是完全倒退的反动的措施。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主义者从住宅开始其改良主义的政策不是偶然的,因为蒲鲁东主义者本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邓小平在农村改革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单干,在工人切身利益上则从住房开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中最主要的是住房,公房分配制是共产主义因素(其他还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是免费医疗、义务教育等),是社会主义凝聚力的主要形成因素,邓小平的改革设计首先从砍杀共产主义因素开始,不是完全暴露出他的理论的反动性了吗?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提出这个政策,到一九八八的才开始实行,是为了用实惠政策使工人手中有几个钱后才动作,否则工人拿什么买房?而仅买房一项就将前十年实惠政策给的好处一扫而光,许多工人家庭为此借债。可见实惠政策的虚伪性欺诈性,这就使广大工人发现自己最初拥护改革是上了大当。工人们将多年的积蓄一次倾囊而出,却得到所有制和阶级性的双重退化,而且负债累累,工人们怎么算也不会合算,只有搞房地产开发的暴发户们最合算。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掀起了房地产开发热。据《中国房地产开发热点大特写》中披露,1992年国家一年从房地产开发中出售土地只获得收益90亿元,而土地黑市交易中流失资产却是400亿元。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到底对谁有利,到底培植什么阶级,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正是由于房地产开发热引起经济过热,形成泡沫经济,不得不进行“软着陆”。又由于房改,增加了工人工资投入引发物价上涨。而最大的弊端是消弱了社会主义凝聚力,诱化加剧了干部腐败,而且培植了以小家庭为核心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意识。总而言之,邓小平房改政策姓“资”不姓“社”。苏联修正主义直到戈尔巴乔夫垮台时也没有废除公房分配制,而中国在改革仅仅十年时就开始了住房私有化,真可谓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恩格斯在这篇论著中不仅仅提示出蒲鲁东主义在住房方案上的阶级实质,而且引伸开来系统地揭露了蒲鲁东主义在各种社会问题政策上的阶级实质。关于这些方面的认识,我在寄给中共十五大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重读《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解邓小平房改政策姓“资”姓“社”之疑》中有详细表述,这里仅简述几点。
(一)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实行“阶级政策”,(即不赞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必然实行‘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并指出蒲鲁东主义者不实行阶级政策,“就是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外,而投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行列之中了。”而邓小平路线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二)蒲鲁东主义者“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真正支柱’。”“蒲鲁东的整个改良计划,就是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邓小平路线则大力支持、鼓励、扶植个体户和私营业者,将干部、工人变成房屋小私有者,将人民公社社员变成个体者,将下岗失业工人变成个体户、私营业主,将医生、文艺工作者变成跑单帮者,将教育私有化使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私有者等等。
(三)蒲鲁东主义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治理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邓小平路线则鼓励、扶植家庭个体手工业,而且是不走集体主义道路的单干和雇工。
(四)蒲鲁东主义者的住宅方案必然导致资本家投机性的房地产开发,而“这种建筑公司实质上是投机性的组织。”在邓小平房地产政策下,大批房地产开发公司正是这种投机性组织,从中牟取非法暴利,而且造成数以千万平米计的楼房空置,浪费大量资金,仅此一项就比大跃进的损失高许多。
(五)蒲鲁东主义的“全部体系基础”是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正如列宁指出的,蒲鲁东主义主张商品交换万古长存。邓小平路线正是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全面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
(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蒲鲁东还认为“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济力量”。恩格斯在论著中特别批判了蒲鲁东的农业政策。“向农民推荐蒲鲁东主义式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愚蠢的。德国还存在很多大田庄,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田庄都应该分割成细小的农户。……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施。”按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农业的唯一出路是集体化道路。而邓小平的改革的第一项具体措施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所谓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实际上的分田单干,使已经走了三十年集体化道路的公社社员重新变成农业个体生产者,使国营农场工人也搞个体承包分地经营。 邓小平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改革,使国家经济形态重新回到一九五三年三大改造前的状况。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倒退复辟还有疑义吗?
(七)蒲鲁东主义者标榜自己是讲究实际的社会主义者,而恩格斯指出,关于住宅问题的争论,“表明了这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世纪后的邓小平自称“我是实事求是派”,推出无阶级性、否认指导思想作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是实用主义的“白猫黑猫”论。
(八)蒲鲁东主义将解决住房紧缺问题当作工人彻底解放的先决条件,以为只要有了住房就成了自由的社会成员。恩格斯指出“要消除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办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即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而邓小平路线却赞许雇工剥削,并使其合法化。
(九)蒲鲁东主义的方案只有一种空论,而邓小平则将这些空论都变成实际实行的社会政策。
(十)米尔伯格认为将他归为蒲鲁东主义者很委屈,说他没有读过蒲鲁东的著作。恩格斯说,我“有权把一篇贯穿着蒲鲁东主义的文章的作者”,“称为蒲鲁东主义者”。邓小平也抱怨有人说他搞的改革开放是倒退复辟,甚至说持这种批评的人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人物,是极左。”
恩格斯提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肯定了这一点,而且在苏联具体实行。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工作,其他一切生老病死均由国家保障,这样工人与国家是血肉的一体。但是在邓小平路线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生老病死都要自谋,还怎么能与国家同生死共患难。国家既然不管工人了,一切由工人自谋,工人还管国家干什么?住房是最主要的生活资料,工人只有顾小家不顾大家了。但是我们要问,工人阶级要背着一个“蜗牛壳”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在进入共产主义前,还要有一次房屋归公运动吗?
恩格斯对蒲鲁东给予盖棺定论的历史评价:
“在法国,工人已完全抛弃了蒲鲁东。”“它只是资产阶级激进派所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他在理论上已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蒲鲁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如他对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注:重点线是王士吉的)
列宁也对蒲鲁东主义做出概括:
蒲鲁东派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是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平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端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根据老祖宗的论断,判定邓小平的房改政策和改革开放路线是蒲鲁东主义是名符其实的。

在一九七三年《邓选二卷》公开发行时,我从邓小平的言论中已断定邓小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却一直不能回答邓小平理论“是什么”问题。在理论论战中,仅仅指出对方观点“不是什么”还远远不够的,因为人家可以说他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人家会反问,你说我们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那是什么主义?因此还必须指明对方的理论体系“是什么”,这样才能从思想体系上的“不是什么”和“是什么”两个方面全面彻底锁定对方理论的体系实质,使其无法逃遁狡辩。正因为邓小平等自称其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别人又不能指出其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所以长期蒙蔽着人们,而且使批评者有气无力(虽然气愤得很却没有驳斥力)。我为自己能从这两个方面堵死邓小平理论而感到自豪,尤其自欣的是这是我自己通过钻研而悟透的。在导师毛主席去世后,我用了十七年时间完成了他老人家指示的“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我认为我不负使命,不枉今生。
从恩格斯这篇专论中,我还体会出为什么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改革初期拥护邓小平路线,得到了明白清楚的理解。恩格斯指出:“蒲鲁东的改良计划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十分明显,这整个改良计划是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因为它巩固着他们作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地位。”所以、农民们拥护分田单干,大邱庄工厂门楣上镶着“小平您好”的瓷砖,知识分子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个体户高呼“邓大爷是财神爷”,百万富翁暴发户“傻子瓜子”年广久谨献“歌颂功德表”,赞许邓设计师,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使工人阶级失去革命性,使国有资大量流失,大批国营企业陷入破产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许多工人成为个体户、私营业主,三资企业的被剥削雇用工人,产生两极分代,干部腐败,滋生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国企工人,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最痛恨邓小平路线,成为八九年风波中人民民主革命的主流,举起海洋般“打倒邓xx”的标语,也同样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邓小平路线使工农联盟遭到严重破坏,使知识公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使干群关系,党群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是造成社会不稳定无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有人问过我:“你王士吉(毛继东)到底代表什么人?”从总的来说,我是那些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人们的一个代表,具体地说,我是产业工人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的代表代言人——因为我本身就从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失业了。什么路线代表什么阶级,什么阶级拥护什么路线。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谁能抹杀得了这个事实呢?(当然,广大农民和知识分子最终会发现邓小平路线真正优惠的是那些百万富翁暴发户们而并不他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改革初期实惠政策的暂短性欺诈性、牺牲国有资产腐蚀普通群众的反动性已充分暴露,广大普通群众最终会抛弃邓小平路线,与百万富翁暴发户资产阶级分道扬剽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八九风波中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狠!”的标语不就是一个鲜明的征兆吗?)
恩格斯在论著中转引革命报纸中的话,资本家实行工人购买住房的制度,“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已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队伍。“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使大批国营企业破产,造成大量下岗失业工人队伍,却又鼓励扶植个体、私有企业,这就使产业工人阶级不仅在人数上大大减小,而且由于劳动阶级内部的竟争,由于被束缚在房屋这个枷锁上使产业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工资福利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得不接受相对工资不断降低的不利条件,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正在逐渐消弱。
恩格斯还严肃指出,资本家“希望工人随着自己无产者地位的改变,即因获得房屋而引起的变化,也丧失自已的无产者的性质,再次象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已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奴仆。这应该引起蒲鲁东主义者的深思。“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这就是说,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必然向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改革初期大力鼓励个体户,不久便从中产生出大批暴发户富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政策逐渐向支持暴发户倾斜,呼吁要造就一个“中产阶级”。恩格斯所指出的蒲鲁东主久改良计划的终极目标——资产阶级永远统治社会,正在实现中。毛主席断定的“修政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预言也已成为事实。邓小平路线到底为什么阶级鸣锣开放道,谁是改革的最大得利者还用论证吗?用国全民资产和集体资产的大量流失,在造就亿万计的下岗失工人队伍的同时,也造就千万计的城乡个体户和百万计的新资产阶级——即社会资产阶级,这就是邓氏改革路线的阶级实质。
恩格斯不无忧虑地告诫,“假如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还在德国泛滥,那就加倍可悲了。”“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恩格斯这是所说的“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就是列宁所说的“蒲鲁东主张的”商品交换和私有制万古长存。这个“反革命一般”,即蒲鲁东主义理论不正是邓小平所谓的市场经济理论的精髓吗?所以,我提出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这个严肃问题。
恩格斯更忧心忡忡地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现在德国还有很多代表。……在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如果这种颁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手愿望的,——那么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恩格斯的这种担忧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完全应验了,邓小平(不管他是否读过蒲鲁东主义的著作)忠实地将蒲鲁东主义的社会改良计划在各方面都认真的实践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以蒲鲁东主义为设计蓝图,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蒲鲁东主义集中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愿望自发性的一面——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愿望(小资产阶级的愿望的另一面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但是他们只能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而不会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下产生的修正主义,它必然是也只能是蒲鲁东主义,最初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然后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后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所谓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的修正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主义,由公有制倒退到小私有制,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导致完全公开的资本主义大私有制。过去在一些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主要形式往往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比如伯恩施坦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就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片面主张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后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主张先搞小私有制。中国文革时批刘邓路线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是伯恩旗坦主义,虽然实质上是如此,但其形式上并不完全是伯恩坦主义,所以批得不透。
再如孔孟之道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墨家思想)有本质上不同的地方,因此统笼地批刘邓路线是孔孟之道也有隔靴搔痒之感。只有将其与布哈林联系是比较贴切的,但没有探究出布哈村主义的实质就是蒲鲁东主义,因此打着了蛇头地没有打到七寸。理论只有彻底抓住本质,才能说服群众。所以文革的大批判火力猛烈只是炮轰了刘邓路线的必然结果,却没有挖到它的根源,没有使广大批判刘邓路线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受到触及,只革刘邓路线的命却没有革自己思想的命,所以蒲鲁东主义一来,正合自己的愿望口味,于是皆大喜欢的拍手欢迎。这也就是刘邓路线在中国缠绵不绝的原因——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是它的社会基础。
那么,它能最终登堂执鼎占据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就是因为中共党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多数,而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境界。恩路斯指出,“蒲鲁东主义是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所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最低纲领恰恰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的表现,所以这些处于这种思想境界的党员与党的最低纲领一致,能积极投身革命。但民主革命胜利后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他们一下子就落伍了。但他们的世界观顽强地指导着他们按它的面貌改造中国,要求“确立新民主义秩序”,实行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军衔制,从而踏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这条路线正是蒲鲁东主义改良计划的方案。由于社会中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由于党内蒲鲁东主义者人多势众,由于共产党实行同主集中制,由于没有从蒲鲁东主义方面批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路线,最终蒲鲁东主义的表现形式——刘邓路线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旗帜。归底结底,党员的政治素质-——阶级成分和思想素质决定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反复强调共产党必须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只能占少数。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刘邓路线明明是错误的,为什么却能在一定时期内使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了。假如果蒋介石带领一帮地主资本家打回来,在农村搞地主剥削,在城市扩资本家剥削,他肯定马上完蛋。工人农民得不到好处,必然反对蒋介石。但刘邓路线以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为垫底(改革以来到九十年代初每天国有资产流失一个忆),并且用符合资本主义自发愿望的政策为实惠,鼓励人人发财致富,于是激发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义积极性,使生产有相当的发展。再加大量引进外资,大量减少国际主义授助,大量减少战备费用,原来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以及工、农、科各方面打下的基础,以及廉洁的干部队伍基础,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能使用经济有所发展是必然的,而且还掩盖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国企的衰弱,资源的外流,而且就实物增长率还低于改革前的三十年(见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其实,修正主义曾使苏联在很短时期(从1956年——1970年)发展成超级大国,比修正主义更反动路线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能是国民经济产值一年增加40%以上。过去的大批判中说修正主义复辟会像还乡团回来一样立即就破坏生产力,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它在一定时期内反而会使经济有一定发展,要到一个时期后才会暴露出其破坏生产力的本质。比如殖民主义在初期恰恰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也可以判定邓小平所谓衡量姓资姓社的“生产力标准”是错误的片面的不科学的,不能仅看一时,而要看长远。这样,邓小平路线是“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十步”的机会主义实质才能被揭示出来。(此外,小生产可以同时在多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而且在较高级生产关系下比较低级生产关系下发展得更快一些)。
邓小平路线是地地道道的蒲鲁东主义的当代中国版。——这样一想,仅仅这样一想,真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百川归海,举一反三,一切问题都没有障碍而游刃有余了。从刘少奇的“剥削有功”、“雇工要放任自流,多流出点富农好”、“共产党员不能雇工是教条”,到反对合作化、大砍合作社、“确立新民主义秩序”、“四大自由”、“公私税章一律平等”,到困难时期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一九六二年的一次批示),到邓小平改革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单干,从反对批评小生产自发性到支持扶持鼓励个体私营、三资,到住房改革、知识私有化、市场经济化,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到赞许雇工剥削发财的“傻子瓜子”,从承包风到股票上市、股份制,从万元户到“小康社会”,等等,全都如线穿珠一样。从蒲鲁东主义这个角度再去观察刘邓路线,真如登泰山观小鲁一目了然了,比从孔孟之道,伯恩施坦主义角度审视刘邓路线确实要透彻透亮得多。过去的观察就像是探照灯蒙着一层布——有亮,但却不透亮。真想不到苦思苦索二十六年,竟然在一天之内豁然开朗,真真是二十年等于一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真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澜珊处。
其实从住房改革一开始我就持不赞成态度,但就是没有与《论住宅问题》联系一下,真可谓踢破铁鞋无觅处咫尺天涯不相识。三十年前雷锋说的“活学活用”的意义凸显出来了,我就是在“活”字上没有搞“活”。如果不是偶然凑巧看到这本《中国房地产开发热点大特写》,恐怕不知还要在迷宫中摸索多久时间。真想不到一堆杂乱无章真伪难辩的所谓邓理论,竟是从小小的房子问题上迎刃而解了。现在假设,一个中学生偶然阅读了《论住宅问题》,又恰凑听到父母谈论花钱买房的苦处,他会不会立即想到房改革是蒲鲁东主义呢?这种灵感实际上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理论与实际直接接轨的事倒是很多的。比如牛顿从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瓦特从开锅的壶盖被冲起想到蒸汽机等等,这就是雷锋说的“立竿见影”。但这种捷径并不是人人可行、处处可遇的,必须将思想升华立足于艰苦的思索基础上,虽然这是笨功夫,但它是坚实可靠的。
在看守所里监室里,我向看守所干警,有文化的在押人员只要简单一讲邓小平理论是蒲鲁东主义,他们都能立即接受这个认识,这就是一点即透,想不到被奉为“伟大理论”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体系根源是蒲鲁东主义。——全国十二亿人,全世界五十亿人口中,我不敢冒然说自已是第一个发观者,但我敢说我是最早发现者之一。人生有此一发现,已平生无憾矣。由此,我又推而广之,发现现代修正主义(以赫鲁晓夫和铁托为代表)的思想体系也是蒲鲁东主义,这是因为原社会主义国家多数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各国的现代修正主义在经济上都是从搞小私有制商品经济开始,逐渐培植新生资产阶级,最终使党和国家变质。而赫鲁晓夫则是从政治思想上开始推行蒲鲁东主义。
再推而广之,我还发现现代亚、非、拉许多国家推行的经济政策也都是蒲鲁东主义。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尼赫鲁,埃及的纳尔,印尼的苏加诺,缅甸的奈温,坦桑尼亚的尼雷尔等的社会主义,都有是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后形成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
世界历史和现状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在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国家,其知识界的理论必然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这个简明论断,却被人们经常忽略,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由于在后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绝大多数是资本主义不发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多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革命战争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成为革命主力军,因此他们的革命性一面掩盖了他们的局限性一面,毛主席有句名言:“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因而在分析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时,偏于强调国外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忽视修正主义的直接根本原因恰恰是在小资产阶级的身上,不认识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列拧指出的“小资产阶级自发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个实际问题,于是就根本不去想蒲鲁东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中的表现和影响,更没有去想蒲鲁东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关系。我国建国以来,几乎没有关于蒲鲁东主义方面的著述,理论界更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若大的省图书馆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书籍,仿佛蒲鲁东主义真的被埋进了坟墓。殊不知它在天天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世界,可以说在当代世界上影响力最强最广泛而又是最隐蔽的正是蒲鲁东主义,因为在五十亿人口中一大半人口属于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但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中,它却以最能联系群众的面貌出现,成为广大群众实际思想的代表,甚至成为民主革命的纲领,成为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为主要内容,却在那个时代显出了强烈的革命性,谁能想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会是反动的或落后的呢?历史的不平衡发展将社会主义革命赋予了贫困落后的国家,而将反动的思想体系推向了革命舞台,因为它所依附的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主动军。但反动的思想体系终究是反动的,它在革命阶级段发生质的变化时,便暴露出庐山真面目,而革命党、革命人民却忽视了它。于是整个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便受到了惩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第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第一次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残酷,本心热爱社会主义的人们——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却因自己头脑中的魔鬼——蒲鲁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葬送了自己热爱的社会主义。
这样,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我自己提出的十个问题就都豁然而解了。

我要在此申明,本白皮书及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中多次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弱点,但本人没有丝毫贬意,而是凭藉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只能做出这样的批评。当然我绝无否认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的意向,但由于近一百年中对这种革命性的赞扬已有许多,而面对历史悲剧沉思中不能不看到局限性的消极作用,以便使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再次夺回来,而且使我自身革命化。我本人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从世界观上说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愿意与亿万同类思想摸式者们共同进行自我清洗自我改造自我升华的砺炼。还是鲁迅先生的话,我引来天火,本意是蒸煮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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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1:58 pm    发表主题: 二 发现骗局自供状而怒不可遏 引用并回复

二 发现骗局自供状而怒不可遏
就在此间,《邓选三卷》发行了,我立即“拜读”。在看到第81页时突然发现邓小平对他在一九七五年搞的“整顿”的自白:“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一系列整顿措施……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邓小平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的谈话。当我猛然看到他这段自白时,先是一怔,紧接着便是愤怒,而且是怒不可遏,将《邓选三卷》狠狠摔在茶几上,大声呵斥到:“‘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自我供认,他在一九七五年确确实实是用整顿否定文革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供认他在一九七二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中所说的‘永不翻案’的保证是假话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证明一九七六年毛主席批评他‘‘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哇’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突然有一种被愚弄被欺骗的屈辱之感。七三年邓小平重新工作时,我虽然对他抱有良好愿望。但对他是有戒意的,当时向我转达中央文件的党员说,邓小平自我批评信,恐怕是留有心机。在七六年初批邓反右时,报刊批判文章中说邓小平用整顿否定文革,但没有提供邓小平言论的证据,我因为为这些批判生硬而不满意,替邓小平呜呼不平,说:“人家邓小平什么时候红口白牙说用整顿否定文革呀?”七六年夏天,放映批邓的《欢乐的小凉河》时,”我也对影片粗糙生硬不满,在影院里就说:“这部影片寿命最多有一年。”在七八年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理论研讨会上,我虽然认为邓小平在工作中犯有路线错误,但从总的方面肯定他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并对他再次复出抱有良好希望。对他的改革,我从开始就持反对态度,认为是修正主义倒退复辟,但仍然是从路线角度反对他,并没有怀疑他的党性信义。但现在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印在文选中,证明他在一九七二年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中的“永不翻案”是个骗局,我竟被他欺骗了二十年(从七三年到九三后底)!尤其可气的是,他在七二年的信中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而在七五年搞整顿时明明在行动上实际上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而在嘴里却绝口不提对文革的评价,反而是使许多群众觉得邓小平被批愿望。可是在整顿的八年后,在文革被否定三年后的八四年,他才大言不惭地向外国人披露自已当年的心机权谋,直到十九年后的九三年才在文选中大白于天下。在二十年中(七二年至九三年),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如乳婴给予愚弄玩耍,还被捧为伟大设计师、伟大论论、中国人民的儿子,我们竟被捉弄得这么惨!而且竟敢将这样的话堂而皇之地印在文选中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都不敢将这样的话堂而皇之地印在文选中!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连说三遍也会变成真理”,但他终究不敢公布直相公开披露骗局,可见不还是中国人敢干。仿佛十二亿中国人,五十亿世人,就没有人会看穿这个骗局,世界上这样大胆的骗子恐怕只有中国才有!
对于共产党有来说,党性、信义重于生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文化大革命,当然允许人家邓小平有自自己的评价,褒扬贬抑有其自由。但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文革中受批评的二号人物,在自我批信中言之凿凿地保证“永不翻案”,但重新工作后却在行动上用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不是典型的两面派行为吗?敢于搞这种欺骗权术的人,还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敢搞呢?这种政治欺骗行为只要发现一次,就很难说在此之前、之后没有第二次、第三次欺骗。所以我在给中共十五大的紧急举报材料中斥责邓小平是欺骗党中在、欺骗毛主席、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政治骗子。在系列传单之二中质问《邓小平到底是人还是鬼?》
我深感自己的灵魂受到了最无耻最野蛮的欺骗,我当时怒不可遏地将《邓选》猛摔到茶几上,大声骂到:“政治骗子!”我为在二十多年终没有看透他的面目而自恨,也更气恨欺弄我的骗子。我本人是恪守信义誓言的,所以对用誓言保证欺骗我、欺骗人民的政治骗子势不两立。我当即起誓:要向玷污我的灵魂的政治骗子讨还灵魂之债,洗刷自己受到的耻辱!我是誓出必遵的,无论是示忠的誓言,还是讨恶的誓言,我王士吉(毛继东)都至死不逾!我从不轻易怀疑人,总是从良好愿望想象他人,但一旦事实证明某人是骗子,我决不会饶恕他。我决定讨伐邓小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揭露邓小平政治骗子面目。至此我从理论、路线到党性、信义,对邓小平给予了全面否定。我发下毒誓:今生今世誓与邓小平为敌,誓与邓小平路线为敌!我向一切吹捧邓小平及其理论的人发出战表,我们相约中共十八大上决战。
我相信,亿万人民群众,千万党员看穿这个骗局后,也都会义愤填膺地共同声讨玷污自己灵魂的政治骗子。那一天,将是对魔鬼的末日宣判!
谁能阻挡这一天的到来?

(三)摧毁邓小平理论的第一支柱——
“实事求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
在《邓选二卷》中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提法”,在一九八三年时我就认为这个提法不正确。因为反修第九评文章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这篇文章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的。
在《邓选三卷》中则更有多处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我当即认为这种提法更不正确。
从七八年中“真理检验讨论”之后,在中国的理论论坛和各种报刊上,兴起了一句口头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和精髓”。这句口头禅就像那句广告词“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一样人人皆诵。这话猛然一听,觉得非常精辟正确,马思列斯毛都是讲究实事求是呀,有谁不赞成实事求是呢?这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吗?这句口头禅成了邓小平攻击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重磅炮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第一支柱,被认为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精僻概括,被认为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重要证据。
论证者们是如此论证的:
(1) 大前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
(2)小前提:
邓小平最讲究实事求是,自称“我是实事求是派”。
(3)结论: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以邓小平理论是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第四面旗帜,所以邓小平理论应该写入党章成为指导思想。

这个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看上去颇为严谨,其实大前提和小前提本身是否正确都值得怀疑。
早在一九六一年初中三年级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时,我就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我印象这段论断是列宁说的,但目前末查到此论断确切出处。)从那时起,这个论断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晰地刻在脑海里。后来,又学习《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特别是文革中重点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更明确知晓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主义的根本区别点。邓小平既然将“实事求是”抬举得这么高,我就决定仔细地考证一下“实事求是”的来源和沿展,结果收获匪浅。
作为一种主义(思想体系),其基本点和精髓必须是自己创立的理论,或是对他人理论突破性发展的理论,必须有自己的鲜明的特殊性。如果是政治主义(思想体系),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阶级性、党性,不能是一切阶级、一切党派、一切人都赞同的“大路货”。“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独立创立的理论,是其他主义不具有的观点,正是这一个基本点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主义严格区分开来。
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那封著名的信中说: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是发现各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是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的主义的最经典的表述。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有一段著名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那么,“实事求是”是什么范畴呢?
我查阅了《辞海》(1989年上海版)中“实事求是”条目。原来“实事求是”最初出自《后汉书》《献王传》:
原指根据实证,求索真相。《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亦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实实在在办事。《官司场现形记》第七回:“老弟肚里实在博学,但上头的意思是要实事求是,你的文章固然好,然而空话太多,上头看了恐怕未必中意。

原来,“实事求是”最初是儒家做学问时的唯心主义实证论。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两千多年由中国的儒生创立的,不是马、恩的创造,所以“实事求是”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革命改造,赋予了新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主席赋予了新义的“实事求是”仍然属于工作作风和学习作风的范围,而且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实事求是”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点的范畴。学风和基本点是层次、种类截然不同的范畴,邓小平混淆了范畴的种类层次。毛主席在解释“实事求是”同时还讲了“有的放矢”,那么“有的放矢”不是也要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点了?邓小平说:“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家,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照这种说法,毛主席在延安还写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岂不都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一切阶级、一切党派、一切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会赞同的学风,没有任何人公开反对“实事求是”。恰好,我得到一本《江苏文史资料》(1994年4期)上介绍了蒋介石的一次讲话。蒋介石在1949年6月26日在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上说:“我以为,如果我们的一般高级将领能够……实事求是……那么不出三年,就能消灭共匪。”被蒋介石视为消灭共产党的“至室”的“实事求是”,怎么可能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呢?蒋介石的这段讲话,是我攻破邓小平编造的口头禅的致命炮弹。

如果将阶级斗争学说当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点, 已经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将实事求是当成马克思主义基本点,不是离马克思主义更远了吗?华国锋的“凡是”确实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但只是方式论的偏差。而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时,却犯了基本点上的错误,这比“凡是”的偏差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修正”成为一切阶级、一切党派、一切人都能接受赞成的无级性无党性的“大路货”,就是背离、忽视、忘记、抛弃、抹杀、歪曲、篡改、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和磨灭其革命精神。我们要严厉质疑,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这样最根本内容都搞错了的邓小平理论,怎么可能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呢?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不是狗尾续貉、指鹿为马、鱼目混珠呢?这个基本点上被击破,邓小平理论的修正主义面目就暴露无遗土崩瓦解了。
邓小平为什么要将实事求是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呢?说穿了,他就是要用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为他的“白猫黑猫”论制造理论根据,只要这个门一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切都可以在“实事求是”的理由下修正篡改了,一切倒退复辟的路线政策都可以在“中国特色”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摆到案子上了。比如,科学技术明明属于工具范畴,是由劳动生产者创造的和掌握的,在生产力因素中劳动生产者永远是第一因素。但邓小平公然篡改马克思主义,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那些吹鼓手们却大论特论此论如何如何高论,其立论理由就是当代科技作用巨大,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赵高当年指鹿为马,只有附庸者,可惜没有替他论证者。邓小平则要幸运得多了,不仅有附庸者,而且有大批帮闲的论证者,中国确实是前进了两千年了。
基本点问题证明邓小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住房改革问题证明邓小平理论是蒲鲁东主义。这样就将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两个问题都彻底搞清楚了,邓小平理论就像被关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都被堵住了。有了理论体系上的这两个确切把握,我认为自己有了击破邓小平理论的锐利武器金钢钻,也就掐住了它的头七寸,从而有恃无恐了。我立即开始构思撰写批判邓理论的论文集《中国,你的被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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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1:59 pm    发表主题: 四、剖析典型确定姓“资”姓“社” 引用并回复

四、剖析典型确定姓“资”姓“社”
典型具有代表意义,它反映出某种路线的本质,搞清了典型的性质,也就搞清了这种路线的性质。
(一)两次考察大邱庄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村曾号称“天下第一庄”,名噪一时,被推崇为改革典型中之典型。九一年秋和九三年夏,我两下大邱庄进行考察
初到大邱庄,是一片百业兴旺的景象,令人惊奇。这样没有任何资源的偏僻农村,如何建起几百个工厂企业,年产值几十亿,利润几个亿?该村只有四千多人口,劳力只有一千人,如何能经营这么多工厂,其固定资产投资又来自何方?
大邱庄给外来参观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进口高级轿车一辆接一辆。村中间一条宽马路,西半部是豪华住宅,为本村人和受聘者居住。村东半部是低矮的平房,为外地打工者居住,明显形成东西两个世界。在模仿的“中英街”上商店林立。许多工厂的门楣上的瓷砖上都镶着“小平您好”字样。据资料介绍,大邱庄每人年均收入二万元以上,人均存款十万元。大邱庄村的人员多是企业管理人员、承包者,按年利润1%提取奖金。有的承包者一年就能提成一百五十万元。大邱庄向国家贷款几十个亿,仅年息就有几个亿。全村雇佣外地工人四万多人,而据说外地工每月工资仅一百五十元。也就是说一个大邱庄人雇用十个外地工——这就是大邱庄发财致富的秘密——剥削——集体剥削——集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这就是我对这个典型的评价。
这个集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确实有政治经济学意义,我称之为“大邱庄现象”,“禹作敏现象”。它是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典型,它比扶植个体户、私营业主更具有路线特殊意义。在已经走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道路后,可以不改变名义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却通过剥削——集体剥削——很像资本家集团式的剥削而集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它的超原始积累来自于国家的巨额贷款。这样一个小村庄,沉淀了国家几十亿资金,仅利息一年就几个亿,能不富吗?但这样的典型具有社会主义意义吗?这个村没有任何工业资源,却从各地抢购资源,与国家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争资金,形成极端的畸形倾斜。如果以大邱庄为榜样,全国几十万个村庄都这样贷款,国家有这么多钱吗?如果这几十亿资金投入已有的国营企业或按国家计划合理布局,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大邱庄。这些贷款为什么能源源不断流入大邱庄,而别的村却不能贷呢?据说这是经济范围以外的政治原因了。——有人需要这样一个典型,有人喜欢这样的一个典型,有人能从这样的典型中得到利益。
与大邱庄现象相联的是禹作敏现象。禹作敏是道地的贫农出身党员,当过治保主任。在四清运动中与某大人物的夫人相识,这正是他后来发迹的政治资本。改革初期,禹作敏在村外野地苦思苦索了三天三夜,终于悟出要富必须搞产业。可是资金何处而来?他想到了那位重新成为明星的某夫人,于是进京谨见,于是资金便滚滚而来,于是某些高干子弟的大公司也参与,于是以后的贷款就源源不断了,要多少就有多少,最多时占有贷款60多个亿。大邱庄展览中说是靠自有集体积累的十几万元起家致富,只有鬼才相信。殖民主义者靠血腥掠夺积累原始资本,禹作敏靠政治关系掠夺国家而越过原始积累直接进入暴利阶段。禹作敏年名义工资三百万元,世界经济史上这样暴雷的恐怕都属罕见。这就是一个走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道路但没有割净小生产者尾巴的共产党员,在修正主义路线诱导下急速变成百分富翁暴发户的历史典型。从禹作敏蜕化变质暴发犯罪的历史教材来印证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地、自发地和经常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还能像邓小平所说的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断理解错了、教条化了吗?由此,也证实了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粮食税》),也证实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证实了两条道路斗争确实是主要矛盾。大邱庄现象和禹作敏现象提供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是,当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以全民资产和集体资产为原始积累时,会在极短时间内暴发为豪富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社会资产阶级。
大邱庄姓“资”不姓“社”,谁有本事为它辩解?

(二)“傻子瓜籽”年广久靠什么发家?
改革初期,安徽芜湖地区炒出一个“傻子瓜籽”年广久。对此人怎样评价,从地方到中央一直褒贬不一。有人说他雇工剥削,要动他。但是邓小平却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上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籽’。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见《邓选三卷》216,371页)。
年广久在改革初期,最多时一年雇工103人,这还不是典型的资本家吗?但却受到邓小平的保护。“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雇工剥削是马克思主义极严肃的阶级划分问题。而邓小平却采取估息、支持、赞许的态度,而此人却大言不惭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听到邓小平这种言论,一定会宣布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年广久后因税收问题入狱,邓小平九二年初南巡讲话使年广久被释出狱。年广久出狱后重操旧业,当年盈利几十万,向中央谨谨“歌功颂德表”,并谨献瓜籽。
“傻子瓜籽”是雇工暴发的典型,姓“资”不姓“社”

(三)特区姓“资”不姓“社”
特区“特”在何处?就是“特”在国家优惠政策上,优惠政策即是倾斜政策。其实质是什么?就是占国家便宜,剥削内地,正是内地的“输血”,特区才富起来。
邓小平说特区姓“社”不姓“资”,是把话整个说反了。

(四)牟其中的“试验田”长出了什么庄稼?
四川南德集团公司总裁牟其中自号中国第一个个体户,曾红爆几年,令人眩目,号称“现代儒商”。
牟其中是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在学校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因反对文革反对“四人帮”而被捕入狱,后又反对华国锋,被内定死刑。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释放后自愿丢掉公职搞个体户,并给中央写信愿以身相许做邓小平改革的“试验田”,得到中央和四川省领导人的赏识支持。正是以此强大的政治背景,牟其中组建了南德公司,与苏联崩溃后的俄罗斯达成先付机后付货的协议,从俄罗斯先空驶四架图——154大型客机,又反过来以这四架名义上属于南德公司的客机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组织了几十列车的货物偿还俄罗斯,一转手从中赚取了几千万元。当我在1997年首次闻知这件事时就当即判定他为“国际空手道大骗子”,并决定与他终生对抗,你拥邓,我反邓,看看最终孰胜孰负。可惜牟氏不争气,真的因诈骗犯罪于二000年被判无期徒刑,现世现报。在八九年风波中,他是唯一一个公开反对学潮的个体户,一分钱也没有捐赠。就我个人观察,真正从理论上理解了邓小平路线从心底里坚决拥护并形成自己体系的人,全世界五十亿人口中,全中国十二亿人口中,牟其中是唯一的一个人。可惜他利欲熏心财欲太重,也许因为对“白猫黑猫”论理解得太透彻而又太认真实行,而真的成为邓小平路线的典型“试验田”,为邓氏理论作了透彻的注释。
牟其中是个悲剧性人物,文革期间他是从右倾方面反对“四人帮”,否定文革,其观点可以说是后来否定文革的《关于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就政治观点,我并不赞成牟其中的观点。所以我批判邓小平路线的论文集取名《中国,你被引向何方?》,含有与他的《中国向何处去?》相对峙之意。但是,我对他们因政治言论而身陷囹圄备受折磨深表同情,这当然与自己的遭遇有关,可胃同病相怜。看来,言论自由问题,以言治罪的问题,确是中国法制中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坚决禁绝以“恶毒攻击”归罪的陋习。看来,在任何时代,“批逆鳞,犯忌讳”敢于直言者都是遭打击的。不过,牟其中因自己拥戴的路线得势而平反,我则还前途莫测。

(五)第一承包者周冠五走上被审席,其子与王宝森、陈希同案勾连,成为腐败典型。

(六)北京四通公司,撄取高科技利润为小集体占有,该利润本应为国家所有。

(七)江苏省乡镇企业以违反知识产权法的非法手段吸引上海科技人员,组建同类产业与上海国企竞争,这是国企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但却受到邓小平赞许(见《邓选三卷》25,238页)。富了小集体,坑了大国企。此点连邓小平后来也承认,“在原材料分配中,小企业吃了大企业,结果国家损失大。”(《邓选三卷》312页)。

(八)种粮大户雇工经营,走资本主义大农场主之路。

(九)安徽小岗村分单干是自发性典型。

(十)外资企业,依靠优惠政策剥削中国。

以上典型,除小岗村是否走上集体剥削尚不得知外,其余都存在一个剥削问题,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列宁说过,对一种政策、提议,如果不知道它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那就往往要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便可明白了。(大意)看看改革的历史吗,分田单干造就一批种粮大户,“回扣”造就一批万元户,承包制造就一批万元户,价格双轨制造就一批“官倒”、“私倒”,办公司造就一批皮包公司暴发户,乡镇企业造就一批“富方丈”,股票上市造就一批暴利者,房地产开发造就一批百万富翁,特区政策造就一批“寻租暴利者”,股份制造就一批侵吞国有资产者,出售国有企业造就一批发国企困境财者,知识私有化造就一批知识暴富者,艺术私有化造就一批大款大腕,公务员高薪制造就大批“人民老爷”,这一批又一批先富者们组成的是一个什么阶级呢?

邓小平曾为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确立了两条标准。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邓选三卷》111页)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选三卷》139页)
那么,改革开放的实际社会结果如何呢?
两极分化严重,已滋生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这已是不争的社会事实。因此,论定改革开放已失败,走了邪路了,即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了,不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确立的衡量标准吗?

五、以真实身份给中央写好信但未发出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阴历四月初三),是我五十岁生日。我决定上书中央,举报揭露批评邓小平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以真实身份写好了全信,此信与后来在九七年九月七日以毛继东化名寄给中共十五大秘书处的“紧急举报”信的内容一样,只是后一封信的态度更为激烈。这封以真实身份写好的信是否寄出去,我产生了犹豫。这封信中谈及十三个问题,公开揭露邓小平的政治骗子面目,揭露邓小平路线是蒲鲁东主义,是修正主义,批评改革开放是倒退复辟,认为对八九年社会运动必须重新全面正确评价,要求在八九年风波中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负有责任者引咎辞职,要求在党报党刊上进行辩论。
这样公开斗争的方式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党内民主状况可信吗?——我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发生了八九年对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进行镇压的情况下,我对修正主义中央的“民主”口号信心不足,对党内民主状况信心不足。我断定这封信寄出后,党籍被开除是确定无疑的,甚至要遭到打击迫害,而且必有一场大辩论。可是在九四年的当时,我的观点还没有系统化,无以应对这场大论战。而且一旦被钳住喉咙后,我的呐喊就会被封杀无声无息世人难以知晓,二十多年研究的成果便湮没于囚中。我清楚地明白,在党的现状情况下,用通常的党内民主方式进行斗争是不会奏效的,必须采取另一种斗争方式——即列宁、李小我内西、国民党民革、各国左派的斗争方式,即秘密的革命派别斗争方式。在我的喉咙被钳住之前,必须将“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的声音呐喊出去,必须将“邓小平路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的真相揭露出去,必须将我的纲领、基本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留给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旦我失去自由,各方面的人们在评价我的纲领、观点时有一个客观的载体,也给那些愿意跟进者一个参考。我认为必须做两件事情,一是撰写一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编攥一套《马恩列斯毛与邓小平言论对比录》。前者是我的主要观点,是利剑、匕首、长矛、炮药包,后者是防御的盾牌。于是,我决定不寄出这封信,加紧锻造自己的利剑和盾牌。(一九九四年五日十三日的信后来被市国家安全局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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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01 am    发表主题: 六、观点汇总形成自己的体系 引用并回复

六、观点汇总形成自己的体系
当我真的准备全面剖析邓小平理论路线时,才发现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就邓小平理论来说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堆砌,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为体系的逻辑结构,零乱得无从下手,东一句西一句,而且常常前后矛盾,甚至一句话中就前后矛盾,远不如刘少奇的“刘克思主义”有系统,要剖析它,反而首先需要给它梳理头绪,除了“白猫黑猫”、“中国特色”这两个概念外,谁能简明告诉人们所谓的邓小平理论体系是什么?但是仔细一看,邓小平对马列毛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又是广泛的全面的。所以要剖析邓氏理论路线,自己则必须首先进行一番清理,理顺自己的观点,明确自己的体系,才能有的放矢。我从这项清理工作中收获颇为丰富。现将我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为避免重复,凡前面章节中已叙述的内容不再细述。
一、关于社会资产阶级概念
(请看第七章第一波)

二、关于社会资本主义概念
(也请看第七章第一波)
需要补充一点,广义地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修正主义也应该称为社会资本主义路线,它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政策。如伯恩施坦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在一战初期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形态的社会资本主义是直接以无产阶级面目出现,与直接以小资产阶级面目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也与直接以资产阶级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同。所以这种在无产阶级政党内以无产阶级面目出现的社会资本主义有很大欺骗性,不易识破。同样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修正主义中央统治下的社会资本主义能在一段时期内蒙蔽大批群众。这后两种形态的社会资本主义还保存着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它们是逐渐地扩大资本主义成分,逐渐削弱社会主义成分,是个渐进过程,是个姓“资”姓“社”难分两不象的社会形态。因此名之为社会资本主义能深刻揭示其本质和欺骗性,有利于与之斗争。应该指出,各种形态的社会资本主义在内容和思想体系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三、关于毛泽东主义定义
(也请看第七章第一波)

四、关于中国现阶段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对中国现阶段社会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才能确定敌我友。
依据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志——是否进行剥削,即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价值,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不包括台、港、澳)存在四个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小资产阶级;三、地富资残余;四、社会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和地富资残余,其义自明,不用解释。工人阶级中包括乡镇企业内完全脱离农业个体生产的工人和一部分在生产第一线与工人阶级结合的知识分子和干部。
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个体农民、小知识分子(如普通教员、文艺工作者等等),企业中基层管理人员、不雇工的个体户、党政军等机关中的低级职员(科级以下的职员)等。
重点是社会资产阶级,我将它细分为大社会资产阶级、中社会资产阶级和小社会资产阶级。它的根本特征是其经济生活来源中含有剥削成分。其本人经济收入中剥削成分占50%以上者为大社会资产阶级,50%以下者为中小社会资产阶级,合法剥削和非法剥削均计算在内。
大社会资产阶级主要有:
1.局级以上党政军各类干部(包括民主党领导人);
2.不合法手段而发财者;
3.法剥削的私营业主(其中包括雇工三人以上的个体户);
4.“三资”企业中的中方代表及高级管理人员;
5.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国企和大型集体企业);
6.高收入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科技、艺术、教育、体育、医务等)。
7.投机性致富者(主要是证券投机者);
8.迷信职业者(包括宗教界人士、算命者等;)

中社会资产阶级主要有:
师局级以下、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各类干部。
小社会资产阶级主要有:
1、县处团至科级的党政军等类干部;
2、少量雇工(2人以下)的个体户;
3、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
4、脱离生产实际的中级知识分子;
5、“三资”企业中中方低级管理人员;

需要说明的几点:
(一)按土改时划分阶级的标准,农村中剥削部分在家庭生活来源中占有25%者,即为富农。参照这一标准,我认为按个人收入中剥削成分(合法剥削与非法剥削均算在内)超过50%者,即为大社会资产阶级。
(二)只划分个人阶级成分,不划分家庭成分,无独立生活来源人(如学生、老人)不划分个人具体阶级,以其生活主要来源划分家庭出身;
(三)干部,尤其是高薪公务员制度下的干部,他们所得仅就合法部分,已远超过其对社会的劳动贡献,他们的脑力劳动其实大部分未创造社会价值,不能算做复杂劳动,而且相当多的工作时间并未用在工作上。因此,他们的合法收入中的无偿占有国家财富的成分已远远超过50%(而且多数干部均有合法收入以外的灰色收入)这里的合法收入包括各种特殊待遇,如住房、医疗、用车、退休待遇等。
(四)知识分子是个广泛的阶层,分布在工人阶级到小资产阶级及大,小社会资产阶级各个阶级内,决不是全部都成为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价值,也属于剥削。在计划经济时代,知识属于人民,现在用来牟取个人利益将知识创造价值归为个人,也是一种侵占剥削。
(五)小社会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是,前者收入中有剥削成分,后者收入全凭个人劳动,它们之间不以收入的实际多少为划分阶级标准,只以是否有剥削行为为标准。
在现阶段社会中,社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大社会资产阶级是最主要敌人,尤其是干部中的大社会资产阶级分子更是最主要敌人,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资产阶级的主干。
中国共产党重建后,应该在中国进行一次重新划分阶级工作。(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的副篇《论资产阶就在共产党内》中,我详细阐述了这方面问题。)

五、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蜕变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背离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属于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和封建特权的性质的等级工资制、特殊待遇制、军衡制。这种待遇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是干部的收入远远超过他们对社会的现实的实际贡献,含有剥削成分,而且干部级别越高所含剥削成分也越多。正是这种合法剥削使干部逐渐脱离人民,形成特权阶层,从中滋生出社会资产阶级,使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的蜕变。(此点也请诚意看第七章第一波)。

六、这种特权待遇制度之所以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得以提出、通过、实行,是因为党员中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人的思想境界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境界。因此,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用农民起义军领袖的眼光看待民主革命的胜利,重演了“封爵拜将”、“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一人得官,子孙同享”的封建古戏,终于没有跳出“周期率”,终于“进京赶考”没有及格。

七、所以,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决定党的生死存亡。
政治素质即党员的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并且以接班人五项条件为严格标准,真正无产阶级化马克思主义化。

八、小生产可以同时在多种生产关系下发展,我认为这是我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发现。过去,通常认为小生产只有在封建社会才有发展,并从中产生资本主义。其实,仔细观察,小生产是非常灵活的,可以与多种生产关系适应并得以发展,只是它更适应较低级的生产关系,而且在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下发展更快。正是由原始社会的小生产发展出奴隶制,然后它又成为封建社会基础,又从小生产生中分化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由小生产还可以同时向几种生产关系方向发展,比如蒙古的封建社会在苏联社会主义帮助下直接进化为社会主义。又比如西藏的小生产,可以从农奴制缓慢发展为封建制,也可以在英殖民主义下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也可以在中央社会主义支持下民主改革后进入社会主义。但在这几种生产关系下,小生产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发展的更快。比如合作化以后,生产力发展迅猛。
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它仍给资本主义留有历史的合理空间和渠道,于是它仍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倾向。而且由于在社会主义中小生产没有破产的危险威胁,这种自发性甚至会变得很激烈。比如在社会资本主义已控制国家的情况下,小生产会迅猛发展,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和大批新产阶级分子,比如中国的改革中及前南斯拉夫。但是,一旦重新回到完全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小生产便会遭到破产的威胁,如叶利钦式的俄罗斯情况下。因此,

九、必须特别重视生产关系的双重性作用,同样水平的一种生产力,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会有不同的发展速度,这已是历史事实,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就突现出来了。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促进或阻碍),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作用。同时,生产关系又是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样,生产关系具有一身二任的双重作用,它既影响生产力发展,又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向。所以,马、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才是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钥匙,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唯生产力论”的根本区别,也说明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但是,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确立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制度和分配制度,又是可以由执政党决定的(通过国家法律来决定)。因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可以有几种生产关系与之适应。这样,执政党的路线就有了“搬道岔”的方向道路作用。正是这个意义上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路线斗争的重要性。

十、老干部≠民主派,但老干部多数成了走资派。
林彪、“四人帮”有个公式:老干部=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这是他们打击一大片的理论根据,这是片面的,错误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的党员中确实只有毛泽东、李大钊等少数人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大多数党员的思想境界没有超出民主派思想境界,但他们当时执行的是党的最低纲领,所以不能称他们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应该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但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头脑中的民主派思想占了上风,不是用科学社会主义对待民主革命的胜利,及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用农民起义军领袖的眼光看待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决定干部待遇制度时选择了含有严重剥削成分的特权待遇制,从而在关键时刻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成为最早的走资派。在五五年决定这些制度时,只有毛主席一人持反对意见。这是历史,是无法改变的,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政治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因思想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境界,在社会主义开始阶段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历史。

十一、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历史误解导致国防共运的悲剧。
按马、恩、列的经典论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中,“各尽所能”是前提,是义务,“按劳分配”是权利。其中的“劳”的标准是实际劳动时间,这才是资产阶级法权中的平等,其余如产量、质量、工龄、技术水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男女差别、功劳、资历、资格,等等,均不是计量“劳”的标准,不是计量报酬的标准。如果以这些为领取报酬的标准,就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平等法权,而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等级特权和封建等级特权。由于对“按劳分配”中“劳”的标准理解的错误,将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和封建等级特权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平等法权,从而选择了那样的特权干部待遇制度及工人的八级工资制。这一严重理论误解是从苏联斯大林时期开始的,中国继承了这个制度。资产阶级法权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是新生资产阶级滋生的经济基础,因为按劳分配中不含有剥削。
十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由于执政党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理解,实行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使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蜕变。无产阶级用自己国家的俸禄培植出一个最终打倒了自己的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而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正是早期的共产党员。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共运的历史悲剧,这真是一念之差造成一世纪之差。

十三、防止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腐败,从而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变色,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修的要根本措施——请看第七章的第四波。其中最根本一条是各类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只领取全国工人平均工资,并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废除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废除高薪等级公务员待遇制。

十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不应直接执党国家政权和管理具体国家事务,只应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这种领导是通过党的正确路线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来实现的,主要途径是自己的党员被选为人民代表(这一点认识是后来在看守所监室里明晰的)。

十五、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后,共产党不再直接指挥枪、指挥军队和调动军队。军队应直接由国家——全国人大任命的武装部队部门指挥调动。(这一点认识也是后来在看守所监室里明晰的)。

十六、共产党的专职干部、工会专职干部不应享受国家工资待遇,而应用党费、会费支付相当于全国工人平均工资的生活费。

十七、党政军领导职务不得兼任,并且最多连任两届,防止形成复辟的综合危险性。

十八、刘邓路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和赫鲁晓夫主义同辙同轨的修正主义。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客观存在事实,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十九、邓小平是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子。邓小平理论路线是行动中的刘少奇路线;邓小平路线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是以蒲鲁东主义为设计蓝图,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在用资本主义方式使经济有一定发展的同时却将中国引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一条“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十步”的机会主义路线。

二十、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和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央已蜕变为修正主义中央,党已被修正主义路线引入严重危机状态,必须重建——重新建设成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的无产阶级政党。

二十一、重建党的原则方针是“惩腐毙修,治病救党”,即严厉惩治腐败,清除修正主义路线,医治党的机体,将党从严重危机中挽救出来。

二十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不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而且出了修正主义中央。

二十三、出了修正主义中央的标志。
所谓修正主义中央,就是不仅在路线上修正主义已控制了中央,而且在指导思想上严重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在组织上也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

二十四、关于党已陷入严重危机状态的标志。
1、中央已蜕化为修正主义中央;
2、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理论——蒲鲁东主义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3、修正主义路线在全党已基本畅通无阻;
4、党的干部队伍(包括党、政、军、工、司法、文教等)腐败严重;
5、相当多数党员的思想被修正主义腐蚀;
6、党内马克思主义左派力量薄弱;
7、党群关系严重脱离,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严重降低;
8、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严重忽视,社会爱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在党内占居上风;
9、正主义路线既诱导出八九年的自由化,又导致八九年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
所以,党必须重建,即进行一次严肃的大整党运动。

二十五、必须充分认识列宁夏回族自治区论断: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社会主义主要敌人。(《论粮食税》)要正确认识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局限性的两重性,不可片面强调某一方面,也不可某一方面。

二十六、根据国际社会阶级斗争实际,根据马、列、毛关于时代的内容的阶级分析,从国际无产阶级立场,历史任务出发,当代世界的主题是革命和反复辟,面不是和平与发展,后一种观点是社会和平主义思想。

二十七、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是诱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是导致干部队伍严重腐败的根本原因。

二十八、对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分析,请看第八章,我认为必须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八九年的社会运动。

二十九、关于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运动的持久原因,功过评价,失败原因,请看第七章各节,必须重新全面正确评价文革,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文革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撤销,对文革功过应二八开和一九开,成绩是主要方面。

三十、必须重新全面正确评价胡风集团。

三十一、必须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彭德怀集团事件。

三十二、按邓小平关于改革成功失败的两个标准——两极分化和产生新资产阶级,改革已经失败,走了邪路,即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三十三、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两项:一是领导了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二是发动和领导和国际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立了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的失误也有两项:一是在一九五五年对实行干部等级待遇制度进行了消极让步,让出个党内资产阶级;二是在文革中对“二月逆流”平反进行了消极让步,使文革导致失败,并为右倾翻案复辟留下了口实。这两次消极让步是毛泽东的真正悲剧。毛泽东在工作中没有犯极左错误,但有时确有急躁情绪,如大跃进。对毛泽东不能有几几开的评价的模式,毛泽东解决了时代的课题,就不存在功过之分了,只有功绩。

三十四、必须将毛泽东主义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严格区分开来,这是无产阶级的当务之急。

三十五、必须重新全面正确评价三面红旗,成绩是主要的。

三十六、对 “四人帮”在文革中的作用要有客观的全面分析,不应一概否定。

三十七、如果极右路线过分向极端发展而革命左派又未能及时按毛泽东主义纠正极右路线的话,作为一种惩罚,“四人帮”的极左的回潮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十八、极右路线的弊端和社会恶果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大方面是完全正确的,在呼唤重返毛泽东革命路线。

三十九、如果按《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原则实行防腐措施,就会严厉扼制社会资产阶级的滋生,阶级斗争形势将会比较平稳缓和,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会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文革这种激烈的斗争方式将会失去用武之地而成为不必要。

四十、“实事求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也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路线的灵魂,仅仅是学风和工作作风范畴。

四十一、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违反党纪的阴谋之作,是否认阶级性,否认指导思想作用的实用主义。

四十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是“实事求是”,而是“白猫黑猫”论。

四十三、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

四十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是同声同调,背离共产党宗旨。“小康社会”口号不是共产主义思想,是墨子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

四十五、邓小平住房改革政策是蒲鲁东主义方案的实施。

四十六、允许赞扬雇工剥削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背叛。

四十七、支持、扶植、鼓励私有制是对《共产党宣言》的背叛。

四十八、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是蒲鲁东思想,与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截然不同,其要害是培植私有制和允许雇工剥削。

四十九、邓小平的“初级阶级”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变种,是阶级斗争有限论和有限阶级斗争论,其实质是倒退到三大改造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状态,使这种社会状态长久化,即使私有制长久化。

五十、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是错误的,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说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是用“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代替纲,是以目代纲,只有目没有纲。

五十一、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唯生产力论思想,是实用主义。

五十二、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的不是生产力,而是所有制和阶级斗争。

五十三、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太上皇”之作。

五十四、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中国特色修正主义”,“特”就“特”在用蒲鲁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五十五、中国现在已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资本主义,正在向完全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方向推进。应该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即再来一次三大改造。

五十六、对修正主义中央的斗争已不能按常规斗争方式,不能以党内民主为唯一斗争方式,必须从修正主义中央之对外其发动冲击,使用列宁、李卜克内西、国民党民革及各国左派的斗争方式。

五十七、列宁创议的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纪律,历史地看弊多利少而且弊端越来越严重。

五十八、必须允许党内进行公开的派别斗争,进行正常的党内理论斗争、路线斗争、派别斗争,保证党内充分民主生活,禁决用武力解决党内斗争的错误作法。

五十九、七六年十月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不合法也不合党章,不是马克思主义方式,而是斯大林方式,也是赫鲁晓夫方式,留有严重后遗症,有可能导致他人、后人效仿。

六十、将邓小平理论说成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狗尾续貉,指鹿为马。

一九七八年五月初的市委宣传部理论研讨会期间,那位小赖先生说我有一套“反动思想、反动思想体系”。当时,他实在是太恭维我了,我当时只有一些简单的观点,远远谈不上体系。但自那次打击后,我进行了钻研,二十年后我真的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观点。人是逼出来的,没有压力是不能进步的。正是那次理论研讨会的打击,将我逼上了梁山,终于钻透了邓小平理论,我终生感谢那位小赖先生,谢谢他使我成就了我的观点体系。(当然我的观点是否正确要经受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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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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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07 am    发表主题: 七 锻造利箭制造盾牌 引用并回复

七 锻造利箭制造盾牌
(一) 拟写《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严正声明》,从此化名毛继东
我压下那以真实身份给中央写好的信,于五十周岁生日那天——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撰写出《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严正声明——我们与修正主义路线为敌》。声明中明确地举起了“毛泽东主义”的旗帜,我认为只有高举出这面旗帜,才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呼唤人们觉醒。我用“马列毛”的汉语拼音的字头“M·T·M”作代号,即为“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的缩写。我化名为毛继东,立意是继承毛主席的革命遗志,做毛主席希望的革命接班人,立志明誓,同时含有愿做毛主席儿子的心愿。当晚就写出了初稿。这就是我五十岁生日“知天命”那天做出的生死抉择。当时,我就清楚地明白,一旦我选择了这条道路和这种斗争方式,我就将自己置于修正主义中央的对立面的地位,随时有被抓起来失去自由的可能,张志新、石仁祥、李一哲的那种遭遇是随时可能的。但是,为了兑现我对毛主席、江姐的誓言和自负的使命,一切可能的打击迫害我都认了,从那时起,我已置生死于度外了。我意既决,便绝无改悔。我决意学习鲁讯和纳尔逊·曼德拉的勇敢坚韧的战斗精神,敢为天下先,不惜“我以我血荐轩辕”,不惜舍身赴地狱去拆庙。

声明的开篇之句便是:
“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
全中国十二亿人口,全世界五十亿人口,都在问这个问题。
邓小平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中国是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很多人提出疑问: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吗?许多人公开提出质疑,更多的人私下里提出疑问。
资产阶级记者说:“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 “这和我们的制度差不多。”(《邓选三卷》174页,172页)
我们则要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已不是社会主义了,而是社会资本主义,即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正在复辟资本主义,正在向完全公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方向推进。”
这开着一句“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是直问人们的灵魂,是八0年短篇小说《新时代狂人》开篇的“你说,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另一种问法。这是惊世骇人的震颤人心的直问,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在声明中我申明自己的立论宗旨:共产常人不以个人得失论历史,也不以个人好恶评人物,我们唯一依据的是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且申明,恪守“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原则,一旦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将立即向真理投降。

(二)撰写《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
因为基本观点已经理清,我像急就章一样疾笔而书,至九四年八月底,一百天写出三十万字论文集初稿和五万字的《马恩列斯毛与刘邓言论对比录》。后经修改补充,至九六年底,论文集第三稿五十万字、《对比录》十万字均成形。有时遇到卡壳,一个理论观点好几天攻不过去,(比如明明是错误路线,为什么却受到群众欢迎,为什在一定时期会促使经济发展?)急得彻夜难寐,而当这个难点攻破之后又欣喜若狂;有时又如行云流水,连续几天几夜很少合眼,每天能写出七、八千字。常常将饭碗放在稿纸上,一面吃,一面写,稿纸上便有多处污渍。
在此期间,为了生计,也为了解决大哥和三弟全家生计,我们决定办一个家庭小产业——我们被逼得走上个体户道路。但我外出三次引进小技术,由于轻信于人连续三次上当受骗,将借来的一万元像打水漂一样扔给了人家,至今尚欠朋友一万元。家里经济元气大伤,只好重新白手起家。我决定在石家庄市附近搞一个小化工厂回收化工厂的废活性炭,以便渡过难关。小化工厂取名“永进综合加工厂”,“永进”是永远前进之意。三个兄弟合伙,没有雇人。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筹建,将大哥、三弟全家从天津郊县接来石家庄市,产供销都由我一人负责抓。白天,我常去市内联系业务,或到图书馆查阅写论文的资料,回厂后也要参加车间生产,传授技术。晚上,便在厂内的小办公室(只有五平方米的一个简陋门卫室)里写作。常常写到夜里两、三点,有时写一会儿睡一会儿,有时则通肖达旦。
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小百姓,手头没有充裕的资料、文件。撰写论文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许多资料、文件无处觅寻(比如邓小平在一九七二年八月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自我批评信的原文。)更没有打字机、电脑之类的写作工具,全凭手写手抄,实际是草拟一稿,修改一次,再抄一次。一百天写出三十万字初稿,编攥出五万字《对比录》,可以想见写作的劳累。尤其是邓小平的所谓理论是个杂货店,杂乱无章,矛盾百出,没有系统性,常常鱼目混杂,含含糊糊,分析批评起来非常棘手。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杜林体系一样,是一个又酸又硬的果核。在刚下笔时,是一个大谜团,拉出一个头又牵出另外好几个头,无从下笔,只好一层层剥茧。有些理论问题,自己的功底薄弱,力不从心,如市场问题、金融问题,笔力不及远未论透,军队建设也论及不多。
“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这是一个非常惊人警世的呐喊,这是我倾尽肺腑中全部生命之力的呐喊,这一声呐喊,汇聚了我胸中全部的焦灼、郁闷、烦燥、忧愤、怨愁、斥责和抗议,是七零年打反运动中《问天曲》——“大刀难排心头恨,巨笔未解胸中愁。横眉立目问苍天,此寰后笑是谁人?”及八十年代初《忧愤曲》“引吭难抒忧愤曲”中的恨、愁、忧、愤的拼力迸发。我深感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呼唤国人“起来!起来!起来!”当我疾笔第一次写出“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这八个字的时候,真的有如射出八枚火箭那样振奋,浑身热血沸腾,回肠荡气,不能自已。我向所有的中国人,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每个红卫兵战士,提出了一个绝对不容规避,必须回答的严肃问题,必须像哈姆雷特那样回答“生,还是死”的严肃问题。
我将论文集取名《中国,你被引向何方?》是有意与牟其中等人的《中国向何处去?》对立的。他们的题目中,中国仿佛是自己走路,盲人骑瞎马,掉进深池里也是自己责任。我的题目则突出了领导人物的责任,突出了执政党的领路责任,突出了路线、理论的责任。国家是“被引向何方”的,而不是自己“向何处去?”,这样“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就突现出来了,旗帜的意义也突现出来了。

整个论文集分十二篇分四大部分。开篇序言第一段是转述《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严正声明》的开篇问:“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提出了“中国现在已是社会资本主义”这个命题,这是全部论文集的总纲主题,是惊世骇俗的呐喊,我希望人们跟着我的忧思想下去。

第一大部分主要是揭露邓小平政治骗子面目,揭示自由化的根源,提示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复杂性,提出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和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问题,提出必须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八九年社会运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修正主义中央控制下的政权的性质问题,提出对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进行镇压是什么性质专政的问题。
第二大部分是剖析邓小平理论的十大观点,起名为《新十批判书》,是借用郭沫若批判秦始皇的《十批判书》之名而反其义(我是不赞成郭沫若反法尊孔观点的。)这是全部论文集的主要部分,约二十万字。
这十个问题是:
一、住房改革政策——蒲鲁东主义问题;
二、“初级阶级”论——阶级斗争问题;
副篇《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三、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点问题;
四、“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口号——雇工剥削、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问题;
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问题——公然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六、唯生产力问题——马克思主义最注重什么的问题;
七、市场经济问题——巩固还是削弱公有制的问题;
八、和平共处问题——当代世界主题问题;
九、一国两制——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十、“白猫黑猫论”——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方法问题。
前上个问题是置邓小平理论于毙命的要害问题,主要剖析邓小平理论在思想体系上“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其中第二批的副篇《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全部论文集的核心篇,是我的纲领篇、体系篇,在这个副篇中包含现阶段社会各阶级分析。
关于市场经济问题,拟定有一个副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列斯毛的理解与布刘邓的理解》,已拟出提纲,还未付笔便锒铛入狱了。
这十个问题剖析后,整个邓小平理论就土崩瓦解了。

第三大部分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历史事件——五七年反右、三面红旗、五九年庐山会议、文革、七六年四五运动、七六年十月解决,改革开放、八七年自由化、八九年风波等。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四人帮”、叶剑英、华国锋等。所有的评论,均有我个人独立的见解。尤其是对文革悲剧、八九风波、十月解决等提出独立见解。关于毛主席的历史悲剧,关于对周恩来的评价,与流行观点看法有严重相悖之论。有些看法是惊世骇俗的。比如党指挥枪,党执政问题,比如我认为中共早期党员中只有毛泽东、李大钊等少数人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余大多数人的思想境界始终没有超过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境界,甚至没有超过圣雄甘地和孙中山的水平。孙中山明确主张“节制资本”,而刘少奇却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四九年天津讲话),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一九六二年的一个批示)。再如七六年十月解决的合法性合党章性问题。

第四大部分是重建党的部分。提出邓小平路线领导下的中央已蜕变为修正主义中央,党已被修正主义路线引入严重危机状态,必须重建,并提出必须组建马列毛主义反修革命派组织,从外部冲击修正主义中央。这是后来组建共革的思想基础。提出必须重新夺回被修正主义中央篡夺去的权力,必须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提出怎样防止党的腐败,防止政权再次丢失的根本措施。

论文集最后一篇题目是《准备长期斗争,准备艰苦斗争,准备坐牢,准备杀头》。明确表明我对形势的看法和斗争的决心。我认为,文革被否定后中国革命处于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还严峻的困难状况,苏联东欧的崩溃使国际共运处于比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还严峻的困难状况,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均处于低潮时期,是修强我弱的状况。广大党员和群众处于矛盾的思想状态。目前,既不存在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不存在革命的主观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反修反复辟斗争,必须有必死的信念,置生死于度外,这样才能进行反潮流革命派斗争。我决心以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为楷模,学习他坐牢二十多年,坚韧不拔,终于将革命搞成功。最后收篇,我以我最崇敬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就义诗结束全集: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彼时彼刻,我已为自己写好就义诗了。
全部论文集表明我的一个明确思想,我坚决拥护毛泽东革命路线,坚决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我坚决主张恢复毛泽东革命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我并不主张原封不动地恢复照搬毛主席的一切决策,并不主张重复历史,而是根据已发展的社会实际按马列毛主义方向进行取舍。也就是说,我既反对砍旗,也不主张“凡是”。至此,我作为一个马列毛主义战士坚定地站立于天地之间。
致于《对比录》,其意自明,凡是稍具一些理论知识的人,都能看出马列毛主义与邓小平修正主义之间的壁立是何等明显。我采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黑六论的形式,左半部是马思列斯毛的语录,右半部是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话。内容从党性信念到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文艺、教育。我发现邓选二、三卷中有一百多处自相矛盾的地方,又组写《邓小平言论自相矛盾“百花大观园”》写到第二十五个问题时,便被传讯了。
至九六年底,我锻造了宝剑、铸造了子弹,包扎了炸药包,也精制了盾牌。我认为我已经准备就绪,披挂整齐。于是,决定发起正面攻击。(有意思的是,论文集和《对比录》及《百花大观园》均未公开发表,但我被传讯后一齐提供给市安全局。但是,论文集被当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的罪证列入案卷,而却未将《对比录》和《百花大观园》列入罪证,讳莫如深,可见这两份材料是两面照妖镜了。)

(三)作诗作曲咏心声
九六年底,我写了一首藏头诗:

鞭 伐

中华盛开蒲氏花,(1)
国人贫富两极化。
特别时代特别货,
色彩灰黄黑与杂。(2)
修楼筑路假虚煌,
正公支柱告坍塌。(3)
主席早有攻击令,(4)
义不容辞举鞭挞。
注:
(1)蒲氏花——指蒲鲁东主义。
(2)色彩灰黄黑与杂——指社会不良现象。灰——腐败;黄——五黄;黑——黑社会;杂——各种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赌博、性病泛滥及犯罪严重等等。
(3)正公支柱——指国营企业。
(4)攻击令——指毛主席1964年5—6月间的指示:“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各个省顶住。”“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
如果将诗题和诗行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鞭伐中国特色修正主义”,如果将诗尾与诗行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鞭挞中国特色修正主义”。也就是对修正主义从头到尾坚决挞伐,即实质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是说它实质上是“中国特色修正主义”。这是一首政治倾向极明确,态度极激烈的藏头诗。
九七年初,我将七0年打反运动时的《问开曲》自谱成曲。这是我的生以来仅谱的几支曲子中最好的一支。
屈原曾有《天问》,问尽天象不明之处,实际是宣泄他胸中的郁闷疑惑。我则直问人间不平,为什么追求真理的道路这样崎岖坎坷?“问苍天”的“天”字曲拍长达二十三拍,叠次攀高,层层催跃,像是在不停地追求苍天“为什么?为什么?“全曲”最后哽咽地四分之一拍停顿,哭尽天下真理战士的悲愤不平。

八 发现党徽党旗标志有不科学之处
我在反复思索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局限性的两重性过程中,奇异地发现共产党党徽党旗标志中有不科学之处。现在共产党党徽是锤子镰刀交叉(有的解释是斧头镰刀交叉),寓意工农联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只能是无产阶级性质,只能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阶级组织,不能掺杂其他阶级性。而农民小资产阶级不是工人阶级,按《共产党宣言》的阶级分析,农民阶级在社会中属于中间阶级,“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农民阶级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所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它是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它就更不能进入共产党的。工农联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工农联盟协会。《共产党宣言》的纲领性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按这个原则,我认为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标志应该是两把锤子(或两把斧头)相交叉,寓意“全世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标志比锤子镰刀交叉更科学、更具有革命性,也才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原则。而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国家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因此,锤子镰刀交叉恰恰应该是人民民主国家国徽国旗的标志。前苏联的国旗就是五星领导下的锤子镰刀交叉,寓意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但如将锤子镰刀交叉当作党徽党徽党旗标志就会发生不合谐之处。锤子镰刀交叉,既是党徽标志,又是国旗标志,寓意冲突产生歧义。所以, 我设计的新的党徽标志是两把黄色锤子相交,寓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里说的是人民民主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如果从纯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来说,它只允许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执掌国家政权,而不允许其他阶级分掌,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便不再是工农联盟了。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徽国旗也不应有工农联盟的标志了。
但迄今为止,包括前苏联在内,都不是纯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过去对人民民主专政有个说法,是“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不是完全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我根据自己的见解,写了一份《关于党徽党旗和国徽国旗新图案的设计说明》草稿,准备党重建后向党代会和人代会提建议。此份草稿起草后一直没有再修改,因为一时还用不着,这个思想也没有向任何人谈及。但市国安局搜查我家时,搜到这份草稿,硬说这是我建立新党新国家,是推翻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证,真是令人涕笑皆非。(我出狱后,于二00二年十月向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议。)(后来我从电视介绍安源煤矿大罢工节目中,看到工人俱乐部的大门的园拱上就有个两把锤子交叉的图案。)

九 我曾计议与邓小平本人直接对阵
至九六年底,论文集和对比录均完成三稿,原计划再赶修一遍后直接寄给邓小平,与他本人直接论争。我要看看这位自犹称“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设计师”对于敢指着鼻子斥责他是“大政治骗子”的“小跳蚤”到底如何处置。据说在八六年底那次自由化学潮中,邓小平曾接见学生代表说服了他们。我真希望他也能说服我放弃自己的观点而膺服他。就我本心而言,我绝不希望中央是修正主义中央,不希望现行路线是修正主义,倒是旦愿自己完全错了,我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那样则是党幸矣,国家幸矣,人民幸矣,我本人及家庭亦幸矣。宁可我一人全错,而不愿党腐败,这是我的心底之言。早就听传闻说他已是植物人,不能视事了。但我真希望他身体健康,能接受我的挑战。海湟曾说“我要写一部令暴君震怒而下令烧毁的书”,这就是后来的小说《海盗》。明朝李贽将自己抨击社会的文章定为《焚书》、《预焚书》,是说他自己的著作不合时宜不会被官方许可而必然下令焚烧。我则提前将自己的论文集称为“反动言论”、“反面教材”。但直到写作本白皮书时,我仍然希望能得到受到我激烈批评的中央领导人的公正对待。
世界上最难做到的公正是对反对者的公正。我是否能得到这种宽厚公正的对待呢?(我在看守所的二000年初至二00一年中几次给中央领导人写的信中,都自我推荐做一个不领工资的义务“反面教员”,到中央党校讲解自己的“反面教材”,给学员当靶子。但看守所不予寄出,二00一年七月呈递省高院转呈中央,但也不予转呈。)
就在我赶修论文集时,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阴历正月十三日),突然传来邓小平逝世的消息。满街的元霄节花灯撤得干干净净,人们大扫其兴。那一天,我有诗一首。
庆贺魔鬼返回魔瓶。
——1997年2月19日作

大快人心事
小瓶粉碎了,
…………
…………
在此申明,就个人而言,我与邓小平之间并无个人怨恨。我对他的抨击斥责,完全是出于对他推行修正主义造成的社会恶果而发的,当然也包含对他玷污我的灵魂的讨伐。我不否认这首诗中的感情色彩,但终与伍子胥鞭尸迥然而异,我是从捍卫无产阶级政权利益出发进行抨击的。未能与邓小平本人当面论争,没有当面听到他对我的批评的评价,这是我平生最大憾事。——这使我不知道我对邓本人气质的评判是否公正。据说,邓小平一生最恨两个人,一是江青,说她利用毛泽东夫人的地位整治他;第二是魏京生,说他在“西单墙”大字报中攻击邓小平是封建暴君。我愿做邓小平最恨的第三个人,因为我公然斥责他是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政治骗子。以此之大不恭而享受被恨的第三个人的桂冠,也可谓名符其实,我决不谦让当仁承受。
斯人既已去矣,我决定使用其他方式公布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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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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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08 am    发表主题: 十 向修正主义中央发动攻击 引用并回复

十 向修正主义中央发动攻击
(一)对修正主义中央大失所望
对邓小平的悼词洋洋洒洒上万言,可创悼词的世界吉尼斯记录。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致的悼词仅有一千五百字(按汉语计),如果为邓氏制作悼词的人来执笔,恐怕不止上百万言。
我密切注视中央的动态,当时极希望中央领导人抓住这个机遇进行反思,果断地摒弃邓小平路线,重返毛泽东革命路线。但是当时的几位中央常委忙不迭地相继通过媒体矢志坚持邓小平路线不动摇。我对此非常失望,认为当时的中央也是修正主义中央,决定发动攻击行动。
(二)我曾设计多种斗争方式
那么,采用怎样的斗争方式最适合呢?我进行了多种设计。
第一种方式,完全正规的方式,以公开身份按党内民主程序自下而上逐级反映自己的观点、意见。但我认为这种方式很快就会被封锁声音,并且不排除受到打击迫害的可能。有的人仅仅因为是揭发了顶头上司贪污受贿问题,便遭到打击迫害。何况我是如此激烈的政治批评,而且批评的是“大师级”人物。当然,我也客观地分析了形势,无论党内、党外,形式民主终究比过去明朗多了。但八九年对人民民主革命进行镇压后,已将“民主法制”外衣撕破,他们是不允许喊“打倒”的声音的。因此我对“发扬党内民主”的宣传持不信任感,信心不足。(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仅仅是用真实姓名、地址与明镜出版社香港办事处黄先生发了特快专递,便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监控,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情况下竟以涉嫌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犯罪进行传讯,后有以煽动罪起诉,判刑。这一起错案,戳穿了“王大于法,”不许揭“逆鳞”的封建法统的流毒依然很重要。他们将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张志新、石仁祥追认为烈士,但却不允许有理有据地批评“大师”。
第二种方法,降低观点的尖锐性和批评的激烈性,以低调的理论讨论角度提出见解。这种方式有两个优点,一是比较安全,二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宣传自已的观点。但也人两个缺点,一是战斗力度小,二是可以用组织纪律命令你闭咀,也仍不排除被监控。
第三种方式,以公开的学术理论性群众组织出现。我曾拟定成立马列毛邓理论研究会,出版《群声》杂志。但考虑民政部门决不会批准注册登记,因为这类组织都是官办的。
第四种方法,以化名形式向中央及中央党校寄材料,但很可能这些材料被封杀,冷处理,置之不理,石沉大海。(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中央党校给石家庄市国安局出具的证明中说,他们“收到以毛继东化名寄给他们的多批材料,已经集中销毁了”。他们连材料都没有保留。)
第五种方式,自己组织秘密左派组织,但很快就会被子抓捕,如苏联的斯大林小组被残酷镇压。
第六种方式,秘密串联各地左派,进行集团式斗争。但我一直不知道何处有这样的组织,无法联系,而且这类组织一出现便会被镇压。
第七种方式,以先秘密后公开的党内派别组织出现,像李卜克内西组织斯巴达克派那样,像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各国马列主义左派那样,但很快就会被抓捕。
第八种方式,建立接受中央正确领导,批评中央错误领导,在组织上不与中央对立的公开的党内派别组织,这肯定也不会被批准。
第九种方式,呼请老革命家出面,用遵义会议的方式在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这是最适宜的斗争方式。我认为最合适的领导人是华国锋和汪东兴。
第十种方式,直接建立无产阶级新的政党公开与修下主义中央斗争。如列宁组建第三国际,李十克内西组建德国共产党,六十年代初许多国家有两个工人党。但很快就会被当作反动组织被取缔、逮捕。我曾拟想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名称是 “中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简称共工党)。其纲领与毛主席领导时的十大党纲一样,继承中共光荣传统,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完成中共末竟事业,帮助中共重建。这样新党的形式的优点是,可以直接向工人阶级阐明纲领,摆脱修正主义中央纪律的束缚,摆脱严重腐败的干部队伍形成的包袱,轻装上阵,可以吸收大批革命中共党员。但我认为,中共虽然现在已陷入严重危重状态,但并没有像第二国际那样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状态,组建新党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修正主义中央对马列主义反修革命派进行残酷打击压制,使平稳健康重建党的工作无法顺利进行,组建新党就将提上日程。(即使我不去组建新党,也必有别人组建新党。)(我所设计的新党纲领,不是打倒、摧毁中央,而是帮助中共重建后两党合并。)
第十一种方式,如果修正主义中央对革命左派进行法西斯镇压迫害,使重建党的工作根本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以进行革命武装斗争,重新夺回被篡夺的无产阶级政权,然后再进行重建党的工作。但这种斗争方式不到万不得以的时候是不能采用的,因为它将造成重大牺牲、损失。(这第十种斗争方式是否偏颇?早在1964年10月,毛主席就说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当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所以我这种设想是有根据的。)
经过反复思考比较,我决定采取第七种设想的民革、各国左派的斗争方式,组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简称共革)。“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党的马列毛主义执法队,象除奸队那样担负“清理门户”的职能,严厉惩治腐败分子,清除修正主义分子,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医治党的机体,恢复毛泽东革命路线在党的领导地位,重建党。形象地说,共革是啄木鸟、医生,是当代华佗。我计议分为两步行动。第一步,以毛继东化名,以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为代号(M.L.M.)向修正主义中央发动攻击,确立党内革命派的地位,呐喊出去声音;第二步,呼清华国锋、汪东兴出面领导共革,在中央进行公开斗争。
在对党的现状,中央的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后,我决定采用这种以党内派别斗争形式向中央反映观点的方略,是对中央领导仍抱有希望,希望通过这种斗争,促使中央领导人觉悟,主动纠正错误路线,平稳健康地进行重建党的工作。因为由中央自己主动纠正错误路线,振动小,损失小,党员和群众比较易于接受。我的立足点是通过严肃斗争促使平稳健康地进行重建党的工作,我是从良好愿望出发,经过斗争争取好结果,这是立党为公,反潮流为公的原则。至于效果如何,要由斗争实践来检验。
我所以采取先秘密后公开的斗争方式,除了有以上各种考虑外,还有一种担忧,即担忧遭到太子党的秘密杀害。我如果公开揭露他们的“太上皇”,那就会触动太子党的根本神经,为了消灭呐喊的喇叭,他们完全可能会秘密消灭我。我这绝不是庸人自扰,自我恐吓,王宝森之死至今还有许多迷面末解,谁能肯定绝对没有背景。消灭我这样的小跳蚤,连一叠小菜都不如。所以,我要先以秘密方式呐喊出去我的声音,即使再被子消灭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在安全局以法律程序传讯我时,我的精神压力一下子消解了,因为这样我的声音已记录在案,太子党再想消灭我也就无意义了。(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以他们的特殊方式保护了我,将我的观点和声音纪录下来,永存于世,太子党就是消灭了我也无意义了 。)

(三)正式发动“双九七”攻击行动
从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中,得知中央十五大于九七年九月至十二日在北京召开。我决定向党的十五大举报揭露邓小平的政治骗子面目,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我给十五大的信的题目是《中国,你被引向何方?——就邓小平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给十五大代表及现届中央常委会的一封信》。信封上注明“紧急举报材料”,信封上写明“北京中共十五大秘书处请转江泽民总书记收”,发信地址为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冲,署名毛继东。信里以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M·Z·M)署名。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正好是“双九七”,于是我定名为“双九七攻击行动。”
信的主要内容揭露邓小平十二个问题,首先揭露他用“永不翻案”的假保证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子面目,然后揭露邓小平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是蒲鲁东主义。信中明确提出毛泽东主义旗帜,提出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八九年社会运动,要求追究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有责任者的道义责任和刑事责任;指斥现届中央是修正主义中央,要求现届中央常委会集体引咎辞职;要求成立人大常委会领导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八九年社会运动;要求在党报、党刊上进行“邓小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的讨论;要求将我的材料向十五大代表和全党公布;还建议以“反动材料”形式公布我的材料进行批评。我承诺,只要中央以任何一种形式公布了我的材料,我们知道后,立即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携带论文集赴京辩论。我在信中指出,我们因此信可能受到打击,甚至迫害。并指出我们的信很可能被封锁,打入冷宫,置之不理。我还表示,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一旦争论证明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将立即向真理投降并接受组织处分。
信中附有一篇专论《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重读《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解邓小平房改政策姓“资”姓“社”之疑》,论文有三万多字。是从住房改革问题揭露邓小平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是蒲鲁东主义。信中还附有对邓小平路线提出的七十个质疑问题。全部材料五万多字。

九七年九月七日夜晚,我在自己的小化工厂的办公室里用浆糊封好信封,贴上三元多的邮票(当时邮资是五角一封信),决定夜间出发赴京寄出。当时,看到桌上这一封厚信,心潮激越,感慨颇多,遂写下一首诗:

往事哪敢回首忆,
半生坎坷化文章。
何时能挥屠龙剑,
一斩妖魔慰英魂。

我将此诗定名为《求剑篇》。诗中“慰英魂”,主要指慰藉毛主席在天之灵。
我环顾这间仅有五平米的简陋小屋,不禁想起鲁迅自嘲的打油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
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它冬夏与春秋。

我随口吟出:“身藏小屋磨利剑,管它东西南北修。”沿着这个思绪,我又想,此信一旦投出,就算与修正主义中央正式开战了,从此随时有被抓捕的可能。在修正主义中央控制的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我不过是一只小跳蚤而已。但又想到毛主席在五八年大跃进中曾讲过,青年人、小人物没有包袱,抓住真理就敢向大人物权威进攻。还称赞细菌虽少,却目中无人敢于进攻的精神,又想到党的十大号召反潮流要有五不怕精神。于是又作了一首打油诗:

跳蚤歌
我是一只小跳蚤,
专与大物开玩笑。
咬狮子,咬大象,
还咬老虎金钱豹。
虽然不能伤筋骨,
足令腻歪和烦恼。
纵使铁爪拍捏死,
不过一只小跳蚤。

这首打油诗自谑自侃,颇有点傲世不恭。但虽然自喻小跳蚤,却又有畏权暴、蔑视大物,视修正主义中央为庞然大物纸考虎,敢于和大动物搏战的大无畏气势。审视时代,我断定他们不敢杀我的头,但我已作好学习曼德拉长期坐牢的思想准备。(我研究过刑法——当时是1997年以前的旧刑法,我将被定为反革命宣传罪。此罪最高刑期为无限徒刑,所以我有信心活着看到胜利。)
子夜零点即过,我放下笔,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向市中心的火车站出发。路上,我在宽阔的二环路上高声咏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己也觉得颇有点古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随即又吟曰:

我本燕赵一壮士,
仗剑高歌扫不平。
昔有荆轲刺真王,
今则继东戳假龙。
孤身只胆何所惧,
生死不过这一程。
人生自古谁无死,
只愿丹心照汗青。

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早晨八时半,我在北京车站站前邮局门前,将信投入临街的信箱。信和论文都是钢笔手写,有一百多页,厚厚的一包,牛皮纸信封,塞进信箱时很费劲。
投完信,我看看手表,八时三十一分。我心中自语:
“毛主席,遵照您的攻击令,我向修正主义中央发动了正式进攻。”
投完信后,我想在附近小饭馆吃点饭,但一问都在十几元。最后,我话了一员钱买了两个烧饼,在大街头边走边吃,吃完买票上车返回石家庄。
十五大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排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我对嗤之以鼻,斥之为狗尾续貂、指鹿为马、鱼目混珠、移花接木。用狗尾续貂来形容,实在是太形象又太贴切了,感谢祖宗们为后代创造了这么好的词汇。

十一 多灾多难的小化工厂
在九五年,我们小化工厂没有分文收入,因为两个小产品均没成功,经济拮据,当时,大哥及三第一家,四个大人,一个小侄,都在厂内吃住,开销很大,连到市内接料上厕所也要两角钱。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到市内捡修马路砍倒的树枝,拉回厂当柴烧。我掌管全家财务,到九六年初的春节前腊月二十八那天,我身上只有五元钱。大侄新瑞得了感冒,我又花掉三元给他买了一袋感冒胶囊,全家就只剩下这两元钱了,过年的东西还没置办一样。我连夜到一个朋友家借了一千元,回到厂已是腊月二十九凌晨,大哥和弟媳赶忙去农贸市场购置过年的米面肉菜。但几年中我为进行共革活动,却用了厂内几千元。
九七年厂内形势有了起色,但到九七年底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制作泡沫塑料的个体户王二傻,依仗是当地人,抢占我们所租用的厂地。最后竟用手机呼来两汽车人残酷殴打我厂四个人。我的头顶右侧被王二傻用大木棒打出一条血口子,长达五厘米,深见头骨,医生缝了两层针,内三针外八针。被打时血流如注,棉衣都浸透了。我向派出所报案,不想该原所长是王二傻的亲戚,所内人员包庇王二傻。我向法院起诉,王二傻竟手持我的起诉状副本带领人冲进我厂宿舍殴打我方三人,此案至今末结。结果厂内停产,九八年又没有收入。公安局办案拖拉,气得我申请游行示威,拟定的口号是“正定县公安局的青天大老爷救救我们外地草民吧!”此外,我们研究所还有两个官司由我负责,还帮一个朋友打官司,又与修正主中央论战,真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我的小办公室房顶是一层石棉瓦,一下雨就漏。我写作时雨水常倾泻而下。闪电雷声中,疾风暴雨中,我扔执笔修改论文集。有时在雨中朗读自己写的文章诗词,又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我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一年的修车钱够买一辆新的车子。有的朋友嘻笑说:“真是多灾多难呀!”我也笑笑应曰:“上窜下跳反修正,东奔西走打官司。”于是,大家哈哈大笑。

十二 连续反动攻击
(一)第一次“五·一六攻击行动”
一九九八年四月中,我用一个朋友的手机与中央党校及《求是》杂志三次通话。我诓称自己是湖南省湘谭县宣传部人员,说有个自称是“毛主席故乡人”的人提出“邓小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要求他们在党报党刊上回答这个问题。我还说那个自称“毛主席故乡的人”的人说在九七年九月七日向十五大写信批评邓小平理论,问接话人是否听说过。中央学校的接话人是个年轻女同志,她说“有耳闻”。她让我详细讲一讲那个人的主要观点,并做了记录。她说还没有听到这样激烈全面批评邓小平理论的,我请她将这个信息转告中央领导人,但后来情况不得而知。
我从电视新闻联播中得知中央学校举办十五大新选的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的第二期理论研讨班,于是决定在五月十六日——文革《五一六通知》发表纪念日那天,给中央党校理论研讨班去信,提出挑战,名之为“第一次‘五一六攻击行动’”。这封的内容与给十五大的信内容一样,题目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在信中,我再次要求在党报、党刊、全党进行争论,要他们将我的材料以“反动材料”形式公布于众。我再次承诺,一旦中央以任何一种形式公布我们的观点,我们立即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携带论文集赴京辩论,并自带手铐恭候逮捕。不过我这里说的手铐,并不是真的铁铐,而是儿童玩具的塑料手铐。我计划在天安门广场辩论被抓捕时,自己提前戴上塑料手铐,当武警围捕时,我将塑料手铐往水池地上猛磕击碎——开一个政治玩笑,暗喻我所面对的强权不过像这副塑料手铐一样脆而不坚不堪一击。但我转了几个商场,没有找到儿童玩具塑料手铐。这封信寄给中央学校第二期理论研讨班,信中的态度比给十五大的信更为恣肆汪洋,浑洒淋漓,视修正主义中央如无物。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拟就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倡议书》、《共革党纲》、《共革声明》。

(二)“双九八攻击行动”
为了将我的主要观点公诸于全党,我决定采取传单的形式。九八年五月——七月,我撰写了《反邓反修反复辟系列传单之一——之二十》,每篇传单四一六千字,总计十万多字。
各篇传单题目如下(凭记忆,因为底稿已被抄走):
之一:《反革命暴乱,还是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就八九年社会运动及“六三”、“六四”事件给北京人民及全国同胞的一封信》
之二:《邓小平到底是人还是鬼?——请看〈邓选三卷〉第81页上的自供状》
之三:《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重读《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解邓小平住房改革政策姓“资”姓“社”之疑》
之四:“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吗?
之五:“事实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路线的灵魂吗?
之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
之七: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什么为纲呢?
之八:“三个有利于标准”符合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最注重什么?——批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
之九: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经济?——谁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牺牲者。
之十:谁是百万富翁暴发户的最大支持者?——谁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得利者?——“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与共产党宗旨背道而驰。
之十一:谁是自由化的真正罪魁祸首?
之十二:腐败的真正根源是什么?
之十三:“和平共处”是万能的吗?——谁是“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继承者?——评“一国两制”?
之十四:要不要重新全面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
之十五:在反对“两个凡是”以后,自己又树立了多少个“凡是”?
之十六:中国共产党要不要重建?
之十七:资本主义复辟的最主要根源是什么?——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之十八: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于何方?
之十九:怎样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之二十:大洪水冲垮邓小平路线。
其中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九、之十、是最有战斗力的篇章。
传单之二十是怎么回事?一九九八年夏天,中国长江、嫩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大洪水,全国军民投入抗洪斗争,在电视转播抗洪现场画面中军民奋战是非常感人的。但是我发现现场的标语中都是含有毛泽东思想精神的口号,如“军民团结如一家人,试天下谁能敌?”等等。而改革开放类的口号一个也没有,按说,刚刚开过十五大,应该有“高举邓小平伟大理论旗帜夺取抗洪斗争胜利!”的总口号,但可惜踪影不见。所以我在传单中说,到关键的时候,邓小平路线不灵了,大水冲垮了邓小平路线。相比之下,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央提出“批右抗震” 。
原计划在九八年九月八日向全国一些省、市、县委宣传部寄出传单,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发表三十二周年和“八一八”接见红卫兵纪念三十二周年,起名为“双九八攻击行动”。但时值大洪水最紧张时期,为防止因寄传单引起意想不到的混乱影响抗洪,我决定不寄发传单。直到九八年十二月一日,大洪水期结束后,才全部寄给中央党校邢贲思转中央。是要和当时热烈宣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庆对阵。作为传单全部并末向社会散发,这说明我是以人民利益为重,国家利益为重,党内派别斗争服从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决没有借洪水危险之机制造混乱的思想。此点在给邢贲思的信中做了明确表示。
我心中很自信,我这此传单的基本观点,一定能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赞成。尤其是传单之一,如果真的在北京散发,完全可能引起要求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八九年社会运动的风潮,因为我认为八九年社会运动中人民民主革命是运动的主流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会掀掉一直扣在广大群众头上的“反革命暴乱”的“黑锅”。而且我断定,果真如此,现届修正主义中央肯定会立即垮台。但国家可能会(并不是绝对的)陷入动乱,出现动荡,造成大的损失,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我本人心愿,巴不得修正主义中央即刻垮台,但又认为最好上不产生大动荡损失.我认不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由中央主动提出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八九处社会运动,主动表示态度,在坚决否定当时确实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也坚决承认当时确实存在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承认当时用武力处理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措施是错误的,并妥当处理善后事宜.这样会得到人民的谅解,有利于形势的稳定,而且能有效地扼止自由化翻案风,防止群众情绪再次被利用,避免大的社会振动。我认为,对八九年的社会运动进行重新全面正确的评价,是不可逾越回避的历史问题,就象对七六年四五运动评价一样,如果有责任的当时的中央不主动这样做,将重新评价的任务留给后任者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将自已的传单最后决定全部寄给中央,将自已的观点提给供给中央,促使中央掌握主动权,于党于国于民于中央领导人都有利。岂料,好心反被当做驴肝肺,我竟被认定为煸动颠覆国家政府政权的犯罪分子,锒铛入狱。所以,我在市安全局的申诉中叫阵,请他们转告江泽民,派中央党校人员来石家庄市看守所与我辩论,并从大街上随机请一些群众旁听(不暴露身份),经过充分民主辩论,由这些群众不记名投票表决,我确使自已的支持率不会低于50%。我确信,只要公检法机关对我的案件敢于公开审理,由中外记者广大群众自愿旁听,而且电视直播现场,我断定必然引起一场群众革命风潮,而且我还敢断定,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失败的绝不会是我。(肯定会有人说:“你王士吉太狂妄了,太托大自负了,真以为你是大英雄吗?”对此,我只是平静地回应;不信咱就试试。有人不是说“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吗?那就将我的《马恩列斯毛与刘邓言论对比录》公布于世吧。如果我的支持率低于50%,我自愿被缚于西湖秦桧跪石之旁受世人唾啐。)
我当时非常清楚,我处于一种严峻的两难之中。就路线斗争原则角度,我巴不得修正主义中央因处置不当而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崩溃倒台,而且截止到当时为止,修正主义中央没有任何主动纠正错误路线的迹象。即使我本人不作任何促使修正主义中央垮台的事情,修正主义的既定政策路线也必然最终导致社会乱动,而且修正主义路线延续得越久,大动乱也越严重,国家人民的损失也越大。仅仅八九年社会运动重新评价问题,就是以摧毁修正主义中央的统治,何况改革开放的弊端已到了严重危机程度。但是,我又不愿意看到出现社会大动乱,尤其不愿意看到自由化翻案风得逞,那将导向叶利钦式的完全公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马列毛主义左派力量弱小,不足以形成纠正错误路线的力量。这样掌握党政大权的修正主义中央如能觉悟,主动纠正错误路线,是最佳方式。而且我终究没有确切知道中央领导人对我的观点意见的态度,也就是说促使中央领导人猛醒的希望还不能说绝对没有了,我不能彻底放弃这种努力。所以,我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那天,将全部传单寄给中央时并没有删去每篇末尾的“欢迎翻印传抄张贴”的字样,我就是要看看中央领导人的气魄。所以,在关进看守所后,我几交给朱鎔基、江泽民、尉建行写信诉说我的逆耳直言,但都不得寄出。我出看守所后,还要向中央申斥,反映我的观点。在不发生大动乱、国家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的情况下纠正了错误路线,扼止了倒退复辟,又击败自由化翻案风,那该多好呀!也许我这个良好愿望最终彻底碰壁毁灭,但我一定要让事实做出证明,证明我的努力彻底失败了。有人一定觉得我这种思想状态很滑稽很可笑,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了。但我是很郑重很认真的,我是努力按马列毛主义原则、按马列毛主义反修左派战士的标准、按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已的,我的立意、动机、行动,都要经得起历史的反复检验,我不能给“毛断东”这个圣洁的名字丢脸!这是一个忧党忧国忧民忧时之士的复杂状态,个中的苦衷我相信人们是能体会的。这种两难状态的情况是由于共产党直接执政而产生的。如果我党不直接执掌政权,不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党内斗争就简单得多了,就不存在国家人民的直接损失问题了。所以,我认为,按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党对国家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不是直接的执掌国家权力,不是直接管理国家具体事务。(以上的心理状态的如实披露,说明即使我的观点行动完全错误,从主观动机上也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观故意。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我认为我与之斗争的中央已蜕变化修正主义中央了,而且我认为我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正是在这种根本认识前提下,我才采取了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反潮流革命左派的斗争方式。我愿意任何方面的人能驳倒我的根本认识,使我幡然醒悟,超脱苦海,我将不胜感谢之至。)
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的材料中,还有一封信《炮打谣言大师江泽民——再致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信》。在一九九八年九月,江泽民在中央一次农业会议上讲话中说“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恰巧,在此之前,我在省图书馆看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疑难问题》,书中准确列举了文革十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和十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其中工业生产除67年、68年为负增长外,其余各年均是比较高增长率,年平均在10%左右,有的年份还超过20%。农业生产更是年年平稳增长,而且增长率不低。国民总产值十年平均增长率也是较高的。因此,文革中根本不存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状况。而身为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竟说“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不符合历史实际,是无中生有的编造,所以我提出批评。这封信言辞激烈,毫不留情面,表现出我对讲假话的嫉恨如仇的秉性。
这次材料中还有给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的一封信,斥责他“读论取官”。
材料还付有《马列主义反修战士严正声明——我们与邓**路线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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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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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09 am    发表主题: 十三 呼请领袖出山擎旗 引用并回复

十三 呼请领袖出山擎旗
我深知自己人微言轻,即使言重,也会因人微而不被见用,要达到我希望的成果是极难的。(我鄙视这种因人微而轻言的社会风气和党风,这种因人微而轻言的风气是封建意识的庸俗风气,根本不应该是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论争风格。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论争,只应以主义、真理原则为难,完全应该排除资格、地位、权威的臼窠,所有的党员在真理、主义、原则面前都是平等的。无产阶级政党内的理论之争、路线之争、派别之争本应该是人类最高洁的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种最高级的精神享受,但是它却被封建庸俗之气污染了亵渎了。所以,我认为党内应该允许公开的派别存在,从而使党内论争超脱俗耐之气。因为一亮出派别,大家在理论面前就平起平坐了,只看谁手中持有真理了,这就是我后来一个人也要举出共革旗号的原因。)
我认为进行这种革命派别斗争,由华国锋、汪东兴出面,团结老革命家,在中央采取遵义会议斗争方式会阻力小、震动小、损失小、便于广大党员和群众接受,不致于引起混乱。列宁说;“这种团结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站在上面,能看清全部政策的议员尤其要以身作则。”(《第二国际的破产》)我认为华国锋、汪东兴就是这样应该以身作则的领袖。
在九七年九月七日给中共十五大的信中,我明确要求修正主义中央将中央领导权重新移交给华国锋。十五大后,我听说在十五大上选举中央委员时,华国锋的得票数居于前列,离全票只差三票,得票数高于江泽民、朱镕基、李鹏等人。说明华国锋在党代会代表中有深厚的基础。但我一直苦于没有渠道和机会接触华、汪二人。
九八年五月,我在书店看到汪东兴著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立即买了一本,收获不少。通过出版社与汪东兴的秘书小刘通了电话。随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没有直接谈及关于邓小平路线问题,主要是谈谈了汪的著作后的体会。在文革期间,原省革委主任的儿子小李曾在石家庄市化工三厂和我一起烧锅炉,我们结成为朋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有关九届二中全会的一些情况。我将这些细节反映给汪东兴。并在信尾含蓄谈及住房改革问题,希望能得到指教。信发出后,我与小刘通电话,他说信收到了。这次电话中我简要谈了对邓小平路线的看法,希望能拜见汪老。小刘说等机会安排吧。我听了非常高兴,真有一种过去白区党员找到组织时的欢欣感。随后,我给华、汪二老各写了一封信,请刘秘书转呈。信中谈到组建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议,吁请华、汪二老出面领导共革,领导反邓反修反复辟的斗争。
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前一天,我携带二十多份材料来到汪东兴家。刘秘书热情接待了我。汪宅是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简朴,实实在在的朴实无华,没有任何浮华豪奢之概,说句实在话,远远不如农村大队干部家的华丽。旧式大门上的红漆已剥落斑斑,院内铺地是老式破旧的青砖,许多青砖已有裂缝。我没有进到内宅院,刘秘书接待我的屋子,也是他的办公室,是紧挨门过道的南倒座一间小屋。室内连沙发都没有,只有四把普通木椅,非常简单。那一天,汪老正患感冒,没能接见我。我将给十五大的信、列系传单及《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倡议书》、《共革声明》等将给刘秘书,请他转呈二老。并再次请刘秘书转达,我诚请二老出面领导共革,我愿做一名过河小卒冲锋陷车。
转年九九年三月中,我用电话询问刘秘书。刘秘书说,二老说年纪大了,不参加你的共革活动。我当即一惊,又询问二老对我的观点有何指教。刘秘书说,二老认为你的观点有些极端。我问,哪些方面极端?刘秘书说,二老没有细说,只是觉得有些极端。通话到此结束,我艰难地放下话筒。(我是在市内邮局打的电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艰难地骑自行车从市内返回厂内的,只觉得浑身无力,仿佛精神劲完全放空了一样。原来我对他们抱着极大的期望。不料他们不予支持,我的精神受到的震撼摇曳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个随时准备牺牲的战士,投奔自己誓死追随的领袖大麾之下,而不被接纳,那种剧烈的灼痛不亲自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不必讳羞,那天我在自己的小办公室斗屋里大哭了一场,面对毛主席的瓷盘塑像,我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最信任的两位领袖,一个是你办事,我放心的人,一个是用生命保卫过您的人,都不愿出来擎旗,我一个无名小卒该怎么办呀?”
我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严肃地将所有的材料审查了一遍,所谓严肃,就是用最挑剔最苛刻的态度进行审查。我的结论是,我的理论、纲领、路线、政策、方针、斗争方式及组建共革的设想,没有原则性错误,在根本原则、原理上是符合马列毛主义的,而且有大量社会事实能证明这些,我确信真理在我的手中。
历史上,每次新的真理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几乎无不被贬斥为或误解为“极端”、“偏激”、“过激”、“异端邪说”、“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狂妄”、“自大”。在国际共史上,又常常被斥之为极左或极右,特别是对敢于反潮流的见解,更被视为“狂傲”、“自负”。比如“列宁主义”这个称呼,最初就是第二国际领袖和俄国马尔托夫对列宁的讥讽贬抑,意思是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狂傲地”自立体系,后来才成为真正正面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对于我的认识见解,有人曾斥之为“反动思想”,“反动思想体系”。在看守所监理,有个拥邓的在押犯人讥刺说:“你这是‘王士吉主义’。”对这些贬抑之辞,我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我不过是重复了马思列斯毛的一些真理之话而已,何谈“王士吉主义”。当然,有些观点我有独立见解,但都是在马列毛主义原理基础上的体会。也有些好心人因对我的观点不理解,认为是“极羰”、“僵化”、“教条”、“不识时务”等等。对这些误解,我的回答是:“那就等待历史来检验吧,如果历史证明我错了,我会向真理投降。但在事实说服我之前,我决不会放弃自己的见解。”一个人不仅要敢于对他人理论、学说进行公正的评价,也要敢于对自己手中的真理坚信不移。盲目性,当然不足取;但不敢相信自己,也是软弱。有时,敢于自信比敢于自否更困难,因为自信往往被人认为是“固执已见”、“刚愎自用”、“孤芳自赏”。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有位玉匠和氏,坚信自己手中捧的璞石是块宝玉,向楚王奉献,却被认为是骗子而遭膑腿、断手,但他仍然坚信不移,于是才有传世之宝“和氏壁”。当然和氏也有他的缺点,既然确信自己手中的璞石是宝玉,为什么不甘脆雕啄出来奉献给人们而故弄才艺呢?真理应该是坦率直爽的,不应该是诡秘的。(真理的“真”字就是直接走出来。)我将自己手中的真理不带有诡秘的色彩,直接奉献给党和人民,我相信我手中的真理比和氏壁要幸运得多。
但真理是放光的。它在被发现的初期往往被视为“极端”,是因为它与已经成为传统积习的现实俗见格格不入,是因为它的光芒太耀眼了,是因为它太彻底了。但是抓住了本质的彻底理论,最终能争取到群众的信服。真理如不带有锋芒,怎能有高层建瓴提醐灌振聋发聩的作用?
真理在胸旗在手,
无私无畏即自由。
我有这样的自信,我也自信有这样的战斗力。
(在我被传讯的当晚讯问中,我有意隐瞒了与华、汪二老的关系,是不愿让二位老人受到牵连。在传讯当时,我将事先准备的材料交给安全局,但将与华、汪二老的通信底稿秘藏在家中。但我被刑拘后被安全局搜查出来底稿,无法再隐瞒了。此事我心中很歉疚,但我与党的领袖通信,是合法合党章符合反潮流原则的。我认为历史仍然给华国锋、汪东兴留有机会)。

十四 有人领导我服从,无人领导我领导。
——一个人成立共革——甘当童话中的男孩
(一)决不趴下!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原有的战略计划已不能实施,怎么办?
如果经过严肃的自我审查,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思想,那当然应该立即停止战斗;但经过严肃的自我审查,敢于自我肯定,又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偃旗息鼓退出战斗吗?做过的神圣誓言可以废除吗?自觉肩负的使命可以放弃吗?如果那样有何颜面去见马思列斯毛?有何颜面去见江姐、夏明翰烈士?
可是,不退出战斗,又怎么办?
没有任何人指教我,也不能向任何人请教,连自己的亲人朋友也不能倾诉,因为任何知情者都可能随时身陷囹圄。(当然,我只能这样说……)我认为在当年当时的现实形势下,没有必要牺牲更多的战士。我只有一个人独思孤索,这时我才深深体味出鲁迅曾有过的那种“荷戟独彷徨,唯苍然而泣下”的孤闷心态。
我只有一个人前行,也只能一个人前行。
这时,我认为必须按革命军队的战场惯例行事——有人领导我服从,无人领导我领导。在战场上,如果一支部队的指挥员都牺牲了,只剩下一群战士,而这时又亟需一名指挥员,而战场形势又不允许民主选举,那么由谁来担当这名指挥员呢?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中有个战场惯例——有人领导我服从,无人领导我领导。如果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说:“现在由我担任临时指挥员,请大家服从。”这时,其他战士应无条件服从,不得有异议;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站出来自荐,那么每个战士都有责任自挑重担当仁不让担当指挥员。我认为在现在的政治斗争中,也必须实行这个惯例。既然吁请的领袖不出来领导,那么,好,我就出来领导。你们不干,我干!我当即给华、汪二老写了一封信,对他们不出面领导共革而表示遗憾,同时告知他们,我将坚持下去,决定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发表纪念日那天,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在信的结尾处,我提出,“如不这样,便无颜面去见马思列斯毛”,含有委婉批评的意思。(我所说的我来领导,不是领导大部队的意思,而是领导潮流,喊出声音,让修正主义中央知道,执行“惩腐毙修、治病救党”历史职责的革命委员会已经登上舞台,而且是由一名普通党员举着大旗走上舞台的。)
凭史而论,我认为即使我不成立共革,从此偃旗息鼓,但就凭我几次攻击修正主义中央,揭露邓不平政治骗子面目和邓小平理论的蒲鲁东主义实质,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也已不负誓言和使命了,别人也不会强责我了,我在反修斗争史上也会留下自己的印迹了。(连续尖锐批评修正主义五代领导人——刘、邓、胡、赵、江,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在我之前尚无一人。)但是,能挑一千斤,就不应只挑八百斤。而已挑了八百斤,还要争挑一千斤。进还是退,战斗还是趴下,对于我的政治生命意义来说是攸关致要的。不认识使命而不进行战斗的人,是不应该给予责备的,但已认识到使命却逃避战斗,那就是逃兵,那就是塞责,那就是耻辱。我认为自己现实和历史使命,就是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呐喊出去:“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邓小平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在催人早醒的第一批金鸡啼鸣中应该有我的声音。我的主要任务是“唤起民众”(孙中山遗嘱),至于组织队伍,则将有高水平的战士去完成。
“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从这种性格中激发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在此时此刻人生道路的生死决择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作用。我当然深知自己的理论水平有限,组织能力很弱,尤其是政治场合的涵养性更差,不足以担当这项重任,这是无铁肩而却要担道义。按通常的资格论,我这是严重的“越位”行为,按俗人之论,我这是不自量力的狂妄行为,是吃饱了撑的。但无产阶级革命不讲论资排辈,也没有清规戒律,它只按觉悟程度去争挑担子。革命只谴责逃兵行为和推诿行为,并不抱怨勇挑重担的战士。总要有人敢为天下者先,总要有人敢于第一个振臂呐喊,总要有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总要有人敢于当哥白尼、布鲁诺、普罗米修斯,总要有人敢于当李卜克内西。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就让我第一脚来趟这淌“浑水”吧,让我来当那个天真无邪地喊出“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的男孩吧。
在四十多前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丹麦格林童话《皇帝的新衣》。说有个皇帝虚荣心极强,特别喜欢穿新鲜衣服炫耀自己。有两个极大胆的骗子诓称自己能织出最秀美的丝绸,制作最漂亮的衣服。他们骗取了皇帝许多生丝和金钱,但是在织布机上没有一根丝线,但他们却指着空空如也的织布机对大臣和皇帝说:“看,我们织的丝绸多漂亮呀,只有愚蠢的人和不称职的人才看不见。”大臣们和皇帝明明看到织机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但又害怕自己成为最愚蠢的人和不称职的人,便都自欺欺人地附合着骗子说:“丝绸真漂亮呀!”两个骗子又双手空空假装托着做好的衣服让皇帝换衣。皇帝脱光衣服,赤裸裸地在大街上炫耀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新衣。整个都城的人们明明看到皇帝赤身裸体,却都欢呼:“皇帝的新衣真漂亮呀!”这时,有个天真纯洁的男孩对爸爸说:“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爸爸却训斥说:“难道你要当愚蠢的人吗?”还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但是男孩执拗地坚持说:“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于是大人们如梦初醒,悄悄议论“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议论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慌忙回宫去了,这个童话与中国秦朝赵高指鹿为马的典故很相似,而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童话和赵高时代极为相似,明明都知道自己在受骗,却高呼“伟大理论”。于是,我甘愿做那个天真的男孩喊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在当代中国,五十多岁的人充当小孩的角色,自己警醒自己,这是历史的进步。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已成熟到不用小孩去提醒而能战胜自我了,像鲁迅说的那样能够“睁开眼”看世界了。而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旦认识了真理,他们的呐喊中包涵的真理蕴义比小孩的呐喊要深刻得多,也更执着得多。男孩最初说出真相时,得到的是斥责和耳光,我说出真理时得到的是手铐,真理最初总是在斥责声中载着镣铐登上舞台的。
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危机程度,必须有“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执法队才能“惩腐毙修,病救党”。这种组织必然出现 已是客观形势,无论由谁提出来都无所谓,反正它是必然要出现的。我相信,在我呐喊之后,必有许多高水平的强者接过我手中的旗帜引导革命,我则甘愿做一名追随他们前进的前列战士。我还想象,在其它的地方很可能早已有这类革命左派组织了。

(三)联系党外媒体暴露了身份
自九七年九月至九九年五月,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我向中央、中央党校寄出三批信件(二十多封材料、约20万字,)又与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社三次通电话,要求在党报、党刊上公开进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的讨论,但报刊上一直没有反应。我怀疑中央办事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将我的信件、材料转呈中央领导人,出现了党内中间封锁梗塞,下情已不能上达。(后来在一审开庭时,公诉人出示一份中央党校的证词,说他们“收到以毛断东化名寄的多批材料,已经集中销毁了”。证明我的怀疑是正确的,也证明我对党内民主信心不足的估计是正确的。)
九八年七月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与江泽民共同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肆意指责中国政府,为八九年自由化张目。在其鼓动下,国际国内掀起了为自由化翻案风,我对此极为忧虑。所以,重新全面正确评价八九年的社会运动,才能有力扼止自由化翻案风。
为了打破党内封锁,必须从党的外部向中央反映观点,同时为扼止国际国内自由化翻案风,同时也为了向国际共运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思想体系是蒲鲁东主义,我决定与党外媒体联系出版共革文件。这也是学习列宁、李卜克内西、民革及各国左派的先例经验。例如国民党民革于1948年初在香港报纸发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全国通电,李卜克内在国外报纸发表著名宣言——《主要敌人在国内》,六十年初各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左派在国外报纸发表批修文章、声明。列宁组建第三国际后,帝国主义一致封锁第三国际成立的消息 ,但法国一家大报《时报》登载了第三国际成立的消息。列宁对此评论说:“我们应向法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法国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位领袖,表示极崇高的敬意。我们很想给《时报》写一封公函,感谢它这样成功,这样巧妙地帮助了我们。……他们是替布尔什维克作广告宣传。”(《列宁选集》第三卷809页1972年版)这就是说,即使利用反动媒体发布革命消息和革命文章,最终也是对无产阶级有利,这也说明革命阶级政党的左派在党外媒体发表声明、文章是通例。

在对外联系出版机构之前我给自已确定了三条政治原则,一坚决不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二坚决不与“台独”和台湾特务机构接触;三坚决不与极右组织接触。我从电脑网络上进行搜索,查寻到明镜出版社的办报方计,该社自称:本社兼容各种政治观点,特别欢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文章,主张学术观点多元化。我认为这是一家中性的出版机构。当时1999年,香港已回归,我认为他们是境内组织。我按网络上提供的电话号码,与明境出版社香港办事处联系,对方接话人自称姓黄,是办事处主任。我首先向他核实了该社办报方计,对方称自己是境内组织。我向他联系出版事宜,明确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秘密左派组织,是反对邓小平路线的。我们准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希望他们能合作出版共革文件。黄先生说,先将你们的主要观点来信说一下,我们研究一下。我于九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用特快专递给对方发去一封信简单谈了一下观点。信封上使用了假名,假地址,信内也没有暴露身份。过了几天,我又与黄先生通话,他说信已收到,但信中观点太简单,能不能寄些材料,他们再研究一下。另外,他希望我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地址。我说我们是党内秘密革命派组织,如暴露身份,会不会被公安机关监控。黄先生说,香港已回归,属境内,我们是公开注册的出版社,大陆同胞与香港同胞之间通信,不应该受监控。大陆在宣传“民主法制”,又签署了《人权公约》,你公开身份通信也不会有问题。我于是在第二封特快专递信封上使用了真实姓名和家庭地址,我想考验一下与香港通信到底是否受监控。信中附上《共革党纲》、《共革声明》、《共革致中共中央的信——兼共革成立新闻公报》,以及出版委托书。同时,告诉他们共革将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上午十时正式成立,届时请他们同步向全世界公布。但几天后再通电话,黄先生说,我们老板认为你们的文章不适合我们的需要,不准备发表。我一听就气急了,在电话里质问,你们不是说兼容各种政治倾向吗?你们出版发行了那么多自由化观点的文章,为什么我们的文章不能出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最终要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你们害怕了?黄先生一个劲地道歉,说他做不了老板的主。我又说,我们自己暴露了身份,很有可能被抓捕。黄先生更是连连说“对不起”。我要求将信件材料退回来,黄先生说,那样更不安全。最后,我要求他将信件材料销毁,没有我的允许不得公布,我要他以炎黄子孙的名义保证做到。黄先生说他保证做到,你放心吧。他还明确地说:“看来你们是真正的毛泽东派。”不料,这封以真实姓名、家庭地址的特快专递被河北省国家安全厅扣押、拆看、复印了内容,然后又放行原信,然后又指令市国安局对我监控,最后以涉嫌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犯罪传讯我,第二天又改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刑拘,以后又逮捕、起诉,判刑。(二00一年七月,省高院的裁定书中明确承认,河北省国家安全厅截获了我与明镜出版社的通信并留在省国安厅。)
(我对省国安厅的作为是否符合宪法,是否符合《人权宣言》,提出严肃质疑。明镜出版社是公开注册的世界著名的出版社,决不是敌特指定的反革命勾连的联系单位。我与黄先生的通信,从信封上看完全是私人通信。省国安厅在事先没有掌握王士吉任何犯罪事实证据的情况下便扣押大陆同胞与香港同胞之间的私人通信并且拆看、复制,然后又放行,这符合宪法规定的公民通信自由权吗?国家安全机关这样做是否是滥用职权?省高法最后在裁定中不得不承认省国安厅扣押了我的信件,是因为认为王士吉犯了罪。那么,被国家机关扣押、拆阅后没有发现问题的公民信件又有多少呢?就在此时此刻,有多少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及海外同胞之间的信件正在被扣押、拆阅呢?中国还有通信自由权吗?用违宪行为获得的所谓罪证能作为证据使用吗?符合法律真实的规定吗?这样,我的整个案件中公法机关的行为便没有法律合法性。再者,省国安厅拆阅我的信件后,应该明了信的内容是中共党内派别斗争,是中共和国际共运内部事务,应该立即停止监控,但却认定为犯罪,完全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线,制造了一起错案。省国安厅的作为对明镜出版社是侵权行为。此案已经二审终结,案情完全可以公开,如果真的公布案情,将给中国造成什么影响?启动宪法进行国家安全罪辩护申诉,本案可能是建国以来第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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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09 am    发表主题: (三)正式成立共革 引用并回复

(三)正式成立共革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不顺利情况,都不能懈怠组建共革的决心,我认真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
公元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上午十时整,在石家庄市正定县永进综合化工厂的办公室小屋里,我佩戴好毛主席像章,摆好毛主席塑像,摆好十大党章、《共革党纲》、《共革声明》文件。一个人高唱《国际歌》,然后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正式成立!毛继东同志任共革临时中央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共革)就这样成立了。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也没有鞭炮声,一个人举起一面大旗,向修正主义中央开始了正式讨伐。由此,我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刻下了一道印迹,历史将永远标注这一天。
共革的总纲领是: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反邓反修反复辟,按照《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原则,实行“惩腐毙修,治病救党”的原则方针,重建中国共产党。
共革的具体口号:
一、反邓反修反复辟,重建中国共产党;
二、惩腐毙修,治病救党;
三、要马克主义,不要蒲鲁东主义;
四、要列宁主义,不要布哈林主义;
五、要毛泽东主义,不要刘邓主义;
六、坚持马列毛主义,反对修正主义。
七、坚持马列毛主义,反对社会资本主义。
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新封建官僚资本阶级专政。
九、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腐败领导。
十、举起我们的左手打倒极右派,举起我们的右手打倒极左派,举起我们的双手拥护毛泽东革命路线。
十一、既反对胡耀邦、赵紫阳的“一百步”极右路线,也反对邓小平的“五十步”极右路线,也反对“江朱上海帮”的“三十步”中右路线。
十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党内外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夺权!

《共革声明》中明确宣布,共革是党内临时革命派组织,重建党的工作胜利完成后,共革党员集体转入重建后的中国共产党。至此,共革完成历史使命,自动解体。

共革虽然仅有一人,但确信真理在于手里,确信《共革党纲》将成为马列毛主义反修革命派的旗帜,将成为新《共产党宣言》的一块砖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部新《共产党宣言》,以解答现实斗争提出的问题,指导现实斗争。我们盼望着这部新《共产党宣言》巨著早日问世。(关于共革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我在二000年五月十六日在看守所监室里写的《纪念共革成立一周年》文章中作了总结。)

(四)抨击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维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而中国总理却在四月上旬询问美国,谋求与美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的关系。北约用五玫制控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略战争行径。但是,修正主义中央处理此事时明显地右倾软弱,引起我极大不满。北约的猖狂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证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本笥是不会改变的,主明邓小平宣扬的“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与美国结矶战略伙伴关系”是社会和平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我写了《反邓反修反复辟系列传单续——北约导弹轰垮了邓江迷梦》,抨击修正主义中央的右倾外交路线。
根据马列毛的教导,进行世界时代分析时,必须对国际阶级斗争进行阶级分析。进入二十世纪后,列宁指出历史进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斯大林、毛泽东多次指出列宁关于时代性质的论断是正确的。在当代,社会主义阵营在帝国主义阵营“和平演变”政策下瓦解。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国际无产阶级才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据马列毛主义原则,按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应该是重新夺回社会主义阵营,消灭帝国主义。所以,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革命与反复辟。只有这个口号才具有无产阶级性质。也才符合国际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
当时,克林顿访华期间鼓动起来的自由化翻案风甚嚣尘土。北约袭击我大使馆明显有给中国政府制造难堪的图谋,想煽动民众情绪,配合六四事件十周年掀起新动乱。但事出帝国主义者的预料,北约导弹袭击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大学生的民族爱国主义,走上街头高呼“打倒美帝!”北约反而帮了修正主义中央大忙,使“六四”平安渡过,这恐怕是帝国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

(五)发动“第二次‘五一六’攻击行动”
共革成立后,当然必须将共革文件寄给中央。由于怀疑前三批信件材料没有被转呈中央领导人,我决定增加几个渠道由基层党组织向中央反映信息,以便打破内封锁梗塞。原准备选择北京十个单位寄发材料,后经审选择了四个单位:首都钢铁公司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学报、中央电视台(寄给李修平)、解放军报社(寄给李讷)。寄的材料是《共革成立新闻公报》、《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宣传口号》、《系列传单之一》、《系列传单续一》。同时,向中央党校寄出共革材料要求转呈中央。材料是《共革新闻公报》、《共革党纲》、《共革声明》、《系列传单续一》。
九九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二时,我在北京前门附近,将给中央的信件及北京四个单位的信的信投入路边信筒。我称之为“第二次‘五一六’攻击行动”。至此,我抨击修正主义路线的文字总约有百万字。
原计划寄完材料后,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毛主席遗容。但当时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正在整修天安门广场,纪念堂停止接待。我站在纪念堂东侧,俯首默立,心中向毛主席报告:“敬爱的红司令毛主席,您的红卫兵战士买继东向您报告,遵照您的攻击令,我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向修正主义中央发动了攻击。我向您保证,坚决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这次出狱后,我一定要去纪念堂拜谒毛主席。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中,我多次到北京,但一直没有去纪念堂,因为我认为我还没有资格去向毛主席报告。如果那时去纪念堂,我只是以一个朴素的感恩者去拜谒,而不是以一个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去报告。现在,我成立了共革,我认为应该向毛主席报告了。)
我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方,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在毛主席画像下照了一张快像。我对这张快像非常满意,毛主席在我右肩上方,就像是在向我发布战斗命令,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满意的照片。
原计划,只要不被抓捕,我每年都要在“五一六”这一天和双月日那天发动一次攻击。已发动了“双九七攻击行动”(九七年九月七日),“双九八攻击行动”(九八年九月八日),“第一次‘五一六’攻击行动”、“第二次‘五一六’攻击行动”。九九年的“双九九攻击行动”,已拟好一封《战表》草稿,是向修正主义中央要求争论的四十个问题。但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被市安全局传讯,草稿被搜走未能寄出。计划还有“双十攻击行动”(二000年十月十日),“双十一攻击行动”(二00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双十二攻击行动”(二00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停止战斗。)

(六)我评法轮功
在此期间,发生了法轮功事件。早几年我就听说过有个法轮功气功组织,还听说对锻炼身体治病挺灵,但我一直没有在意。九六年夏天,我在石家庄市的马路旁看到一群人在路旁练功,路边还有宣传画,便好奇地过去观看。宣传画上有李洪志坐功的照片,背后闪着佛光。宣传词中说,所有的科学都是人造的,只有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说李洪志是释迦牟尼转世来超度众生的。我只看了这一句,便脱口而出:“胡说!”转身骑自行车走了,我认为这是吹大话的迷信思想。后来有的朋友参加了练功,向我宣传法轮功如何如何好,我当时说,法轮功是集佛道儒气功的大杂烩,充其量是一种意念功。不成想,到一九九九年四月,法轮功闹出了大事,几万人围攻中南海请愿。朱镕基总理接待了法轮功请愿的代表,讲了“三不政策”——说政府对练气功向来是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大意)法轮功人员撤离中南海。但后来听说各地追查去北京请愿人员,闹得沸沸扬扬。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下达文件,批判法轮功,明令禁止党员、干部修练法轮功,说容忍法轮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说得如此严重,这倒引起我的关注,对法轮功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分析。我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主义,导致自由化思潮,搞乱了人们思想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线,使人们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于是各种迷信思想乘虚而入,俘虏了群众,而政府又对这些思想实行“三不政策”,估息养奸,使大批骗术滋生蔓延,罪责在修正主义路线。法轮功不过是其中思想色彩浓厚的一种邪说而已。我决定写一篇《谁是当代造神迷信的祸首?》提出要消除这些迷信思想,必须首先批判为其开道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则是治标不治本。在毛泽东时代,在文革中,不可能滋生这类迷信的邪说。刚列出提纲。第二天就被安全局传讯了。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邪教组织做出司法解释。之后,法轮功被宣布为邪教组织予以取缔。二000年初春节,又发生法轮功人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升天事件。当时我已被羁押在石市第一看守所,不断有法轮功人员收监,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更多的关于法轮功的情况。
我对法轮功总体评论如下:
一、法轮功确实是唯心主义迷信思想;
二、法轮功吸收了气功功能,确有强身祛病效能,也正因如此才吸引了大批群众;
三、法轮功宣扬的“真善忍”是脱离阶级斗争学说的避世思想,但它劝诫人们学好,不是学坏;
四、李洪志的教义中确有“放弃对生命的执着”、“功德圆满”、“成佛升天”的说教,容易误导学员产生狂想,走火入魔,产生极端行为。但李洪志的经文中确实没有“杀身成仁”、“自焚升天”的内容。那些自杀、自焚或残杀他人者,造成悲剧,李洪志的经文当然有不可推卸的精神误导的责任,但这些行为主要应由自伤者自负;
五、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不准确,它是迷信组织,但不是邪教组织,它与一贯道,太阳教、奥姆真理教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只能使用正常宗教和反动宗教的指称,不应使用邪教的指称,因为“正教”与“邪教”是宗教内部的争论,无产阶级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迷信的唯心主义,都属于被批判的范围。无产阶级不介入宗教内部的所谓“正教”与“邪教”之争。无产阶级如果使用“邪教”的指称,就说不清了,陷入了混乱。
六、政府在宣传中说李洪志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但至今没有公布这方面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这是极大失策。政府已将法轮功组织当成与外界勾结的反动政治势力,却不出示罪证,已造成极大被动;
七、马、恩、列指出:“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但他们又告诫“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不要像俾斯麦那样“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因为那样“只是巩固”战斗教权主义(见《反杜林论》、列宁的《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对于有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信徒的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又不能出示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的证据,结果使一些法轮功人员成为顽固者与政府对抗。)
从总根源上说,法轮功问题是修正主义做枷自戴,在处置上又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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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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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4, 2006 12:10 am    发表主题: (七)制定战斗规划 引用并回复

(七)制定战斗规划
九四年五月十三日五十岁生日那天,我动笔撰写《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严正声明》时,预想有四届党代会时间,全党的马列毛主义反修革命派一定可以团结全党击败修正主义路线。
当时,我设计在这近二十年中的战斗计划是:
第一阶段:十四大期间(1994年5月——1997年9月)(50岁——53岁),是理论准备阶段,完成自己观点体系的构筑工作。这一阶段任务已胜利完成。
第二阶段:十五大期间(1997年9月——2002年9月)(53岁——58岁),在向修正主义路线发动攻击的同时,进行组织建设,联络左派,组建左派组织。(攻击任务已完成,组织任务因领袖不支持而停止,只能一个人组建共革,又因被捕而中断攻击行动。——2003年3月注)。
第三阶段:十六大——十七大期间(2002年9月—2012年9月)(58岁—68岁),全面攻击修正主义路线的阶段。(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现在决定,采取合法合党章进行申诉方式,要求平反纠正错案,同时全面批判修正主义路线。——2003年3月注)
第四阶段:决战决胜阶段,十八大期间(68岁——)我在1999年8月给安全局的信中与修正主义相约,决战十八大期间。
自现在(2002年9月)起大约有十年左右时间,我相信党内左派会普遍出现,至少为击败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条件已具备。那时,如果我仍活着,肯定是一名前列战士。

在看守所监室里,我听到一个在押人员的有趣议论,他说一个人一生中有四种大学,文理工科大学,军队大学,社会大学,监狱大学。一个人如果上了这四种大学,当过大学生,又当过兵,又当过工人农民,又坐过牢,他才是见过世面的人。有意思的是,这四种大学生活我都经历了,而且都没有虚度,但我认为更大的斗争场面还未实践。
在九九年九月十七日宣布被捕之夜,我看到陆游晚年的一首词《诉衷情》,词中充满颓唐之情,我步其词韵反其颓意也写了一首《诉衷情》。
陆游的《诉忠情》原词:

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战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已秋,泪常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我的《诉衷情》:

文章百万批资候,匹马战神州。一剑横空指处?笔刺假貂裘。
修未灭,鬓已秋,泪不流。此生可料,心在江山,身老京州。

(词中“身老京州”,是指我与修正主义相约决战十八大,那时我已年近古稀,但仍要到北京进行决战。因为我的誓言是:今生今世誓与修正主义路线为敌。)

十五 踏进地狱之们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我和家人到市内修马路的地段捡拾树枝。下午四时左右,我和大哥拉着人拉车进厂,后面跟进一辆黑色轿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其中一个夹着一个皮包,对我说:“你是王厂长吗?”
我一怔,回答:“是。”
对方说:“请你上车,我们谈点业务。”
我被连拉带拽进了轿车的后排座,我被夹在中间,我心中猛然一震,心里说:“难道真的是太子党来了!”
我严肃地问那个年轻人:“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蓝色的工作证,说:“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请你去询问一些情况。”
我听他说是国家安全局的,不是太子党,放下心来,又问:“你们有传讯证吗?”对方有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给我看,我看到上面写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传讯”。我又是一怔,刑法一百零五条第一款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我根本没有组织(我只有一个人成立共革,按刑法不属于组织),说明他们是把我当成很多人了,我心里暗暗直笑。
到这个时候我知道人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我当即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毛继东,走吧。”
他们对我的直爽很惊奇。
警车鸣着警笛,驶向地狱之门……

本章小结
金子在烈焰中燃烧时是静静无声的,而生命燃烧时的光芒是精彩四射的。
自九三年底揭破邓小平理论、路线秘密,至九九年八月十一日被传讯,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时代。我完全自觉地按自己认定的使命进行了战斗,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个阶段,我性格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燃烧出炽烈的光彩,终于将我引入地狱之门。
在改革(改道)的二十多年中,我的精神经历正好与鲁迅相反。鲁迅是由呐喊——彷徨——苦索——战斗,我则是战斗——彷徨——苦索——呐喊。这是由于时代环境和人生切入点不同所致,但都经历了灵魂炼狱的煎熬,生与死的抉择,最后选择的道路是一样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精神火炬将永远照耀我奋斗进击,鲁迅曾说他想知道监狱里的世界而想去犯点罪,但他终未踏进地狱,而我有幸体味了,上了三年监狱大学。这三年监狱大学,是我真正的灵魂炼狱,它使我由一块生铁熔炼成精钢,由一块璞石雕琢成彩玉,由一只菜鸟羽化成战鹰,我深深感谢这三年监狱大学的生活。
2000年5月6日是我56岁生日,我家电话号码的前四位数是5656(时间、生日、号码是这么巧合),当时已身陷囹圄,在那天夜里在监室灰暗的灯光下,我写了一篇《敢对使命说不负,敢对誓言说无悔——狱中生日祭》来祭奠自己在地狱中的第一个生日。说是“生日祭”,而不是“生日纪”,是因为进入监狱的人就是进入地狱没有自由的人了,已被打入另册,如同死人一样,而且当时还没有第一次庭审,不能绝对排除被判死刑的可能,所以我自称自己祭奠自己——“生日祭”。在“生日祭”中我回忆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回溯了自己成为使命战士的历程。
在结尾处我写到:
“假如果,假如果……
我现在被押赴刑场,我完全可以平静地高唱《国际歌》,面对枪口而坦然说道:
‘使命,我对你说不负!
誓言,我对你说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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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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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6, 2006 12:02 am    发表主题: 引用并回复

Basdickabtenmo5网友:
我不懂英语,请您用中文发贴。
谢谢!
毛继东
200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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