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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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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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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501

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0:52 pm    发表主题: 自传《通向地狱的道路—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一波) 引用并回复

第 七 章

文革时代的砺炼
(破解政治观)

题记
政治,不说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引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导言
文化大革命时代,是我人生旅中最重要阶段,是灵魂狱时期,政治观确立时期,真正成为一个大写人的时期,其间曲折跌宕,难于言表。在这场触及一切人灵魂的大革命中,我粉碎了灵魂重铸,拔光了羽毛重塑,由一个只想做好事只知做好事虔诚幼稚的圣徒,锤炼成一个锋芒毕露无所顾忌的角斗士,羽化成一只随时准备冲入地狱之火的隼鹰。
全面细致真实地描述一个青年人在文革中的灵魂炼狱精神砺炼全过的作品,至今尚未见到。我愿提供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进行这方面精神分析的一个试尝。

第一波
在惊涛中呛水
(66年初——66年底)

第二波
在风浪中游泳
(67年初——68年底)

第三波
在激流中勇进
(69年初——73年8月)

第四波
在骇浪中搏击
(73年8月——76年10月)


第 一 波
在惊涛中呛水
(66年初——66年底)

题记
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引自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第一节 涛声阵阵耳边鸣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革与论战,实际上是从一九六五年底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开始的。但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并未在意,因为当时全国报刊没有几家转载,文革开始后才知道这是刘邓司令部压制左派文章。后来还知道毛主席的评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并说姚的文章好在点了名——即点了吴晗的名。当时还有戚本岛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提出李秀成‘忠王不忠’的问题。”
实际上在六五年中报刊上已进行哲学、史学等方面的争论。有“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有史学上的“道德继承论”之争。根据过去学的哲学知识,我很自然地赞成“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合二而一”论是矛盾调合论,不是辩证法,它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导致阶级斗争调合,这个看法至今不变。关于“道德继承”问题,我的历史知识告诉我,自社会分裂成两大对立阶级后,不存在统一的社会道德,劳动阶级的道德只在劳动阶级内继承,由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他们不会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不过,剥削阶级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他们的道德观念也在社会上处于统一代表的形式,对于被剥削阶级处于居高临下优势,向被剥削阶级灌输侵蚀。于是仿佛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统一的 道德传统,有人称之为华夏传统,如尊老爱幼,礼仪之邦,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统一而已。地主黄土仁能尊敬杨白劳吗?社会学上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它都必然与现实的或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斗争有联系,总是政治的一个触角。

六六年初,报刊上开始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三家村”人物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合著《三家村札记》,化名为吴南星。(吴即吴晗,南为马南屯即邓拓,星为繁星即廖沫沙)。《燕山夜话》是邓拓所著杂文集。在文革前我没看过这两本书。文革开始后,我从院图书馆借来《夜山夜话》,凭当时的政治分析能力,我当即认为报刊上,尤其是姚文元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是正确的,认为它的政治方向上确实有严重问题。如果以普通读者(尤其青年学生)的角度,很不易看透文中的真义。但如结合作者身分,时代背景,结合党内斗争,社会斗争,便能看出文章确实是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路线。比如“一个鸡蛋的家当”、“伟大的空话”“该休息了”,“专治健忘症”“放下即实地”等,以及为历史上大批被罢官的“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鸣不平,特别是那首东林党式的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地血班班”,更是杀气毕露。吴晗当时是史学家、北京市付市长,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前线》杂志负责人,廖沫沙也是大名鼎鼎人物。这些高级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刊物报纸发表陷晦文章,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还不清楚吗?(后来文革大串联中才知道一九六一年中发生过在京西“畅观楼”事件,邓拓直接参加了这次事件。我认为《燕山夜话》、《三家村轧记》与“畅观楼”事件是一个体系,相互呼应,或干脆是公开的“畅观楼”事件。)六六年初,公布了毛主席在六三年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其中告诫人们,这些协会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使人们更清楚地看清了“三家村”的面目。后来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三家村”确实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与论阵地。二十下年后为“三家村”彻底平反一风吹,从来不能说服我,我至今仍坚持三十年前的观点。(有人因之对我质疑,你说人家“三家村”在报刊上发表批评毛主席的文章是“反动文章”,那么你王士吉(毛继东)攻击邓小平、江泽民,难道不是“反革命”吗?我的回答很明白,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一个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批评修正主义中央;一个攻击毛泽东革命路线,一个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一个要毛泽东“休息”,一个要修正主义中央辞职;一个是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发泄不满,一个是向党中央举报;一个是高级干部,一个是普通党员。只有不懂什么是“主义”、“路线”的人,才会看不出这里的重大差异。)

但是我当时对批判“三家村”的意义、性质看得并不很深。我预感到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即将来临了,并从心理上决心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参加战斗。但这只是一种直观感觉上的认识,对即将来临的这场运动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只是想大概就像五七年反右或反胡风集团那样的斗争吧。心中想,我是预备赏,一定要在这场运动中站稳立场当左派,根本就没有去想自己会有成为右派的可能。我认为自己是当然的左派,“我怎么会成为右派呢?”也就是说,我只是想去革别人的命,根本没有想到革命会革到自己的头上来。我认为打倒了“三家村”就是第二次反右斗争,而且认为“三家村”人物是大右派,运动到此也就到底了。当时我想,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界斗争为主了。而“三家村”人物都是文化界的有名人物,职务已相当高了,五七年反右时党内右派也没有几个像他们这样高的职务的。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教师、学生、知识分子都是这种认识。我积极参加了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写了许多批判的大字报。其中认为《燕山夜话》中的“没有山漆”一篇杂文,是借中药药“三七”之谐音发议论。我认为其意是影射对斯大林“三七”开的评价或是对大跃进的“三七”开的评价,是不赞成肯定斯大林和大跃进。无疑,在这个阶段,我是运动的积极分子。

(二)脱掉军装变百姓
六六年三月,中央军委决定改变我院的管理体制,由原来的炮兵司令部管辖,改为由国防科委管辖,全院官兵一律脱掉军装,学院名称改为华东工程学院(即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同时改变体制的还有哈军工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说心里话,全院官兵都不愿意脱掉军装离开军队。四月一日,摘掉帽徽、领章时,有的学员抑制不住感情而落泪。指导员心情也很抑郁,但还是劝我们说,你们毕业后仍然分配到部队的,还可以二次入伍。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希望。但文革中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地方,二次入伍成了泡影,我对军队的感情是深挚的,不知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次穿上军装?
六六年三、四月份,我们有几科功课结业,我都以优异成绩结业,其中数学和基础化学还有所发现。高等数学中的三阶行列式的正负号判断是个难点,我经过大量演算发现一个规律。如果三阶行列式的九个元素前的负号总数是奇数,其结果就是负数,如果负号总数是偶数,则其结果为正数。在结业考试中我写了这个发现,受到教员的赞许。在基础化学中,我认为教科书中的“化学平衡”定义有缺陷。书中的定义只考虑到反应平衡后方程式左右两边生成物与反应物之间的分子转化数量相等,而未考虑反应条件变化时(如反应物质量、温度、压力等),可逆反应中两边转化的分子数量也是变化的。书中的概念是机械的,不是动态的,我认为应该从动态平衡角度完善定义。在考试卷上我写了这个见解,教员很赞赏,原准备给考卷100分,为防止骄傲,给了98分。在学分析化学时,有一次我们用精密天平测一种结晶体的游离水分含量。按教材,加热到一定温度时,水分含量不再发生变化而恒重。可是我们在测定时却发现超过这一温度后,随温度升高,水分不但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增加。开始以为是天平不准,但经过检验天平并没有问题。后来我和几个学员分析,怀疑被测物是否有问题。教员查了资料后果然是加热温度已超过晶体中结晶水分离温度,导致被测水份增多。教员说,过去历界学习中也出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原因,现在由你们找到了。由于文革运动,我们停课闹革命,我们的课程没有学完,我在文革中又决定弃科从政,将精力从科研方面移开。我自信,如果我一直搞科研,也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的创造的,不会无所作为的。

(三)《五一六通知》树起毛泽东主义里程碑

一九六六年王月十六日,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中共中央制定了《五一六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在此之前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文件起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六六年五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关于批评《二月提纲》的会议。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曾设置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个文革小组在六六年二月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学术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是在彭真的影响下产生的,主要观点是将文化大革命纳入学术讨论范围,抹杀当时斗争的阶级性和方向性,这个提纲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在此期间,又揭出了“四家店”——彭、罗、陆、杨(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罢了他们的官。当时彭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华北局书记,号称“小常委”(即仅次于当时中央常委的政治局委员),罗是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陆是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书记处书记,杨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当时的北京市委被毛主席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立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又调整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周恩来,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五月十六日通过了《通知》,五月十八日林彪发表了《五一八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纪元,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这一天开始,文革从此进入白热化。但当时《五一六通知》和《五一八讲话》并未公开发表。这两个文件的详细内容,我是在不久之后在京大串联时从红卫兵传单小报上知道的。

《五一六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主义的代表作。
《五一六通知》的主要纲领观点集中表现在毛主席下面的论断: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训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从这段论断发展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
这里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实际上指的就是刘少奇。当时被揪出来的“四家店”人物被认为是刘邓司令部的主要干将。
《五一六通知》与《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是两个司令部公开摊牌的标志。我至今认为《五一六通知》是完全正确的,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毛泽东主义阶段的里程碑标志。

我郑重地提出毛泽东主义概念,并坚信这个提法是正确的,科学的。在论文集从《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 》,《共革党纲》、《共革声明》中做了闸述。
作为一种主义(思想体系),其基本点和精髓必须是自己创立的理论,或是对他人理论突破性发展的理论,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殊性。如果是政治主义(思想体系),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阶级性,党性,不应是一切阶级、一切党派、一切人都赞同的“大路货”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和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突破性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之前,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是有多方面发展的,但主要是继承性发展,不是突破性的发展。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三大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合作化运动等和都不是主义方面的发展。在《正处》著作中,毛主席开始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存不存在阶级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基本路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一九六五年《二十三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这些论断对马列主义作了突破性发展,而在《五一六通知》中作了明确的概括,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将作为马列主义继承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本身提高到毛泽东主义阶段,同时也将马列主义提高到毛泽东主义阶段。毛主席曾对他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概括为两件事,一件是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件是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思想体系上概括,第一件事是毛泽东思想阶段,第二件事是毛泽东主义阶段。因此,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集中代表。经过文化大改革实践,尤其是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中的倒退复辟事实,特别是苏联、东欧复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
当代,毛泽东主义已经发展到自己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主义第一阶段解决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第二阶段解决的问题是,在已经发生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社会帝国主义复辟和完全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如何重新夺回政权,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防止再次发生社会资本主复辟,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所以,毛泽东主义的确切定义是:
毛泽东主义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即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及在已经发生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社会帝国主义复辟和完全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如何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

根据列宁关于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社会爱国主义的定义,根据中国和国际共运斗争的实际,我提出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概念——即在社会主义名义旗号下正在复辟的资本主义,正在向完全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演进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有两种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内占居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社会资本主义以隐蔽形态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性(即隐形的社会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时的社会资本主义受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限制;第二种形态是,在修正主义中央控制全党(同时也控制全国)的情况下,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以公开合法的政策形式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公开的社会资产阶级专政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前一种形态如苏联的哈林主义,中国的刘邓路线;第二种形态如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和当代中国的邓小产路线下的修正主义中央。社会帝国主义是社会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表现,如苏联的勃烈日湟夫主义时代。完全公开复辟的资本主义如当今的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由此,在社会主义名义旗号下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应该命名为社会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是社会资产阶级的主干,同时社会上也存在资本社会资产阶级。

“毛泽东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我的创造,早在一九四五年的党的七大前,就有人提议将毛泽东思想命名为毛泽东主义,文革期间有的红卫兵组织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时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从讽刺挖苦角度也使用毛泽东主义(即毛主义),象当年马尔托夫讽刺列宁时使用列宁主义一样,但都没有确切提出毛泽东主义的定义内容。社会资产阶级这个名词也不是我的创造,我最早是从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看到的,但他也没有确切提出社会资产阶级的定义内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二报一刊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前进》,该文是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而作。该文归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并且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崭新阶段,第三个伟大里程碑。毛泽东主义已呼之欲出。
而邓小平却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全面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主义,以及实践这一理论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全面彻底否定十多年之后,我呐喊呼吁将这一理论以它真实的旗帜——毛泽东主义高扬起来,并自名为马列毛主义反修圣斗士。在我五十周岁生日那天撰写的《马列主义反修战士严正声明——我们与修正主义路线为敌》,以及所有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文字,组建共革的行动,以及本部白皮书,我都自认为这是自已的历史使命,都是为了给毛泽东主义争回它应有的历史地位而斗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在它们的创立者在世时就得以确立,而毛泽东主义却是在它的创立者逝世二十年之后才被提出定义,这实在是一件历史的遗憾。
确切地提出毛泽东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概念定义,我自认为这是自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点贡献,对马列毛主义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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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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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0:53 pm    发表主题: (四)浅论文革产生及失败的原因 引用并回复

(四)浅论文革产生及失败的原因
所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说词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其中最荒谬的是说文革是毛泽东头脑发烧的产物。我在论文集中的《文革再探》篇,有副篇《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其中已对文革产生及失败原因做了讨探,这里只浅论一下。
文化大革命是本不该发生、但又必然发生的故事。用历史辩证法来诊断,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对自己执政不及格的一次自我否定,是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自我惩罚、自我纠正。不过,这次惩罚却是中国共产党自愿为执政党背负的十字架,是一次自觉地反对社会资本主义的斗争。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对实行一项错误政策的历史惩罚,这项政策就是斯大林首倡的、中国一九五五年引进实行的、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和军衔制,以及干部的选拔使用制度,而这项错误政策又是源于对理论的一个大误解,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实行了执政党制度。

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赞许的巴黎公社原则精神,为了杜绝升官发财的思想,防止国家“官史(干部)由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老爷,必须实行两项根本措施。一是所有国家“官史(干部)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直接监督,并可以随时撤换罢免;二是所有国家‘官史’(干部)只领取全国中等工人的工资,并且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同时为了防止军队篡压政府,必须取消常备军,用全民武装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但是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实行了远远高于普通工人工资水平的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及军衔制,却说这些制度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其实,这是一个理论大误解。”

(1)对“按劳分配”的错误理解。
按马、列提出的原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中的“劳”的计量尺度是仅仅以参加劳动的时间(或劳动强度)为衡量的标准的,(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均以此为计量标准)致于产量、质量、职务、工龄、技术水平、功劳、资历等均不能作为报酬的计量尺度和衡量标准。
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首先要求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工作)中“各尽所能”,因此在生产劳动(工作)中,只要尽心尽力,不论产品数量(或脑力劳动的效率)如何,其劳动时间都被计量为领取报酬的依据。
但劳动者必须达到能生产合格率产品的技术水平时才被允许参加正式生产,脑力劳动者必须达到一定工作效率,所以质量(工作效率)也不作为领取报酬的计量标准,而是作为奖金的依据。
致于功劳、资历、职务、工龄,它们在现实生产劳动(工作)中对创造新的价值没有贡献,所以它们与计量劳动时间无关,而且功劳、资历、职务、工龄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历史和人民的。一将成名万骨枯,功劳能作为个人报酬的资本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技术的获得,提高都由国家投资,因此知识、技术以及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均属于国家的,不能成为个人领取报酬的条件。

(2)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理解。
资产阶级法权在实质内容上是维护剥削的,但在形式上却实行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性恰恰掩盖着内容实质上的不平等,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表面上是平等的等价交换,但却无偿占有了超过工钱的剩余劳动价值,但它比奴隶制、封建制的过度剥削是个进步。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承认等级的,它主张价值规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资产阶级国家的等级公务员薪金制承认职务等级,所以,它不属于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属于资产阶级的等级特权;至于以功劳、资历(某种意义上的以工龄)为资本作为报酬的条件,则是封建等级特权,尤其是惠及家属子孙的特殊待遇,更是封建性的特权了。所以,按功劳、资历、职务为标准的等级薪金制并不是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是资产阶级的等级特权和封建等级特权,是违背仍局限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框里的社会主义平等的。
社会主义时期的生产力尚未高度发达,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在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交换中的同一原则。“所以,在这里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同前)国际共运中在这个理论上的误区主要是对平等和限制的错误理解上。马克民明确指出,这里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也就是说,按劳分配是否定剥削的。而那种以功劳、资历、职务等级为标准的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如住房、医疗、坐车、生活特供品及家属子女的优惠待遇等)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所得报酬既得利益远远超过他们在工作中对社会所作的实际贡献,即远远超过他们参加的现实工作时间的价值,因此无偿占有了他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即是一种合法的剥削,这恰恰正是与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质相悖的。

而“这个平等权利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的“限制”指的又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限制”是指按劳分配仍然被限制在“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平等之下(即尚未达到按需分配),但这种局限性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因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行的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并不是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它只是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形式而否定其实质内容,说按劳分配就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容易产生多种片面理解。)这里所说的限制,是指按劳分配中通行的原则仍然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这个平等权利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框框——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形式上的平等。要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框,必须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仍然默认个人的天赋“特权”(身体弱强程度),因而承认一定的贫富差别,这对于劳动阶级来说仍然是一种不平等权利,是一种弊病,是一种限制。对劳动者来说,真正平等的分配权利不应按劳分配,而应按需分配,即劳动时间相同,但因需要不同而所领取的报酬应该不同,也就是说等量劳动不领取待量报酬,劳动时间已不再是领取报酬的衡量标准。这就是说,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还不是充分的权利,是有局限性的权利,受到限制的权利,这个限制就是被限制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平等之内,它最终要被按需分配的平等权利所代替。而不是说按劳分配应该受到限制,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即以劳动时间为计量标准的分配,——因为它是这个历史阶段唯一可行的分配原则,同时不断适当地增加按需分配的部分(如福利分房、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这种平等权利(有缺点有弊端的平等权利),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框(即权利不能超越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但理论误区的错误是,认为按功劳、资历、等级职务为标准领取报酬是不得不保留的受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认为这种带剥削成分的待遇制度是按劳分配的题中之义,是合理的。这种理解恰恰是与按劳分配本身的性质背道而驰的错误理解。

(3)错误政策导致干部队伍性蜕变。
剥削是产生阶级分化的根本原因,有剥削就必然产生阶级分化,从中滋生剥削阶级分子。这是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也不因进行剥削(不论是合法还非法)的人是否是共产党人而转移。从上述那些带有合法剥削成分的待遇制的实行中必然逐渐使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质发生蜕变,从中产生特权阶层,进而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形成社会资产阶级。这种阶级性蜕变是在理所当然享受特殊待遇的心理下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自己已变成社会资产阶级了还不知晓,还仍然以共产党人面目自认为是革命者,而实际上却在推行资本主义路线。这里的要害是没有认识到等级特权待遇中含有合法剥削成分。
我国土改时期划定地主富农成分的时间标准是以连续三年的剥削作为时间标准,而且富农成分的剥削分量为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我国自一九五五年实行这种带剥削成分的待遇制度至六六年已有十年,其中剥削份量远远超过干部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那么在这样的剥削及这样剥削分量情况下,干部队伍发生阶级性蜕变怎么可能避免呢?九十年代开始实行的高薪等级公务员制和高额退休金制(美名曰保廉金)则是更严重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精神、剥削程度更严重的加速阶级蜕变的制度,是一种公开的合法掠夺制度。

(4)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背叛了马列主义
那些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等级特权的待遇制度为什么会被提出、通过并实行呢?这是因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党、政、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用农民起义军领的眼光看待民主革命的胜利,重演了“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封爵拜将”、“父传子,家天下”、“一人得官,惠及子孙”的封建主义旧戏,重复了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的老路。这说明这些高级干部在对待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的思想境界根本没有超出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境界,甚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境界,这是他们头脑中真正起指导作用的世界观的自然而然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在决定党的阶级性质走向(同时了决定国家、军队、工会等一切机构的阶级性质走向)的关键时刻——决定最根本的干部待遇制度的时刻,这些高级干部选择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和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即在最关键的时刻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说他们是第一批走资派难道不是名副其实恰如其分的吗?据说,在中央讨论实行这些制度的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毛主席一人,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欣然赞成。毛主席只好洁身自保,评他一级工资他不要,要他当大元帅中的大元帅他不当,他连大元帅服看都不看一眼。五七年整风中他尖锐地指出,实行干部等级薪金制、工人八级工资制,“这是个让步,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让步,一让一大步,让出个等级森严,八级工资制”。正是这个让步,让出一个走资派队伍,让出个党内资产阶级。

干部待遇制度是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制度,属于经济基础,它最终要决定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质,决定上层建筑(党、国家、军队、工会等组织)的性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任何一种规律,只要产生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了。只要它开启了第一步,它就会按照它自己本身的逻辑一步一步走下去,不断展开自己的各个方面,而不顾呼唤出这个规律的人口头上喊看什么漂亮的口号。除非将产生这种规律的物质条件——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彻底废除,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即最大的腐败)就才会停止。
那些在关键时刻——在决定走什么道路的关键时刻,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高级干部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争得更多利益,必然在党内维护资本主义路线,推行资本主义政现,扶植社会上的新资产阶级,于是形成了合法面目的社会资产阶级,而以党内资产阶级为主干。这些仍然打着社会主义、共产党旗号的走资派们(最主要的是高级干部们)又以历史上的各种工作关系、山头主义结成大大小小的集团——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大大小小的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独立王国——隐形的社会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仔细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中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过程与奴隶制末期部落管理人员演变成奴隶主阶级的过程非常相似。我们非常痛心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除了以毛主席和李大钊为代表的少数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绝大部分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思想境界,甚至没有超出孙中山的境界。孙中山明确主张“节制资本”,而刘少奇却鼓吹“剥削有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流出些富农来好”,“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共产党员不许雇工是教条。”

(5)走资派必然形成独立王国
这些走资派们对限制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各种抵制、干扰、破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问题上,某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便破门而出举旗发难,发动进攻,妄图夺权。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进行反击是不可避免的。而打掉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其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仍在发展,甚至从打倒前沿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补充、扩大他们的力量,甚至滋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比如在反对刘邓司令部和林彪集团斗争中滋生出“四人帮”集团。
在我党的历史上,最大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刘邓司令部。所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革命路线,否定毛泽东主义的论调,都是以否定存在走资派,否定存在刘邓司令部为基础。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我在前面已揭示了。而刘邓司令部的客观存在,其实是人人明了的。仅仅举一九六一年北京西郊畅观楼事件就是以证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在刘少奇支持下,在邓小平直接参与下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纠集邓拓、宋硕等人,在北京西郊畅观楼以调查研究之名,秘密审查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文件,写成一万三千字的材料,攻击毛主席犯了“路线性错误”,后来又把这个材料销毁了。这样一个由党的多名高级干部秘密进行的活动,不是一个集团、司令部,又是什么?后来揭发出来的“三家村”、“四家店”、刘邓司令部的主要人员,在这次“畅观楼事件”中不是全都被挂上阵了吗?致于困难时期中的“三自一包”、六二年为彭德怀翻案,六四年大棒王光美的形左实右,六五年压制样板戏和姚文元文章,六六年“二月提纲”,直至在毛主席的轿车上按窃听器,不允许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发言,说“调查研究”过时了,等等。斗争不断激烈化、尖锐化,最后进行公开摊牌大决战,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制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6)党员的政治素质决定党的生死存亡
我们再深一步来探讨,那些关于巴黎公社原则的各方面的论述不是明明确确地记述在马列的著作中吗?《国家与革命》是十月革命前夜才发表的,而且列宁在一九二零年就严肃指出对聘用的科技工程师实行高薪聘金对于工人阶级有腐蚀作用。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规定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领取全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什么在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却实行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等级薪金制、军衔制、特殊待迂制呢?其根本原因是当时苏联党的最高层的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本人从主观上就追求这些东西,斯大林为自已成为大元帅而洋洋得意,却不想会贻害无穷。说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庸俗思想深深侵蚀着苏共,这与俄国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社会基础是休戚相关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用社会主义联合国家资本主义抑制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页)至于在中国,由于民主革命时期党员多数来自于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是许多党员追求的“小康社会”的理想。所以,民主革命胜利后,对苏联那一套干部待遇制度欣赏不已,驾轻就熟顺理成章就接过来了,而只有毛泽东一人不赞成。由此可见,党员的政治素质(党员的阶级成分组成和政治思想水平)最终决定党的生死存亡。无法设想,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大多数的一个党会持久地坚定地秉承马克思主义路线。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庸俗思想的干部队伍,你说他有什么咒念?毛泽东确实不是神,他无神通扭转这样一支资产阶级贵族官僚化了的干部队伍的追求欲望,他唯一的办法就依靠广大普通群众,不停地开展运动以抑制党内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党内走资派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充实庞大坚硬并集团化、帮派化,力量越来越大,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按下葫芦又起了瓢,顾此失彼,打击一个司令部,同时又产生或加强了另外几个司令部,打不胜打,最后导致与刘邓司令部公开大决战。可以说,毛泽东在建国后二十多年中,就是这样不停地与他永远打不完、打不净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斗争,而且是功效不大的消耗战。毛主席在建国后用于党内斗争的精力远远多于他用于经济建设的精力。比如有了苏联成功先例的合作化,在中国实行中却是几上几下,大砍大杀,来回地“反冒进”,没有一步是顺顺利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产业工人占绝大多数,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只能占少数,而且必须真正无产阶级化了,这样才能保证党抵御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包围,持久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党员成分是党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如果放错了位置,上层建筑的指导思想、党纲都要发生偏离。因为一切路线都是由人制定的,而共产党又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脚印走偏了,整个队伍的方向也就偏了。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却由于自己的执政党实行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干部特权待遇制度,用自己国家的傣禄在自己的干部队伍中培植出一个最终打倒了自己的社会资产阶级,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隐形的社会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而这些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主要头面人物正是党的早期党员中的一些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共运的历史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斯大林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在中国,那些热衷于高薪等级待遇、热中于大盖帽的最大的走资派们也无法洗脱自己的历史责任。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5)

(7)文革失败主要在于党内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强大。
由于社会资产阶级以集团、司令部形式的进攻非常猖狂,毛泽东不得不发文化大革命进行反击, 又由于社会资产阶级力量的相对强大,而且资产阶级司令部数量又颇多,文化大革命最终又不能不失败。文化大革命它没有发动之前就已注定它必然是失败的命运,——这是毛泽东的真正的历史悲剧。但是,正是由于这场失败的文化大革命,才揭示出如何防止修正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揭示出如何防止修正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揭示出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由此才产生了毛泽东主义。——这有是毛泽东的历史幸运。国际无产阶级失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它的收获还是比失去的要多许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在苏联发生而在中国发生,就因为中国有个毛泽东。)

在没有回溯文革全过程经历之前,我们从宏观角度——生产关系的变化,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社会阶级的变化,党内司令部的斗争——探讨了干部等级特权待遇制度的危害性及文革必然产生又必然失败的原因,目的是为了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总括纵揽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对文革的各个方面以便有个绷观全局的理解,许多难题就容易解释了。由此,也可以判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多么背离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这种先述根源,后叙过程的方式似乎有点先入为主引君入窠之嫌,但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二十多年,各种贬斥评说浩如烟海的情况下,必独辟蹊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打破已经形成的禁锢格式,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撼,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思考一下历史。

(8)文革本不应该发生
现在将问题探索性地展开来说,假如自苏联斯大林时期就一直实行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干部待遇制度及干部产生使用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又迅速使产业工人成为党员主体,那么文化大革命还会出现吗?可以肯定党员地回答:至少文革这样激烈的斗争不会出现。文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阶级斗争力量对比中,社会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强大,无产阶级只是占有形式上的相对优势,已不占绝对压倒的优势。最典型的例证是首都北京市委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主席在北京得不到真实消息。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不得不到上海秘密准备,而且在从文汇报上发表后,全国只有解放军报独家进行了转载,全国其他报纸均不转载。如果采用比较绶和的斗争方式,就不足以击垮社会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被压制,甚至被夺权。比如用举行中央全会或党代会方式进行公开的斗争,毛主席的意见很可能处于少数地位而被否定。所以,文革是被逼出来而不得以采用的方式,虽然是毛主席主动发动的,实质是被逼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才能说无产阶级占有相对优势,还有一定的主动权。如果社会资产阶级势力比较弱小,不足以掀起大的进攻风浪,无产阶级就没有必要使用激烈的斗争方式。比如五七年反右,几篇社论就打下去了,对高岗,饶漱石及彭黄张周集团,也是用党内批判即可击退。但是对刘邓司令部集团,用四清、反修大论战已不足以击退了。这个集团的人数太多,力量太大,篡夺去的权力也太多了。所以才不得不采用“自下而上使用大民主方式揭露党内的黑暗面”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语)。

反之,如果认真实行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干部待遇制度及干部产生使用的根本措施,再加上其他的有力措施,如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皆兵,党政军职务不兼任,还军于民,干部不长期连任,不搞逐级提升,党员以产业工人为主,党不直接执政管理国家事务,等等,那么干部就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份儿,而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就会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就不会大量滋生社会资产阶级分子,只能滋生少量的腐败分子,就不足以形成猖狂进攻的气候。这样,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就处于比较缓和的状态(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就可以用比较缓和的方式从容地处理阶级斗争,而将主要精力投之于经济建设之上(当然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却真的可以以建设为中心工作了),而没有必要发动文革式的斗争了。——因为它没有必要性了。那些视文革为洪水猛兽和视腐败如寇仇的人们,就应该坚决赞成实行上述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根本措施。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针对已成为强大势力的社会资产阶级而言的,如果社会资产阶级本身的人数就很少,文化大革命就完全不必要了。
这里要说明,即使全面认真实行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精神的措施,并不是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它只是使社会资产阶级分子的滋生被抑制到仅仅少量产生,使阶级斗争力量对比极大地有力于无产阶级方面,使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大大降低。巴黎公社的措施并不是清除阶级斗争的法定,它只是保证干部队伍不变质的法宝,它是为消灭阶级斗争创造条件的法宝。

(9)不该疏漏的根本理论问题
从文革至今,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通。早在五五年实行干部薪金制和特殊待遇制时,毛主席就不赞同。在五七年时明确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让步,一让一大步,让出个等级森严”。五八年十月大跃进中,毛主席审阅发表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六四年七月发表的批修《九评》中,也从这方面总结了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
《九评》中说:“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又说:“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
这就已经严肃地揭示了苏共干部发生阶级性蜕化政治经济学上(分配制度上)的根本原因了。
《九评》中更严肃地提出:“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
文中论述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共十五条,其中第十一条就是:“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两年后的六六年六月,毛主席赞评北大七人大家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定言”,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这些都说得多么好啊!

但是奇怪的是,文革十年中所有毛主席的讲话、中央文件、中央文革左派的文章中统统都没有从这个政治经济学方面揭示刘邓路线及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没有从这个方向对新生的权力机构进行革命化改造,取消等级薪金制及特殊待遇制。这样就没有使中高级干部们明了自己的阶级性已发生蜕变而猛醒,从而诚悦接受文革中的批评,他们反而觉得备受委屈,对文革产生抵触情绪,并且隐伏下严重的右倾翻案思想。而且使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新生力量在很短时间由也发生腐化变质,王洪文就是典型代表。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左派们为什么产生这样严重的理论和政策上的疏忽,没有能从思想上缴摔走资派们的资本和右倾翻案的资本。这是文革大批判中最严重的一个缺陷,再加上没有挖到刘邓路线思想体系是蒲鲁东主义,这两点缺陷是文革失败、右倾翻案成功的两个理论上的原因。

我们前面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同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次自觉的斗争。它是对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清醒认识的表现,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产生了毛泽东主义。但是,文革十年中始终没有从政治经济上揭示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的根本原因——分配政策上的根本错误。因此文革只是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政策产生的社会后果作战,而没有对产生这种社会后果的根本原因(即错误政策)作战,没有揭示出有效防止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为什么产生这种疏漏,实在是难以理解,非常遗憾。)这场文化大革命,很象是刑法与犯罪的关系。刑法只惩罚犯罪行为,却不顾及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虽然刑法制定者非常清楚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于是,文革就成为是割韭式的革命,它只割地面上的韭菜,并未挖掉地面下的深根,割一茬又长出一茬。所以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每过七、八年进行一次。确实,如果不彻底废止背离巴黎公公社原则的等级特权待遇制,不取消执政党制度,党内资产阶级的滋生就是不可避免的,文革也就是必然要每过七、八年来一次。但是,为什么不提出彻底杜绝滋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本原因从而使文革根本不需要呢?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将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待遇制和封建等级特权待遇制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又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限制。这里有双重误解,体现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的“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取消,也不存在限制的问题,恰恰需要认真地贯彻和坚持;需要坚决取消的恰恰是不属于资产阶级平等法权的等级特权待遇制。(比如八级工资制是等级特权制,并不是按劳分配制。)是否是因为这种双重的误解而疏忽了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的根本原因呢?正因为这一点,也就没有深挖出刘邓路线及林彪路线思想体系根源是薄鲁东主义。所以,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来说,文革是自觉的革命,但从理论深刻性来说,文革则是不充分自觉的革命,在理论上有重大疏忽的革命。如果文革中明确提示出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的根本原因,文革有可能保持胜利而不失败,即使出现右倾翻案复辟,他们也难理直气壮,无产阶级也仍会在理论上很清醒,很快组织反击,而不会出现无旗帜、无方向、无纲领、无目标的被动状态。理论上的不彻底明确,就必然导致革命运动上的重缺陷,就难免导致革命的失败。文化大革命只抓阶级斗争,只批党内阶级,却没有深挖产生阶级斗争和党内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原因——待遇制中的合法剥削。一九七五年,姚文元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中对资本主义法权的认识是错误的,张春桥《论必须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也没有论及。

(10)共产党“赶考”没有及格和文革不可避免
让我们再一次回忆那个关于“周期牵”的故事。当年在延安,黄炎培老先生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活了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个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致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松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主席笑了笑,他首先向黄炎培表示感谢,然后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一条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那就是‘民主’,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转引自苏娅,贾鲁生生著《永不落的太阳》)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时,临出发前,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我们要去北京进京赶考,我们要及格,不要退回来。”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考及格,不能学李自成。”(大意)(转引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但是历史的结局是中国共产党进京后,最终考试没有及格。首先从最高级中央干部开始耐不住清贫,搞起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大檐帽、大肩章,带头学习李自成“先天之富而富,后天之享而享”了,于是终于没有跳出周期率。“政怠宦成”——产生特权阶层、党内贵族;“求荣取辱”——林彪、“四人帮”煊赫一时而“其亡也忽”;“人亡政息”——毛主席逝世后,整个路线被否定,黄炎培所提心的后果全部出现了。
那么,为什么赶考不及格最终没有跳出周期率呢?这就又要回到党员阶级成分组成问题上了。建国以后,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就是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就趁热打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还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在保持私有制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使多种所有制并存,互相竞争,共同发展。这后一条道路中的“共同发展”是一厢情愿的空头支票。根据后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实践证明,这条“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道路”它只能使小私有制和大私有制得到快速发展,最终发展成完全意义上的全面资本主义制度,即象后来的印度、印尼、缅甸、埃及、南斯拉夫等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那样。早在二十年代初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就严肃指出这种危险性,指出“小生产自发性是主要敌人。”(见《论粮食税》)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明确指出这处危险性,所以建国后多次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口号。刘邓等人的路线实质上就是尼赫鲁、苏加诺、奈温、纳赛尔、铁托的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但在五、六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资本主义最终结果尚不十分明显,所以中国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批判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许多人不信服,认为是小题大做,过分严重估计了形势。但是到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社会巨变事实,尤其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充分证实了列宁、毛泽东的预言的正确性。)
而蒲鲁东主义的 “确立新民主主义”的路线之所以在中共党内不断反复出现,就是因为党员中小资阶级出身的人比例过大,而他们又没有无产阶级化,所以一有机会就搬出蒲鲁东主义的方案——将全社会成员都变成小私有者,再从中滋生出大批大私有者。但是在毛主席在世时,刘邓路线始终处于受抑制状态,它唯一一次胜利是实行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和军衔制(军衔制在六五年曾被取消)。

我们来探讨一下“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问题。建国初实现全国土地改革后,刘邓等人就主张确立土地私有制,反对合作化。三年困难时期,刘邓等人又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当作克服困难的药方,而且在一些地方的试点效果不错。但这种试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斥为“单干风”,说“两年也不用,一年就会出现两级分化。”就连后来八十年代积极支持搞改革开放的胡耀邦在六一年时也对“三自一包”有疑虑,他当时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责任田是一种起过积极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系列的危险:(1)会发生不等价换工,从而产生剥削;(2)违反简单协作优于单个的原理,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3)大家既然对集体生产资料不关心,就不可能发展扩大再生产能力;(4)集体观念要淡漠下去,集体组织也会瘫痪。总起来说,这种做法发展下去,最后会引导到降低整个社会生产水平。”(转引自《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六一年时的胡耀邦看得是何等尖锐深刻,可是八十年代初他却抛弃了完全正确的初衷支持改革。热改革中初夏严重两极分化,滋生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农民种粮反而赔钱。邓小平等人对毛主席在六二年的批评耿耿于怀,改革的第一项措施,一号文件就是下令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分田单干政策,结果却出现毛主席、胡耀邦在六一年所预言的后果。有人说,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邓小平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不对!邓小平播下的就不是龙种,播下的就是跳蚤。在八零年的六十年前的列宁,三十年前的毛译东,二十年前的胡耀邦都明确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指出“三自一包”的危险性,邓小平偏偏不信,说“不靠本本”,“要靠实践”,没有实践以前我就是要“摸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践的结果证明真理不支持邓小平。但邓小平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一个字也不准动”,后继者说要“坚持邓小平路线不动摇”,分田到户至少“三十年不变”。到底是只相信实践,还是只相信自己,只相信“大师”呢?

在当代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到底是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不是。是国际主义吗?不是。是爱国主义吗?不是。不是国际主义统领下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而是以个人利己主义为核心以金钱为半径的小家庭主义,是孔孟之道——蒲鲁东主义的庸俗的“小康社会”思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君若不信,可用皮尺自己量一量自己关心的半径。有人说中国必须重返新民主主义阶段,实际上早已返回去了。
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数占绝大多比例的党(不管它起了什么名字),它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进京赶考”中是必定要不及格的,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个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就没有做好过社会主义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准备。连大理论家刘少奇都说“社会主义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要是发展资本主义。”不用资产阶级用糖弹打,自己就主动倒了。刘清山、张子善并没有人勾引,是自己变臭了。不及格是要受历史惩罚的。好在中国共产党自己进行了自我革命,仍可以自新,而苏联、东欧则由别人来惩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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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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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0:53 pm    发表主题: (四) 执政党制度的严重弊端导致滋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 引用并回复

(四) 执政党制度的严重弊端导致滋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在被抓进看守所以后,在写这部白皮书的时候才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的。在这之前,我只是认识到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滋生的主要原因是干部的特权等级待遇制度。但这种特权等级待遇制度为什么能在党内得以实施,过去认为是老干部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印影响。在写这部白皮书时,才分析到执政党制度存在着严重弊断,而执政党制度正是官僚产生的根源。
我通过研究马恩著作,发现他们从为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要直接执掌政权,直接管理国家事物。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在《布尔什维克能够掌握政权吗?》一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执掌国家政权。
根据政党和国家的性质及职能的不同,政党不具有执掌国家政权的职能。所以我人为一切国家都不需要执政党。历史实际表明一切执政党都没有能避开官僚腐败的峡谷。
无产阶级指执政党制度的核心就是党组织对国家官吏的制定制度,而不是经过人民的直接选举,选举不过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这样,国家官吏就只对指定他当官的上级领导效忠和负责,不接受人民的监督,就必然滋生出官僚。他们必然规律追求特权待遇,从而滋生出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必然推行有利于刺激资本主义倾向的路线和政策,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政策。毫无疑问,他们必然要结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恰恰正是文革产生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认为,必须取消执政党制度,认真全面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国家干部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随时可以撤换罢免,并且只能领取普通工人工资,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利益。这样才能像马恩说的那样杜绝干部的升官发财的思想,防止变质。)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Cool

(五)坚决拥护北京大学七人大字报
六六年六月一日晚八时半,学院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北京大学聂远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陆平、彭佩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大字报拥护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揭露、批评北京大学领导人阻挠、扭转文化大革命方向的错误。这张大字报实际是指向北京市委的,指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称赞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大字报一广播,人国大专院校立即沸腾了。
当年,在那天晚上从我院广播喇叭中听到全国新闻联播广播大学报的时候,我和全院的师生一样是完全拥护的。——当然,是带有很强的意念性的拥护。因为是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有按语支持大字报,大家都认为这就是毛主席、党中在的决策和声音。自那时至今三十五年来,我对这张大字报的意义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是始终支持的,而不管大字报的作者们后来在社会潮流中的沉浮如何,也不管文革本身的命运如何。

文革被否定后,有人说这张大字报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去北大操纵炮制出来的,是“奉命造反”,不值得赞扬,我认为这种说法恰恰是昏聩庸陋,不足为训。
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发动自己的队伍去攻击资产阶级司令部,难道还要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请示并得到其批准吗?请问,彭真盗用中央名义向下发《二月提纲》,某人在毛主席轿车上安窃听器是否请示了毛主席了呢?无产阶级战士不听从自己司令部的命令(即“奉命”),那么去听谁的“命令”呢?请问,电影《创业》作者编剧给中央的信,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给中央的信,又是怎样摆到毛主席桌案上的呢?那份要求“分田单干”的“手印自愿书”,难道是纯粹自发的而与某种气候无关吗?革命从来就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同样,复辟也从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全的,各自调动自己的队伍,这不是完全公平对等的机会吗?鲁迅就曾明确表示他坚决听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命令。(至于对康生、曹轶欧的评价另当别论。)社会主义不是工人运动自发产生的,它是从工人阶级外部灌输进来的。马列主义在其诞生初期也是从工人阶级外部灌输进来的,那么作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样不是群众运动自发产生的。如果说在二十年代初毛主席多次深入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已经名垂青史,那么在六十年派人去发动学校师生秉承毛泽东主义掀起文化大革命,不是天经地议吗?说“奉命造反”本来理应如此,说“愚弄群众”是故作高雅,不懂得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指向哪里, 们就打向哪里”,“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是文革前雷锋、王杰和广大群众誓言式的心声。等到文革一来,阶级斗争刚拉开阵线,毛主席刚一挥手,号召师生拥护《五一六通知》,群众贴出一张大字报响应号召,有人却清高地说:“这是愚弄群众!”这只能让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持这种高论的人到底是什么立场和什么历史观?有人给党中央、毛主席郑重其事地写信作自我批评,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一转脸却用“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而嘴上却闷着对文革不置臧否,使群众闷在闷葫芦罐里,不知他的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致使许多干部群众在批邓反右运动中为他鸣冤叫屈(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而十几年之后,却突然向外国总理揭开闷葫芦罐——“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老天爷呀,这叫不叫“愚弄群众”呢?

有人还嘟囔说:“文化大革命不搞文化,却搞夺权斗争,是文不对题。”这种人既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更不懂得什么叫革命。什么叫文化?文化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是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反映。文化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政治斗争。那么政治斗争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政权之争。“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列宁)法国大革命是从争论税收问题引起发的,俄国一九零五年革命是由于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引发的,美国南比战争是由解放黑奴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总根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中国春秋战国时的五霸七雄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一切革命都是具体的,谁见过抽象的革命是什么样子?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化斗争不过是引题——无产阶级拿它当引题,资产阶级也拿它当引题,双方都围绕着权力进行“斗法”。所以,文化革命发展到政治大革命,是题中之义势所必然,这也说明斗争的激烈性。
毛主席称北大七人大家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其意极为深刻。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行和发展。那么巴黎公社原则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再版的《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中所阐明的原则: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必须彻底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用大民主的方式打碎、摧毁社会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隐形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独立王国——社会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即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语)。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北京人民公社运动——我称之为第二巴黎公社运动。所以,我对八九年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称之为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或北京人民公社大起义),即反对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民主革命。(请参阅我的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反邓反修反复辟系列传单之——反革命暴乱,还是北京公社人民大起义?》)

毛主席为什么直接发动北大?
截至文革前夕,毛主席路线在党内虽然名义上形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实际上只占有相对优势。党内社会资产阶级走资派的势力已非常强大,在阶级斗争力量对比中无产阶级仅占有相对优势(形式上占绝对优势)。党政军许多大权旁落,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盘根错节。尤其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主席受到严重封锁,甚至在中央会议上出现不许毛主席发言的严重事件,即讨论王光美《桃园经验》之会,后来被称为毛主席被专政,还出现在毛主席专车安窃听器的怪事。(有人对此巧动舌簧进行狡辩,但事实胜于狡辩,历史是篡改不了的。)致于六一年十一月京西畅观楼事件,更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阴谋活动。在八大上已有相当一批被刘邓包庇的叛徒、变节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如果按党章规定六一年召开九大,刘邓司令部的人马会有更多人进入中央(那时正值困难时期,毛主席正处于被动地位),如果不搞文革,如果假设林彪因身体不佳去世或者不能视事,再假设没有进行反修大论战,没有学毛著运动,而在六六年召开十大,那么在十大上,毛主席完全可能被骂空或干脆“劝其退休”,最多只剩下“名誉主席”的空名义,而修正主义就会入主中央,出现赫鲁晓夫合法篡权的局面。——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或耸人听闻的妄估。

在文革前,在各省、市、区地方上及各部门,修正主义路线基本上已畅通无阻,尤其是借大跃进缺点和三年困难时期,刘邓路线乘机打着红旗反红旗贯彻他们自己的东西,受到抵制主要来自于毛主席的直接斗争。许多政策,最初都是刘邓路线占上风,经毛主席力排众议才扭转过来。当时盛传“刘少奇是毛主席接班人”,“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两个司令部对着干,已到针锋相对的半公开状态,比如,在困难时期,中央搞调整,人家就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白猫黑猫”;毛主席号召发扬民主,人家就支持彭德怀翻案,大演《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大写《三家村轧记》、《燕山夜话》,在京西畅观楼秘密审查中央文件和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讲“一分为二”,人家就搞“合二而一”;毛主席支持“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人家就搞“大比武”、“轮流突出”,要林彪“让道”;林彪倡导学毛著,人家就宣扬学《修养》,说学毛著作“不符合国情”。在文革前,《修养》的发行量超过毛主席著作,用“简单化”、“形式化”、“贴标签”、“走捷径”、“实用主义”诬蔑群众性学毛著运动;毛主席支持京剧改革,支持样板戏,人家就说是“白开水”、“四不像”;毛主席主张反苏修,人家就主张与苏修联合反美帝(见1965年毛主席接见柯西金讲话);毛主席搞社教运动《前十条》,人家就搞后《十条》,搞王光美“桃园经验”形左实右;毛主席搞《二十三条》,人家就搞《贯彻二十三条意见》,不许毛主席批评王光美,说“调查研究过时了”;毛主席搞批《海瑞罢官》文章,人家就搞封锁,全国只有解放军报独自一家进行转载,就搞《二月提纲》转移斗争大方向;等等。总之是两台戏对着唱,各敲各的鼓,各吹各的号,你有上策,我有下策,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据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委表决《十六条》时,毛主席这一方只多一票,还是朱老总支持了毛主席一票,“朱毛不分家嘛”。可见当时中央左右之间力量对比是多么微妙,毛主席并不占绝对优势。实际上,毛主席当时并没有多少左派力量,批《海瑞罢官》,在北京不能搞,只好到上海秘密搞,力量对比占优势的是在军队中有林彪的支持。所以,毛主席在六五年底接见斯埃时,对形势估计很不乐观,甚至说“要见马克思了”、“现在需要点崇拜”。七零年再次接见斯诺时说:六五年形势大好是假的。

在这种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微妙形势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可能采取以往的那种常规组织方法。因为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过早地公开决战或如果直接在中央内决战,失败的只能是毛泽东。毛主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在上层,而是群众基层,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连续几年的反修大论战,学毛著运动,社教运动,已创造了与论基础。“防止苏联复辟悲剧在中国重演”、“如果发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劳动人民要受二茬罪,吃二遍苦”,这种危险情形已调动了广大群众的反修斗争积极性。毛主席深知广大群众对特权阶层、官僚主义的嫉恨情绪。毛主席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他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深谙斗争的阶段和方式,也非常了解对立面的惯常手段和优势,他决定采取非常规的、超脱以往惯例的运动方式,即使用反潮流斗争方式。德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卜克内西在一战时期绕开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中央和中央机关报,进行秘密斗争,受到列宁的高度赞扬,这就是一种反潮流大无畏精神。(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二国际的破产》)文革初期,无产阶级的司令毛主席在自己的党内被逼得不得不采取秘密斗争的方法组织反击力量,可见资产阶级司令部力量多么强大。毛主席绕开自己身边的“独立王国”,到上海准备轰击炮弹,并决定直接诉诸群众,尤其是直接发动大学生。毛主席是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他深悉青年学生的优点是政治上激越,框框少,没有思想包袱,抓住真理就敢进攻权威大人物,而且教育部门是修正主义最猖獗的部门,是重灾区。所以他决定以大学校园为突破口,而且选中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和多次学生运动的发祥地,也是北京高校“四清”运动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毛主席通过康生、曹轶欧发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贴出炮击北京市委的黑堡垒——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烈火。有人将这种斗争艺术说成是“操纵群众”、“愚弄群众”、“愚民政策”的权术。这种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是戏台上演戏的一切程序化。无产阶级难道能够让什么“温良恭俭让”、“仁义道德”束缚自己手脚吗?尤其是在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坐以待毙吗?革命利益是最高原则,是最高法律。一切斗争方式都要为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服务,都要随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这决不是“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因在《二十三条》中已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五一六通知》中已告诫赫鲁晓夫现睡在我们身边。列宁直接命令阿夫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还要请示一下克伦斯基吗?无产阶级与隐藏在自己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斗争,是不能不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因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时已控制了北京市委和组织部门、宣传部门,采用常规斗争方法等于自投罗网。果然,北大大学报一广播,就打乱了刘邓司令部的手脚,他们就到处“灭火”,按照常规的运动方式派出“工作队”,一下子就与群众站到了对立面,陷于被动,暴露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毛主席逮了个正着。

毋庸讳言,在六六年当时,我根本没有上述这些认识,当时就是认为广播大字报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于是我就坚决拥护(当时确实是“两个凡是”思想),而在几十年后,我变成了自觉地(顽固地)拥护了,而且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坚定辩护士。

(六)浑沌的思想状态
揪出“四家店”,对我的震动比揪出“三家村”时要更大得多。这四个人当时都是中央大人物,彭真当时被称为“列席常委”、“不是常委的常委”、“中央老八”(即中共七名常委后的第一人),还传言彭真是刘少奇的接班人,是毛主席接班人的接班人。因此,我又产生了运动这回真的到底了的想法。当时想:“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彭真更危险的大人物呢?”当时仍然按以往常规运动去理解,不过已有了路线斗争意识,虽然认识还很浮浅。
入伍后,通过学毛著和党史,我已有了路线斗争的初步认识。在学党史时,我有个疑难问题:为什么路线斗争一次接一次不断呢?总是一波刚平,甚至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来了。但只是历史上斗争的概念布局,也就是说纯粹是历史知识的观念。而对于现实生活中是否有路线斗争,在那个年代,在我这种地位,这种水平是不去思考的,也不敢想。因为过去都认为路线是最终成为敌我矛盾,是党的上层领导的事,与普通党员无关,如果认为现实生活中有路线斗争,就必然要怀疑到某些中央领导人,那还了得?当时存在一种极矛盾的现象,在党史课本上,路线斗争不断,叫作矛盾普通存在;而对现实生活中是否有路线斗争,又回避,讳莫如深,总是说中央是团结一致的没有斗争。当时普遍存在奴隶主义思想,“领导就是党”、“党支书就是党”,“反对支书就是反党”,甚至在农村“反对大队长就是反党”。尤其是在五七年左右时,有些人就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而成了反革命,成了右派,人人都谨小慎微。如果怀疑中央领导人,那还不是大反革命?所以在文革前,只有中央揪出“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后,下面才大吃一惊跟着批。因此,当揪出“四家店”以后,我认为运动到此为止,可以松口气了,而且庆幸自己在运动中紧跟了组织,没有站错队。

但想不到就在此时,广播了北大七人大字报,而且更想不到,就在我热烈拥护七人大字报的时候,暴风雨降落到我的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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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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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0:54 pm    发表主题: 第二节 狂飙突降大口呛水 引用并回复

第二节 狂飙突降大口呛水

(一)我成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轰击对象
六六年五四青年节,是我们脱掉军装转为地方后的第一个青年节。由学院团委组织了全院文艺汇演,主要内容是批判“三家村”,当时称他们是反党集团。院里组织了大型文艺演出队,我参加了一个主要节目的编剧和表演。这个节目的前半部分是活报剧,是由象征“三家村”的三个人物在台上表演说《燕山夜话》中的黑话,尽出洋相,然后由工、农、兵三个人物上台批判“三家村”。工农兵的三口词是由我编写的,我还伴演工人,农民由一个高年级的女学生李景岗伴演,解放军战士由六三级的尚德岭伴演。我们的批判慷慨激昂,当时的演出效果是比较好的。三口词中有几句批判“三家村”的迭句:“你们如此猖狂,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但是,你们忘记了,中国人民曾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你们忘记了,中国人民曾经消灭蒋介石军队八百万;你们忘记了,中国人民曾经打败美帝野心狼;你们忘记了……”就是这几个连续的“你们忘记了”,在一个月后,成为炮兵工程学院(当时改名为南京华东工程学院)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炮轰的靶子,成为我招灾惹祸的引火烧身物。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清晨正在早餐的时候,有个同班学员对我说:“我刚才看到院政治部楼前的门柱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有你的事呢。”我一震,放下碗筷就去看大字报。走在路上,我心里很奇怪,怎么大字报会有我的事呢?到了政治部大楼前,已有大片的人在看大字报。大字报是用黄纸写的,有十几张纸,题目是《质问院党委要将运动引向何方?》内容是斥责五四青年节文艺汇演有严重政治问题,是让“三家村”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舞台上猖狂攻击党中央、毛主席,三口词中说敌人“忘记了”历史教训,好象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仅仅是“忘记了”教训而不是由他们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这是为阶级敌人开脱罪责,转移阶级斗争大方向。大字报质问院党委、院团委、院领导人这样反动的大毒草般上舞台是什么立场、目的、居心,要将我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引向哪里去?要求追究院团委的责任。大字报是四系(光学仪器系)的一批学员们写的。我一面看大字报,一面只觉得头在不断地胀大——我成了运动的轰击目标了!

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猛然间,四系的一队学员们高呼着口号向院政治部大楼走去(院党委、院办公室、院团委在这座大楼上办公)。
“强烈要求院党委追究‘五四汇演’的幕后指挥者!”
“强烈要求院党委罢掉院团委书记霍×的官!”
“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
紧接着其他系也有学员结队向政治部大楼走来口号激昂,我却像突然间丢了魂一样往教室急走。一路上头也不敢抬,我觉得人们都在用异样的目光在扫看我,仿佛人们都在说:“他被大字报炮轰了!”以前那种春光得意昂首挺胸的神气劲霎时间荡然无存,飞失净尽。走路都不敢走马路中间,贴着马路边给人家让道。心里真像打碎了五味瓶,各种滋味一齐涌了上来,又惊、又羞、又害怕、又委屈。首先是惊,惊悸、惊讶,真真正正是肉跳心惊,惊心动魄,万万想不到,针对本学院的第一张大字报竟然就轰到我的头上,我一下子成了“运动对象”,怎能不叫人吃惊?(在此之前,全院的大字报是一致对外,矛盾对准“三家村”。)紧接着是羞臊,全院的标兵人物上了大字报,多丢脸呀!虽然大字报没有点我的名字,但谁都知道三口词的事指的是我。“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当什么主角?连配角都没当成,反而成了反面角色了。但主要还是怕,从心底里往外怕。自运动以来,我是当然的左派积极分子,但是按这张大字报上的定性,我就站到黑线上去了,不是右派了吗?多么可怕呀!在当时的运动气氛下,学生、群众贴的大字报都被认为是当然的革命大字报。然而马上又上来一股酸溜溜的委屈感,我从小热爱党,积极要求进步,我这是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我怎么可能会站错队呢?尤其是大字报中说“你们忘记了”是为阶级敌人开脱罪责,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这不是冤枉我吗?我王士吉怎么可能会与敌人同流合污呢?我当时真恨不得剖开胸膛让人们看看自己的心肯定是红的,真想找人表白表白自己。

时至今日,时过境迁,但三十五年前被大字报炮轰时那种丢魂落魄无地自容的狼狈像,依然依稀在目,那股酸溜溜的痛楚依然隐隐地搅扰在心头,挥不掉抹不尽,理更乱品愈酸,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这种灵魂的煎熬时刻呀!
教室里空空荡荡,学员们都去看大字报了。我一个人在椅子上起来坐下,坐立不安心绪难宁,两保手都不知该往哪儿放好了,确切地说我真是没了魂了。这时,传来了老本——班长骥江的急促脚步声。
最亲密的战友骥江急匆匆地回来了——他断定我必然在教室里。他神情严峻凝重,神色中明显地充溢着无限的关切。我投向他的当然是求助的目光,他的目光告诉我他已洞悉我的内心世界。他语气沉稳地说:“不要慌,先稳住情绪。看来——”他略停了一下,提高声调,“对我们的严峻考验来到了。”他握着我的手,传给我的是坚定的鼓励和信任。“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能经得起考验。”很快,小卜、银校、小蔡(维清)也都急切地回来了,他们给予我的,既有抚慰,又有鼓励,我的心绪稍稍安定下来。

在这前两天——六月二日,南京大学已停课闹革命,他们造了校长匡亚明的反,给匡亚明泼了满脸墨水,挂了大牌子,这是南京第一起丑化被批判对象的事件。《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苏、南京的报纸电台都报导了南京大学揪出三反分子匡亚明的事。我们学院四系的部分学员就是学习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革命精神,贴出了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全院秩序大乱,学员们自动不上课了。院党委请示了上级后宣布:停课闹革命。当时,我院大部分教职员工都认为我院是军事院校,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老院长是毛主席的亲家,院党委肯定是红线上的革命的。想不到突然间杀出一张大字报,直轰院党委,真令大多数人目瞪口呆,理解不了。在我们炮兵工程学院(华东工程学院),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了,从这张大字报上开始了。
就在第二天,大字报就直接烧到我的身上。我们系高一年级有的学员的大字报中公开点名批评我是“奴隶主义小绵羊”、“修政主义标兵”。昨天被炮轰的劲还没有缓过来,今天一下子更轰得我晕头转向,陷入极大的苦恼。我怎么会从学雷锋“一帮一、一对红”标兵,一下子成了“修正主义标兵”呢?我被打懵了,但我不服;不服又说不出道理。又没有人能帮助我解脱。在这样的问题上,老本、小卜等好友都不能帮助我。因为大家是同一样的精神状态,谁也救助不了谁。我的精神境界完全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无所是从,这比初中、高中时代的迷沌还要被动得多。当时,有人嘲笑我成了“落伍者”,平常伶牙俐齿,神气活现,出尽风头,可运动一来,却像《沙家兵》中的胡传葵“晕头转向”了。这种嘲讽着实使我很难受,但也确实就是我当时的尴尬像。
我突然在两天之中从潮头上猛跌下来,成了落伍者,在狂涛初涌时就呛了水。不仅如此而已,我在此后的风浪中还经历了打碎了灵魂重铸,拔光了羽毛重塑灵魂的炼狱。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0)

(二)灵魂对视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思想落后于运动,对这种状态,现在有的直接参加运动的人解释得很简单干脆,这场运动本身就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主观制造出来的,所以不是群众落后于运动,而是运动本身脱离了群众,文革被否定后,有些人对自己在文革初思想处于保守落后状态毫无认真反省,反而以抵制极左的英雄沾沾自诩,“我在文革初期就不踊跃,而是消极抵制”。——他们如是说,而且堂而皇之。而对后来又狂热地投入运动,又以“受愚民政策蒙蔽上当受骗”而一推了之。总之,自己在历史上有什么责任、权利、义务,统统等于零,自己将自己当做木偶摆设。更可怕的是,对自己在这场历史运动中思想演化过程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以为只要将自己的脑袋往历史草丛里一埋,就可以哄弄自己,也可以哄弄别人了。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拍拍良心问一问,当时哪一个人在文革初期在主观思想上不是积极紧跟唯恐落后呢?致于当时跟不上形势,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有自己的个人原因,也有些责任不属于自己,应该进行历史的全面分析。但是有的人两手将眼一蒙,甚至捶胸顿足控诉自己曾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历史运动,更甚而致于跟在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屁股后面责骂痛斥毛泽东,说毛泽东玩了圈套,既套住了刘少奇,也套住了几亿人。这是做人的起码良心吗?为什么不问问自己,毛主席什么时候提倡过奴隶主义盲目服从呢?毛主席历来主张“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反对本本主义”。——在三十年代初左倾教条主义横行霸道时期,敢于喊出这个口号,需要何等气魄?延安整风时说:“共产党员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通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就强调,这次运动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严肃指出“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服从,而应当坚决抵制”。九大、十大上又提倡“五不怕”反潮流精神,“反潮流是马列主义一个原则。”为什么不接受毛主席这些教导呢?而历史上又是谁人极力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呢?
一味地盲从之后,又一味地盲推,而一味地盲推之后,又一味地盲从。盲从——盲推——再盲从——再盲推……这恐怕是中国国民的又一个劣根吧?确切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所以在大呼小叫痛哭泣流涕的说上了文革大当之后,连个盹也没打,就真的上了一个大当——被蒲鲁东主义牵着鼻子上了船。中国人呀,我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到能用自己肩膀上的头颅思考问题呢?

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人们对那时的一切应该看得很清楚,应该给予公正客观的评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就怕被蝇头私利油糊了心智,被唯心邪说蒙蔽了眼睛,更怕昧了良心。我在本白皮书中对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所迂到的各种人物都将作出自己的评价,我决不敢说我的所有评介都是正确的,但我敢说我的评介都是经过严肃思考的。我对一切都力求有自己探索性的独立见解,决不俯就时髦的官论和庸俗的风论。我在《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严正声明——我们与修正主义为敌》及给中央领导人的申诉信中申明,我主张共产党人不以个人得失论历史,也不以个人好恶评人物,唯一应该依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我在本白皮书中将尽力秉承这个宗旨,竭力排除个人得失好恶恩怨在评价历史及人物时的可能干扰,努力使自己的《足迹》在评论上具有客观性严肃性的气质,提供一些能引起人们再思索(哪怕是反对方面的意见也好)的启发。如果文中有偏离这个宗旨的地方,敬请读者诸君不客气地给予批评。

文革初期阶段,群众思想普通落后于形势的原是复杂的。
第一 首先,是这场运动的阶级革命性与主力军的阶级局限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这场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 领域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革命和劳动组织上的变革都还要深刻广泛得多,它触及到几千年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是彻底扫荡封资修思想的大革命,就它的阶级性说无疑是彻底无产阶级的。但在中国,工人阶级在当时仍占人口中的少数,实际上的文革主力军是青年学生和农民,而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虽然农民在合作化,公社化道路上已有十多年(至六六年)经历,但思想深处仍未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境界局限性,这就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要求相差很大距离,在文革初期就不可能不落后一大截子,因为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小资产阶级思想局限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因循守旧的奴隶主义。这种奴隶主义思想的习惯势力在中国很严重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中国社会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这个尜尜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国的最基本国情。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主要现象,主要优缺点,都与这种社会结构有关。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们的利益、思想、情绪所导致的社会行为不可能不对社会变革产生重大影响,不打上自己的印迹。
这样的群众基础,决定了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时的领导方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于是就形成了“一切听上面的”、“领导就是党”、“领导高明”的观念,甚至神化自己的领导者。农民这个阶级是不能没有“皇帝”的,如果没有“皇帝”,他们也要创造出一个“皇帝”来做为偶像崇拜,这样他们才能心里安定,才能有指望。无产阶级掌权后,这种奴隶主义精神状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并且会包围无产阶级——因为许多工人及家庭就是由农民及农民家庭演化来的。这种奴隶主义精神的放大化,就是希望“官吏”是“父母官”、“清官”、而且“畏官如畏父”,不敢抗上,“唯官是尊”。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派——官僚主义者,而且是大官僚者,这就要求不怕官,不畏上,但这是当时的普通群众思想根本达不到的,因此普通落后于运动就是很自然的了。

与毛主席历来反对提倡奴隶主义相反,刘少奇有句名言:“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他说:“做党的驯服工具,还是调皮工具?当然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当驯服工具,就可以当将军,部长”。他的《修养》(《实事求是地说,刘少奇这种思想,当时在党内绝大多数党员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因为当时组织观念是不可逾越的雷池,那时有个说法,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但不能犯组织错误。所谓组织错误,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领导——反党。所以,对领导是不能怀疑的,对顶头上司是不能顶撞的。所以文革初期,广大党员,群众思想保守落后就不奇怪了。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1)

第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性质,当时尚未被人们理解。
虽然,当时的报刊、文件已经明确指出这场运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反修反复辟的斗争,但绝大多数人仍然仅仅以为这场运动是四清运动的继续,类似于五七年反右斗争。很少有人认识到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次试尝,很少有人想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更很少有人与巴黎公社运动相联系——打碎、摧毁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独立王国”,即隐型于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新资阶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直到当今,在这个社会资产阶级已经以修正主义中央的机构公开合法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搞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仍然还否认当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的人硬是说毛泽东神经有毛病,凭空造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往说苏共和中共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比较少,总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实际上,党内已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已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已,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新形态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了。他们以执政党的合法身份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所以毛主席称他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所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已经变质,必须重新夺回来,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上,因为司令部是制定路线、政策的总机关,是政权的总舵手。但资产阶级司令部又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不是公开打着白旗反红旗搞复辟,而且组织上已结成庞大致密的网络。怎样对这个隐蔽的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国际共运上还没有经验,中国的绝大多数党员、群众也缺乏认识。苏共斯大林时期是直接使用专政工具实行处置,这种方式弊病很多。(从实质上说,这种擅自使用专政工具处置党内斗争,是违法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而且导致人人可以效法,遗患无穷,后来赫鲁晓夫、朱克夫就是效法搞了篡权。)在我党,虽然自五七年已经强调阶级斗争,六十年代进行反修大论战,《前十条》中提出井惕资本主义复辟,《二十三条》提出整党内走资派,但对于党内走资派是个什么样子,仍是不甚了了,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其实,当时我国我党绝大多数群众,党员认为中共是国际最革命的反修党,中共党内不存在修正主义分子。如果有也是“极个别”、“一小撮”,至于党内资产阶级概念,资产阶级司令部概念,根本不认识。而且两个司令部的人物还都以中央领导人面目活动,广大党员、群众只听见枪声,而看不见敌人,端着枪却不知往哪里放,又不能乱怀疑。所以,处于被动状态。国际共运的教训之一是过分看重个人的地位及作用,没有将一切领导人都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舞台上来看待评论,把进了中央的人都当成“神仙”敬而恭之。这仍然是奴隶主义产生的局限性。

第三 “走资派”这个斗争对象没有定量标准
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对斗争对象在确定性质上都有确切的定量标准,但是一个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走资派”呢,并没有确切地衡量标准,
也就是说“走资派”主要还是路线上的派别范围。这就容易形成两种倾向,在运动初期不敢斗争(怕批评干部成了反党分子),而一旦冲开局面后又容易出现打倒一切(凡是带长字的一律靠边站)。这个定性上的缺陷是时代的特殊局限性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干部待遇中的合法剥削受到限制,社会上的非法剥削不允许存在,所以许多干部在阶级性上虽然已经一脚踏进社会资产阶级行列,但主要还是犯走资派错误,属于可教育的对象。也就是说,社会资产阶级确实已经存在,而且其核心主干已很坚实,但它的阶级队伍还未充分壮实,它的主要阶级特性还未充分显露,它还未脱壳而出。因此难于确定它的衡量的具体标准,使犯走资派错误的人与敌武矛盾的人混在一起不容易区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斗争中的一个难点。
但是在已发生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党内社会资产阶级就极速充实膨胀起来,很快地充分显露出它的主要阶级特性——贪暴性,即贪婪性、暴发性、暴虐性、寄生性、腐化性及虚伪性。同时社会上也形成庞大的社会资产阶级队伍。合法的剥削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敛财欲望了,非法剥削已成为他们财富聚敛的主要手段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识别社会资产阶级(尽管他们还装模作样地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已经不困难了。

第四,适合于这场运动的斗争方式尚未成熟。
以往运动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派工作队的领导方式,形成一种常规斗争的模式。而在文革爆发前,党组织系统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司令部手中,毛主席实际上已被架空了。以往的运动常规斗争方式已不适合这次运动,而新的斗争方式还没有创造出来,即“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方式还没有出现。毛主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方式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北京人民公社运动的方式。在文革前的斗争方式中,能充分发动群众的斗争方式,首先是大字报。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1958年4月15日《介绍一个合作社》)与此相适应的还有群众性的大吗,大放、大辩论。但这些方式在批判已暴露的敌人时比较放得开,而用它们怎样揭露正在行使领导权的走资派还正在探索之中。所以,毛主席直接发动北京大学进行试验,果然一炮便中的,震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但是文革被否定后,“四大”也被枪毙。有人说,“四大”从总体上说没有社会积极意义。可是毛主席说,走资派、牛鬼蛇神最害怕大字报。“四大”这种新生事物在它出现的初期必然会有些不足之处,如一些群众之间互相攻击,打派仗,或证据不足的批评等,但它的主攻方向——揭露错误路线、官僚主义作风、走资派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四大”是群众监督干部的有力方式。取消“四大”以后,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没有了紧箍咒,许多干部像脱缰野马无所顾忌地贪污腐化起来,而广大群众被缴了械无力斗争,不能及时揭露腐败挽救干部。这是干部队伍严重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群众只有用写秘密举报的方式进行揭露,但不足以从根本上扼止腐败。而破获贪污受贿犯罪,有很大部分是从秘密举报中获得线索的。秘密举报实际上是大字报的一种变相斗争方式,这也是逼出来的斗争方式。说“四大”没有积极作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九七六年中四五运动天安广场诗歌、讲演、大字报,最终导致“四人帮”垮台。“四人帮”粉碎后的“西单民主墙”初期,右倾翻案复辟势力借用大字报搞翻案,替邓小平翻案,为邓再次复出立下汗马功劳。某人曾说“西单民主墙大字报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某夫人赋诗赞誉“喜看西单民主墙”。不料,“西单墙”的自由化翻案风刮出了圈,开始炮轰某大人,于是又取缔“西单墙”,这说明“四大”是个斗争武器,各个阶级、各种人都可以使用,关键是看攻击目标是什么罢了,就好比战场的机枪,朝谁射击一样。但总的来说,这种武器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有些人在运动中被糊了几张大字报,丢过面子,于是对大字报耿耿于怀,对取消“四大”拍手称快,只能说明这种人是小肚鸡肠以个人得失荣辱为评价历史运动的依据。可以料断,在击垮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四大”还会大显身手,马克思主义路线恢复领导地位后,“四大”会重新被法律确认。实际上现在的互联网就是大字报。)
以上四种原因,受奴隶主义束缚,对文革运动性质认识不深,对走资派缺少定量标准,缺少斗争武器,这就自然形成文革初期群众思想普遍落后于形势的状况。但是当运动很快发展到批判官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群众便很快就发动起来了,以致于出现另一个极端——“打倒一切”的局面。

至于多数干部在文革初期落后于形势,甚至有抵触情绪,其原因与群众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本章开始时已经探讨,文革前的干部队伍(尤其是高中级干部)已发生阶级性蜕变,已处大社会资产阶级和小社会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他们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处于严重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中。虽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名义上仍占居领导地位,广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并不是自觉地追求这种等级特权待遇,不认识这种蜕变已经发生,但阶级性蜕变已成为客观社会事实。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是由他实际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不是由他口头上承认的口号,或自我感觉决定的。人们的自我阶级性判定有时与实际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比如现在许多腐败干部就自以为政绩有功是改革精英,被处分后反而委屈得不得了。正是这种客观的实际的真正的社会资产阶级地位所产生的世界观,他们中的多数人,无法理解这场大革命,文革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反官僚主义、反特权阶层的征兆,这与许多干部的既得利益明显相冲突,又由于他们在过去工作中或多或少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许多人明知自己就是运动的目标。所以绝大多数干部,特别是多数中高级干部对运动不理解,有抵触情绪是极自然的。
由以上原因来分析,将运动初期干部、群众的思想落后于运动形势说成是毛泽东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论调是多么荒谬。我建议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现在对当年自己的思想状态来一次严厉地剖析灵魂对视,将自己的灵魂和文革都放在历史唯物主义平台上来一次重评。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2)


(三)自我剖析——再次粉碎灵魂拔光羽毛
我将自己的历史灵魂再次置于历史平台上进行严肃地解剖评析。
六六年初批判“三家村”时,当时我已预感到将有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即将来临,但那时我正是春风得意,一路顺风的时候,各种表扬荣誉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而对历史上各次运动却了解得很少,对现实斗争也不深入,缺少亲身经历。所以,我当时就觉察到思想不够用,处于一种严峻的境界——不在荣誉面前飞跃,就在荣誉面前跌倒。当时,我刚满二十二周岁,头脑中唯一的知识沉淀是反修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又多是概念性的观念,而且偏于国际斗争。而苏联、东欧到底是怎样变修的,并没有亲眼所见,而且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公开复辟。对于中国当时的阶级斗争状况,了解的并不深刻,特别是对于党的斗争,几乎没有去想,因为有个组织纪律和反右斗争教训问题。过去,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由红头文件下达,由上级安排,党员、群众听候指挥,每次运动都有工作队直接领导,有步骤按部就班进行。奴隶主义确实是我当时的主要精神状态,只能按常规走路。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可以当模范、当标兵,但发生激烈革命变化时便会突然落伍了,掉队了。

就我本人来说,在批“三家村”时,是按组织安排而积极参加运动的。这个时期的运动形式与以往运动情况完全一样,我的思想状况也与之完全适应的。在文革前,我一心只想学雷锋干工作做好事,至于政治斗争,对我好象还是以后很远很远的事,即使有运动只要跟着走就行了。我那时把指导员就当作党,认为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自己又是预备党员、标兵,必然是紧跟组织的,不会掉队。虽然对国际及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些知识性了解,但对现实党的路线斗争并无认识,认为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都是围绕在毛主席的身边,都是高举红旗的,没有修正主义分子。当时我党是国际反修大旗的高擎者,在这样的党内怎么会有修正主义分子呢?(六四年印尼共代表团访华时,彭真说在亚洲没有修正主义地盘(大意)。所以当揪出“四家店”第一个头目就是彭真,着实令我大吃一惊。)我也多次阅读刘少奇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文革前我对这本书是很欣赏的。六六年初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报导时,文中有焦裕禄病逝后床下有两本书,一本是《毛选四卷》,另一本就是《修养》。在文革前《修养》是党员的必修课本。我老实承认此书中的孔孟之道、个人主义、奴隶主义对我都有影响,尤其是“绝对服从组织做驯服工具”影响更大。(“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出自《修养》,而是出自另一本书,但《修养》中贯彻了这一思想。)所以,在六六年六月四日我院第一张大字报炮轰院党委时,我感到震惊,不理解,甚至认为他们的言论比五七年右派还严重。(后来在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真的揭出院党委和工作队确实是准确在运动后期以这张大字报为界线划分左右派。如果真那样,将有大批学员、教员因为批评我编演的节目而被划分为右派,而我则是大左派。那样,我在历史舞台上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只要有我在,就要唱主角。”——我就唱了这样一个主角。)

历史地评价我院六六年“六四”大字报,虽然片面、生硬,批评不能服人,就其内容正确性上远不如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比如对我的三口词中“你们忘记了”的批评,很是生硬牵强,至今也不能令我折服。但是这张大字报的历史意义是打破以往运动的常规方式,将矛头直指当时按错误路线控制运动的院党委、院领导。当时院党委仍然按照《二月提纲》的学术讨论方式的调子控制运动方向,并准备运动后期抓右派。我院的大字报响应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大字报,贯彻《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打破了奴隶主义枷锁,使广大教职员工精神震撼,尤其是青年学员杀上了第一线。所以,历史评价,这张大字报的革命大方向完全正确,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革命大字报。尽管我本人在这张大字报中是被轰击对象,而且至今我对那个批评也不服,但是共产党人不能以个人荣辱得失来评价历史事件和自己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行为。

据我后来了解和观察,各个单位中在运动初期敢于呐喊、敢于造反的学生、教师、工人、农民,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在文革前被认为是后进人物,受到领导的较多批评和歧视,精神处于压抑状态,对修正主义路线有较多的切身体会,平时不得渲泄,即至运动一来,给予他们发泄的机会,而他们的奴隶主义相对少一些,他们便冲杀上了第一线,成为弄潮儿。(当然,最早造反的也有一些是自觉革命者。)大浪淘沙,淘尽泥沙显黄金。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了造反派头头,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其中很多人最后被定为“坏头头”、“三种人”被清理,再一次成为被历史否定的人物,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功臣又变成祸首,是很值得深思的。他们中确实有些人是坏头头,应该清理,但将造反派头头都定为“三种人”清理,我认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在文革初期和后来的行动即使有些过火的地方,大方向仍应予肯定,在这一点上,我甘愿为他们辩护。

我院那些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学员们,当时是冒头很大政治风险的,他们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北京大字报的鼓舞做精神支住,但五七年反右利剑就挂在他们的头顶上方。在后来批判工作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曾访问过一些参加第一张大字报的学员,他们说当时是豁出去了,反正自己心里没有鬼,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自己确信自己不是反革命。当时,我对他们很敬佩,至今不改初衷。三十年后我在一个人组建共革时的心情境界,恰与他们当年时很相似,再返过头去体会他们当时的精神境界,更感到难能可贵。这些学员当时都刚二十出头岁,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听说中央出了“赫鲁晓夫式人物(他们中有些人了解到《五一六通知》的内容)”,便不顾个人安危前途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冲杀出来,敢于第一个振臂纳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于做第一只啼鸣的金鸡,无论他们后来的作为和结局如何,那一声呐喊是金贵的,其历史意义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这张大字报的一幕,在我的头脑中多次过电影,我反复回味它的酸涩苦辣,审视这道历史精神伤疤,说实在的,每次回味时都是酸溜溜的。
在文革已被批得狗屁不如的二十多年后,仍有一个人不知好歹不识时务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辩护,为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们评功,(而且这张大字报还直接轰击了他),这个人只能被人们哂笑为精神病和精神病患者了,但是我却笑不出来,只有悲哀。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3)
(四) 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手

北京大学七人大字报广播发表后,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样派遗了工作组,清华大学的工作组中就有王光美。全国各地立即效仿北京,向当地大专院校派驻工作组。我院是军事院校,有保密任务,省委派进的工作组是省军区的干部。工作组进学院后第一件事,是向全院教职员工每人赠送一套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一—四卷》和《毛主席语录》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毛选四卷》,以前只读过选读本,得到《毛选》后我立即通读了一遍,受益非浅。

工作组刚进学院时,受至全字教职员工的欢迎。工作队进院后,运动由工作组领导,又恢复了按部就班的状态。大字报引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时我院的大字报主要批判目标是指向“祝、苏、沈”三人。祝是我院副院长(原军衔是大校),负责教学工作,他是我军炮工专家。在一次试制新炮中炸去右臂,他右臂带着假肢,用左手写字,我对这位副院长是很敬重的。苏是院基础课部部长(上校)。沈是一位上校教授,是学院的一位学术权威。据说五五年授衔时,他最初被授予中校,他不满意,嫌军衔低,躺在家中不上班,后来改授上校才上班。此事在教员、学员中影响不好,他平时又摆教授权威的架子,很威严,教师、学员都很畏惧他。他在学员毕业答辩时常常出怪题难题,有的学员当场晕倒。据说有一次答辩时,他问学员,猫从楼上跳下来为什么摔不死?把那个学员问得目瞪口呆。那时,学员们都将毕业答辩当作“过堂”,如临大敌生死搏斗。学员们在台上“受审”,班主任、指导员在门外拿着毛巾等着给学员擦汗,有时还拿着药片等候防备晕倒。所以当时批判沈的大字报漫画铺天盖地,说他是反动权威。我从大字报中了解到许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确实存在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但是不久,运动矛头逐渐下移,指向一般教员和学员中的“白专道路”及不良思想行为问题(如作风问题)。当时基础课部的大字报最多,集中指向一位年轻教员。这个教员自恃聪明特材傲人,被认为是“白专道路的”的典型。因为他姓叶,名字中又有个“聪”这,于是大字报中将他的名字丑化为“一颗葱”。这个教员也写了大量大字报进行反击,一片混战。四系有个学员被点名批评是“白专道路”,他经受不信精神压力而跳楼,幸好有电线挡了一下而只受重伤。在这个阶段我也写了一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但内容泛泛,没有多大火力,一般化而已。在这个阶段的大字报中,我系有的学员又有些大字报批评论我是“修正主义标兵”、“奴隶主义小绵羊”。但我们教学班没有一个学员贴我的大字报,教学班十八个学员向也没有互相贴大字报。在这个阶段我又成了被批判对象,精神苦闷。老本、小卜、小蔡等好友都劝诫我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有则改之,无则加免。我听从他们的劝诫 ,没有写反击的大字报,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不久,批判我的大字报就没有了。

工作组进院后不久,斗争矛头逐渐偏离,转向整群众,整一般学员、教员,偏离文革大方向,而且工作组与院党委开始调查整理最早贴大字报炮轰党委的学员教员的材料。工作组人员找我讲话,要我写一份关于五四青年节汇演时三口词的情况材料,并要我对第一张大字报中对我的批评表示看法。当时我正处于委屈想不通的思想状态,工作组的谈话正中下怀,欣然受命。为此我在院图书馆览室翻阅了上千张人民日报及名地报纸,摘录了几十处工农兵批判“三字村”的文章中“你们记忘记了历史教训而猖狂进攻”的话,写了一份三千多字的材料批驳我院的第一第大字报,交给了工作组。工作级和院领导都认为材料写得很好,有理有据。院政委还亲自找我谈了一次话,鼓励我站稳立场。受到鼓励和表扬,我心里有一种在外面受到委屈而回家后得到母亲抚慰的释重感,并为自己紧跟了党组织而欢欣快慰,运动以来的压抑情绪一扫而光,真有一种“我又归队了”的畅快感。院政委谈话后,我从院办公室往教室走的脚步都是轻快的,用我家乡的话说真的“又还阳了”。不料,一个月后工作级被撤销,并受到批判,我又大吃一惊。

历史地判定,在文革初期阶段,我不仅不是一个革命派,不是运动的先锋,反而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手。当然,我当时是不自觉的,不知道自己的材料将在运动后期被那当做整右派材料那样使用,只是想向党组织诉委屈,批驳第一张大字报中的片面生硬的地方(而且事实上大字报也确有这些缺点)。
这就又要涉及命运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了,尽管我在主观上并没有想整人的思想,但在那种大环境、大形势下,我的思想境界不高,所以我自己的命运是无力自我掌握操综而只能能被形势裹着走。当第一张大字报轰击我时,我不服,颇觉委屈,而工作组要我写材料正好给了我一个申诉的好机会。于是我就这样在保守落后的被动状态的泥潭中扎挣,越陷越深,成了历史的负面力量。这也反映出我当时的精神世界确实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局限性,这是我无力自握命运之牛角的主观原因。这一阶段人生足迹又是我的一片败叶,而且是一节枯枝。回忆工作组这段历史,比回忆第一张大字报轰击时更令我羞惭,因为那一次是无意的而这一次的写材料是有意的。金排长在辅导我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时,说我将来上了大学就是知识分子了,要注意思想改造,历史果然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言。金排长啊,你现在何方?
我这段经历说明一个问题,即使是一个极变通的党员、群众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也随时有个站队问题。不管你自己意识到没有,你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形势走向是关联看的,想超脱这种大势是办不到的,只不过介入的深浅程度不同罢了,所谓的逍遥派是根本不存在的,逍遥者,精神上的懦弱者,灵魂上的塞责者,是无颜面面对历史的,就如当今醉生梦死的时代,仿佛人人都无所谓责任,但每个人每天的作为都为将来重新划分阶级而书写历史档案,谁能躲过这一大数呢?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4)
(五)京报惊魂——“我需要补课!”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布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撤销派进各学校的工作组,号召师生自已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会上邓小平、周总理、刘少奇、李雪峰依次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作法。并且周总理说派工作组不是毛主席同意的,错误由在北京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负责。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到主席台上接见师生。八月一日,我院工作组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播放了周总理等人的讲话录音。工作组当即撤出学院,并欢迎教职员工对工作组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

听了这个来自京城的录音传达,我的心绪是很复杂的。就我本身内心来说,我是不愿意工作组撤离的。因为我认为工作组进院后运动稳定了,而且为我申了委屈。但是从人民大会堂会议本身及毛主席亲自出面接见师生的重大情况看,我从革命立场的角度立即接受了中央的决定,这在当时确实连丝毫犹豫都没有。使我心绪更为不字的是,从中央领导人的自我批评中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央出现了分歧。(——这种隐忧在听录音时极为短促但又是极为震惊地在脑海里一闪,但这一闪却又刻下了很深的沟印。这条沟印对从此以后一生的命运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条沟印中我逐渐地艰难地而最终探清了建国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因和奥秘。但当时我思绪的轮箍从这条沟印上快速滚了过去,而且在自己的精神泥路上艰难地辗进。)我为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与毛主席、党中央不一致而深感震惊羞愧,发现自己真的落后了。——这是自年初批判“三家村”以来我第一次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落伍了。我严厉地责问自己:“为什么自愿将反修防修视为使命,但当战线真的拉开时却掉队了呢?当党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打了横炮,甚至反炮,你算什么共产党员,算什么阶级战士?”我陷入极度苦恼之中,比运动初期受到大字报轰击时还要严重许多。当时,听完录音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一个人在大操场南侧草坪中松树下愧疚地偷偷哭过,心中有一种负罪似地痛苦。那晚,我的整个灵魂被粉碎了,全身的羽毛全部被拔光了,赤裸裸地站在灵魂审判台上。

怎么办?是从此趴下,还是急起直追?对我来说,自然是毫不犹豫地急起直追,这是由我的性格所决的必然如此。但是,急起直追又谈何容易。在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解脱这种精神苦恼,指点迷津,指导员和几个好友当时也都是和我同样的精神状态,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河自己救不了自己,大家是同病相怜,又爱莫能助,互相赠予的都是无助的目光。真真地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了。但学到的哲学知识清醒地告诫我,必须从失败中看清方向,不能走极端,否则从一个坑里爬出来急急忙忙一跳,说不定会又跳到另一个坑里。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真的弄清问题,不能盲从,不能再用以往常规的思想方法去认识当前的运动了。因此我既没有从此沉入消遥脱离运动,也不有象有的人那样反戈一击,揭发控诉工作组、院党委。(工作组在撤离前将我的材料退给了我,并作了自我批评,院政委后来在批判资反路线时也就此事作了检讨,我决不能把一切都推到领导人的身上。)我应该自我审查自已的精神状态,给自己诊断病脉,主要查找自己本身的原因,看看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跌了交。我想到鲁迅的话:“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发现自己确实有严重的奴隶主义,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仍然是质朴的感恩思想,缺乏深刻的阶级斗争观念,尤其是缺乏路线斗争观念,我需要立即补课。——这就是当时的结论。

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向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学员们去请教。开始,他们不无讥讽地对我不屑一顾,挖苦我说:“你王士吉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呀,三个月入团,一年入党,五好战士,一对红标兵,红得发紫——可是紫得太利害就要变黑了。”但我的诚恳态度很快就感动了他们,后来达到推心置腹的程度,他们坦率地说了我前面提到的”豁出去了”的心里话。其中一个长得很俊秀的高年级女学员还有些羞涩地说:“贴了大字报以后,还真有点后悔怕呢,心里想这回右派帽子是跑不掉了!”看来,英雄也不是好当的,真到了无私无畏的境界是不容易的。我从他(她)们心灵镜子上反视出自己心灵中存在的私心杂念的脏东西,真感到相形见拙。再想到自己将批评他们大字报的材料送给工作组后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态,就是现在也感到可鄙可笑。我唯一能回报他们的只有对他们的敬佩,我永远承认,在历史的那个波峰上,我确实飞得比他(她)们要低得许多许多。当我为因写他们的黑材料而向他们致歉时,他们却豁达地笑着说:“这不算什么,受蒙蔽无罪嘛 ,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吧。”他们无畏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我企望着抖动翅膀奋飞。但我翅膀上的泥垢太沉重了,艰难地抖动不起来。——如果不搞投机,从那么严重的保守状态转变到革命的状态,必须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是一个重铸重塑的脱胎换骨过程。我能聊以自我欣慰的是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过程的必然性,并坚定地踏上了这个艰巨的转变台阶。根据学到的辩证法和初高中挫折的经历,我深知要从这被动状态中腾飞,不仅仅主观上要有愿望,而且必须有一种外力的推动。我企望觅得这种外力的启动,这个伟大的推动力终于被我找到了,这就是进京和大串联。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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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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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0:55 pm    发表主题: 第三节 艰难地启动翅膀 引用并回复

第三节 艰难地启动翅膀
(一)毛主席发出号令——《炮打司令部》
后来在京串联时才知道,制定《五一六通知》,发表北大七人大字报,改组北京市委后,毛主席离京巡视南方,将中央工作交给刘邓等人主持。当时北京及全国各地院校师生纷纷学习北大,批评学校党委领导,超脱了以往常规运动的形式。刘邓等人认为必须控制运动形势,就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毛主席不赞同派工作组,认为让学校乱一阵再说,让学生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相信群众。(有的材料上说,毛主席说让娃娃们自己教育自己。)结果工作组进学校后很快与群众对立,出现“抓右派”压制师生革命热情地现象,甚至打击左派,出现白色恐怖的情况。清华大学就出现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而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的严重事件。工作组在北京大专院校抓了三万多右派。这就是后来毛主席在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斥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资产阶级专政”。中央发生了严重的两条路线分歧,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用国民党“训政”的方式对待群众运动,将群众当作“阿斗”。
八月一日——八月十二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五日,毛主席贴出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揭露刘邓司令部及其推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司令部的决战公开化、白热化。据说,这张大字报是毛主席的一个秘书在八月五日清晨贴在中南海一个食堂门外的墙上。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重抄一次这张大字报,因为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有如列宁指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的炮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而毛主席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则是毛泽东主义的炮声,宣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入决战阶段。

炮 打 司 令 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不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张大字报对我一生影响的重要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我就是遵循这第大字报的号令和提示的线索,终于一步一步地探究出刘邓路线的实质,明白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明白了毛泽东主义核心要旨,并由此坚定地踏上了誓死保卫马列毛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道路。(这张大字报我是不久后在京串联时从红卫兵大字报上看到的)
这张大字报虽然仅仅二百多字,但从措辞的严厉上可以清楚地体味得出毛主席对刘邓司令部及其路线的强烈愤慨已经到了怒不可忍的地步,从中可以想见得到当时中央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激烈程度。一九六六十月初(我印象是十月六日)我在北京外国籍语学院的大字报墙上第一次看到这张大报传抄件时,先是惊骇不已,紧接着就又为中央高层分歧的严重而更加惊骇不已。在《毛选四卷》中,就连《质问国民党》、《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也没有这么严厉的语气。最初,我对毛主席在大字报中的严厉措辞很不理解,我想:“毛主席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既至到后来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多了,我才完全理解在建国以后,在多次重大问题、重要决策上,刘邓等人与毛主席都是背道而驰的。比如,在抗美援朝出兵问题上,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四大自由”,对山西省老区要求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全国合作化,关于《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实行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军衔制,对待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主矛盾的提法,五七年反右,大跃进中共产风,纠左,反彭德怀,三年困难时期调整政策时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关于形成困难的原因和形势估计,六二年彭德怀右倾翻案,社教运动,在国际上对苏修是联合还是批判,批判《海瑞罢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毛著运动,《二月提纲》,对北大七人大字报,等等问题上,刘邓等人最初的主张都与毛主席不是一股道,最后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大暴露。一个党的舵手,他的左右副手、周围人员就是这样与他“合作协同”,要有什么样涵养水平的人(孔老二行吗?)才不发脾气呢?历史确凿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两条截然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毛泽东路线,一条是刘邓路线,谁人能否认的了这一点?有争论的只是,到底是毛泽东路线正确, 还是刘邓路线正确?仅此而已。成千成万的翻案文章连篇累牍地用种种说辞否认存在着刘邓路线和刘邓司令部,这不过是掩耳盗铃、鸵鸟藏头的拙技。有意思的是,毛主席敢于公开暴露两个司令部斗争,而被叫板的人却讳莫如深不敢亮出自己的帅旗。就是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定毛泽东犯了极左错误的决议,也不敢堂皇地承认有一个刘邓司令部和一条刘邓路线。什么叫气魄?这是一例。

有人阴暗地说:毛泽东离京南巡是玩弄权术,设个圈套让刘邓钻。这就是说,刘邓是老实人,多冤枉呀!这不是设圈套,是让出舞台让演员登场,刘邓就乘乘在登台表演了。揪出“四家店”以后,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告诫全党,“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边”。刘邓难道真的不知此中含义?不懂这是要顺藤摸瓜,宜将剩勇追穷寇?是利令智昏,还是有野心而无智谋?毛主席在南方多次说,不要怕乱,不要派工作组,最好不要派工作组。他们听吗?这场大运动冲着谁来的,刘邓难道真得懵懂懂?这又怨谁呢?大捧王光美的气势哪里去了?封锁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威风又哪去了?说明白了罢,刘邓等人如果听从毛主席的号令,他们都能为党为国作些事情,但如若想抛开毛主席,自己另立炉灶另搞一套,就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说毛泽东不是神,是人。但毛泽东在他们 面前是不可超越的高山!要搞政治斗争,不论战略战术,斗智斗勇,他们那点水平差远了。说毛泽东玩弄权术,真是滑稽。不行就是不行,强词狡辩也不能为自己的黑司令遮笨。毛主席搞的全是阴谋,《五一六通知》几乎只差公开点名了。毛主席根本不会去搞阴谋,他相信真理在自己手里,群众在自己一边,另外,这终究是党内斗争,不正当手段如何向全党交待?
林彪出逃时有人建议用导弹打下来,毛主席说:”打下副统帅怎样向全党交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毛主席吃亏就在与林彪和“四人帮”不争气,否则文革最后结局决不会是这个写法。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6)
(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为文革指明了方向、政策、方针、方法和注意事项。我最注意的是要“谨防扒手”和“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十年文革中,我参加过多次辩论场会,面我引以自豪的是我的手指没有碰过一个人,而且我对残酷折磨被批判的作法从一开始就反对,为此我们还和北京来的一些中学红卫兵发生过一次大辩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一天,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群众。当时学院还没有电视,我们是从广播和报纸上知道这个喜讯的,整个学院沸腾了。在这次大会上,新生事物——红卫兵第一次公开向全国、全世界亮相。《五一六通知》制定后,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组织了革命组织——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他们举出反对修正主义的红旗,提出要造修正主义反的口号。他们受到打击压制,于是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给他们写了回信,热情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肯定“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八月十八日那天,最早一批红卫兵的代表们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他们将红卫兵袖章佩戴到自己的红司令——毛主席的左臂上。他们中有个姓宋的女中学生,毛主席问她的姓名,她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听了后风趣地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就改名为宋要武。报纸和广播中报导了这个有趣的情节,这引起全国学生名字革命化风潮。我自己就改名叫王翰锋,学习夏明翰和雷锋的意思,但是一直没有公开使用。”造反有理“这名话,是出自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的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名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以后,就过这个旧案翻了过来。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出来的,而马克思作出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当时有张珍贵的邮票,图案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挥手。“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都沸腾了,从此兴起了红卫兵运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条大标语刷遍全国各个角落。

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初期起到煽风点火、冲锋陷阵的革命作用,对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文革高潮,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在以后的运动中,红卫兵受到极左思潮影响作出一引些过火行动,但红卫兵的天职——与修正主义誓死为敌——其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并将永远鼓舞当年的红卫兵,从中产生大批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为捍卫马列毛主义、反修反复辟而战斗。所有泼向红卫兵身上和旗帜上的诬蔑的污泥浊水,都必将历史的烈焰化为灰烬。红卫兵是捉拿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天兵天将,只要存在着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红卫兵就一定会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必然存在并进行战斗。红卫兵的精神是永远不死的!正象巴黎公社原则是永存的一样。红卫兵是向党内走资派修正主义路线造反的起义军。千万名红卫兵小将的冲杀呐喊,极迅速地冲击了多年来一直控制人们思想的奴隶主义樊篱,冲决了资产阶级反劝路线设置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使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拿起大民主的武器冲击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没有红卫兵运动,文革运动必然是冷冷清清不死不活,两个司令部的决战就不会闪出火花,文革就会因决战无结果而失败。又有人拾起林氏父子的唾余悻悻地说:红卫兵还不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替罪羔羊,被利用工具。“可怜的孩子们哪,这都是老毛的罪?”——这种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式的语言极具腐蚀力,没有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人都会被它击倒。连一些当年冲闯最英勇的红卫兵俯视自己精神伤疤时也凄切地说:“唉,那是一场梦呀!”应该有一部很厚的大书对红卫兵运动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评论。本作者在这里不想为红卫兵作详尽的辩解,只是用自己的人生足迹向世人昭告,本人组建“共革”的反潮流战斗行为就是红卫兵精神不死的一个证明。

(在三十四年之后的2000年,我在看守监室里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纪实文字,写的是当年最早一批红卫兵中那个姓宋的头头,她后来叛逃苏联,成了克格勃特工人员,到台湾军政人员家中窃取重要情报,还刊登了她的照片。此文使我不忍卒读,不敢想象照片上的她就是当年大名鼎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创始人之一。历史为什么这样恶作剧呀?文中暗示,她是因自己的高干父亲在文革中受冲击而精神崩溃而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仰。一粒种子发了芽,最终长成大树,但这颗种子胚芽的那两片子叶却腐烂了。但是,红卫兵的这片子叶烂得太可惜了,她不该这样烂呀!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7)
(三)我也成了红卫兵
“我们也要做毛主席的红卫兵!”
在八月十八日当天晚上,我们学院就有几十个红卫兵组织贴出成立声明。在我们教育班的四个教学班中,63-311教学班的革命精神最旺盛,是我系革命造反派排头兵,他们率先成立了红卫兵,贴出声明。我们64-311教学班相对比较保守些,因为班长、付班长,团支书和我几名骨干当时思想都处于落后保守状态。但是,我们也是热爱毛主席的,也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也要当红卫兵——做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于是,我教学班十八名学员在大操场草地上席地而坐,由班长老本主持成立了红卫兵,大家一致选举老本为头头,我们贴出了自己的声明,我们也成为我院第一批红卫兵。

第二天,八月十九日晚上,我院发生了起震惊全院的大事件。基础课部的部分青年教员串联了一部分学员,把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的教授、干部们集合起来,给他们戴上纸高帽、脸上泼了墨汁,脖子上挂了大牌子,上面写着“反动权威”等大字,叫沈正功带队,敲着一面铜锣,在全院游街,一面走还要一面敲着锣喊:“我是牛鬼蛇神!”有的教授害羞不愿喊,押队的红卫兵就用木棍打屁股。院广播喇叭里呼叫:“全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我们基础课部革命造反派现在将沈正功等牛鬼蛇神押出来游街,请全院广大教职员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往日颐指气使的权威、教授们现在一个个狼狈不堪,自形惭秽,无地自容。许多师生都来观看、呐喊助威。这就是我院有名的”八一九事件“,后来基础课部的红卫兵组织就叫“八一九战斗团”。(后来到京大串联,才知道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就发生了这样行动,称为“6. 18事件”。

我和老本、小十小蔡等人闻讯也都跑去观看,我们被这种场面惊呆了,小蔡脱口而出:“这是湖南农民运动呀”我补充一句:“《红色娘子军》的南霸天呀!”老本为人持重,他皱着眉对我们告诫:“这是群众运动,不要乱评论。”我和小蔡都马上缄口不言了。 们回到教室,立即就展开了辩论,大多数认为基础课都这种行动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十六条》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要搞变相武斗。”但老本主张不要公开评论,因为这是群众运动,要看大方向。但是第天天就有一些大字报不赞成“八一九行动”,但支持“八一九行动”的大字报更多。不赞成的都引用《十六条》,赞成的都引用毛主席在《湖南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一条语录在那个年代被引用是创纪录的,几乎大人小孩人人会背。)支持“八一九行动”的大字报中还的用毛主席在这篇报告中支持革命农民斗争土豪劣伸时给他们戴高帽游街的革命行动为例证。我们教学班学员为引又进行了一次辩论,提出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四十年前的文章中肯定农民斗争地主的作法,在今天这场运动中是否适用?”多数学员认为不应照搬四十年前的斗争方法,因为现在的斗争对象与过去阶级敌人地主劣绅不一,但我们仍然决定不公开贴大字报评论。在文革前期阶段,我们教学班一直是这种比较稳重的气氛,没有出现极左或极右的过分情况。但不久,院内大字报墙上出现了我们这种观点,但紧接着就有大字报说“这是说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反动观点”,真吓死人。可是又有人反驳这种观点。那时,只要有一种观点发表出来,便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然后这两种观点又互相辩驳。几十米长的大字报席棚上过些天就糊着厚厚的大字报。有个打扫卫生的工人过些天就把塌下来的大字报卷成大卷放到人拉车上拉着去卖废纸。这成了他的特权,别人谁也不敢动一下大字报。一动就是反革命,那还了得!说实在的,在这种大辩论中确实使人开阔思路增长见识。在文革十年中,“八一九行动”在我院是被肯定为革命行动的。但到文革被否定后,“八一九行动”被全面否定,定为极左行动。现在进行历史分析,“八一九行动”在革命大方向上应予肯定,它反映出广大师生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气恨,这是左右互相惩罚的历史报应的必然现象。作为革命师生的义愤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行动本身有它们历史合理性,因此不能彻底否定,因为这种行动是结果不是原因。但斗争方式偏激,不适合文革这种性质的要求,且隐蔽着极左的倾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这就是一种倾向掩盖看另一种倾向,方向上的革命性掩盖着情绪上的偏激极端。这种情况在文革初期成为一个时代特征,后来发展到严重干扰大方向,不仅在学校,直到工厂农村,甚至军队中都很严重。(关于此点,我在后面有所探究。)

不久,陆续有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来我校串联,传播革命造反经验,叫作煽风点火。其中有北京一所干部子弟学校的红卫兵来我校宣讲。在学院中间的小蓝球场上,坐满了人,由他们举行了一次演讲会。他们一水的绿军装,扎皮腰带,袖子挽到小臂以上,个个英姿疯爽。他们的革命情绪极为激烈,以当然革命接班人自居(他们全是干部子弟)。一付盛气凌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一付来开发我们学院落后状态的救世者的神态。其中有个女学生口齿伶俐,口才极好,标准京腔。她的主要观点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主张对“黑五类”实得专政。(所谓“黑五类”就是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她激奋地摇着胳膊呐喊:“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她这是模仿江青在北京一所学校的讲话,但她歪曲了江青的口号,江青当时是说“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我亲耳听到过这个讲语录音。)从着么俊俏的女孩口中喊出这样粗话,我们都惊愕不已。这和文化革命多么不相称呀?她还指责我院红卫兵缺乏革命精神,是老保派,不够造反派资格。我院是军事院校,学员全部是“红五类”(即都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而且政治思想教育,学毛著运动都深入,对党的阶级政策的理解比她们深刻得多,这些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的过激言论,在我院是没有市场的。我校代表在辩论中指出她们的观点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反动血结论,“即出身决定一切”,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的全面精神。第二天,这些北京红卫兵贴出一张声明就走了。

血统论是个历史渊源很深的社会现象,这是剥削阶级为维持财产和政权继承性而创造的思想法则,要求人们就得这样想这样说才是符合自然的。他们说,龙生的就是龙,凤生的就是凤,老鼠的儿子就是只有打地洞嘛,这是老天爷安排的,天生应该如此。早在建国初期,我党就制定了鲜明的阶级政策——注重阶级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这项阶级政策对巩固新建的无产阶级政权起到重要作用,但它必然使许多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以及有严重历史问题家庭的青少年承负了历史阶级报应的后果,这是历史不可避免的。但在贯彻阶级政策中也确有宁左勿右的偏向。(我在前面第二章中已探讨了这个问题)。与之相反的,许多“红五类”子女,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女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这种思想情绪有部分合理性,为自己的父祖辈的革命功劳而应该自豪;但这种优越感的主流是落后的情绪,它主要是由于特殊待遇制的负面影响造成的,这种干部特殊优厚待遇制是封建特权思想的残余。许多干部子弟不仅在“黑五类”子女面前,就是在工农子女面前也是居高临下的气势。(在六五年夏天,我在院内操场看电影时,遇到两个上五年级的小男孩,我与他俩逗笑。我发现那个胖男孩对另一个男孩有一种“上司”的架势,而另个小男孩居然有一种甘愿服从的乐趣。我询问他俩的家庭情况,胖男孩说:“我爸爸是系主任,是中校,他爸爸是教育班主任,是少校。我爸爸管着他爸爸,我就管着他,他全听我的。”这个胖男孩稚嫩的霸气,令我直笑,但也有一种隐约的忧虑。)许多干部子女的这种优越感,当时正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文革初期,《五一六通知》制定后,北京大学七人大字报广播后,北京一些高于子女们得风气之先,从他们父母那里得知一些中央斗争的消息。当时已揪出“四家店”彭罗陆杨,改组了北京市委。这些年少气盛血气方刚的干部子弟们,听说中央出了赫鲁晓夫黑帮式的人物,听说有人攻击毛主席,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他们便义愤填膺摁捺不住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反对修正主义黑帮,保卫毛主席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他们发誓要保卫自己的红司令——毛主席。于是,一些高干子女,主要是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师大附中的中学生们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即保卫红司令——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自古英雄出少年,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毛主席派人去发动的,而这些红卫兵组织则是青少年们在毛泽东主义威号下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他们忧党忧国忧民忧时,以天下大事为已任,向修正主义黑帮发起批判,发誓决不让修正主义复辟悲剧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重演。他们连续贴出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学报,震惊人心。在他们这种青少年英雄主义精神中,充满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霸气和稚气。他们并未深刻明白修正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凭着一种高尚的激情。比如他们的一论、再论、三论文章,充其量是几篇决心和泛泛的呐喊。七月二十八日,在海淀区一次大会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和前两论大字报递给到会的江青请转给毛主席。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刚一出现,毛主席就敏锐地看出它的革命性和幼稚,毛主席在给他们回信中热情地赞扬了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时又告诫他们:“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可惜,他们后来还是在这个问题上跌了大跤。

这些高干子女们,他们当时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出身。所以他们要论证自己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唯一的理论支柱只有是血统论。这种血统论本身并不是这些青少年们自发产生的,主要来自于特权待遇制度的腐蚀和他们老子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许多老干部认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由他们的子孙接掌政权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作为老革命者,当然有责任将后代培养成革命接班人。但是并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出身于革命家庭,就必然是革命接班人。革命家庭出身,只能要求他们应该成为革命接班人和有利于他们成为革命接班人。出身并不是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要成为革命接班人,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经受风雨锻炼。正是许多老干部自己本身思想中存在这种出身决定论封建思想,不仅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特权待遇制度,而且在对后代教育中也传播了血统论思想。于是,许多干部子弟就认为天下是自己的老子打下为的,他们是当然的接班人,好象当接班人是他们的一种特权。(在一九八九年社会风波中,有的高级干部就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不让我们儿孙掌握,难道让别人去掌权吗?”这不是一付纯正封建特权思想吗?有这样的老子,那么从他们的子孙中滋生出大批“高衔尉“、”八旗子弟“、”太子党“,新权贵,成为新生的社会资产阶级中最贪腐的部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毛主席多次说,许多部子弟的情况是令人担忧的,为此他特别向高级干部推荐读一读《触礱悦赵太后》一文。这就再一次证明我在本章第一节中所说的,许多老干部的精神境界没有超出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境界,甚至比李自成、洪秀全的境界也没有高出多少。所以,他们中许多人在社会义义革命阶段,成为走资派也就不奇怪了。当然,他们绝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因此说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也正因为如此,批评他们犯了走资派错误时,最初他们很不服,气冲得一跳三尺高。

但是,在文革初期那种窒闷的历史环境下,只有这些高干子弟们最有条件最先擎旗、呐喊冲击资反路线。他们也确实不负历史使命,出色地担当了擎旗呐喊的角色,像陈胜吴广那样英雄奇伟。如果说北大大字报是雄鸡一唱,那么这些红卫兵则是闻鸡起舞者。可惜他们昙花一现,也象陈胜那样,当天下云集响应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却极速地凋落了。但他们的大旗由被他们呼唤起来的红卫兵接过去继续高举着前进,而这些后继者中多数是普通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革命旗帜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传下去,在一代中又是一层接一层传过去。旦愿最早的擎旗者中(包括第一代、第二代老革命家们)成为完全彻底革命者,一直擎着大旗走至人生终点。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不久,北京有个高干子弟叫谭力夫的宣扬血统论,当时此人很出名。当时流传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完全如此。”此论一出遭到一片非议。于是又修正成为:老子英雄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对这种思潮地进行引导。反动血统论即“出身决定一切”论是文革初期极左思潮。“四人帮”粉碎后,有人指斥这种反动血统论是“四人帮”鼓动出来的。作为文革全过程的一个参加者,我以见证人的身份否定这种指斥,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都是批评这种“血统论”的,比如,江青就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不赞同血统论,她建议将那幅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应该如此”。其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也劝诫红卫兵要全面理解党的阶级政策,不要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要团结他们一道革命。姚文元在一九六八年夏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也明确批判反动血统论。所以,将血统论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阶级报应现象,简单地归罪于“四人帮“,这不是作历史分析,而且也不公正。但是后来戚本禹打击迫害因反对血统论写出《出身论》的遇罗克,则是法西斯主义行为。

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歧视现象,是历史阶级报应的传代现象。在建国初期,是他们的父祖辈报复直接压迫剥削他们的那一代,而到文革初期,已是子孙辈报复对方的子孙辈了。这个历史现象,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责任,不是共产党阶级政策的责任,不是毛泽东的责任,也不是“四人帮”的责任,它一方面是对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罪恶的历史报应,另一方面是党内走资派和那些没有完全彻底抛弃封建思想的老干部的责任。在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工作中,毛主席提出”可教育子女的政策“,已使这个阶级鸿沟开始消解。文革中,干部的特权地位受到强烈冲击,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意识荡然无存,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被列为教育子女行列。——大家的地位拉平。但是文革被否定后,刮起一次历史大翻案风,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主张大放光彩。许多老干部官复原职后他们的子女开始贵族化,而且特殊待遇比文革前还严重了许多。同时将党的阶级政策斥为极左,为地富大摘帽,许多地富子女以受害者身分控诉党的政策(以批极左为借口)。这一次历史大颠倒,并不是使社会走向平等,而是为下一次社会革命阶级大拼杀创造裂沟。两极分化,阶级分化,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更令人不安的是,不仅原有的干部子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的问题出现畸变,而且还滋生出新生社会资产阶级富翁的子女贵族公子小姐队伍。社会革命的阶级物质条件已充分具务了,可以肯定,下一次社会革命的初期,阶级报应现象将会更为激烈严重。——这是必然的,但却是我并不希望的。红卫兵运动兴起时,他们的口号带自我恐吓式的预防性的呐喊(谨防党变修国变色),而当代,这个口号已变成冲杀式的实践行动了(“反封建”、“反腐败”、“反裙带风”、“反复辟”。)历史是螺旋地上升的,它总是用新的复杂的内容代替旧的简单的形式。真正的红卫兵战士并不畏惧这种斗争的艰巨性,反而为历史的进步而兴奋。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Cool
(四) 红卫兵发生大分裂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不久,几乎仅仅只有三个月,很快就发生了大分裂——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保皇派的主要成员恰恰是文革初期最早起来造反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初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主张“血统论”,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准备去革别人的命。但运动很快发展到冲击各地各单位党委、行政领导机关,他们的父母多是首当其冲。这些最早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又急忙转而保他们自己的老子,不许别人造他们老子的反,于是被称为保皇派——这是借用清末孙中山革命派批判康有为、梁启超为保皇派的历史典故。(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宋的红卫兵创始人之一,其父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领导,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便被冲击打倒,很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她精神崩溃而出逃。)这些保守的红卫兵多受党委、领导的支持。是革(造反),还是保(保护),对党委推行资反路线是批判还是辩解,就形成两大派。这是运动深入的表现。是大革命的通常现象,本身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院红卫兵也分成两大派,一些党员、先进学员、干部子女的红卫兵成了保守派,因为这些人文革前与党委、领导比较接近。就我在文革前的地位,我应是当然的保皇派,也有的拉我去在参加保皇组织。但是我当时明确认识到院党委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党中央不一致,我不能再继续当错误路线的帮手,应该向革命造反派学习,与他们站在一起。我婉言拒绝了保守红卫兵人员的邀请。我们教学班全体学员一齐加入了我院的革命造反组织——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我们都热爱部队生活,所以对外仍称炮兵工程学院。在这次站队中,我的执著性格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运动初期我站错了队,而执著的性格促使我去探究落伍的原因,而没有沉陷于过去与领导的感情。当我明白自己犯了错误后,便痛快地承记错误,又由于从心里热爱毛主席、共产党,追求革命,所以毅然投向当时高举革命大旗的一方。这也是我执意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性格的结果。正是这样一种抉择,使我在以后的文革中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这与机遇也有关,假如没有六六年五四青年节文艺汇演节目之事,学院第一张大字报便不会触及我。运动初期我会平淡度过,到红卫兵兴起时,我肯定会加入保守红卫兵,而保守红卫兵后来被砸烂时便会陷入极度消沉,成为逍遥派,文革中的人生彩色也就平淡无奇了。

当时 北京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就分成三派,三个司令部,一司、二司、三司。三司是当时全国公认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对派,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主要学生领袖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清华大学蒯大富、地质学院的朱成召(后来改为王大宾。)而最早成立红卫兵的一司,成了保皇派,后来被三司砸烂。(所谓砸烂,就是革命造反派宣布取缔保皇派,抄保皇派司令部东西。在我院,我们兵团也砸垮了保皇派组织。

南京曾是国民党中央、中华民国首都所在地,有许多国民党、民国及孙中山先生遗迹。如民国总统府、中山路、中山门、逸仙桥,中央商场、中山陵等等。当时市中心新街口转盘内有一尊孙中山先生铜像,铜像脚下有一个国民党党徽——“青天白日一地红”图案。当时我院红卫兵与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向省委要求将中山先生铜像移走,砸掉国民党党徽。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南京市形成两种观点,一种是不赞同移像砸徽,一种是主张移像砸徽。我们革命造反兵团赞成移像砸徽,我们的理由很充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江苏省省会中心,怎么可以允许放着一块国民党的党徽呢?”毫无疑问,这个理由是极合理正当的。省委最后决定将中山先生铜像迁至中山陵前,然后砸掉国民党党徽。当时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主张将中山先生铜像,甚至中山陵也都砸掉,他们说孙中山是国民党领袖,铜像、陵寝不应保存。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被否决了。于是,南京市内与中山先生有关的历史遗迹及命名均保存原样未受破坏。只是中央商场改为人民商场,但文革被否定后又恢复叫中央商场了。

当时,红卫兵有一个重大行动是砸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主要目标是大街上具有封资修色彩的街道名称、商店招牌。砸四旧是从北京首先兴起的,那些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中学生红卫兵们,身着绿军装,腰扎皮带,高挽袖子,臂带红袖章,手持一柄小铁榔头,在大街小巷挨排检查,凡是他们认为属于封资修范围的招牌,不问三七二十一青红皂白,“一锤定音”,砸烂为止没商量,而商店职工反而拍手支持。其中各种老字号招牌是主攻目标,都被勒令立即改成革命化名字,如“红旗”、“东风 ”、“向阳”、“为民”等。改革开放后又都改回老字号招牌,并且说老字号值钱。南京夫子庙当时被砸得最惨。改革后说孔丘是中华民族万代宗师,又将夫子庙修茸一新。
“我们要不要去砸四旧?”我们教学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认为“四旧”是封资修意识形态,应该破除。但等我们也挽起袖子走上街头时人家早已统统砸完了。我曾到一个寺庙去看砸烂的“四旧”,大堆佛像、佛画、经书、画符被付之一炬,大堆桃木做的佛像也被点着,但不起火苗,只是冒着黑烟,散发出很难闻的味道。——砸“四旧”我们连个尾巴也没赶上。

三十多年后再回味当时砸“四旧”的场面,着实令人觉得幼稚。但任何革命初始阶段,有许多革命行动都带有幼稚性,实际上是过去社会生活中没有见过的事物。主要是应肯定它们对旧事物的冲击力,才能冲开旧事物死死压住的沉闷空气,使人们精神振奋起来,投入革命高潮。不过,红卫兵的行动中确实有过火行为,后来发展到打砸抢抄抓,出现对被批判者殴打体罚“坐喷气式”等极端行为,甚至出现“红色恐怖万岁”口号。就打人体罚一事,我从文革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一条不准虐待俘虏,何况这是文化大革命,殴打体罚并不能解决灵魂问题,反而暴露出进行批判的人素质低下。包括刘小奇在内,虽然到现在我仍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但我当时就不赞成那样批斗他。就是杀人犯,最多是依法处决他们,也不应该对他进行人身污辱,人格亵渎。何况刘小奇总还是为国家做过一些事的,他这个国家主席是人代会选举的,这样丑化他,岂不是说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选他都瞎了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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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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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0:57 pm    发表主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9) 引用并回复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19)
(五)破解小资产阶级性
许多人将文革中偏激的情绪和行为归咎于文革本身,甚至归罚于毛主席,说这都是毛泽东的极左所致此,实乃大谬也,仍然是不懂中国根本国情之所致。此点我们在前面分析大跃进中向浮夸风,文革初期保守情绪时已经谈及了,这里有必要再次展开。(以后还会多次论及)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人们创造历史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然要受到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客观环境的制约。那么,历史给现实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呢?——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相应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这是中国最基本、最根本的国情,这才是真正中国特色。(有人将中国国情用一个“穷”字全面概之,而回避这个阶级性的根本国情,为推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蒲鲁东东主义,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冒马克思主义,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冒充科学社会主义)。于是,只要能富,就不问路线、方向、道路、最终结果。富裕就是一切,姓“资”姓“社”是无所谓的。——我们过早地将这个问题提到前面来了。

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主要阶级特性就是动摇性——在狂热与消沉之间来回不停地摇摆,有时甚至极速变化(如由文革中的“割尾巴”狂热,到改革初期热烈拥护“分田单干”)。这个阶级确切说是一个大社会阶层,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他们的这一种阶级特性必然给中国的一切社会变革运动打上它的印记。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大起大落、忽而前冲过火又忽而急速倒退,所有这些林林总总,打开其迷津的钥匙就是这一把——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和奇奇怪怪的事情的奥秘,都必须用这一把钥匙才能得以认识和理解。对文革悲剧和理解,中国的民主革命(约三十年),集体化运动(包括公社化)十五年,文革(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前后共有四分之三世纪——这恐怕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时间最长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了。实际连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内容)也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那么前后就有一个世纪了。如果不从小资产阶级特性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变革的影响来认识社会变革的曲折复杂性,就会陷入迷连。一个世纪中,当然有许多其他阶级彩色的运动交织于其中,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始终如影随形影响着各次运动。我这个根本观点,在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已作了阐述。(至于我本人,至今仍不敢否认自己还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我连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格都不敢“奢望”。
作为政治内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内容,因为它解决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革命。它是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而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后一个阵地
——思想文化阵地。正如《十六条》中所说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是,作为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力军)的百分之七、八十却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运动的革命内容与运动的主要力量阶级性之间有不一致,便是文革中一切不如意情况的根本原因(我们在前面谈过这一矛盾)。革命内容要求小资产阶级群众承担与他们力难胜任的革命任务,而小资产阶级则按自己的面貌扭曲了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由此产生了文革的所有悲喜剧,这就是文革全过程跌宕起伏的全部奥秘真谛。试想,这场文化大革命如果仅仅在工人阶级内部开展,绝不会有这么多曲折反复。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它包围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而且党员多数也来自小资产阶级,所以党内路线斗争总有两个方面的片面认识。一是将党内路线斗争仅仅看作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真实这种斗争是党内本身成分——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过去总是将小资产阶级特性划分为革命性与动摇性,这是错误的。其实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就是动摇性,
即动摇性涵盖狂热与消沉性,革命性与保守性,它是在这两方面来回动摇,而不是在动摇性之外对应着革命性,动摇性也就是脆弱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被单列出来,导致一种误解,好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很完美的,与无产阶级革命性相等或相似,这更是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本身是小私有者,有着强烈的私有观念,它的革命性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党的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正确指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严格不同的。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消灭剥削,消灭一切私有制,包括消灭小私制;而小资产阶级只求解放自己,甚至只为了保持自己眼前的利益,甚至为小利而忍受剥削,甚至拉着历史倒退——只要对自己有好处就行,因此它们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见《共产党宣言》)小资产阶级甚至为将自己提高到资产阶级地位而去剥削别人,比如在改革开放中许多个体户最初自力更生,后来雇用帮工,进一步发展成大量雇工的私营业主资本家。所以,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特征是狂热性,而缺乏坚定性、持久性,它狂热起来甚至比无产阶级好象还革命得多,激烈得多。(比如土改初期的“热血斗争”——将地主家庭人员扫地出门,又如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内战不休。)

马恩列斯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要代表之一是蒲鲁东主义)历来给予严厉批判否定,从来没有赞许过,并指出小资阶级参加革命,只有为了明天——变成无产阶级(转化为无产阶级),只有从这一点才能肯定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见《共少党宣言》)因此,马恩列斯又都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团结、改造小资产阶级这个同盟军,但绝不能迁就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多次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就是动摇性,而很少提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早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就高瞻远瞩地告诫:“必须善于将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在运动中又多次批判小资产阶级派性,在给红卫兵的信中叮嘱他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文革后期更严肃地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在大批地、自发地、经常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实际地说,在文革中,毛主席用在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方面干扰的精力(包括克服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比用于与刘邓司令部斗争还要多许多。就政权转移标志革命胜负来说,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后,到六七年四月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时,已公开批判刘邓路线,文革已取得基本胜利,已经“基本上打倒了右派”(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中预计的文革目标)。但其后进行文革收尾时,却被小资产阶级派性干扰久久不得结束,最后又酿出林彪、“四人帮”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同盟军,无产阶级不能抛弃这个同盟军而去单独地革命,必须也只有带领他们按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前进。但这谈何容易,所以就出现了革命中的曲折性、复杂性、艰苦性和政策性。许多参加了文革的人现在抱怨文革中的混战旷日持久,归罪于毛主席,这些人为什么不扪心问一问自己,你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还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呢?在那场革命中,你贡献了多少推动力,还是添加了多少干扰呢?文革是无产阶级大革命,你又是以什么面目投身其中呢?

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力或主要成分的社会运动,都存在大起大落忽左忽右的现象和曲折过程。如五四运动、延安时期的文艺界、土改运动、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十年、知青上山下乡、四五运动、改革开放、八九年学潮等等。再如党内路线斗争频繁主要原因也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过多。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工人运动吧。如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困难时期大庆油田建设、困难时期两千万工人下放回乡,运动的进退步伐是那么整齐有序,有的运动严重失败但没有产生张皇失措。就拿困难时期两千万工人下放回乡来说吧,中央一个文件,大批工人便为国分忧,争相报名携家带小要求回乡。国家当时只发给很小的安家费用,而且文革后没有任何补偿,文革被否定后也没有再返城。我们村就有一对党员夫妇带着好几个孩子回乡种地。这项下放工作进展之顺利,连邓小平都称赞,(见《邓选二卷》)而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轰轰烈烈,文革被否定大返城,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控诉文化大革命。再如三峡移民,全国接纳,给予多种优厚照顾(这种照顾当然是应该的)。这就是产业工人与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分析文革全过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容易得出正确结论了。不是成天在说“中国特色”吗?但在真的“中国特色”上到底下过多少功夫呢?离开“中国特色”这个阶级性本质,而用一个“穷”字笼而统之,就会陷入尾巴主义。是明了这种“中国特色”而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小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全作化问题》、文革初给红卫兵的信等),还是迁就诱导鼓励小资产阶级自发倾向向资本主义方向倒退,比如手印请愿书——这就是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0)

(六) 进京调查,结果令我大吃一惊
“八一八”毛主席按见红卫兵后,全国兴起学生进京串联高潮。最初中央要求只许派少量红卫兵代表进京串联学习经验,但很难控制,各地都有大批学生涌向北京。每个学生都要求进京,理由很充足也很硬气:“我们要见毛主席”。
大串联的兴起最初是因为各地受压的师生进京告状。北大七人大字报广播后,全国各地院校师生都效仿北大炮轰当地院校领导,紧接着受到工作组和领导的压制打击。许多师生(主要是学生)不服压制,便上北京向中央上访告状,请求毛主席、党中央给撑腰长气。这些师生到北大等院校去看大字报(同时也贴大字报),了解动态、交流情况。师生们都希望见到毛主席,于是在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五十万师生,林彪在讲话中肯定了大串联是革命行动。北京学生又到处地煽风点火,这样一来,全国大串联兴起高潮,成为推动运动的一种形式。我们学院也有很多学生进京串联。

我联合了我们革命造反兵团的一些红卫兵成立了“红卫兵抽宝剑挺进纵队”,成了司令。这是借用毛主席的诗词“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表示要彻底斩修正主义的决心。当时我们学院许多师生对于转为地方建制很不满意,怀疑是罗瑞卿为了消弱林彪(当时称林总或林副主席)的力量而捣的鬼,要求派人进京调查,要求重返军队建制。我参加了体制改建调查小组,调查组共八个人,来自全院各部系推荐的代表,其中只有两名学员,其余都是教员。当时,学生是运动主力,于是我就成了调查小组的带队负责人,大家仍叫我“王大力”。院办公室主任在文革前就认识我,为进京调查,他给我开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院党委的,一封是学院的。介绍信的内容是:“中央军委、国防部、国防科委、炮兵司令部:兹有我院王士吉等八名同志赴京调查我院体制改建事宜,请予接洽为盼”。当时我院尚未办学生证,也没有办红卫兵证,这两封信便成了我的身份证明,为我们在京调查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们调查组里有位姓刘的女教员,当时已身怀六甲,已近临产,但她为进见毛主席,不顾危险,迫切要求参加调查组,她成我们全组的特护对象。八月二十七日,我们出发进京,到下关车站领票(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实行免费乘车)。进京的师生人山人海,我几乎是趴在他们的头上拥到了售票窗口。我将介绍信从窗口塞进去,女售票员新奇地左看右看介绍信,说:“这么大的单位呀!”她给了我八张上海——北京22次特快车票。车箱里已挤满了各地学生,以高中、初中学生为多,还有小学生。
北京车站接待站将我们安排到崇文小学,到这个学校的外地学生多是中小学生。到京后第四天,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调查组赶到天安门广场时,大会已开始了。我们只好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翘着脚眺望天安门城楼,因离得太远,没有看到毛主席。忽然,广场中间人声鼎沸,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第二天,我们从报上看到,原来是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蓬轿车到广场上红卫兵中间来了,当时离我们只有五六十米远,我们为没有看到毛主席而非常遗憾。

我们进行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但调查的结果却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几所军事院校体制改建并不是罗瑞卿捣的鬼,而是林彪同意的。几所军事院样由军种编制改为国防科委管辖,是为了便于对军事科研院校集中管理,有利于备战,这是正确的,是经过中央军委研究的。我们赶忙写了份调查报告寄回院办公室,调查任务就算完了。
这次调查结果对我的触动很大,使我认识到进行路线斗争不能凭主观想象,更不能从个人得失出发,必须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客观分析,必须从革命利益出发,必须以社会主义道路方向为基准。打铁必须自身硬,没有金钢钻是揽不了瓷器活的。进行路线斗争必须有真功夫、硬功夫。假如当时我们不进行调查,而是架起炮来就轰,硬往罗瑞卿身上拉,将会是什么结局呢?当时调查组是有的教员建议用大字报“炮轰”国防部,他设计的大字报题目是——《质问国防部》。内容是质问国防部为什么将几所军事院校改为地方编制,是什么阴谋,是谁搞的鬼?这张大字报如果真的贴到国防部大院(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林彪),后果将不堪设想,说不定调查组全体人员都要戴上“反革命帽子”押回南京。这几所军事院校改制本身是正确的,不论由谁提出的建议都不是阴谋。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人立言,必须全面分析。这件事给我的教育是,进行路线斗争,不仅要无畏,更要无私,必须出以公心,不以个人得失论历史,不以个人好恶评人物。后来,在七0年“打反”运动中,我总结为:真理在胸旗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刘教员的身子越来越重,我们赶紧给她爱人打长途电话,要他来京接刘教员回院。她回院生了一个小女儿,起名叫“晶晶”。到我六八年底大学毕业时去向刘教员告别时,小晶晶长得又聪明又水灵,已经能伊伊呀呀唱语录歌了。

(七)我让出了进中南海的机会
国庆节已临近,上级派来军宣队到学校进行军训,准备参加国庆节检阅。军队指导员指定我为队长,大约有三百多名中小学生,有的只有小学四年级,还有几十名云南民族学院的学生。我把嗓子都喊哑了训练他们,指导员很满意。九月三十日上午,指导员对我说:“毛主席邀请一批红卫兵进中南海作客。咱们学校只给了一个名额,原来我安排你做代表进中南海,可是云南民族学院同学提出他们想去。票只有一张,我和你商量,你看怎么办好?”我连犹豫一下都没有,立即说:“他们是少数民族,应该照顾他们,让他们去吧。再说,我一走就没人带队参加明天的检阅了,队伍要是乱了怎么办?”指导员激动地直拍我的肩膀说:“小王,有风格,不愧是共产党员,大义申明。”其实,我心里何偿不愿意到中南海做毛主席的客人呀。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就这样失之交臂了。当时我如果执意要求,指导员是会同意让我去的。在吃中午饭时,我向我院调查组的教员们一说,他们都说太可惜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机会怎么可以让出去呢?国庆节后,那位民族学院的男同学观礼后向我们讲述他们进中南海做客的动人情景。九月三十日下午,他们进入中南海大院,晚上就住在中南海,周总理代表 毛主席来看望红卫兵,还给红卫兵掖被角。国庆节上午,他们 登上观礼台看到了毛主席。他一面讲,一面激动得流下热泪,我真羡慕极了。

(八)参加国庆节大检阅
国庆节那天,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就起床了。吃完早餐后就从崇文小学出发,每个人发两个面包做午餐。我们绕了很远很远的路才进入接受检阅的队伍,到天安门前时已是下午两、三点了。我带领队伍沿金水桥前马路由东向西走,大家都挥动着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一面走,一面叮咛小学生们:“紧点走,不要跑,一跑就乱了。”嚷得我脑门直出汗,指导员在后面押队,也忙得不亦乐乎,检阅后他对我说:”真亏了你没有去中南海,要不然前面没有人领队不知道要乱成啥样呢?”到天安门城楼正中时,我们向天安门城楼上张望,但没见到毛主席,可能是毛主席休息去了。只见周总理将身子伏在栏杆,用右手挥动着,象是要我们快点行进。我们从人民大会堂西侧绕过,又进入广场,被安排到国旗杆西侧,准备观看焰火。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在广场上国旗杆围栏西侧席地而坐,看到解放军战士挎着冲锋枪威武地站在国旗杆旁边。焰火开始了,在八方探照灯光辉映下,一簇簇五颜六色,奇光异彩的焰花腾空而起,炮声隆隆,整个夜空五彩缤纷,目不遐接。这时,我想起小学进代读的一篇课文,是国庆节观看礼花焰火内容,“壮观“这个词就是从那篇文章中学到的。当时我想,将来有一天我如果能参加国庆节检阅观看焰火该多好呀。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亲临其境,而且受到毛主席的检阅,心潮不禁涌动。忽然,我们队伍西侧几十米处人声鼎沸,响起“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我们不由地站起来眺望,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同志大声叫我们坐下。我猜想可能是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到广场上来了。果然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毛主席与林彪到广场上席地而坐,与红卫兵们一起观看焰火。这一次,我又差一点看到毛主席。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2)
(九)在京大串联中升华
——明确地知道了司令部斗争的意义
国庆节后,中小学生们们都陆续离开了,我们调查组人员也返院了。我决定仍留在北京串联开阔眼界提高对运动的认识
我来到炮兵司令部接待站,被安排到总参谋部第三招待所住宿,那时我院已有一部分学员红卫兵住在这里。大串联期间,我们红卫兵住宿吃饭也不收费。有一天,我们的老院长孔从周在炮兵司令部接待室接待我们炮工的红卫兵。孔院长当时任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原是中将军衔),他原在国民党军队,是地下党员,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接见我们时已年逾花甲,头已脱顶。他和蔼可亲,笑喝喝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我是你们老院长,热烈欢迎你们来炮司帮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我在学院工作期间,如果有什么错误缺点,欢迎同志们批评。”我听老教员讲过老院长与毛主席结儿女亲家的故事。当时,孔院长的儿子孔令华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谈恋爱,老院长有些犹豫。后来有一天,老院长忽然接到毛主席打来的电话,毛主席在电话中说:“老孔啊,孩子们的事就叫他们自己做主吧,我们老人就不用管了。”老院长高兴地同意了这门亲事。后来在九十年代,看到李银桥写的一部书,书中讲述他给毛主席当待卫长的事。书中有一幅照片,是孔令华与李敏结婚那天,毛主席、孔院长、李银桥等人与孔令华李敏两位新人的合影。

我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看望好友曹克启,他是北京大专院校红三司红卫兵。他告诫我在运动中不要盲目乱冲,防止走过头。他讲了北京红卫兵批斗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时,陈毅告诫红卫兵们,整人整得过火会整到自己的头上,要防止今日功臣,明日祸首。克启给我看了他们学院印的批斗大会的传单。传单上说,红卫兵认为陈老总的话是大黑话,向毛主席告状。毛主席却幽默地说:“不是黑话,是白话。”克启还进了一件趣事,红卫兵批判陈老总时,陈老总拿出语录本,要大家翻到语录本第二百七十一页,红卫兵们都愣了。因为语录本上只有二百七十页,哪有第二百七十一页呀?陈老总却说:“毛主席语录: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们更楞了,批斗会进行不下去了,有的红卫兵说陈毅造谣,编造毛主席语录,去找周总理澄清。周总理说:“毛主席说过陈毅是好同志。”于是,北外红三司开始保陈老总。这份传单对我的警示很大,对“宁左勿右”有了严肃的警惕性,特别是陈老总说的要警惕“今日功臣明日祸首”的告诫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克启是很敬佩陈老总的。克启于一九七二年被分配到我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当秘书,有个星期日,馆内同志外出游玩,克启手中有个资料需要整理,便一上人留在办公室内工作。不料他突然患胰腺炎,等同志们回来时,他已病逝在桌子旁。因好长时间没有来信,我觉得奇怪。七五年我到北京办事时去外交部询问他的爱人小佟。她哭着说:“我们新婚蜜月刚过,他便出国了,不想一去不复返,死在国外,留下一个小儿女,不管我们了。”我只有陪着小佟流泪。克启带领我一起到北大、清华、师大、林学院、北航、北化工、无线电学院等院校去看望老同学,大家畅谈高中毕业分别两年多来的经历,听到他们关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许多传闻。有一天晚上我和克启去清华,那天清华开批判李雪峰的大会。大操场上人山人海不下上万人,我们站在操场边离舞台很远,只看见高个子的李雪峰站在台上。我们听了半个小时就离开了清华,但那种运动的声势至今历历在目。

克启给我搞到一份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这篇讲话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用如饥似渴象磁石吸引铁屑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一口气看完这篇讲话,当时是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而且认为很有水平,尤其是林彪赞颂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话,非常欣赏佩服。毫不掩饰地说,林彪这篇讲话,使我对毛主席的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而且奇特地是导致我从理性方向的崇拜。也正是这一点(即带理性的崇拜),在仅仅几个月之后,使我对毛主席的崇拜由朴素的感恩思想升华到自觉的使命感。
(在林彪暴死后多年,在毛主席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公布后,许多人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贬抑得狗屎不如的多年之后,我这样坦率地回溯当年初读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时的激越心态并且对这篇讲话不无欣赏之意,肯定会有些人惊异不解,但我这里没有任何矫情。我至今仍然敢断言:林彪这篇讲话的主要政治倾向是革命的,旨意是好的,在当时的效果也是积极的。——否则,毛主席就不会最终同意向全党下发。当然,林彪这篇讲话在理论上确实存在有严重问题,否则,毛主席也不会迟疑了很久才违心地同意下发。林彪《五一八讲话》是一篇奇文——政治上强烈的革命倾向与理论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奇特地揉合到一起。林彪讲话的主要观点是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和失去政权发生复辟的危险性,而且这种政权得失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上。——这正是毛泽东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也正是这篇讲话的马克思主义方面,这使我确实认识到阶级斗争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但是林彪对无产阶级掌权后又可能失去政权这种阶级斗争的解释却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按马克思主义的历来解释,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科关系的变革,引起各阶级利益的得失不同。但林彪将历史上各次封建王朝初建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的宫廷政变(烛影斧声千古之谜),与无产阶级掌权后的复辟和以复辟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这就抹杀了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而只罗列了历史现象。所以,毛主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这就是后来批林时说的“政变经”。但林彪在讲话中强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针对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将篡权复辟的进攻方向集中到毛主席身上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上,林彪针锋相对提出“必须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无疑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但它在理论上(哲学上)又是荒谬的(“大树特树”的提法)。(当时还没有用“绝对权威”的提法,“绝对权威”是一年后解放军战士刘英俊提出来的。)所以毛主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会有会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又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主席的这句话的主要方面是肯定林彪的“本意”的,而绝非象后来许多歪曲的那样说毛主席是彻底否定林彪“本意”的。毛主席这里所说的“鬼”是指当时的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党内右派。打“鬼”是没错的,钟馗也确实是打鬼的,但将无产阶级领袖化为“钟馗”,在哲学路线上就偏差了。但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击垮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所以林彪讲话的积极作用是主要方面——提高全党全军全车人民的警觉性和斗争性。毛主席历来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退让的,但是考虑到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问题主要倾向权衡利弊,鉴于当时全党的情绪,毛主席只好违心地,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违心同意别人意见。但在这些原则理论问题上又必须划清界线,而在当时情况下又不能公开批驳林彪讲话(既不能象一年以后公开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更不能象七0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批评林彪的“论天才”那样,所以毛主席只能用给自己的夫人写信的方式作出“备忘录”,并且有意识地让周思来、王任重看到抄件。——毛主席的用心是何等良苦啊,堪称是一次匠心独运的杰作。有人说,林彪这篇讲话中的“政变经”是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政变纲领的思想基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有人说林彪在讲这篇讲话时就已经是狼子野心要篡党夺权了,这种说法我实在难予苟同。说林彪早有野心,这话是对的。但林彪到底是什么时候将篡党夺权提上日程的,至今是个谜。但说是在发表《五一八讲话》时,实在是太勉强。
我还敢断言:在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的当时,中国的七亿人口中,从上至下,除了毛主席一人外,没有别的人看出了林彪这篇讲话中存在的问题。当时的两个司令部中,不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左派们,也不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们”,谁也没有看出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信中说中央催着要下发这篇讲话。这里所说向中央,不仅有中央文革的左派们,也包括毛主席外巡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等人。还有那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不论是红的,还是黑的,真的还是假的,左派的还是右派的,都在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和历史发展动力),都在思想体系根本问题上懵了头了。就连那位敢于与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的“大权威”杨献珍也失了眼力。

有鉴于此,我在《共革党纲》中放言说,历史证明我党最早一批党员中,只有毛泽东、李大钊等少数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余绝大多人的思想境界始终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境界。处理共革案的公检法机关人员中有人说我这是诋毁贬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就让历史来出庭作证吧。五五年讨论实行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干部等级薪金制、军衔制、干部特殊待遇制时,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一人持不赞同意见;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后,也只有毛主席一人看出问题;七0年夏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最初宣扬“称天才”语录时,二百多位中央委员中一片拥护声,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提出异议。(要知道,这时已是毛主席将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信向一些人通了气之台,已是六七年底毛主席公开批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之后,已是毛主席斥责“忠字化”、“红海洋”之后,已是九大时毛主席从政治报告中圈去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之后了。当时,(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林陈的宣讲员吴、叶、李、邱攻击的康生、张春桥等左派们已吓破了胆。陈、吴、叶、李、邱大闹了三天半,大有炸平庐之势。只有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之后,才扭转了风向;后来在猖狂否定诋毁毛主席的浊浪中,只有黄克诚大义凛然出来发表一篇文章(我认为这是自文革后至今的唯一一篇马列主义的文章);致于后来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主义,大搞蒲鲁东主义时,竟然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赞扬雇工剥削,废除人民公社搞分田单干等等,也是拥护的极多反对的极少。但终究“有人敢于举旗分庭杭礼了(比如有人公开批评 “真理标准讨论”是“砍旗”以及几篇著名的《万言书》,更有人敢于公开指陈所谓“伟大理论”是蒲鲁东主义,是狗尾续貂)。所以,千急万急、千重万重,普及马列毛主义乃是当今当务之急。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唯此为急,唯此为重,唯此为先。离开这件大事,这个大局,去讲什么“发展是硬 道理”、“实事求是”、“真理检验标准”、“讲政治”,都是“言不及义”、“言不及政”(言不及社会主义、言不及无产阶级政治)的空泛之论。

我这样评论我党的马列主义实际水平,绝非有意贬低我党,而是实事求是的,同时是为了揭穿那些以风论史的伪史学家们的假面。许多人现在在斥骂林彪时,极力讳饰自己看到《五一八》讲话当时的精神状态,不敢正视自己当时灵魂的真境。有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当时就觉得林彪的讲话不对味。更有人说,我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我何尝不希望当时我党我国有这样众多的高人,但历史至今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佐证。许多人,许多老干部是马列主义信仰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二者是不能等同的,他们头脑中只有部分马列主义,只有一小部分甚至没有毛泽东主义,所以遇到新问题或新形式时往往不能识别真假正谬了。我认为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当时的境界,然后分析自己是怎样一步步提高的。

现在就来谈谈林彪这篇讲话对我本人产生的奇特效果吧。概括地说,我从这篇讲话中吸收的主要是正面的影响,所谓正面影响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林彪讲话本身中的正面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对林彪讲话中负面的东西从正面理解上。林彪在讲话中对于毛主席并不是泛泛歌颂赞美,而是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讲的,而且重点是在讲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上。这些都是正面因素的内容,而且是讲话的主流。这对于一个立志要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一个年轻的预备共产党员的我来说,不可避免会形成崇拜感但绝不会象宗教信徒对圣经的那种崇拜,这两种精神升华的路径和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林彪讲话中的不良倾向对后来的“忠字化”、“最最最”、“红海洋”形式主义弊端确实产生诱导作用,我本人在这方面当时也是中了毒的(比如在六七年底我写的总结《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形式主义表现)。但当时正面意义还是远远压倒弊端的,从林彪讲话中吸收的有益营养远远多于负面影响,而且从正面理解的思想方式抵消了许多(不是全部)负面影响。——这其实是当时许多人甚或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方式,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纲领》中掺杂许多拉萨尔主义的谬论,马克思生气地给予全面批判。但当时许多党员和社会人士都从正面理解了这个很糟糕的纲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暂时不公布自己对这个纲领的批判。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当时全党都把它当作打鬼的钟馗神符,当作斗争的武器,大大冲消了其唯心主义史观的负面影响。这篇讲话与后来七0年庐山会议的“称天才“语录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不要看”称天才“语录全是马列的话,但它是用唯心史观串连起来的,将马列主义完全歪曲成荒谬的东西了。洪秀全秘密发动民众时组织了“拜上帝会”,也是用他山之右攻此地之玉的办法,用”上帝“来对抗孔孟之道。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正视人们在精神陶炼的初期,从正面灌输时,虽然带有某些负面影响的精神养料的有益作用。正如雷锋、焦裕录也读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不能改变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因为雷锋、焦裕录从正面将孔孟之道的说教予以改造(虽然是歪曲的畸形的改造——与孔孟之道本意完全不一样了)而并没有陷入孔孟之道。这就是成千成万读过《论修养》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并没有成为孔孟信徒的一个重要原因。——整个社会环境是革命的向上的,就能引导人们的精神向上攀升。革命的抗毒解毒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甚至能将魔鬼改造成圣徒,将谬论曲解成真理。(反之,当革命被否定后的八九十年代,庸俗的市侩利已主义充斥了人们精神领地后,马列主义都被歪曲成谋取私利的招牌,如物质利益原则被改造成”物质剌激“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被歪曲成鼓励发展小生产个体私营的政策。)在六六年初那个进代,在资产阶级司令部极力贬低学生著运动,妄图架空毛主席的情况下,林彪的讲话确实具有扫除阴霾的冲击作用。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因人废言,不能因为林彪后来叛变了,就否定他的一切言论。说句实在话,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理解,林彪确实大大超过与他同代的许多领导人,比如他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负》一书就使许多领导人相形见拙。他至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用“实事求是”四个大了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他至少主张学习老三篇、老五篇,坚持宣扬白求恩的国际主义,而不是主张中国绝不能当第三世界的头。所以,周恩来在《五一六通知》后,在《五一八讲话》的学习会上振聋发聩地说:”林彪同志是我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林彪在这一点上是当之无愧的。林彪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魔,而且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庸才,而且他野心膨胀走上魔鬼之路要比某些人要晚得多。
总之,林彪这篇讲话给我的最大教益,是使我将对毛主席的崇拜建筑在对毛泽东思想真理性理解的基石上。这很奇特,但完全是事实。一直到林彪爆炸后的一九七二年五月公布毛主席的信时,我才对林彪讲话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刻理解。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3)

(十)惊颤中深思两个司令部斗争问题
我在北京各院校看到许多大字报,其中在北京航空学院看到的一张大字报终生难忘。这张大字报是用绿色纸写的,题目是《十个为什么?》。大字报中提出的“为什么”一个比一个令我震惊,主要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大字报中质疑:《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八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暗指的“黑司令”谁?八届十一中全会后,
我久久地站在这张大字报前凝思,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观念清晰地显现出来。这张大字报对我一生的影响,怎样评估都不为过,用振聋发聩提醐灌顶都不足以充分描述我当时心灵的升华。在京串联期间,我的思想境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为开展,清楚地知道了这次运动的目标是刘邓司令部,而且明白了为什么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路线。在以前学毛著、学九评时形成的反修防修观念与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以前的学习主要是被动地接受灌输,而现在则有了强烈的行动意识,明确地知道自己过去自愿承担的使命现在需要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完成了——战场就在眼前,必须投入战斗!在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枪声的方向就是战场。现在战场和目标都已明确了,是不是战士,就看敢不敢战斗了。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了极大的飞跃,终于从保守落后的被动状态中超脱出来了,为此我兴奋不已。我深深感谢革命大串联给我的革命教育机会,几十年后仍觉得还保持着当时那种奇异的飞跃感。自从我认定刘邓司令部是个客观存在集团的时候起我对它的嫉恶如仇的态度就从未减弱过,尽管这个集团中一些人由于陷进的程度较浅而得以解放,但我至今认为刘邓司令部是确实存在的。某大师自己否认自己的司令部存在,不过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而已。(我在前面提过的六一年十一月的京西“畅观楼事件”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用任何办法也无法抹杀的,后来又有六十一人在敌人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之事更是白纸黑字在那里的。)现在仔细地分析起来,当时(六六年十月间的飞跃仍然是偏于号令式的,完全建立在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是正确的信念上。当时的思维逻辑链是这们的:“三家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的这个认识不是盲目得来的,而是根据报刊上揭露的事实《燕山夜话》、《三家樯札记》的文章进行分析的结果。)所以批判“三家村“是正确的;而“四家店”是包庇”三家村“的(《二月提纲》),所以批判“四家店”也是正确的(后来林彪爆炸后,毛主席为晚瑞卿平了反,说是偏听了林彪的话。);而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革命运动,就是与毛主席路线对立,所以批判刘邓也是正确的。逻辑思维链是完整的系统的有说服力的,于是我自己说服了自己。于是,由过去盲目崇拜一切领导人的奴隶主义,转化到要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的轨道上,有了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观念。这就是我当年思想砺炼的一阶段。(对于刘邓路线进行深入的探究,我是在稍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报刊上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时开始的。)

有人会说,你这种升华并没有彻底摆脱奴隶主义,如果毛主席错了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在那个阶段上(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我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毛主席会犯错误的意识;二,我由不懂、不知、不识两条路线斗争、两司令部斗争,到明确具有这些观念,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都是种精神飞跃;三,从盲目崇拜一切领导人,到不再迷信“权威”,这更是一种精神升华;四,我的立场、使命感、性格所掌握的哲学知识,保证我会按看唯物辩证法轨道继续提升,逐渐提高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决策真理性崇拜的阶梯——达到坚持真理,扬弃错误的程度。我后来的人生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到八九十年代,我不仅对毛主席作过的批示和决策在进行分析思考后决定拥护或扬弃,而且提出了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和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中央的问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4)

(十 一)圣洁的纪律使我折断自己的丘比特之箭
我离京去天津串联,首先到天津大学找到小白,他是天大“八一三”红卫兵,也是造反派,但只是普通的小兵。因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到天大视察,所以他们的组织就起名为“八一三”红卫兵。然后,我去天津工学院看望小玉,我高中的同学有好几位在这所学院。两年不见,小玉仍是一付男孩子样,但怎么也掩抑不住妙龄少女的靓丽倩影了。她紧紧抓住我的双手频频摇动,久久不舍放开,激荡的感情流电流般地冲击过来。。双眸闪动着亲切欢欣的光彩,融融着无限的思恋情义,看得出她有满腹衷情要倾诉。她那激越徘红的两腮,微微抖动的双唇,急促呼吸起伏的胸脯,使我清晰地觉察到她极欲突破友情的层次,直接道出那句心底的话来。但是……她终于没有说出口来,因为她知道我们军事学院的纪律,知道我已是预备党员,在这种事情上当时我没有决定权和主动权,她不会置我于难于处理的尴尬境界。而在我这方面,当时在去天津之前我又自定了一条圣洁的中心纪律:现在是毛主席让我们进行革命大串联的时期,大串联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我决不能在大串联中谈恋爱,如果谈恋爱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我知道一旦久别重逢必有这一时刻,所以事先打了精神预防针。我的心潮也是激荡难捺,如果没有事先的自警,真难说不会冲越组织纪律的雷池。我强抑着感情的激波,下意识地紧紧握捏了几下她的双手,用这个无声的动作传递过去许多重多层次的深情挚意,她回报给我的也是同样的下意识的紧紧握捏,表明她完全体会出我的心境。心有情犀一点通,无言更胜有言声。我们无言地对视了许久之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不舍地松开了我的双手。

半个月后,在北京我们又再次相遇,她们学校的学生在北京展览馆前集合乘汽车返校,我赶去送她上车。在夜幕的草坪我们紧紧挨坐在一起,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她的感情烈火再次燃烧。但是,尽管眼波、红腮、嘴唇、急促的呼吸气流准确地传递了信息,我们仍旧没有伸出指头捅破那层蒲蒲的窗户纸。她上车前,我们紧紧握手,两个人的双手都在抖动,我清楚地看到她的两眼里噙着泪花。上车后,她坐在座位上用手帕擦拭眼睛,那一定是她借上车背过脸时偷偷地流泪了。她在车内频频摆手,汽车闭门“咣当”一声响,震惊得我心房直颤。——爱情的大门,也就这样终于被我们紧闭上了,两颗青春躁动激烈冲越极极欲撞击的爱恋之心,终究被我们自己永远隔置在薄薄的窗户纸两旁了。这一次分手,决定她终生不能成为的爱人,我也终生不能成为她的爱人。因为有小玉这样一次感情闸盒差点冲开的危机,我在文革时期间都没有敢去见小芬。一切就这样过去了,留下的只有永远不绝的友情,那枚指向爱情心靶的丘比特之箭终于被我们自己折断了。 (再次见到小玉,已是二十六年之后的一九九二年冬天。那时,我正在天津老家。有一天,她忽然风风火火地带着一个二十岁的儿子,在一个高中男同学们陪伴下来到我家看望我。我忙将凤来也请来,我门一起到我村的津平酒家吃午饭,席间她的双眸仍闪动着无限的爱恋深情。)

在天工时,小玉又找来几个老同学,有男同学,有女同学,其中有高三时的付班长小凤,还有低一年级的几个女同学。两年不见,这些女同学都出落成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但仍不掩文革中的巾帼英豪之气。小玉当时在天工“八二五”红卫兵组织,是全国有名的响铛铛的激烈造反派,而小凤在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属于比较保守的一派。小玉说小凤她们是“老保”(即拼命保院党委的红卫兵),是“思想兵”(即思想落后的红卫兵)。但同学之间仍很友好,小凤说:小玉仍是男孩子调皮鬼,文革开始后双方大辩论时,小玉爬上楼顶将小凤这一派的广播喇叭给砸了,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家乡就在天津近郊,我回家乡考察农村的文革形势。在我小时候演唱快板的村十字街口贴了许多大字报,从中我了解到村干部确实存在官僚主义和“四不清”问题。当时正在批判原四清工作队长,他曾说群众是“鸡头鱼刺萝卜根”,引起群众的不满。
(天工“八、二五”红卫兵后来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学生领袖,多次与陈伯达辩论,曾有一封《致陈伯达的公开信》。陈伯达在接见天津谈判代表时自谦是“小小老百姓”。后来听说这个学生领袖在六八年批极左时被定为“坏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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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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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0:57 pm    发表主题: (十一)由奴隶主义者变成不轻信权威者 引用并回复

(十一)由奴隶主义者变成不轻信权威者
自从北京大串联后,我的奴隶主义精神加锁冲破了,敬畏权威的思想基本上已破除(当然远非彻底破除,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盲目崇拜)。当时,陶铸有句名言:“除了毛主席以外,谁都可以怀疑。”此言一出,全国大哗,立即受到严厉批评,批评者认为陶铸言中之意是连林彪也可以怀疑。——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陶铸又赶忙补充说:“除了毛主席、村副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但还是很快被定为“怀疑一切”论。陶铸的这句话在当时很有影响,因为这句话中含有连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也可以怀疑之意。于是他很快即被打倒,说他鼓动“怀疑一切”是“反革命两面派”、“最大的保皇派”,成为“刘、邓、陶”三人物。(见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其实,当时许多红卫兵在思想上确实就是“怀疑一切”。突然间揭露出原来人人都知道是毛主席接班人的刘小奇都搞阴谋反以毛主席,人们普遍有一种上当受骗被捉弄的感这种灵魂被玷污而产生的强烈逆反心理,不是当事人是难于体会的。所以,还怎么能再相信一切呢?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所以,在群众中,尤其是在过去天真的青年学生中,奴隶主义确实受到严重冲击,“怀疑一切”聚然间成为思想主要倾向。由原来盲目相信一切领导人,又跳到另一个极端“怀疑一切”,这也是后来“打倒一切”的思想根源。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种倾向又转化为另一路倾向。所以,当时确实有一些红卫兵极端者真的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对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持怀疑态度。在六六年底至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一个“五一六”兵团,予头指向周恩来。如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红卫兵”头头朱成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出大标语,予头指向周恩来。还有人公开怀疑陈伯达,甚至有人怀疑林彪。他们主张怀疑一切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却忘记真理走过头就变成廖论。

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是“不轻信权威者,但也不轻疑权威者”。但是我当时的“不轻信权威者”与这种“怀疑一切”有本质不同。我的思想是,怀疑必须有根据,不能无根据地怀疑。在没有根据之前。既不轻信,也不轻疑,也不轻信,既不轻疑,也不轻信,既不是“怀疑一切”也不是轻信一切。而是“分析一切”,在分析以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当时,在群众和学生中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认为过去相信一切是上当受骗转到“不再相信一切”,而变成消沉低落谨小慎微,有些人甚至成为脱离运动的逍遥派。另一种倾向是由过去“相信一切”跳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蔑视一切权威”的极端无政府主义。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有这种倾向的主要是造反派头头们和另一部分高干子弟。而我走的精神历程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同,当时成的思想方式有两种互相联系又在相制衡的因素。一方面奴隶主义已被大大破除,不再轻信一切,不再迷信权威,有点王安石的“大人不足畏”,但又还不是“说大人则藐之”,有点象用探雷器搜索着前进的意味,要前进却又所谨慎。这种精神状态是由我的性格与所掌握的哲学知识共同促成的。哲学知识警示我,物极必反,但又不能走极端;但我的童贞执著的性格促使我去思考探究问题,而且一旦钻进去就一定还要钻出道理来,决不中途废止;而童稚浪漫的性格又使我不希望一切都是坏的,所以又容易受到新的假象的蒙蔽,常常停留在某个台阶上。比如我对当时中央文革人员就很崇拜,尤其是对林彪直到他爆炸前都没有怀疑过。我这种阶层次式的升华,每提高一个台阶都很艰苦,但每升一级又很扎实,比起那种大起大落忽升忽降的精神过程要好。正是由于有这种分析一切不断求索的思想方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使我打破对陈伯达的崇拜,开始怀疑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权威性。

我和我的战友们将我们这种精神状态戏称为“中间偏左”、“中向靠前”的战略思想。——不搞极左,也不搞极右,又不在中间搞调合,而是偏左一些,有时相当靠左一些;不落后,不超前,又不居中,而是中间靠前一些,有时相当靠前一些。这颇有点中庸主义的味道,但绝非是中庸之道,因为我们要革命要前进不赞成中游逍遥,不赞成“致中则止”。这种精神状态很不易把握,常常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责备,左边说我们右,而右边又说我们左。有我们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在当时(六六年底六七年初)远不占多数,但也不是很少数。那些思想单纯,追求真理,愿意思索而又有一定哲学知识基础的人,特别在大学生这一层次中不少人是这个状态,而且越到运动后期这样的人越多。(就是我到后来九十年代末期搞共革活动时,总体上仍是这种“中间偏左”。我提出的原则方针是“惩腐毙修,治病救党”重建中国共产党。这个方针受到左右夹攻,许多人(人数很不少)说我极左,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么多,你却反修,真是吃饮了撑的;但也有人说我太右,共产党已经烂了,你还重建,太天真了。——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纲领,坚持自己的道路。历史证明,很多情况下,“中间偏左”、“中间靠前”的路线恰恰是正确的路线。但是这种相当靠前在现实上往往形成超越现时半步,超越现时人们思相半步,而形成悲剧,这在以后的经历中多次出现。)

仅仅一个多月的北京大串联之行,我就由那么严重的奴隶主义精神状态迅速飞跃升化到“不迷信权威”、“不轻信权威”的程度,可以想见当时运动的激烈程度。那个时期是打碎“权威”的时代,每天都有成打的“权威”、“领导人”的桂冠被打落在地而无人一瞥,这落地的每一个桂冠都比大队长、支部书记的帽子要高许多倍。那时连刘小奇、王光美都在中面海和清华大学被批斗,还有什么“权威”可言?但那时许多人在原来的“权威惧”被打破后走向两个极端,如我前面甩说的。据说,虞诚的宗教徒经过朝圣觐谒后,灵魂就涅槃升华了,苦恼就解脱了。是否如此灵验,我不敢妄评,但果真如此也只是一种唯心主义内心体省。但就我当年在京大串联时的亲身体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确实可以极短的时间内跳跃性地突破过去的枷锁樊篱的禁锢而升华。现在分析我当时的思想升华,不是那种唯心主义灵感式的突变,而是有深厚基础的。我出身贫苦,对党和毛主席热爱挚深,多年的传统政治教育,学毛著、学哲学、学雷锋,部队生活,曲折的经历,为我的升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经过在京串联期间耳闻目睹到大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信息后,便迅速突破了禁锢。这就是雷锋所说,林彪重复的“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如果没有以前反修防修的教育,没有阶级斗争知识的准备,没有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尽管这些都是基于概念式的灌输,如果不是带着克服落后保守精神状态的企望进京串联,就不可能有这种短期内飞跃升华的效果。这就是同样都在大串联,为什么收效却不一样的原因。有的人将当年自己进京去见毛主席说成是“现代迷信”,认为是“上了大当受了大骗”。其实这是自己暴露自己将大串联当成觐见朝圣,但又缺乏虔诚的心基,所以收效平平,怎么能昧着良心抱怨毛主席,抱怨大串联呢?只有良心被狗掏吃了的人,才会有这种鄙污龌龊的心理。这是否也是那些丑陋的中国人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呢?毛主席在文革初期批评派工作组是将群众当成“阿斗”,是国民党的“训政”,号召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为什么你自己甘当“阿斗”、“愚民”呢?
——丑陋的中国人啊,你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灵魂?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5)

(十三) 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虽然在京八三一、十一两次参加毛主席接见,但都没有见到毛主席。我对此不甘心,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于是十月中旬我离津再次进京。不久听到传达,毛主席于十月十八日将乘车绕城检阅红卫兵。那天下午,我坐在日坛公园附近马路西侧,等候毛主席检阅。(负责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命令大家必须坐着,接见时不得站起来跳跃。)
公元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十三分,在燕形摩托车队飞驰过后,毛主席乘坐的敞蓬轿车便风驰电掣般地急驶过来。毛主席站在轿车上,没有戴军帽,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远。轿车驶到我们面前时,毛主席将脸转向西侧正对着我们,高扬着手挥动。我看得非常清楚,他老人家神情严肃庄重,仿佛是在向我们下达命令:“红卫兵少将们,革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不要辜负历史使命啊!”当时,我和周围的红卫兵都违反纪律欢呼跳路起来,摇动手中的语录本,使尽平生力气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每个红卫兵的眼里都闪着泪花,许多红卫兵已淌下泪水。我低头赶紧看手表,牢记下这人生最最幸福的时刻。当即翻开语录本,在扉页上记下这一时刻,写下誓言:”为完成反修防修的伟大历史使命,粉身碎骨,万岁不辞!“(非常遗憾,这本语录本后来在串联时遗失了,这是我平生一件最大的憾事。)在那一时刻,我的年轻的心灵中是否有某种宗教圣徒崇拜的精神成分,我至今也说不透它(那时我只有二十二岁半。)但那神圣的誓言确确实实在彼时彼刻使我的灵魂升华了,仿佛瞬间净化了,注入了一种无法想象的精神巨能,只觉得自己骤然间浑身充满了活力和火力。象大地之子安泰,象金猴子孙悟空,象战神海格力斯那样,霎那间壮大起来,成了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了。这一时刻的誓言,标志着我已将反修反复辟斗争自觉地当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命为一名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圣斗士,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里程碑。自从踏上这条圣战之路,我从来回过头,更没有后悔过。

六八年底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石家庄市化工三厂工作,我从市图书馆借到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书中有一节描写安德列做为龙骑兵接受亚历山大大帝检阅时的场面和激动的心情。年轻的安德列兴奋得难以自抑,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崇拜感骤然而升,立志为皇帝终生效劳。安德列后来为国效劳勇敢作战,在与拿破仑大战中身负重伤。他平躺在尸横满野血迹斑斑的战场上,仰视苍穹深处的星辰,追索人生的真谛。对比着安德列,我分析自己当年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的心境状态,发现那种崇拜感情在表现形式非常相似,也是那样激动,那样专注,那样陶醉,那样圣洁,那样增强了使命感。我又比较了自己与安德列精神实质上有何差异。我不否认自己当时确实是将毛主席当做完美的圣人崇拜,而且感恩思想占主要成分。但我是基于将毛主席作为人民的代表、革命的化身,基于对毛泽东思想真理性的信仰和崇拜,不是象安德列那样的偶像崇拜,更不是象岳飞那样愚忠。我们——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崇拜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深厚的人民性、深邃真理性、坚实的历史性,这就保证了我们的崇拜精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永盛不衰,以致于在历史地反思毛主席遗留给我们的巨大的政治遗产和理论遗产中发现一些需要扬弃的方面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崇拜敬仰反而更强烈了。我们毫不疑惑地断言:中华上下五千年,毛泽东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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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1月 23, 2006 10:58 pm    发表主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6) 引用并回复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6)

第四节 周游全国大串联

(一) 革保之争逼我外出大串联
在京津大串联中,使我对《十六条》中的文革目标、政策有了清晰的理解,尤其是对红卫兵内部革保之争有了独立看法,我认为应该实行“中间偏左”的政策,以革命造反派为基吸收保守派组织,避免继续分裂,保证运动健康发展。我带着准备积极投入战斗的“唱主角”的高昂情绪回到学院,但学院里革保之争正在白热化。当时我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几十个组织已联合成一个组织,起名叫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因为大家都很留恋部队,所以对外仍自称炮兵工程学院。我们兵团当时主张“彻底砸烂保皇派”,“保皇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我认为这个政策过激,持有异议。因为我自己在文革前的经历和文革初的保守落后状态,我对保守的红卫兵的心情比较理解,对他们有同情感,相信他们也是愿意革命的,只是在革命的一个阶段上暂时落生了。我主动向头头们提出自己的看法,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不想我与兵团的一个主要头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应该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按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中的教导,团结犯过错误的保守派人员,吸收他们参加我们兵团,不要硬要他们写检查,要实行“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结果头头说我是“康派机会主义分子”、“保皇派奸细”,要将我驱逐出兵团。几名老造反(最早起来造反的学员)甚至对我动了拳脚。我气得用陈毅在被批判时告诫红卫兵的话警告头头:“小心功臣变祸首!”于是我被撵出兵团办公室。

所谓“康派机会主义”,是当时北京有个大学“我记得好象是地质学院有个姓康的学生在一次辩论中提出主张,认为革命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有优缺点,双方应互相多看对方的优点联合起来。这种观点被认为是折衷主义、机会主义。因为他姓康,与清未保皇派康有为同宗同祖,于是被称为“康有为”、“康老右”、“康老保”、“康派”、“康老机”……当时,在造反派内部有一场反“康老保”斗争,由此造成造反派内部又一次大分裂。比如,我院从我们兵团中就分出去一派人员组成“八一战斗兵团”,我们教学班有两名学员参加了“八一战斗兵团”,由于兵团头头的专横,我们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我是“康老右”。这时分出去八一兵团的人员劝我脱离兵团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对我们兵团头头的专横确实很有气,但思索再三,我认为拉出另立炉灶不是正确的政策,是扩大分裂的作法,应该在革命造反兵团内部进行斗争,纠正错误政策,所以婉言谢绝了八一兵团的策反劝说。但我们班的学员当时都出去串联了,原来的“抽宝剑挺进纵队”人员也各奔东西,我一个人独掌难鸣,对革保之争又很厌烦,便决定定再次外出串联,了解全国形态眼界。原计划要去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井岗山、遵义,并顺路去重庆看渣滓洞白公馆罪行展览。

十一月底,我一个人背上军用背包,开始外出串联。我到下关车站,从车窗钻进西行列车。为什么是从车窗钻进列车呢?因为列车从上海发车时就已是人员满满的了,到了南京,没有人下车的只有上车的。车门不打开,也打不开,车门内也挤满了学生。站台上的学生们只好从车窗往里钻,而且要从车内红卫兵的头上滚过去才能站在车箱里。不过,那时只要往里钻,车箱里的人就往里拉。(但到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火车客运力量不够,旅客也从车窗往里钻,却是里面往外推,不让往里钻了。)我钻进车箱一看,我的天啊!满车箱人头攒动,一个挨一个。一节车箱定员是118人,但现在一节车箱里至少有二三百人,两排座位中间原定员十人,现在至少二十人。座椅下面,行李架上,座椅背上,全是红卫兵,连厕所里也站着几个人,我就事先在厕所李站着,一直到了郑州才到了车箱中间。如果有人需要使用厕所,厕所里的人就挤出来,用完厕所后再进去。吃饭倒是不用担心,沿途各站,站台上都 有服务员从车窗口往里递铝饭盒,有米饭、或馒头、或面包,一路没有挨饿。虽然很挤,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兴,也很融洽,背语录,唱红卫兵革命造反歌,忠字歌,语录歌,彼伏此起,一浪接一浪。大家在一起畅谈交流各地文革的情况,有时也发生争论,不知什么原因,在学生中间对北京学生有好感,而对上海学生普遍不“感冒”(不感兴趣),他们“阿拉阿拉”地很使人反感,在辩论中常常是上海学生陷入孤立。

(二) 我成了“娘子军”党代表

在西安站下车,在车站广场排队等候乘火车去铜川,再转乘汽车去延安,当时火车还未通到延安。当时,我穿一身整齐的绿军装,扎皮带,但军帽上没有红五角星,在领口上没有红领章以示与正式军人有区别,一身英武神气。这时有四个女中学生来到我身边,听说我去延安串联,就说:“我们也去延安,一道走吧。”她们说她们是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三年级学生(相当于高中三年级学生),当时学校改名为“代代红学校”,毕业后当幼儿园阿姨或小学教师。她们四个人都没有穿军装,都是便装,都是十八、九岁姑娘,个个英姿飒爽,充满青春朝气。那个年代,女孩们是不打扮不化妆的,但终究是女孩,四个人往我身边一围,立时阵阵香气扑鼻。她们要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那时兴自我介绍以取得互相信任。我以军人流利的声调向她们报告:“本人——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战士王士吉,现改名王翰锋,贫家出身,中共预备党员。”她们听了直拍掌,随后也逐个自报家门,小崔、小周、小张、小杨,最小的小周说她叫周要武。她们个个开通,见面就熟,没有一点拘谨。小崔将我的军帽摘过去戴在头上,立即平添了许多巾帼之俊。小周要去皮带扎上,让我帮助她整衣服。小杨俏皮嘴甜不客气命令:“你是党员,你就是我们领队党代表,我们四个‘娘子军’女兵就归你领导了,你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一个也不许丢了。”我突然间成了”洪常青“,真是笑煞人。但是责任感和英雄主义精神使我欣然接受了她们的任命,笑着说:”好,保证丢不了一个。“我本来孩子气就很浓,与这几个活泼女孩自然投合。在那个年代男女学生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见面都没有丝毫戒心。

我们乘坐西安——铜川的火车,进站后才发现车箱内早已满员超载,没法上车,只好又从车窗往里钻。她们四个女兵凭自己力气谁也爬不上车窗,我犹豫了一下,只好将她们一个接一个抱起来往车箱里推,最后塞进我的背包,她们又一起拉我,把我拉进车箱里。我忙得闹了一头汗,一面擦汗,一面为刚才抱她们上车致歉,没成想她们却都笑了。小崔说:“这算什么?革命不能那样文质彬彬啦 ,我们还得感谢你呢。我们都不在乎,你害什么羞?你要是害羞,就是有私心杂念。”她调皮地伸出手指刮了一下我的鼻梁,几个女孩又爽朗地笑了。我深深叹服她们的开通大方,从此开始一个来月的串联中,每次钻车窗我都抱她们往窗里推。

从铜川去延安是坐大轿车,座位是一人一个,因为路远,还要走盘山道。司机是位老师付,他坐好后回头对我们说:“红卫兵小将们,开车了,唱支歌。”我坐在他身后,他让我起头。我起头,大家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唱得好,再来一支,”司机师付很高兴,锁:“唱几支歌,不打盹。”
我们又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也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曲尽韵不尽,余音仍绕梁。这两支时代歌曲的精髓已融入我们这一代红卫兵人的脑海深处,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威严的战斗号角。三十年后,我在《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友严正声明》中明确宣布:“我们与修正主义为敌!”)

车队行驶经过黄陵县时,我们看到黄帝陵碑。我凝视碑石上的苍劲刻字,心中遐想,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祖脉啊 !这块沉重厚实的碑石上凝聚着多少优秀的文化精粹,又沉积着多少文化糟粕呢?现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清除这些文化糟粕吗?在汽车上我们还看到一只秀俏伶俐的小松鼠在山涯上轻捷地蹦跳,几乎伸手可捉。它居然园睁着两只小眼睛沉静恬然地注视这个庞然大物的车队。我新奇地与它对视,我心想,这小东西一定是这里的老住户了,对汽车已习以为常了。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一27)

(三)在革命圣地陶情

黄土高原突兀在我们的眼前,黄灿灿,光秃秃,几十辆大轿车首尾相衔鱼贯而行,卷起黄龙般的烟尘土浪。望着这瘠贫的黄土大地,不禁感慨万千,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就是黄帝安寝的地方,这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圣地,这就是《东方红》诞生的地方!当我不满五岁学唱这支歌曲的时候,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我会亲身觐见诞生这支颂歌的圣地。而今,我来了。延安,我们来拜访您了!

车队驶入延安城,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我们被安排在延安中学住宿,接待人员赠送给我们每人一枚延安纪念章,我至今还保存着。延安人民象当年欢迎红军那样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热情而亲切。招待我们的晚饭是白米饭——延安这个地方不产稻米,我想这一定是国家调拨的大米用来接待红卫兵的。我和我的娘子军女兵们吃了饭就去浏览华灯下的延安市容,然后来至宝塔山下延水桥上远眺宝塔。在繁星闪烁下,宝塔显得那么巍峨俊伟。它曾是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象徽,吸引着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和志士。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窑一洞,都凝聚着当年毛主席领导下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将士们的深情厚意,向我们这些革命后代昭示着革命的丰功伟绩和昭示着未来。初次到延安置身于此景此情之中的人们,都会自然地被它的雄伟和历史蕴涵所感染和融化。

由于一时间涌来的红卫兵太多,接待工作很紧张,晚间被子不够用。十一月下旬,延安地区已见霜冻。各地红卫兵不分男女住在几个教室里,在铺地的草垫上睡觉。我将自己的军被让给四个女孩,自己躺在一旁盖上军大衣睡着了。但半夜醒来时却发现四个女孩与我对脚睡在一起,合盖一条被子,小崔紧挨着我。我不好意思忙爬起来,但小崔拉住我说:“你的大衣不厚,如果凉着了你,谁给我们领队?你看——”她用手向教室内环指了一圈,“大家不是都男女不分吗?”我环视了一下,果然男男女女的红卫兵们东倒西歪地混在一起睡着,都睡得很香,有的女孩就枕在男孩的腿上,我只好入乡随俗了。除了儿时与母亲合盖过一条被子外,我从未这样亲近地接触女性,而且都是情窦已绽的年化,即使是与小芬、小玉,也没有这样亲近过。但是这四个女孩的纯真、无邪、随合、落落大方,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觉得自己的顾虑在她们面前显得很卑琐不屑。我心里说:“就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小妹妹士祥吧。”于是我们之间非常随合自然。孔丘老先生极力教化的“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文革时代的男女红卫兵中是被彻底荡涤了。

第二天,我们开始有计划地参观,先去延安革命纪念馆。这里有毛主席许多手稿真迹,如《论持久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兵民是胜利之本”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跟随毛主席转战延安的那匹坐骑的遗体。那是一匹不太大的深青色驴子,它死后保存了整张毛皮,里面装上充填物缝制后作为纪念物。它那四条骄健的腿,仍然显示出当年不拒疲倦奔走的雄风。这是一匹功臣坐骑,当年毛主席骑在它的身上思考整个西北、整个中国的战局,指挥我军与敌人斗智斗勇,保卫延安,打得胡宗南晕头转向,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枣园毛主席故居窑洞前的小树旁,我手捧语录本照了一张像。当时这棵小树只有擀面杖那么粗,整整三十四年之后——二000年十一月,我在看守所监室里从电视上看到去延安旅游的人们来到毛主席故居参观,那棵小树已长得很高很粗了,这使我又回忆起当年“朝圣”时的情形。在毛主席窑洞卧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镜框,照片是江青抱着小女儿李讷,毛主席逗笑小女儿,其乐融融。我们又到七大会场参观,当年的会场布置仍照原样保存。木凳是用树干从中锯开的长半园木板钉成的,我抚摸着这种粗糙的木凳,不胜感叹,就是在这样简陋的会场举行了我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会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横幅上写“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七大是我党历史上极重要的一次大会,明确确定将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我们又凭吊了延安烈士陵园,向“四、八”烈士碑致敬,我在碑前也照了张像。我们还去了王家坪,这是当年毛主席讲演《矛盾论》、《实践论》的地方。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参观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会场。最后,我们来到了宝塔山,当时已是初冬,没有庄稼,但山坡上还有野草。从山腰往下望去,仿佛当年三五九旅大生产热火朝天的场面欢笑声依稀仍在缭绕。我们从半山腰梯田向坡下跳跃,梯田坡有的很高,小崔、小周有些胆怯,我就一手拉着一个一齐往下跳,大家又跳又笑,又说又唱。我们唱起郭兰英的成名曲《歌唱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在延安参观期间,我听到一个关于大生产起因的故事。一九四二年夏季有天下暴雨,雷电击倒延安小礼堂外的一棵大树,大树倒下又砸在小礼堂屋顶上,压倒礼堂里一棵柱了。当时礼堂里正在开延安地区干部会议,柱子倒下时砸死了开会的延川县县长。此事引起轰动,忽然传来一个报告,反映有人说:“老天爷不长眼,怎么不劈死毛泽东呢?”边区工作人员认为这是反革命言论,要进行追查严办。毛主席知道后阻止了追查,对工作人员们说:“为什么打雷劈倒树,群众却说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呢?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中有不足,引起群众有满意。”于是毛主席安排人员进行了调查,原来是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后人员增多,对边区征粮负担大,一些群众产生不满情绪有怨言。毛主席从中总结了教训,当年边区便减少了征粮数额,又号召中央机关和驻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受到群众的拥护,唱出颂歌《东方红》。我从这个故事中受到多方面的启发,深深叹服毛主席的宽厚博大的胸襟,能从刺耳的怨言中反省出党的工作中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不去追究发怨言的群众,而是调查研究找到工作不足的地方进行改正,得到人民拥护。从中我体会出,我们党的宋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要通过具体的政策来实现,不仅要求代表革命的方向,还要考虑到人民的现实利益和觉悟程度,右了不行,左了也不行,必须把人民的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所以《东方红》里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假如当时真的去追查那个发怨言的群众进行了严办,后果会怎样呢?那就会堵塞了人民的言路,人民群众有意见也不敢进了,结果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还可以启发出许多有益的教育。大生产运动还带动了中央机关的生产热潮,形成“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从南泥湾到北大荒,到大庆到大寨,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毛主席在他八十岁生日那天在中南海居室举行了一次小型庆祝会,他邀请了陈永贵做客。席间,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连魔鬼的钱都用,我们有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意)但是在当代,有些人已没有这根脊梁骨了,将四个现代化寄托在资本家大佬的钱袋上。——上面这小段议论是大串联后三十多年在看守所监室里的随想。

我们在延安紧紧张张参观了五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革命圣地。临行前,我在街上买了两块手帕,印上了“延安号角”、“延水桥宝塔山”图案。“延安号角”图案是一个八路军小战士号手在吹号,象是在报导黎明,也象是在召集队伍,又象是在激励我们后一代接过号角,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光大。这两块手帕我至今保存着,它们是我当年到延巡参观学习的永久纪念。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一2Cool

(一) 列车西行到天山脚下

回到西安站,我们连车站也没有出便商量下上步串联的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想去游览大、小雁塔,更没有想去华清池体味飘逸着唐明皇杨贵妃柔情密意的秋霜冬雪。我们想直奔重庆去看“中美合作所渣滓子洞白公馆”罪行展览。但是在车站里等了好久也没有去重庆方面的客车,后来进来一列去乌鲁木齐的客车。六五年中,我们学院放映过一部记录片《军垦战歌》,是描写新疆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英雄业绩的。我很想去石河子去参观家垦兵团,还想去凭吊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的陵墓。我与四个女兵一商量,她们一对敌同意去乌鲁木齐。小杨说:”你是党代表,你去哪儿,我们就跟你去哪儿”,我们就跟你去哪儿。”“上车!”我一声令下,大家又从车窗钻进车箱。但是小杨在车上得了病,发烧很厉害,把我们急得不得了。恰好她的姑姑在兰州工作,我们就决定在兰州下车送小杨去她姑家养病。一出兰州站,迎面而来是对面皋兰山上的皑皑的白雪。我悠然想起唐人王之涣的妙诗《凉州词 ·塞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怒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不觉一阵寒气袭身。小崔她们去送小杨到她姑姑家,我直接去兰州大学看大字报,然后到城北雁滩公园黄河畔去看黄河水流。黄河从兰州市北侧流过,在雁滩公园附近流过。在雁滩公园附近河中心有一小洲,有座简便的铁索桥通向小洲,我从桥南踏桥来到河心小洲上。黄河在兰州以西的上游水是很清彻的,不是名符其实的黄色之河。过兰州后向北拐弯,过银川河套再转弯进山西,曲曲折折至潼关转向东方。绕了一个足有三千里长的“几”字弯,环绕黄土高原流淌,这才变成了真正的黄河,象是母亲用一只黄肤色胳膊将孕育华夏文化的摇篮柔情地揽在怀中,又象是在向代代儿孙提问:你们这一代准备对历史作出几多贡献?又象是仰望苍天挑战:你还能肆虐任性几时?在小学五年级第一次上地理课时,看到中国地图上这个大“几”总觉得它很神奇,好象蕴寓着许多的含义,今天总算一览母亲河的尊容了。

第二天,我们与小杨告别,继续向鸟市进发。小杨深情地对我说:“党代表,回来接我,不要忘了我。”我们约定,如果一个星期左右返回来,就在兰州下车接她,如果一周不见我们回来,她就可以直接回北京了。

从兰州到乌市我们坐的是一列慢车,大站小站站站停,整整行走了四天三夜,真把人急得够呛。车上有的学生倡议到前面武威大站下车转乘特快,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和三个女兵提出看法,我们说,我们现在免费乘车大串联,已经给国家造成不小的负担,能坐慢车已经不错了,应该把特快让给有急事的群众乘坐。我们不能为国家作贡献,总应该多少减少点负担吧?我们的看法得到大多数学生赞同,到武威没有一个人下去换车。其实,当时特快列车上也是人满为患,挤得不得了。不过,我认为我们的看法总是一种良好的心愿吧。

兰新线横贯河西走廊,途经古丝绸之路的武威、张掖、酒泉、嘉裕关、玉门关……到了嘉裕关,我又想起王维的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就是阳关吧?老子所说的出关,是不是也是这里呢?人们常说的“阳关大道”是不是也与嘉裕关有关呢?车至玉门关,再次吟诵王之焕的诗“春风不度玉门关”,确实感到寒意嗖嗖了。未出关前已是戈壁大沙漠的余脉,一望无际的沙滩黄漠,朔风一起,卷起黄沙飞袭车箱,噼噼啪啪作响,象是在戏弄在荒漠奔驰的孤独的长龙。出关后看到远近点点蒙古包,真使人悠然有一种身处异族他乡的感触,在两千多年的民族融合中,我们祖国的疆土不断扩大,形成多民族国家。嘉裕关是古长城西首,在秦汉时期是汉胡分界线,但现在已是中国西部的内部省了。摊开中国地图册一看,嘉裕关离首都北京已是很远了,但西距新疆国界阿拉山口仍然还很远(我是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知道西国门阿拉山口的)。小学时听地理老师讲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疆土辽阔,老师将两只胳膊张开得大大地比划,但我总不知道到底有多么大,有多么辽阔,现在坐着车这么一跑,老天爷呀,原来是这么辽阔呀!真真的从心底里为祖国而自豪。如果不是沙俄硬是割去我大片领土,我们的祖国还要大许多呢!

乌鲁木齐已是冰天雪地,大街上的冰层有半尺厚,到乌市的第一件新鲜事是发现那里早已使用公斤制,粮票上是以克为单位。再就是维族同胞吃的一种奇特的叫馕的食品,样子很象一只扣过来无檐扁帽子,实际上就是发面的烙饼,但放上芝麻和细盐粉吃起来很香。再有是这里的牛羊肉特便宜,一角钱买一个羊肚。最令人感到温暖的是维族同胞对内地来的红卫兵非常友善和气,不管是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他们都是笑嘻嘻地说:“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欢迎欢迎。”红卫兵买东西格外照顾多给。他们的普通话说得相当标准流利,说真的比上海、广州的学生讲得还好,这使我很新奇。

我们住在新疆医学院,第二天便有专车接红卫兵去八一农场石河子农场参观。我们来到已经收获之后的棉田,那里竖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视察棉田处”。我们到八一毛纺厂东间参观制毛呢工序,织机上的天兰色毛呢非常漂亮。纺织女工说,这种兰呢是给海军做军服的。我们还参观了八一养猪场。真可谓肥猪满圈,每只猪都有三百多斤,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在养牛场,有头大公牛有一千多斤重,我们给它照了一张像。当年农垦兵团进军新疆时,历尽千辛万苦,《军垦战歌》纪录片中做了生动的介绍。我很喜欢片中马玉涛唱的主题歌:“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我们从农场返回鸟市的路上在汽车里唱起这支歌。

我还去鸟市政府大院看大字报,当时鸟市出了一起刘莎夫妇自杀的事件震动全国,这件事成为轰击自治区党委的重磅炮弹。(至于事件的真实情况,我至今还未明晓)。新疆一趟不虚此行,使我知道连新疆这样偏远的地方运动也发动起来了。

我们又专程去凭吊毛泽民同志的陵墓。新疆军阀盛世才曾一度与我党合作,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在鸟市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工作。后来,盛世才受到蒋介石的拉拢收买,背信弃义,将八路军办事处我方人员全部杀害,毛泽民、陈谭秋等同志都不幸罹难。在毛泽民同志的陵墓前,我久久地俯首沉思。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包括自己的爱妻、爱子和两个爱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为革命牺牲亲人最多的,就要属毛主席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当年建党初期,毛主席回家乡,说服了两位弟弟,将两个弟弟带上革命道路,但两个弟弟都惨死在敌手。毛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中央苏区的理财能手,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我想,如毛泽民不投身革命而去做商贾之人,肯定会成为腰缠万贯富豪的,他的妻儿可以随他享尽荣华富贵,他不会受这种断头之苦。他们到底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只要主义真”吗?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多少热血儿女,不就是高唱着《国际歌》中的“要为真理而斗争”而慷慨就义吗?——今天,为了保卫他们用头颅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不毁于一旦,我们红卫兵战士必须高举反修反复辟的大旗,坚决守住中国这块社会主义阵地,绝不能丢失,绝不能让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从西安至乌鲁木齐有四五千里之遥,就是为了向毛泽民老人家们致哀明志,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我深知自己身上还有很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缺点,所以特别选择著名的烈士陵墓之地激励砥砺自己,我要把自己的灵魂逼到不允许有半点叛变念头的地步――这是我大串联的主要目的,不然往返万里岂不是白白糟蹋国家的钱吗?因为我已看透,在今后反修反复辟的人生旅程上,拷问灵魂的时候会经常出现的。董必武老前辈曾说过:“人是逼出来的。”一个人要敢于经常把自己逼到没有半点退步的地步。)
那一天,大雪纷花,在茫茫雪花中,在深深的肃穆中,我与几个同路的老师在烈士陵园的顶峰――天池照了一张像。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29)

(五)在歌乐山江姐殉难处拷问自己的灵魂

离开乌市返回兰州的时候,已超过七天,超过与小杨的约定的时间,我们到兰州没有下车在宝鸡转车直奔重庆(在成都也未下车)。去重庆目标有两个,一是参观红岩村——即周恩来领导的我党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二是观看“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罪行展览”。重庆是座山城,夜晚华灯竞开后,分不清那是天上的的繁星,那是山上的灯火,仔细辩认,才能请有的灯光在上方,而天边的星光却在下方,真是天地人间星光难分。从山下到山腰,要经过一道很长的索道。在红岩村,我们参观了毛主席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到重庆谈判的图片,看到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为抗议蒋介石制造的皖南惨案而发表的诗:“江南一案,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一天的《新华日报》在周恩来诗的下方是一片空版。中国共产党用这种无言无声的抗议来表示自己的愤怒和蔑视。鲁迅说:“无言无疑是最大的蔑视”。

在渣滓洞白公馆,我的灵魂受到一次炼狱般的熬炼。渣滓洞是蒋介石的鹰犬严刑拷打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讯室。在这个魔窟中有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和几十种刑具,当年拷打时使用的刑具、铁链、皮鞭、老虎凳、木杠、铁条、铁路、枷板、竹签……依然照原样陈列在刑讯室,上面的血迹斑斑向人们昭示着国民党们的鹰犬滔天罪行。用泥塑演示的各种刑讯更是令人惨不忍睹,吊灯、压老虎凳、灌辣椒水、烟头烫、枷手指、烙胸、钉竹签……凡是肉生的心灵到此处无不颤栗。泥塑专题表现了江姐过堂时被钉竹签时情形,看到这一幕,我和我带领的三个女兵都浑身颤抖不已。小崔身体较弱,又非常激动,身体颤栗得要倒下,我忙扶住她,三个女孩都已泣不成声。我看过罗广斌、杨益言写的长篇小说《红岩》和于蓝、赵丹主演的《在烈火中永生》,不止一次为革命光烈们受到的酷刑而落泪。而那一天观看渣滓洞 时我没有落泪,只觉得浑身一阵阵热血激荡在血管里冲撞,两手攥得咯咯响,恨不得上去踢倒泥塑的特务模型。(实际上,特务模型的胳膊、大腿已被踢折哒拉着挂在那里。)小崔低泣着说:“江姐当时是怎样挺过去的呀……”(《红岩》中写到江姐就是在这个地方,被特务们扒光了衣服,遭受到非人的凌辱!江姐是美丽端庄气质高雅的女子,竟然遭到这种摧残肉体和灵魂的野兽般暴虐,她当时的心灵要经过怎样惨烈火的飞升而达到视敌人如无物呀?特务们以为用这种灭绝人性的凌辱和酷刑就可以摧毁江姐的意志而求饶投降,但失败的只能是这些狼心狗肺的野兽,他们根本不懂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在这个魔窟刑室的炼狱中,江姐在烈焰中升华为一只无比高洁的火凤凰,成为人类女性中最伟大楷模。江姐出身虽贫寒,但在当时那个年代,江姐如不参加革命,仅凭她的美貌才华气质,做一个贵夫人绰绰有余。但江姐视荣华富贵如粪土,视个人功名利禄为草芥,而毅然投身革命视死如归,为的是什么?仍然为的是“主义真”

啊!好一个“主义真”!你召唤着多少代,多少辈英烈为你而捐躯沙场,笑傲凶顽啊!在当今进代,“只要主义真”更加光辉熠烨,激励着反修反复辟反潮流革命战士冲锋呐喊,无所顾忌。当年的千万红卫兵们经过被贬诬的灵魂炼狱,象从老君炉中跳出来的孙大圣炼就了火眼金睛,已经奋起千钧棒,意欲澄清万里埃了。

在渣滓洞刑讯室逗留时,我忽然又想起小时候油滑子给我看过的那张《十八地狱图》。革命先烈们受到的酷刑比《地狱图》中还要残酷,但意境却迥然不同。《地狱图》是一种罪孽报应的儆诫,而渣滓洞这个人间地狱却是英烈们的神殿,是圣洁灵魂的宝莲。在这里,人杰与野兽,英雄与魔鬼,圣洁与龌龊,善美与丑恶,神威与鄙琐,正义与邪恶,形成了多么鲜明多么强烈的对比!人类中两种极端对立的灵魂在这个斗室里对阵拼杀,结果是一方腾跃升华飞入圣殿,另一方却是腐臭泥烂堕入真正的地狱。所有到这里来观看的人,只要他(她)的心灵中还有一点点善恶羞耻感,他(她)的灵魂就不可避免要燃烧净化升华,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方,这是《地狱图》所永远不到 的。

我们还观看了白公馆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活棺材”。在叶挺将军的囚室前,透过铁棚栏能看到叶挺将军用白粉在囚室室墙壁上写的“苦窟室”三个大字,仍然以强烈的傲视和讽刺向人们揭露敌人的暴恶。叶挺将军是威振中外的名将,是新四军军长。由于新四军的党的领导人项英的右倾,中了蒋介石的奸计,造成皖南事变中我军牺牲惨重。叶挺被俘后囚在这里,一代名将身陷囹圈,受尽虐待欺辱。叶挺将军在狱中曾自称“苦窟室居士”,以示自己的愤怒。我望着“苦窟室”三个白粉字,想起《三国演义》中慨叹关云长流落曹营时的一幅诗联: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但又有“金鳞岂非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在国共重庆谈判中,叶挺将军得以出狱,他出狱后立即申请重新入党,要为国为民族造就勋业。可惜在飞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出笼未腾先折翅,常使后人叹悲声。我不由地自言自语:“要是飞机晚一天起飞该多好啊,那么十大无帅中必有叶挺。”(有的材料说,飞机失事是蒋介石特务的阴谋破坏。)在黄显生将军的秘书及其儿子小萝卜头被杀害的地方,在杨虎城将军被杀害后掩埋的花池旁,我们都长时间肃立默哀。全国解放后,那个残害杨将军的凶手张×难逃法网被抓捕正法,总算慰籍了英灵。

在遗物展览室,我们看到地下刊物《挺进报》编辑陈然那首浩气凛然惊天地泣鬼神的旷世诗篇――
《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前对着带血的刺刀。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子敞开着,
一个声音叫着:
“爬出来呀,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我企望地下的烈火喷出,
将我和这活棺材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蒋象王朝!

默读这首燃烧灵魂的诗篇,我不禁又想起在南京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看到的夏明翰那首光照千古的绝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自有后来人。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将这些用灵魂谱就的诗章与那些为了出狱而在敌人报纸上刊登的《反共启示》相比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那些在《反共启示》上签字画押的行为是“白皮红心”的诡辩。一个共产党员最可宝贵的是节气,是那根骨头,这是不可逾越的人鬼界线。一个在敌人的报纸上公开诬蔑自己的党、公开亵渎自己灵魂的人,如何面对这些铮铮的铁骨,如何为自己猥琐的灵魂辩护?(所以,我认为我改名翰锋确实有革命的意义,我要不时问自己:你配用夏明翰用过的名字吗?在我那部五十万字的论文集《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后结语处,我再次郑重地写了夏明翰的这首诗用以明示自己的绝决之心。)

我还看到车耀先的诗:

国破山河在,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谁人?

这首诗中的“英雄夸统一”是讽刺蒋介石自夸统一了天下。“后笑是谁人?”这句诗胆中的豪情壮义将鼓午我的一生。列宁说过:“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我们要学习列宁那种为真理不怕暂时孤立的大无畏精神,有信心争得最后一笑。
(后来在一九七0年春“打反”运动中,我因反对陈伯达的“反动表态”而被打成“反革命”,当时年少气盛血气方刚,曾毅然绝然想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抗议陈伯达邪恶势力而以死警世。但因已受到控制身不由已不能成行,我那时又想到车耀先的这首诗,便挥诗一首《向天曲》:

大刀难排心头恨,
巨笔未解胸中愁。
横眉立目问苍天,
此寰后笑是谁人?

(后来,在一九九七年五月草拟《共革声明》时,我为此诗自谱成曲,因为那时又一次问到:此寰后笑是谁人?)

随后,我一个人迳直登上歌乐山腰,凭吊江姐牺牲殉难处。在一片刚裁的小青松中间竖立看一个木牌,上面写着:江姐牲殉难处。这里并没有江姐的遗骨,也不知掩埋在何处。我在小木牌前长时间肃立静默,严肃地拷问自己的灵魂:
“假如你也被敌人抓住了,也受到江姐那样的严刑拷打,你能保证不叛变吗?”
我紧握右拳在心中宣誓:
“江姐,我以一个共产党员——您的一个后来人的名义向您保证:决不叛变!”

(小青松呀,当年我请你们为我的宣誓做证:现在,当你们已长成参天的大树时,我仍请你们做证,我决不会背叛自己的誓言。在被捕后在看守所监室二000年五月六日那天写五十六周岁日祭文——《敢对使命说不负,敢对誓言说无悔》时,我又一次回忆了在歌乐山上的誓言。押进看守所最初几天,曾有好心人劝我识时务低头认个罪,争取早点出去免得受罪(他们预测刑期不会低于十年)。我毅然答到:“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三年牢狱之中,我没有半点畏缩示弱。我将秉执在歌山上的誓言,生为真理而战斗,死为真理而殉身。)

在返回住处的汽车上,我和三位女兵的心情仍然是很凝重,几个人都默默不语,继续思考着今天受到的教育……

随后,我又去重庆大学参观大字报,重庆地区当时已是派性分裂严重,有武斗发生。重庆大学“八一五”红卫兵是全国闻名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口号是“打倒李井泉”、“打倒任白戈”(他们写成“打倒任白鬼”)。历史有鉴:天下未乱蜀前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李白的《蜀道难》中说:“所守或非亲,变成狼与豺。”重庆地区当时是全国战备大三线。毛主席曾说:全国即使都被敌人占领了,只要还有四川,就还有希望。(大意)可见四川的战略地位是多么重要,在防修反修反复辟的斗争,四川地区的重要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来到嘉陵江大桥上观看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壮观奇景。滔滔不绝经世不息的长江与黄河同为祖国母亲河水系,而嘉陵江大桥的雄伟恢宏远非兰州城北那座铁索桥可比了。站在大桥中间,我忽然产生一种灵感,在游历了祖国的大河高山之后,我发现一个秘密,如果没有大河长江的烘托,高山峻岭就显得孤寂无助,这是否是高低阴阳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呢?高山峻岭象父亲的脊梁,大江长江象母亲的柔肠,而平原细土则是它们爱情的结晶。到这个地方览景,自然会想起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赠给柳亚子的诗词《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妖,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二十一年前,毛主席在此为中国命运而与蒋介石进行国共两党斗争的时候,是否预见到在二十年后在自己的党内会出现一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呢?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30)

(六)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标定人生
我们下一个目标计划是遵义会议的八角楼,但小崔在车上又得了病,恰好她的姨在贵阳市,我们只好放弃在遵义下车而直奔贵阳。乌鲁木齐是冰天雪地,而贵阳此时仍绿色茵茵温暖如春。第二天,小崔抱病到车站送我们上火车,我从车窗伸出手与她握别,她久久地握我的手不放,满目深情地说:“小王,记住我,不要忘了我……”从见面相识,她就叫我小王,虽然她比我还小三岁。列车徐徐启动,她小跑步追着列车频频摆手。举手长劳劳,相别何依依。列车快出站时,我从车窗探出身子向她大幅度摆手,我看到她突然双手捂在上脸转过身去……

我们是实实在在以朝圣者心愫拜访毛主席故乡的。我带着仅剩下的两个女兵小周小张走进毛主席故居大院,在正屋门前,我们深深鞠了一躬。在毛主席诞生的那张大床前,我的两眼模糊了,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才有了我家的幸福生活。从这个被称为龙脉的秀丽山峰到我那贫穷的家乡,就是由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红线联结起来的。今天,我——一个被拯救出来的苦孩子,来到幸福源泉之地感谢他老人家来了。但我已不仅仅是一个感恩者,我已是您的一名战士了。我要在红司令诞生的地方再次标人生志向:“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生生死死永远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周是工人家庭出身,小张是贫农家庭出身,她们也都有我一样的激情。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都是与这张普通的木床息息相联的,如果不是管理人员设置的红线阻隔,我们真想抚摸一下这张伟大的祖母床。

随后,我们参观了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生平展览,特别是在杨开慧烈士画像前长时间驻足凝视,向她致以无限的崇敬。她被敌人抓住后,受尽苦刑,敌人引诱她,说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放了她。但她痛斥敌人,大义凛然最后被敌人钉死在木桩上。她对毛主席的忠贞,对革命的忠贞,对自己信仰的忠贞,永远是我们后代学习的榜样楷模。小周小张手牵手吟诵毛主席的《蝶恋花》: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忠午。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展品中有一帧极珍贵的照片,是杨开慧与爱子岸英、岸龙、岸青的合影。从这张照片上我追寻着岸英大哥哥孩提时代的神韵。在红卫兵年代,我们许多红卫兵都有一个极真挚的共同心愿,甘愿做毛主席的儿女,接替岸英大哥哥的位置,做岸英哥哥那样的革命接班人,慰籍毛主席痛失爱子的伤怀。如果说我们那时就是一个虔诚幼稚的小朝圣者,我不想辩解。我只是说,我们那时的感情确确实实是圣洁的,我们将一颗年轻的心献给了韶山,又从那钟山秀峰之灵气中汲取了无限力量。

从株州至长沙我们乘坐小客轮,客轮在湘江上行驶,那秀美的水乡泽国景致吸引着我们,真可说秀色可餐。那时湘 江还没有污染问题碧色见底,江底的鹅卵石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条条鱼儿在江底游翔,听到客轮发动机的“笃笃“声惊散而去。客轮上几个红卫兵一齐朗诵毛主席那首气势磅礴的词,“膺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意自由。”更大声朗诵: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我们原计划还要去井岗山,但中央下达结束冬季大串联通知。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取消原计划,结束大串联。

(七) 大串联的辩护词

在八、九十年代全面否定文革的时代,很有人鄙视当年红卫兵的大串联,发出贵族式的贬责。说你们坐不花钱的车,吃不花钱的饭,住不花钱的旅馆,到处游山玩水,影响变通,影响生产,到处制造混乱,劳民伤财,是历史大荒唐。这需要一篇很长的辩护词,我只想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说明(只是平心静地说明,而用不着高声厉色去证明),当年大串联的革命大方向完全正确,功绩是青垂历史的。

文革初期,象我那样想陷于保守落后状态的,在师生中占大多数。思想处于严重的奴隶主义状态,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甚了了,对文革的目标、意义、政策都不清楚。在大串联中尤其在北京串联期间,使我们大开眼界,迅速明白文革的斗争目标是刘邓司令部,明确了斗争大方向。就是说,大串联使我们明白了“谁是敌人”,“敌人在哪里”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打破了奴隶主义精神枷锁,积极投入了运动。如果没有大串联,大多数师生就会在奴隶主义精神束缚下龟缩爬行,无法承受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冲击。使广大师生冲破精神枷锁,大大提高了觉悟投入运动,明白了防修反修反复辟的历史使命——这是大串联首功。
(有人说,文革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都是毛主席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制造出来的。关于文革必然爆发的原因,我在本章开头部分已作论述。道不同,不相谋:理不通,无以辩。如果立足点不同,根本思想方法不同,双方是无法沟通的。所以,关于孔丘秦始皇、武则天的争论,关于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文化大革命,至今没有统一认识。)

在大串联中,我们确实游山玩水了,但不是专为游山玩水,更不要象八、九十年代有些人到名山古刹拜佛求签,而是为了到革命圣地接受教育,陶治情操。同时也为了冲破文革初期沉闷的空气,打破压制群众运动的资反路线。否则,文革必然夭折于初启的阶段。推动文革掀起全国高潮,这是大串联第二大功。

当年进行大串联的师生及一些工农青年,不下上千万人,这是整整的一代人。经过文革中的陶炼,经过文革否定后的灵魂炼狱,他们之中现在不乏马列毛主义战士。他们是革命的精英,国家的脊梁,国际共运的希望,帝修反的掘墓人。三十年前栽树,三十年后开花结果。革命红卫兵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锻造一代马列毛主义反修战士,这是大串联的第三大功。
有此三大功,足以彪炳史册矣。

就我们大串联的花费,我一点也不感到负疚。红军长征是为了创业,我们大串联是为了守业。为了守业造就战士,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我们在每个串联点都有所收获启发,尤其是在革命圣地和烈士们牺牲的地点,受到灵魂震撼更大,成为终生力量的源泉,这是用火车票款计算不出来的。而在八、九十年代,用公款吃喝,游山玩水,耗费之巨令我们红卫兵自叹不如。许多大员比我们当年要敢闯得多,“大串联”到不仅饱览名山大川,名刹古寺,焚香求签,跪拜祷告,将大把大把的钱捐给香油钱,而他们的思想又有何陶冶呢?更有过甚者,他们”大串联“到世界各地,周游列国。据统计资料显示,在九十年代初期,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旅游、送礼等的资金要有800多亿元,这是当年红卫兵大串联时国家的费用的多少倍?与红卫兵相比谁是雄膺,谁是鸦雀,还不是天地昭昭吗?(在写这部白皮书时,我产生一个想法,出看守所后我将向全国当年的红卫兵倡议,尽自己的财力偿还当年大串联时欠国家的票款饭费住宿费,捐献给希望工程、扶贫工程和残疾人事业,以回报祖国。)

致于影响交通,影响生产,确实有一些,但并没有严重到破坏生产的地步,并不象有的人否定文革时耸人听闻说的那样严重可怕。我们也不会使串联到那种地步,因为我们大串联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革命。到六六年底中央一道命令停止串联,基本上就刹住了。“毛主席的号令,就是我们的行动号角。”他一声号令全国大串联,我们就奔向各方;他又一声号令停止串联,全国就刹住了。请问后来还有何人能有这种气魄大开大阖?放得开,又收得住?看看知青大返城吧,那声场面是多么火爆?从政治上算帐,从培养接班人的长远利益着,当年大串联是完全值得的。

还有的人更是口出恶言,说你们红卫兵在大串联中尽是谈情说爱搞对象。其中有一部电影叫《枫》的,就是这种诬蔑的演泽品。说的是四川省某中学,一对男女红卫兵在大串联及文革中谈恋爱,后来分成两派武斗,男红卫兵射杀了女红卫兵,后来这个男红卫兵也被判处死刑。我从《大众电影》看了这部电影的文学剧本,非常气愤,在八一年写了一篇评论文字——《不要让墓碑压住历史的沉思》,寄给《大众文学》,石沉大海。我有权要求说这种恶语的人提供那怕是大略估计的数字,说一下大串联中谈恋爱的红卫兵比例。就我个人来说,我与小玉、小芬以及四个女兵的关系,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在近一个月的串联中,我和四个女兵有时合盖一条被子,酣睡时,大男孩大女孩身子依偎,腿肘相触时而有之,但我们谁也没当回事。与每个女孩分手时,她们都含情脉脉,但小周、小杨、小张分手后再无联系。只有小崔一直保持联系到六九年,互相间青鸟频探,鸿书屡传,但都只谈文革中的情况,当然也回忆串联时的情谊和趣事。至六九初,小崔在信中明确提出希望将关系提高一步,“愿做终生比翼鸟”。我立即回信,言明我们要恪守当年大串联在延安中学时的诺言,我们为革命大串联不应该夹杂其他成分。如果以大串随着为契机红线而谈恋爱,那将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是对我们红卫兵精神的亵渎。几天之后,小崔的飞鸿即至,满篇的羞愧自责,宣布收上一封信中的话。其后,我们仍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但不言及爱情之事。毋庸讳言,也毋庸遮饰,在大串联中确有一些男女红卫兵产生了爱情,我敢说为数不多。我并不指责他们,因为我自己作出的诺言并不要求别人履践;此外,只要爱情是真挚的心灵火花,它就是正当合理的。否则,《柳堡的故事》何以受到人们的喜爱?
大串联,我将终生感谢你。

文革时代第一波小结:
文革一开始,我便呛了水,灵魂被粉碎,羽毛被拔光,精神陷入被动落后状态,迟迟不得解脱。文革前学了那么多理论知识,但需要真正上战场时,却剑不能出鞘,枪拉不开栓,说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一个艰苦的磨合过程。所幸在北京和全国大串联中,受到深刻教育,终于艰难地步出沼泽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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