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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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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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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6, 2006 11:35 pm    发表主题: 自传《人生足迹白皮书》(第七章第四波) 引用并回复

第 七 章
文革时代的砺练

第 四 波
在狂澜中遨游
(73年8月——76年10月)


题记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引自毛泽东

第一节 小天使喜降人间

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们的女儿丽萍(立平)问世,她母亲生她时受了很大的罪,在产床上躺了九个小时,才生下她,岳母在产床旁守护香珍,急得心神不安,心提到嗓子眼,担心她们母女俩的安全。小女儿生下来就大哭大叫,好象受了莫大委屈。在月科时每夜哭个不停,周围邻居都知我家得了一个小天使。有的邻居老太太说,月科里哭闹的孩子长大后聪明听话,月科里不哭不闹的孩子长大可就淘气了。我为自己出生时那个神话所驱使,特意摸了摸女儿的耳朵,令人奇异的很,女儿的左右两个耳廓都少了一块。我向岳母、香珍、海玉讲了自己出生时的神话,她们也都很新奇,但女儿出生前,我们几个做长辈的,没有一个像我爷爷当年那样有梦兆。
从此,我就成了为人之父。香珍产假在岳母家度过,我借此机会在家自己学木匠做了好几件家具,大衣柜、碗厨、饭桌、小凳、小椅、小童车等。这辆童车先是推女儿,后推儿子立军,然后一个朋友又借去推孩子,最后我送到信托部还卖了十一元。我不会使木锯,一锯就走偏,糟蹋材料,只好用手钢锯破木,又慢又累,每一气我拉一千个来回,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至今大衣柜仍在家中使用。
满月后,香珍将女儿送到她们厂托儿所,每班喂两次奶。但香珍喂完奶一放下,女儿就哭,一直哭到她妈妈来喂下次奶,等她妈一走又接着哭。因为老哭吸凉气,就拉肚子,托儿所阿姨心疼得总是抱着她。没办法,我也只好又改上三班倒,两口子轮流在家看孩子。纺织厂要求很严,香珍每次喂奶连路程来回总共三十分钟。当时我们在她们国棉五厂附近的八家庄租住民房,一到喂奶时,香珍急着往自行车棚走,骑上车往家紧骑,进院子放下车,就一面往屋里走,一面解怀,进屋抱起女儿就喂,也不管女儿是醒着还是睡着。一面喘着气喂奶,一面还看着小闹钟,看看时间到了,也不管女儿吃饱没有,放下孩子就走。洗尿布当然全是我的差事了,大冬天到井台旁洗尿布,手冻得发红,但一看到女儿的小脸一笑,就什么苦累也都不在心上了。女儿一天天长大,几个月后就会爬了。我和香珍错开上三班倒,但总要有一次交接班时有一个小时家中没人,有好几次我回家在窗户外放自行车,隔着窗玻璃往屋里看,好么,小女儿已从土坑上爬到炕沿摔到地上躺着,有时就在土地上睡着了,忙开门进屋心疼地抱起女儿。后来,我和香珍想了个办法,在炕边上立上木柱,用细绳编成网子,拉在炕沿高出二尺,这样孩子就爬不到地上了。我们逗笑地说,这是家庭动物园养小牛——因为女儿属牛。有好几次回家一看,女儿两条小腿叉在网眼里,像骑马一样,但总算摔不下来了。后来儿子出生,也用这个办法圈他。常言说,养儿方知父母恩。自己带孩子如此辛苦,才知道当年父母抚养自己时的不易了。女儿一天天长大,成了岳母和小姨的宝贝疙瘩心头肉,比我和香珍还疼爱,把她像供尖(供品中最上面的)一样供着,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女儿一生零三个月就断了奶,在岳母家由岳母小姨抚养大。小姨海玉一下班就把小外甥女抱在怀里,到街上许多人都以为立平是小姨的孩子。女儿在无限温馨的母爱、外祖母爱、小姨爱,当然也有我的父爱中长大了。女儿长大后果然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从小到大没让人操心。她善解人意,勤奋好学,学习总是拔尖的。她也是个争强好胜的性情,小学三年级冬天,学校组织长跑,绕学校操场跑十圈,前十名有奖品。女儿跑到第九圈,一数自己是第十一名,便撵足了劲猛跑,最后一圈超过了两名同学,第九名得了一个白报本,封面上盖着学校的一个红章。上初中时,参加全国林业知识竞赛得了全国第三名,参加了林业部组织的夏令营。感谢小天使给我们带来的无限欢欣快乐。

第二节 八大军区司令调动
令我再次思考《国际歌》与《东方红》

七四年初,我被化工三厂的主管机关——石家庄市重工业局借到局宣传科当通讯报导员。不久就传达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调动时的讲话。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油了。毛主席的话很通俗,却含有很深刻的蕴义。仔细体会,一个高级官员在一个地方为官太久,容易产生惰性、疲蹋、官僚主义,甚至形成山头、集团、宗派,某种势力,不利于巩固政权。文革中表现出来的地方派性、军队派性,都与这种“油了”有关。这里面提出干部的任届和终身制问题。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不应超过两届,而且要废除终身制,废除从基层一级级往上升几十年中形成团团势力,结成关系网。在这方面,美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使用制度有些方面可以借鉴研究。为什么他们的官吏过几年换一茬而国家不乱?这里有个法制和政府、军队管理机制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管理有几百年历史,有明确细致地法制,已形成程式化管理。各种机构、岗位职责分明,上下级、同事间只是工作关系,而且共同工作时期仅是一、两届,很少牵涉人际关系。(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中,管理机构内人际关系太重,一个人由基层逐渐上升,带上一帮子官,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体系网。一个人当了省长,他原来的助手、秘书就是市长县长或各局委头头。一个人当了军长,他原来的部下就是师长团长。往往将工作关系变成了人际关系,某人一走,再来一位干部就玩不转。长此下去,必然形成关系网,官官相护,利益均沾,造就官僚集团。所以文革中某个大官一倒,下面就揪出一大片,下面揪出一个,就牵连上层几层关系,官僚机构的弊病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都严重存在,而在中国更为厉害,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官本位主义文化体系维系最长久、封建主义制度时间最长的国家。这里还有党、政、军、工、团、妇、青等干部实际上都是由党中央及各级党组织指派、委任、推荐、即党的“一元化”干部管理机制有关。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官僚体制——即用封建官僚体制管理官吏,这种体制又与特权利益相得益彰,这就只能造就大批官僚分子,形成特权阶层,从中滋生新生资产阶级,并且党政军网络相联,形成官僚军事机器——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独立王国”。这种封建官吏机制又被计划经济体制掩蔽,仿佛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于是有人认为官吏腐败,效率不高等等的罪过都在计划经济体制身上,将改革的目标定在废除计划经济体制上,实在是大错特错,大冤特冤,这是一桩千古奇冤。封建主义的集权垄断与计划经济的集中管理该根本不是一回事。计划经济要求在掌握国家发展、人民文化生活、国家资源管理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经济计划,而不是由长官拍脑袋瓜儿,根据有计划按比例的综合平衡调动人财物,其中包括分配干部。干部调动只根据工作需要,而不管派系、人际关系。但实际上封建官僚体制造成干部派系。比如,在河北省,据说就有沧州帮、邯郸帮、张家口帮等等,派系林立。所以,当年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时,毛主席要求只带秘书和警卫员赴任。据说,许世友由南京军区去广州军区就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中国的干部管理制度必须按巴黎公社原则彻底改建,彻底革除封建特权官僚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干扰,还计划经济体制的清白身份。
其实,健全的科学的计划经济体制恰恰是抑制、防止官僚化的有力措施。各级机构、各类工作人员按国家的计划完成所承担的任务,而不用顾及上下关系、人际关系。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集团(公司)中正是这样,业绩是职员升迁的唯一标准,完不成任务就要被“炒鱿鱼”。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严肃性,抑制了干部的官僚趋势(当然并未杜绝和制止),而实行市场经济后,很短时间内便出现普遍严重腐败情况。仅以跑贷款为例,关系款、人情款,贿赂款占有很大比例,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建国后不是很快实行计划经济,而是刘邓路线搞“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四大自由”,即搞市场经济,那么,干部队伍会在很短时期内严重腐败,中国甚至会比苏联还要早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因为苏联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仍然是计划经济为主,没有搞全面市场经济。(毛主席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放集体农场。”《苏联解体秘密》一节中介绍,“勃烈日湟夫反对将集体农庄分成一块一块的”。)我们这个分析绝不是妄断诽议。中国改革仅十年的一九八九年社会风波时的干部腐败严重性超过当时尚未崩溃的苏联,就是一个明证,说明计划经济对腐败有抑制作用,而市场经济却加剧腐败。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与其配套的是巴黎公社原则下的干部体制,干部由民众直接选择,随时可撤换并只领取中等工人工资,废除等级授职制。因为封建性的“等级授职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法兰西内战》)。所以我们说执政党制度的干部授职制是封建官僚干部体制。
毛主度在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时,再次指挥唱《三大纪律八大注意》和《国际歌》并进行讲解。这促使用我再次思考《东方红》与《国际歌》在世界观思想体系上的差异,审视自己和我们民族精神中的落后成分,应提高到《国际歌》的彻底唯物主义的高度。毛主席在晚年为什么一再讲《国际歌》,为什么不领唱《东方红》,为什么反复辟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是否在启示人们,在他老人家百年后要继续“为真理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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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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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6, 2006 11:36 pm    发表主题: 第三节 在批林批孔狂澜中遨游 引用并回复

第三节 在批林批孔狂澜中遨游

(一)从林陈的另一面惊恐地想到《镜花缘》、《聊斋》又想到怎样不受骗?
七四年春节刚过,全国便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大年正月初三一上班,在原八一俱乐部礼堂(现世纪饭店)传达中央文件,主要是江青春节那天在党政军机关干部会议上的动员报告。
按中央文件精神,批林批孔是为了深挖林彪陈伯达的反动思想体系——孔孟之道。在中央下发的材料中,揭露出林彪陈伯达尊崇孔孟之道,尊崇儒学的大量言论,确实使人看到林彪之流的思想灵魂世界真面目,看到他们腐朽末落的阴暗精神世界,特别是林彪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谁讲真话谁完蛋”。真使人无法想像,这就是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说出来的话,从批陈到批林到批林批孔,使人们看到这些号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红色理论权威”的大人物的另一面精神世界。我至今仍不能理解他们是怎么如此精巧地将正反黑白两个方面统一到自己的身上的。凭心而论,林彪陈伯达在公开场合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确有许多精到之处,许多方面确实可以为人指导,而他们掩饰的另一面,却又是那么惊人。这使我想起荒诞小说《镜花缘》中林之洋在海外遇到的两面人的故事。那地方的人,正面都是谦谦君子,温文尔雅,但每个人的脑后都盖着一个布帘。林之洋好奇地掀开一个人脑后的布帘,竟然是一副巨齿獠牙狰狞可怖的面孔。我又想到《聊斋》中那个披着画皮的吃人厉鬼,又想到《西游记》中的白骨精。过去看这些荒诞的、神奇的、神话的文学作品,总认为这都是作者的艺术虚构,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我曾想,如果社会实际生活真如其事,人们还怎么能生活?(但是,我们现在从高岗、饶漱石等人直至刘邓、林彪、陈伯达,再至康生,再至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沈阳慕马、泰安一伙等等大人物们,在台上时个个无不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为人师表,一旦倒台,揭露出来的另一面简直令人作呕,比文艺作品中的的魑魅魍魉还要丑陋不堪。过去总是说“一小撮”、“极少数”、“个别的”,但实际上是一批批、一帮帮、一团团,厚黑学者在官场舞台上是大有人在的,真令人防不胜防。)

无疑,绝不能将台上的人都认为是像上述那些黑到极厚的人物,但肯定是有,绝对是有,而且不是很少数!问题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怎么能知道谁好谁坏呢?而他们虽然与我们遥遥相距,但他们的一言一议,又都与我们老百姓的利益休戚相关。“相信一切”,是愚昧的,但“怀疑一切”又是轻率的。既不能盲目地“相信一切”,也不能轻率地“怀疑一切”。当然也不能是“又相信又怀疑”,“又不相信又不怀疑”。老百姓做个人多难啊!做个明白人更是多么难啊!做个有灵魂的人又更是多么难啊!郑板桥老先生崇尚“难得糊涂”,我却说“无法糊涂”,“想糊涂也糊涂不了”。因为你不断地上当受骗,怎么能甘心糊涂。在八九十年代的字画摊上,郑板桥的这幅条幅成为畅销货,与之并驾并驱的还有那个“忍”字,这反映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逃逸思想。——这是李洪志的法轮功能俘虏很多人的一个原因。那么,怎么办?我在前面已几次申述过自己的主张了。为了对自己负责,也为了对台上的人负责,积四十年人生之经验(从五八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假大空”教训起),我坦率而坚决主张:对于各级领导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必须实实在在地将他们都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具体参与者来看待,观其言而更察其行,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大镜显微镜进行分析,再决定褒贬臧否。

在大多数场合,领导人员往往表现的只是言论或象征性的行为,很少见到他们的真实行为,真实思想,更难看到某些人的另一面。在大多数场合,他们都是以严肃的郑重的面孔出现,只是照本宣科地念经,转述已经经过党政军机关决定了的东西,很少表露个人见解,真正是一种公务行为。不用说庐山真面目,就连庐山影子都很难看到。对于普通的党员、群众,看到的只是一个传声器,一支话筒。所以干部的真实思想,严重缺乏透明度,群众监督形同虚设。这就给普通党员、群众进行监督带来很大困难。结果,没出事前,个个堂而皇之,一旦出事就叫人大吃一惊:“原来是这样!”久而久之,群众对干部就会失去信任感,因为心里总是滴咕:“谁知现在这个做报告的到底是什么人?明天是不是还在台上?”
必须抛弃视领导干部为“父母官”的封建宗法奴隶主义思想。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公社社员把公社勤务员当作“公社雇用的厂长、监工、会计”。列宁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举例。现在不是实行公务员制吗?不是要有纳税人意识吗?那就将各级干部直至中央领导人如实地当作我们纳税人聘用的公务员吧。这样,我们没有抬举他们,也没有贬低他们,而是平等的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有人会说,这不是离心离德吗?我们当然希望同心同德,但是在不知道干部的心和德之前,如何谈得上同心同德?老实说,实行高薪公务员制,已使干部们处于合法剥削的资产阶级地位,干群之间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水火关系了。
须要申明,我不是在宣扬“怀疑一切”,而是主张“不轻信一切”。——我这种态度,其中一个原因是针对我自己的缺点——轻信于人。尽管已年近花甲,却仍稚气十足。比如在九九年八月身陷囫囵后,仍对公检法抱着许多可笑的幼稚幻想,希望他们公正地宣布我无罪获释。但幻想一次次破灭,后来上诉又幻想省高院主持公道,结果是幻想彻底破灭。至于对社会上普通人,更是轻信于人,就是在监室里,也常常被在押的青年人捉弄得一愣一愣的。常有小青年突然喊:“王士吉收拾东西,释放!”开头多次我都信以为真,于是引起一片善意的哄笑声,他们说我比小孩儿还好糊弄。所以,我必须针对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认真强调“不要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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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6, 2006 11:37 pm    发表主题: (二)加深对孔孟儒学反动本质的认识 引用并回复

(二)加深对孔孟儒学反动本质的认识
在高中时代,在学习古汉语文言文时,已经接触到孔孟儒学。那时有一种活页文选印刷品,我从中了解到孔孟是主张恢复奴隶制的复辟派。所以,我对六二年的纪孔崇孔活动很有反感。后来又看到郭沫若、范文澜的著作是尊孔的,任继愈、杨荣国的著作是反孔的。我是赞成任、杨观点的。其实,在学历史时就知道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看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使我更坚定反对孔孟之道。文革中的大批判已清晰地批判刘邓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是孔孟之道,至今我认为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但文革中主要是结合刘少奇的《论公共产党员修养》批判孔孟之道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从政治上认识了孔孟儒学的本质,认识到孔孟之道确实是违背历史的复辟倒退的思想体系,由此形成我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坚实思想,一遇到孔孟之道回潮就嗤之以鼻。
七三年夏天,石家庄地区的藁城县挖掘出一批春秋末期古墓,出土一批文物,我们厂去参观,我看到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生铁的铁制带尖的农具(也可能是兵器),这引起我很浓的兴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生产工具(兵器)是生产力的主要标志。史学界一般认为青铜器是奴隶制社会的标志,铁器是封建社会的标志。过去史学界对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断代史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周期初期已是封建社会,有人认为秦朝才是封建社会的开始。从藁城的出土文物分析,我国春秋时期已有铁器,应该说已存在封建生产关系了。春秋时期的废除井田制,确立私田制,已是破坏奴隶制生产关系了。因此,我认为春秋时期是地主阶级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激烈斗争时期,春秋五霸实际上已是比较典型的地主阶级的国家,而战国内部,已是地主阶级生产关系已完全代替了奴隶制生产关系。不过从全国(周朝天下)范围处于地主阶级割据各霸一方的状态,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而战国时期已是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了。而战国时期与秦王朝的区别不是奴隶制与地主阶级制之分,而是割据的低级地主阶级制与统一中央集权的高级地主阶级制之分。所以,战国时期不是中国奴隶制末期,而是地主阶级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春秋时期正是奴隶制末期,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斗争时期。(严格地说,地主阶级社会封建制度不是从秦始皇时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地主阶级社会在政体上已不是沿袭分封制,所以秦始皇以前的地主阶级社会就应名之为封建社会。)
弄清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具有极重要意义,它可以使我们透彻地认清孔孟儒学的阶级性质。孔丘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末期,奴隶制已崩溃,奴隶制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已经崩溃,而且上层建筑也是礼崩乐坏,即奴隶制已经到了上层建筑中各种礼法制度崩溃的时期,是新兴地主阶级不仅已控制了经济命脉,而且广泛夺取政权的时期。奴隶王朝原来的君臣尊卑上下等级的礼法失去制约作用。奴隶主周天子的权威已不再被重视,以致出现诸候问九鼎之事,窥觎王权。各诸候国频频出现臣弑国君,大夫篡权自立国君,就是孔丘出生的鲁国也出现大夫篡政之事,以至晋被三分成赵、韩、魏,大诸候国肆意并吞小诸候国,到最后剩下七雄时,封建制已在各国确立了。就是这个时代,奴隶制礼仪的吹鼓手孔丘认为一切都乱了套了,没有礼法了,没有规矩了。于是,孔丘到处宣扬“克己复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兴灭国,继绝氏,举逸民”的倒退复辟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到处游说,结果到处碰壁,没有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采纳他的主张。孔丘看到“人心不古”,于是只好退而修《春秋》,记变天帐,立私学宣讲儒家道德理论——以“天命观”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以“克己复礼”为核心的政治观,以“仁爱”为核心的伦理观。孔丘这套与历史前进潮流相背的倒退复辟学说是反对变革进步的,所以与处于新兴革命时期的地主阶级利益相对立。处于大革命变动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是激进的变革的理论和政策,不需要稳健保守倒退的说教,这个时期占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法家的学说。从孔丘在世直到汉朝初期,孔孟的儒学一直在统治阶层中没有立足之地。

由于实行苛刻残暴的统治的秦王朝短命倾覆,使封建统治者思考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时已弃置几百年不见用的孔孟儒学的仁义礼治的统治术又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维护“天子大一统”的天命观,非常适合取得了稳定政权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需要。于是,经过董仲舒的发展的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天人感应”儒术便被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之道成了社会统治思想,其实这时的孔孟之道已失去奴隶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而地主阶级化了,成为因循守旧畏惧变革的保守思想武器,说明这时的地主阶级已经失去新兴阶级的活力而开始腐朽了。

(在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自秦汉直至隋唐,都是地主阶级的新兴上升时期,腐朽是从宋朝开始的。用历史唯物主义严格分析,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地主阶级虽比奴隶主阶级有进步性,但它仍与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宗法经济)相联系,其革命性时期是很有局限的,在他们一旦掌握政权后,其革命性很快就丧失了,已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而开始腐朽,战国初期的七国内部已确立了地主阶级所有制和政权,已变成残酷剥削农民的统治,不然他们长达二百多年的兼并战争如何得以支持?七国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并不是地主阶级革命性的表现,而恰恰是他们开始腐朽的表现。虽然从历史唯物主义,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角度,七国统一具有进步性。但七国地主阶级争霸是为了扩大各自的统治地盘,扩大自己剥削农民的地盘,扩大自己享受的来源,这与春秋时向奴隶主夺权,废除井田制,废除奴隶制的革命进步性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七国统一后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封建制恰恰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商业发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此点我们在前面已论述了。确切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地主阶级已开始腐朽,已不再是新兴上升阶级,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则是地主阶级严重腐朽的暴露,地主阶级至此已完全失去革命进步性。这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期的资产阶级很相像,虽然在一八四八年时,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生产力还在发展,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将丧失,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阻碍生产力的特征已充分表露,资产阶级已成为腐朽的社会力量。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性从中世纪启蒙时间开始,到一八一五年第一次经济危机时期约有二、三百年,我国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革命新兴时期也有二、在百年。地主阶级革命性远低于资产阶级,能有二、三百年的革命新兴时期,已相当不错了。以往的史学界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既过分夸大了,又片面化了,必须按历史唯物主义给予重新定位,——明析这一点,才能清楚明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后面很快就要进行探讨。))

(史学界还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生产产量增加就是生产力在发展,而不考虑生产力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不考虑劳动阶级的地们变化,从而导致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性的唯一条件标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社会民主党的唯生产力论。比如,普通认为从汉——隋唐,生产产量是在不断发展。就认为是生产力在发展,称汉唐盛世,甚至认为已处于严重腐朽时期的清朝的康乾是盛世。生产力有三大因素,一是劳动生产者。二是工具,三是劳动资料。其中最活跃的因不比是生产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但不包括脱离生产劳动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不参加价值的创造。)凡是能解放劳动生产者的关系才能真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增中生产产品的数量。凡是压制劳动生产者的生产关系本身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劳动品的产量在增长,也不能说这种状态下的生产力是进步的。所以,奴隶所有制,地主阶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一旦这些剥削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权后,他们专政的矛头便主要指向劳动阶级,虽然社会生产产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生产力的发展力度已远远低于它们没有掌权而与旧剥削阶级斗争的时期。所以,《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在所有这结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所以,《共产党宣言》在一八四八年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快速发展的时候就宣布资本主义制度行将灭亡,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对这一根本理论,一切被唯生产力论糊满脑了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一切修正主义者都不能理解成错误理解,他们不能区分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根本区别,他们不能理解正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级生产能力极大提高的情况下,为什么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更不懂得,在当今数字化高科技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恰恰是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返老还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级。列宁说:“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这间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标准,衡量一种生产力的性质(先进还是落后)主要的不是看当时的社会生产能力(社会物质生产量),而应该主要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的程度,也不是劳动生产者解放的程度。过去,都是将生产工具(包括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这是不符马·列主义的,是一种只见物(技术)不见人(劳动生产者)的机械唯物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只看生产能力的标准是片面的,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更是错误的。在某种社会关系下,即使生产能力很大,技术水平很高,劳动生产率也很高,但如果劳动生产者解放的程度不高,受到压制,残酷剥削,那么算作是很高的。在春秋时期,奴隶制遭到破坏,奴隶由绝对没有自由的会说话工具被解放为有人身自由的农民(佃农),劳动积极性极大提高,不仅生产力不平大大提高,而且社会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而秦汉——隋唐,虽然社会生产量(主要是农主品不断提高,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程度越来越严重,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压制,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还严重阻碍商业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特别是摧残压制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的弊病越来越明显了。在这漫长的时期中的劳动生产率甚至低于春秋末期。及至到满清入关,极少数八旗人口剥削四亿劳动人民,不仅存在阶级剥削,而且存在种族压迫,春秋时期中国约有两千万人口,按人平均生产率,清朝远远低于春秋时期。就撬担饨ㄉ缁崮┢诘纳芰Υ蟠蟾哂诜饨ㄉ缁岢跗冢阕酆仙缁嵘θ吹陀诔跗凇#?BR>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他们的统治永远稳定长治久安,需要一种保守的思想统治社会,而现成的孔孟信学推崇因循守旧,反对变革,反对革命,主张中庸之道,渐进必良,正好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于是孔孟信学获得至尊地位,以致于形成宗教式的信教。信学的政治经济学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从商,鄙视科学技术,所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时期 ,孔孟信学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因为如此,每次农民大起义都将“孔家店”当作打倒对象。每次封建社会中的改革也将孔孟之道作为批判对象。而一旦封建顽固势力复辟后么攻倒算时,都又重新树起孔孟之道牌位。尊孔和反孔,成为中国自春秋末期至今的社会政治思想斗争的主要内容,虽然在各个社会历史时期的具体斗争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孔孟信学是封建思想的主流,决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不是先进文化的精粹。
在近代,孔孟之道已成为完全腐朽没落的思想,没有丝毫进步意义,对于于无产阶级革命,它只起到阻碍破坏作用。但它却为修正主义所推崇,成为中国修正主义的民族方面的思想体系根源。这对于极右的路线如陈独秀路线、刘邓路线是如此,对于极左的路线如林彪、陈伯达路线也是如此。所以毛主席从政治实质上说林彪路线是“形左而实右”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四人帮”的极左,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体系——布朗基主义式的极左,我们后面将有探讨。)至于八、九十年代的孔孟之道的回潮,则完全是从右的方面直接运用孔孟之道于倒退复辟。——在当年批林批孔中,我的认识还没有像上述这样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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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6, 2006 11:38 pm    发表主题: (三)与“四人帮”御用笔杆子论战 引用并回复

(三)与“四人帮”御用笔杆子论战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报刊上经常出现署名为“梁效”和“罗思鼎”的重要文章。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麾下的笔杆子。“梁效”就是“两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批判小组的笔名。“罗思鼎”是“螺丝钉”——上海市革委会的大批判小组的笔名,据说是以《文汇报》当时的主编朱永嘉为主笔。当时,他们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尊崇法家的文章和资料,将法家吹嘘成创造历史的主宰。当时,我和另一个被借到局宣传科当通讯报导员的小许明确认为这种思潮与林彪陈伯达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是一样的,是与批林批孔方向相悖的。当时公布了毛主席的论断:历史上的反动派都是尊儒的。还公布了毛主席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之事需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事,十批不是好文章。多读唐人封建论,莫学子厚返文王。”另外,毛主席对被称为法家的人物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都有一定的肯定。而林彪、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攻击毛主席是“执秦始皇之法”。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四人帮”对毛主席的论断进行了歪曲的理解,由批判历上和林彪的“尊儒反法”走向另一个极端“反儒尊法”,再次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从后来披露的材料中看出,在七0年庐山会议上,“四人帮”是反对陈伯达论天才的,但在历史观上,“四人帮”与林陈其实都是“英雄创史”观。在陈伯达宣讲称天才语录的最初时候,“四人帮”也是赞同的。七一年九月,毛主席在上海问王洪文当时在会议上听了林彪的讲话后有什么思想,王洪文说:“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见汪东兴《回忆录》)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吴法宪放大炮点名攻击张春桥,“四人帮”也是会赞同称天才语录的。这就说咱“四人帮”在世界观深处也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所以在批林批孔中,他们一方面批判林陈的天才论,批判孔丘的“天命观”,同时又鼓吹“英雄创史”说,将法家吹捧成窗草历史的英雄。林彪陈伯达搞的是对无产阶级导师的天才论,而“四人帮”搞的是对封建帝王将相的天才论,按说这比林陈还要低一层。
当时,报刊上极力推崇法家秦始皇,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推到儒家身上,硬说赵高是儒家,说秦始皇死后赵高推行儒家倒退复辟的政策,逼出农民大起义。我对这种观点很怀疑,查阅了《史记》,又从清朝史学家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查证赵高正是忠实推行秦始皇政策的法家。我认为,正是封建地主阶级(而且恰恰是处于新兴阶级末期时候)的法家的残酷压迫剥削,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说明地主阶级夺取了全国政权后,其革命性已经结束,其剥削阶级的本性导致其急速腐朽反动。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全国各地行宫中秘藏美女三万名,一个阿房宫绵延三百里,可见其淫奢无度。我按这种观点写了一篇《略论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论述正是以秦始皇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法家的残酷剥削压迫,导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我认为我的观点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我将论文寄给《文汇报》,泥牛入海无消息。又寄给《光明日报》、《学习与批判》,也未采用。我又写了一篇《论劳动人民在反儒斗争中的作用》,此文认为历史上反儒斗争中的主力是劳动人民,而不是法家。我将此文寄给《红旗》杂志,得到吴江回信,给予基本肯定,同时指出有些观点尚需探讨,未采用。我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杂文《林彪与韩信》。此文将林彪比作野心家韩信,实际上是和罗思鼎、梁效唱对台戏,因为按他们在报刊上刊出的资料中划分历史人物正反面地位的标准,韩信属于法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敢于对秦始皇、韩信进行这样评介,不能不说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反调。在当时的报刊文章中秦始皇被尊崇到几乎可以与无产阶级导师并列的地步。《石家庄日报》社有的编辑看了我的《略论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后说:“你这不是和大理论家们对着干吗?人家把秦始皇捧上了天,你却将他定为逼出农民大起义的人,闹不好要打你的棍子。你从阶级性上说法家在新兴时期末期就已表现出反动性,这是对的,你同时还批判儒家,这与郭沫若反法尊儒不一样。”有个编辑说:“你是敢吃螃蟹的人,敢和罗思鼎叫板。”

(在两千多年历史中,秦始皇一直被贬斥为暴君,尤其是焚书坑儒这件事更是作为第一大罪状,建国后反右斗争后,国内外敌人都借反右斗争攻击毛主席、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说反右是焚书坑儒。一九五八年,林彪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即插话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还需要我们加以补充。”后来又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之事需商量。”毛主席这里主要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阶级敌人专政的性质,回击国内外敌人的攻击,并非无原则的完全赞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行为。我认为,历史上直至现在,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的性质的分析有偏差。焚书坑儒事件确实是儒法之间的争论,但它并不是像春秋末期的奴隶主势力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本来意义上的儒法斗争,而是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的地主阶级内部关于政体——国家管理体制上的争论,当时的儒生提出实行“分封制”,但并不是恢复周朝奴隶制的分封制,而是地主阶级的分封制。不论是儒生主张的分封制,还是李斯主张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都是对劳动人民的反动专政,而不是“仁政”,都要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逼出农民起义。那些借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的人,有意规避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规避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正是针对这一点,毛主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性,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主席所说的“百代多行秦政事”,就是指任何国家机器对敌对阶级只有专政,而没有“仁政”。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巩固维护地主阶级政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说焚书坑儒的作法是值得赞许的。我党的反右斗争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是同一种性质的问题,国内外阶级敌人从右面歪曲我党的反右斗争,说我们是“焚书坑儒”,而“四人帮”又从左面歪曲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将其夸张为法家反对恢复奴隶制的斗争,抹杀焚书坑儒事件中秦始皇的地主阶级专政的残暴性。右派分子中确实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我党反右,不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们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无论任何阶级、任何阶层、任何人,如果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都要对其进行专政的。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封建制确实使地主阶级的统治长治,一下子延续了两年多年,一个模子不断周而复始,就是秦汉的不停重复,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反之,如果实行地主阶级的族姓分封制,必然在很短历史时期内又四分五裂,但各封建诸侯国会争相发展商业经济,促使资本主义因素萌发生长,使中国至少早一千年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看,秦始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对生产力发展弊多利少,并不是良策,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主要是为了便于他的统治和享受,绝没有任何替老百姓谋福利的想法。他要使他的赢姓家族的皇权万世长存,这并不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性,恰恰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贪婪性,而且是从新兴革命阶段急剧转化为腐朽的表现。在史学界,过去将秦始皇统一中国,建郡县制的历史作用片面夸大了,忽视了它的负面消极作用。没有分析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与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领导下的统一有何区别,而一味地赞颂“大一统”,仿佛凡是主张“大一统”的就必定是进步的。“大一统”并不就必定是进步的,更不是必定长久进步的,关键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的“大一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何作用。我认为历史上的儒家对秦始皇的贬斥是过分的,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秦始皇的推崇又有夸张性,都不符合秦始皇的历史面目,也都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七四年夏天,报纸上刊登了一位工农兵学员赵兵的文章,讲他用哲学指导学习的收获,我和小许认为赵兵的文章有正确的方面,但也存在一些错误和不确切的方面,我写了一篇既肯定又有批评的文章寄给报社,没有被采用。当时局里有的同志为此而担心,说现在工农兵学员是新生事物,批评其缺点可不得了,这可是个敏感问题。
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写了那么多有异议的文章但都没有与笔杆子接上火。
在经过林彪事件之后,我已经彻底地解脱了精神上的奴隶主义枷锁的束缚,超脱了盲目崇拜,对任何中央领导人的话,我都要经过自己的分析才决定肯定还是否定。“紧盯中央”——已成为我的信条,我已经成为精神上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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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6, 2006 11:39 pm    发表主题: (四)批林批孔出歧径 引用并回复

(四)批林批孔出歧径
批林批孔开始后,“四人帮”夹进了一个批“走后门”。当时,有个在部队的姓钟的高干了弟对其父通过“走后门”将他安排他入伍到机关工作的作法提出批评,要求回到原单位。这封信得到毛主席的赞许。但“四人帮”借此搞起全国性的批“走后门”风潮,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不过,当时的走后门问题,尤其是干部们的“走后门”问题,在群众中确实影响很不好,引起不满。所谓“走后门”就是在征兵、提干、招工农兵学员、调拨物资等事情不按国家正规程序办理,而是通过私人朋友等关系来解决,即不是从“前门”规规矩矩办理而是暗地“托门子”。能“走后门”的必须有一定权力或接近权力的人,普通百姓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当时,流传民谣: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自找门,三等人人托人,四等人没有门。所以上头一有人发动批“走后门”,下面便群起而攻之。但是,那时的“走后门”不正之风与现在的腐败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为前台主要人物。七四年初,春节那一天,在北京召开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会议上,江青代表中央传达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决定。紧接着,他们控制下的与论工具就搞起了“反儒尊法”的风潮。到了七四年夏天,“四人帮”又将批林批孔延伸到批“周公”,批“大儒”。名义上,他们是批判辅佐周武王姬发的儒家周公,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谁都知识他们所说的“周公”、“大儒”指的是周恩来。当时报刊上登出一篇《大有大的难处》的大块文章(笔名好象是初澜),笔调曲涩难懂,借《红楼梦》中王熙风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含沙射影,有理解能力的人都看得出此文中所指的“大人物”指的是谁。当时我在石家庄日报当通讯员,知道一些内部消息。看到这些暗藏杀机的文章,我的心里泛起忧虑,中央出现新的分裂的征兆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五)挥笔直刺“四人帮”
至七四年夏天,报刊上尊法崇法的倾向已成狂潮。我对这般思潮是不赞成的,在向《文汇报》、《红旗》、《光明日报》寄出几篇有异议的文章后,仍不解我的不满情绪,心中不满在寻找突破口。正好,局机关各种科室贴出一批讨论儒法斗争的学习文章,我借机写了一篇《我观儒法斗争史》的诗,有二十多节,也贴到学习栏里。诗中表达我对儒法斗争史及现时尊法崇法倾向的看法,诗的末尾明确提出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诗的末尾有几句:“尊儒必然反动,尊法未必革命。”“尊儒必定反法,反儒不必尊法。”“儒法一场论战,需由今人评判。多读马列辩倾向,谨防上当受骗。”此诗贴出后,人们都清楚我在暗指谁人,当时宣传科有位负责理论宣传的大姐告诫我:“小王,你的胆子可够大的,敢批她,小心言多语失。”我却对这位好心的大姐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当时,“四人帮”正是弄潮儿站在潮头上,毛主席当时已经批评他们是“四人帮”的话下面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势下批评江青的错误倾向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我这里申明,我仅仅是批评“四人帮”的错误倾向,并不是全面否定他们的功绩。

(自从林彪爆炸后,经过灵魂炼狱之后,我的精神状态已彻底改观,奴隶主义残余已荡涤尽净,而且形成一种观念;所谓路线斗争、倾向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央高层,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内部。由此,我又进一步形成一种更为严峻的观点:紧盯中央,两眼紧紧盯住中央常委、盯住中央政治局,密切注视中央的动向。这种观念是否和“与中央保持绝对一致”的要求相悖?有人会说,如果全党几千万党员,全中国十几亿人民都这样两眼紧紧地盯住中央,中央还有什么威信?但是我认为,中央要求全党必须“与中央保持绝对一致”,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强权。难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或出了修正主义中央,也要“与中央保持绝对一致”吗?要求党员与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有个前提,即中央的路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但中央的路线是否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是由中央自己自我认定就肯定了,必须经全党党员和人民自己独立思考后才能决定赞成与否。如果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就更不能要求党员无条件地“与中央保持绝对一致”。“绝对一致”就是“绝对权威”,这是奴隶主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是与党的九大、十大党章精神不符的。过去说党的组织纪律是四条: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我认为这四条不够,应该还应该加上两条,中央必须服从全党的表决,中央必须服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或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级组织和党员有权进行抵制。也就是说,领导和监督是双向平等的。必须将监督中央、监督中央领导人的权利切实交给全党党员、各极组织和人民,才能保证实现真正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真正的统一一致。那么,党岂不是成了争论俱乐部了吗?不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是绝对民主,也不是绝对集中。问题是,历史事实是,在我党历史上集中严格,而民主不足。这就产生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奴隶主义,一种是地下“独立王国”,往往形成集中不是大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民主又不是正确原则下的民主,要么是“一言堂”,要么是“放大炮”,过几年出现一次分裂,这几乎是一种规律性。而如果真正将党内议论中央路线、议论中央领导人形成一种正常的党内生活,以致成为惯例,习以为常,恰恰会形成充分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退一步说,如果一个党在党内争论中就垮掉了,那这个党就不配为一个党。对外维持虚假的统一,是不堪一击的。尤其是经过高、饶、彭、刘邓、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以及改革开放二十年的路线问题,必须得出一个平凡的真理:中央领导人在马列毛主义面前都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他们都是党的一名工作者,他们没有任何特权,唯一的一项特殊义务是,必须使自己的思想严格符合马列毛主义。因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央领导人手握决定路线的方向盘,决定着党的兴衰胜败生死存亡,全党党员的眼睛都盯住他们的手,又有何不对呢?必须彻底摒除领导高明论。所以,我的口号是:紧盯中央。)

(六)批林批孔运动草草收场
“四人帮”批“周公”的空气越刮越凶,但就在这时,传来毛主席说“反周必乱,倒周必亡”的严厉批评,又传来江青因《红都女皇》事件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消息。江青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在接见一位欧洲女记者(好象是意大利记者)时,狂妄吹嘘自己,将自己吹捧成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者”。这篇访问记在国外发表后,引起世界大哗,给我党和毛主席带来严重损害。毛主席严厉斥责江青有野心,斥责江、张、姚、王是“四人帮”,“四人小宗派”、“上海帮”,甚至要将江青驱逐出政治局,“四人帮”被当头一棒,打闷了头,批林批孔也草草收场。政治局连续开了几次会批评江青。“四人帮”由前三个季度的颐指气使的“英雄”一下子变成了挨批评的角色,党内斗争形势左右倾向又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我当时就断定,新一轮右倾翻案风又要登场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到石家庄日报社参加通讯员学习班,经常能听到通讯方面的信息。七四年初秋,当我从报社人员那里听到毛主席对江青的严厉批评时,首先是震惊,而后又为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的高风亮节而敬佩万分。在中共高层人物中还有谁有毛主席这样的气魄?刘少奇为大捧王光美而与毛主席对抗,林彪对叶群言听计从,某人咬牙切齿地说毛泽东有封建家长思想(“帝王之癖”四个字含在嘴里不敢吐出来),而此人又是如何对待自己腐败甚至辱国的子女呢?
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自始至终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状态,对各种倾向保持清晰的认识,并且看清了“四人帮” 极左倾向。在这场运动中,不仅与“四人帮”御用班子进行了论争,而且直刺“四人帮”的错误倾向,比当年批评陈伯达的“反动表态”时,有了更高的理论识别能力。我认为自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进行了一次反潮流的斗争。
在这里我申明一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错误是工作中的错误,是英雄创造历史世界观的问题。他们在批判孔孟儒学上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在文革中的功绩是主要的、应予肯定的。


最后进行编辑的是 M.L.M.毛继东 on 6月 19, 2006 4:47 am, 总计第 1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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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9, 2006 4:41 am    发表主题: 第四节 支持工人阶级大于社会主义 引用并回复

第四节 支持工人阶级大于社会主义
七四年四月初,我局下属的一个工厂——石家庄市电化厂建设聚氯乙烯新车间。原计划请外地化工建设单位安装,要很多安装费用。该厂机修车间三位老工人——张玉堂、段长山、郭师傅贴出大字报——《这项工程我们干!》。他们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决心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由本厂机修车间自己安装新车间,节省国家资金,同时培养青年机修工人。他们的倡议得到该厂领导的支持,同意由这三位老工人为核心组成新车间安装队,自己安装新车间。局领导、宣传科程科长要我到该厂去采访报导。我到了这个工厂,在安装现场采访三位老工人和施工的工人,还有他们一起干活,我为他们大干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感动。《石家庄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三位老工人的大字报。在整个安装过程中,我几次到现场采访,进行连续报导,一直到安装完毕投产试车成功。我从该厂领导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的身上,看到工人阶级是国家的栋梁,看到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尤其是该厂领导对知识分子关怀、重视,知识分子与工人密切结合的融洽关系,使我深受教育。在这次通讯报导中,我与他们结识了亲密的友谊,最终成就了我后来一部长篇小说《栋梁》的初稿。当时我们局在报导中明确站在支持工人阶级的方面,从正面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情绪。
通过《栋梁》的创作实践餐深刻地体会了毛主席关于社会实践是文艺源泉的真理性,又一次验证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才会有所作为的真理,更深地认识到胡风所说的“作家头上五把刀”的说法是错误的。
七四年夏在,我和小许到他的原工作单位——华北制药厂去调查了解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写好了一篇调查报告。我们认为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反修防修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重要措施,报刊上早晚需要这类材料的,我们将份调查报告交给了《河北日报》社和《石家庄日报》社。果然在半年后,七五年初,《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了参加生产劳动的消息。第二天《河北日报》和《石家庄日报》都在头版发表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这是我们当时最得意的一篇报导之作。在七四年,我们局在各种报刊上共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消息,是当年石家庄市各区局通讯报导工作中搞得比较好的一个单位。

第五节 体察民心动态
早在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召开期间,就预告即将召开四届人大,正式结束文化大革命,进行四化建设。自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中断了工资调整,取消了奖金。七三年夏,我们大学生进行了调资,月工资由43.5元调到52.5元。因此,人们企望四大召开。人心思安,人心思改善生活,已是社会民心所向。六九年国庆节前夕,在陈伯达倡导下,由首钢向全国钢铁企业倡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大竞赛,得到十个钢铁厂的响应。但陈伯达倒台后,此项倡议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在中国,因人而论和因人废言,是几千年的民族遗习,至今依然如故。)本来党中央决定七零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讨论新宪法草案后于七一年召开四届人大。不料,九届二中会上发生变故,随后又出现林彪叛逃,完全打乱了中央的部署,使四届人大一推再推,迟迟不能召开。

林彪、林立果在其反革命政变钢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主席进行诬蔑攻击的语言,比五七年右派还要严重得多。这个纲领除了文革以外都予以否定,而且确实很蛊惑人心有强烈腐蚀作用。比如说毛主席“执秦始皇之法”、“与任何人都不能合作”、“将无产阶级专政搞成绞肉机”、“红卫兵成了替罪羔羊”,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流放”,“国富民穷”,等等。应该说,林立果之流在歪曲事实和夸张文革负面影响问题上确实有一套本事的,是很会投合人们的错觉、错误理解和落后认识的,他们很懂得利用群众的情绪,没有相当坚定的立场和识别能力,是很容易被他们俘虏的。比如,在班组批判《五七一工程纪要》时,就出现许多奇事。在我们班组会上,大家都义愤填膺声讨林氏父子,但有位女工发言,说着说着就走了嘴。她说:“现在也真是国富民穷呀,什么都要票……”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发言的女工也觉察到自己说走了嘴,急忙惊恐慌地自我批评:“我该死,我该死,我说错了……”但大家并没有指责这位女工,班长将话题一转引向别的问题,继续批判,这件事便轻轻放过去了。当时,在我们厂的其他一些班组,在别的单位都出现过这类倒批判的事情。
这种情况引起我的深思,我和凤生、小马等朋友曾几次在宿舍内进行“内部辨论”,互相担任正反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周围的人们以为我们在吵架,推开门一看,原来我们在争论问题,又一笑掩上门。我们专门探讨“红卫兵成了替罪羔羊”问题。凭心而论,我们都是红卫兵中比较积极分子,但从六七年初左派整风开始,红卫兵受到各种责难,批极左、批派性、批极左主义、批“多中心”论、批武斗、批“打砸抢”,等等,红卫兵都成了罪人。在揪“五·一六分子”时,我们大学生都受过审查。说实在的,我们心中都有一股备觉委屈的窝囊气。许多红卫兵为自己当年幼稚粗野的行为而后悔不已,有人甚至发誓今生今世不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不再过问政治。更有的人因在运动中受到红卫兵的一些冲击,后来看到红卫兵上山下乡中吃了一些苦,便幸灾乐祸地说:“你们不是革命吗?革吧,革到自己头上了,从城市革到农村去了,活该!”我们清醒地看到,象以往一切大革命强烈震荡后都曾普遍出现过的消沉、低落、迷惘、疲备、颓废、怨愤、追悔、思旧,甚至叛变灵魂,表失信仰的现象都出现了,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缺乏坚韧性的充分表现。列宁斥责俄国1905年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社会精神跌落的现象,鲁迅先生斥责过的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那些堕落现象都再次出现了。革命成了魔鬼,革命者成了罪人。《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震荡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的阴影,进行蛊惑挑动。林立果之流并不都是草包,他们是有相当的政治敏感的,他们准确地抓住了这些负面影响,并加以渲染。尤其是这些话是从原来“最最最”喊得最凶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就更容易成为口实。后来,经过报刊上大量文章的引导,才逐渐廓清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流毒,但远远没有肃清,直至现在仍然有人用《五七一》语言攻击毛主席和文革。一九七二年春,中央在批林运动中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我当时为毛主席敢于公布这个材料的气魄非常敬佩。我发现《五七一》中有三个特点,一是没有公开否定文革,二是集中攻击毛主席,三是没有说出他们认为毛主席路线错误的理论根源。我认为,《五七一》没有公开否定文革,是因为林彪集团是文革中最大得利者。可以肯定,如果林彪政变成功,他们会仍然肯定文革,而将文革的负面影响的责任全推到康生和“四人帮”身上。但奇怪的是,在八十年代初否定文革时,使用的全是《五七一》的语言和论点。由此可以看出极左极右确实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说林彪路线是形左实右确实是完全正确的。(在八零年,针对这种风气,我有一首诗《姑娘,请不要泣涕!——我为文革做辩护》,后来被安全局抄走。——这是后话。)
七三年党的十大以后,再次出现期望安定的民心倾向。七四年夏天,在为贺龙平反的文件中,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这说明毛主席是体察民心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观察到群众远不如文革初期那样积极了,很多人持观望态度并不深涉。所以,我对“四人帮”的极左倾向很反感。根据马、恩、列、斯的大量论述和历史经验,我认为革命已处于退潮时期。我明确地体会出,群众疲乏了,大多数党员也疲乏了,人心思定已成为大势所趋。
革命导师总是教导我们,要准确地判断革命的来潮与退潮,要准确地体察民情动态,这是革命者的基本功,而更重要的是对民情动态能够进行准确的思想分析和阶级分析。我从这种民情中体会出民众的迫切希望和正当的要求,同时也看出其中存在着右倾翻案的社会心理因素,而且我的忧虑多于信心。因为我看到右倾翻案势力在不断加强,而极左又不断干扰毛主席的路线。这种忧虑,在七二年写的《青年思想工作浅谈》、七三年写的《在急流中勇进》中都有所表现,在七四年夏季的《我观儒法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第六节 牢记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七四年春,我局组织了一次阶级教育活动,到石家庄附近的栾城县梅花镇参观日本侵略者罪行展览。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阴历)重阳节那天,日本侵略军血洗了这个村子,疯狂屠杀我国平民,死者数百人。在村中有一个叫笊篱把的水坑旁,一位幸存的老人泣诉,当时日本鬼子对村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用机枪扫射,村里街道血流成河,血水直接流入这个坑里,被挖出的死者白骨成堆,我看到有一个头骨里的土中明明白白有一颗生锈的子弹头。所有参观的人都泣不成声,日本侵略者欠我们中国人民的血债实在太多了!对这段惨痛的历史,任何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应忘记。
七四年夏天,为提高我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危险的警惕性,我国放映了几部日本拍摄的影片作反面教材,其中有《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其中《啊,海军!》的男主角伴饰者三岛由纪夫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为了煽动军国主义复活而剖腹自杀。我领到一张电影票,那一场放映的是《啊,海军!》。该片描写二战时期日本海军所属的空军在对外侵略中的行径。剧中的男主人公飞行员为了效忠天皇而终身不娶,宣扬所谓“江田岛”精神。影片中描写到当日军取得战斗胜利时,日本国民举国欢庆的场面,这使我非常震惊,这反映出军国主义对日本国民毒害之深。(直至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反动分子仍然不承认当年是侵略,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远不如德国,日本政要人士几乎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那里有东条英机等战犯亡灵。日本人没有忘记他们的“英雄”,中国人却有人忘记那场战争了。有的人只看到日本资本家的钱袋,而忘记张学良老人的告诫。对于这些人,我们应该像列宁说的那样,指着他们的脸说:“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那一天看《啊,海军!》时的天气也令人难忘,电影是在桥西区大众电影院放映,散场时大雨瓢泼,我没带雨具,全身淋透,但骑自行车过了市中心地道桥到桥东区时,桥东区居然滴雨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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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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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9, 2006 4:49 am    发表主题: 第七节 由一张存款单破解“现代护身符” 引用并回复

第七节 由一张存款单破解“现代护身符”
——揭示“八旗子弟”、“太子党”

七四年春,市委宣传部在东方红公园(现改回原名为长安公园)内举办了一期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展品中有一件事引起我极大兴趣。女讲解员用木棒指着墙上展品中的一张存款单说,某银行储蓄所的一位储蓄员让其岳父冒充省委某领导人的亲属,在他工作的储蓄所由他给办了一份无存入款的五千元一年定期存款单,然后其岳父每年去取存款利息,一直取了五年利息才被发现。我很新奇,五千元存款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一般工人居民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存款。而此老者手持五千元定期存款单每年取利息而不引起储蓄员的怀疑警觉,这个存单上被冒名的人物的一定是个大官。因此,在储蓄所工作人员看来,这个大官有这样巨额存款是不足为奇的。我特意走近展览品细看,只见存款单上的人名赫然现显——刘子厚,即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是也。我不禁一振,但马上又释然了。我先是一振,因为五千元存款可不是小数呀!这位领导人的一个家属能一次存入五千元钱,而不被储蓄员怀疑,那么这位领导人家中的存款还要有多少呢?这在当时与普通工人家庭相比,可以说是贫富悬殊了。就拿我家来说,我当时月工资是五十二元五角,香珍是三十六元,抚养一个孩子,这在当时是中等收入家庭,正好月月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如果添衣服或购家俱,要积攒几个月或向工友周借,根本不可能有大额存款。如果拿着一个普通工人名字的五千元存款单去领取年息,肯定会引起储蓄员的怀疑而细查单据。我又联想与这位省革委主任级别相当或更高的干部家庭会富到什么程度呢?我又想,凭他们的工资能节余出这么多存款吗?我越想越觉得可怕。“特权阶层家庭已经财产积累化”的观念在我脑海中油然而现。这样的特权阶层与普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还能同心同德吗?由此是否要产生两极分化呢?这种两级分化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使我想起毛主席对五五年实行干部等级薪金制、工人八级工资制的评论,“这是一次让步,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 。一让一大步,让出个等级森严,八级工资制。”(大意)为此,我又再次阅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指出,为了使公社的各级公职人员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永远是公仆而不变成人民的“老爷”,必须像巴黎公社那样各级公职人员都只领取全国中等工人工资,并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这样才能杜绝升官发财的欲望。我由此认为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是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脱离群众的,由此导致干部队伍的腐化,特权阶层化,资产阶级化。(但在七四年还没有“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这个提法毛主席在七五年底才正式提出。到九十年代初,我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党政军干部队伍的阶级性蜕变是由五五年实行等级工资制、特殊待遇制时开始的。)

当时,我正在阅读一本介绍《红楼梦》韵诗的小册子,书中讲解了“符官符”的经济、政治、社会意义。《红楼梦》中有一首民谣: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
阿房宫三百里,比不上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首民谣中暗寓着金陵地区的四大官宦巨富之家——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不仅巨富,而且都身居高官。而且互相之间联络有姻,舅姑姨表层层相联,互相扶持,互相照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形成庞大致密的社会关系网,统治着整个金陵地区,每个到金陵的地区做官的外地人,必须投靠四个家族门下,否则便不能保着乌纱帽,甚至要丢掉脑袋,所以这首民谣叫“护官符”。这种“护官符”,不仅仅在金陵一处如此,全国各地也都有当地的“护官符”。毛主席说“护官符”是《红楼梦》的纲。

我从那张五千元存单联想到“护官符”,提出一个问题:“现代‘护官符’是个什么样子?”联想到各次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网络,联想到七四年时代的官场情况,着实令人心惊肉跳。(如果现在再联想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就更要是心惊胆颤了。)由于历史上的工作关系、山头主义、干部终身制、一级一级逐级升高制,形成了诸多的大大小小的不同层次的利益集团,其内部又常常门当户对地联姻结亲家,形成关系网,一方有事,八方出动,互相周济,互相保护,而这些不同的网络之间又互相争斗。由此就可以容易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司令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亿万普通群众芸芸众生为着生计问题每日忙忙碌砂碌的时候,可否知道自己被众多“护身符”网络笼罩于其中而受其左右呢?

我从符官符联想到更令人担忧的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的问题,在林彪集团事件中出了一个以往集团中没有的现象——“太子党”干政。批林批出了“太子党”,林立果实际上是该集团的阵前少帅,以他为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太子党”——“小联合舰队”。从他们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及后来直接谋害毛主席的行为,可明显看出这些小野心家们的残暴贪婪的特征,这正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阶级特征。林立果在幕前幕后实际上操纵着林彪、陈伯达、叶群和各位大将。他们的小联合舰队已成为林彪集团中的国中国,他们制造出某种气候形势裹挟着林彪铤而走险。这种“父传子,家天下”的封建官僚政权的形式在中共高干中普遍存在,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官倒”、“裙带风”、高干子弟办公司,到八十年代末的“第三梯队”接班,到陈希同、王宝森、周冠五的子弟腐败弄权,使人们清楚地年出“现代护官符”已变成阶级网,党政军财文大权正在被“太子党”攫取入囊,窥视中央。这个“太子党”阶层的阶级本质特征正是暴发户的贪暴性,他们仿佛是从地狱中逃回来的恶鬼饿鬼,恨不得在极短时间内将人世间的一切美事都享受尽了,以弥补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一些冲击的损失。这是一群疯狂反攻倒算的复辟派,向党、向人民追索超过他们所谓损失的几十倍、几百倍的赔偿。杜勒斯所憧憬的“第三代、第四代复辟图”在他们的身上极鲜明在描绘出来。

我历来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干部家庭的子女在以往的运动中受到冲击压制抱有同情感。但是,不能不看到,在改革开放中从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干部家庭的子弟中确实滋生出一批新生资产阶级暴发户,他们比任何阶层的人们都敢干,资本主义复辟的狂妄性比任何其他阶层中的自发性都更为严重。这使我联想到满清王朝的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史,当代的八旗子弟比之更为下做不堪。批林批孔中曾公布毛主席对触zhe 说赵太后的历史故事的评论,毛主席对干部子弟很是担忧。当时,有人认为毛主席的担心是危言耸听,可是二十年后的社会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担忧不是无来由的。
中国的“太子党”,将成为下一个历史时代的革命的最危险敌人和革命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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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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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19, 2006 4:50 am    发表主题: 第八节 李一哲大字报给予我的感受 引用并回复

第八节 李一哲大字报给予我的感受
一九七四年底,中央部署七五年初召开四届人大。就在此时,广州中山大学三位青年教师化名李一哲(每人从自己名字中取出一字组成)贴出一张大字报《民主与法制——献给敬爱的四届人大》。这张大字报中,从民主与法制的角度,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提出严厉斥责,文中也对文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结果三人被打成反革命,“四人帮”粉碎后予以平反。七五年中,有个朋友得到一份铅印的李一哲大字报材料,十六开本的材料封面右上角标有“供批判用”。这张大字报中指出的国家缺少民主法制等问题,我当时阅读就完全赞同,将作者打成反革命,我是完全不赞同的。在当时的年代敢于发表这样尖锐的意见,其不畏权势,不怕打击迫害的大无畏精神,着实令人可软可佩,他们这种反潮流革命精神对我的触动很大,在看大字报材料时不时击掌拍案喝赞。比如,大字报中说,贺龙是位元帅,他的政策落实尚且要经过八年,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到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上呢?我不禁拍案喝彩:“说得好!”大字报中还有多处暗示批评“四人帮”之处。大字报中还提到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在没有经全国人大罢免的情况下就被批斗,这是不符合法律的,我对此点也是赞同的。当时,刘少奇已被永远开除党籍,而李一哲敢于在大字报中就此评论国家法制的严肃问题,确实是要有点胆魄的。我当时就对给我材料的朋友说:“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被平反的。”
但是,我也从李一哲大字报中嗅出一股否定文革的气息,虽然不是这张大字报的主流,我忧虑这张大字报可能被右倾翻案势力利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李一哲平反,这我是完全赞同的,但后来有人将他们的大字报列为反对文革的典型材料,如果作者同意这种评价,那我在七五年的忧虑也被证明不是子虚乌有的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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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24, 2006 9:33 pm    发表主题: (二) 姚文元文章引起的沉思(破解干部待遇制度与资产阶级的关 引用并回复

(二) 姚文元文章引起的沉思(破解干部待遇制度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发现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一个疏漏)
一九七五年初,中共中央下发[1975]5号文件,传达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几段论述。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对毛泽东主义的丰富发展,对我的启发很大。尤其是关于小生产自发性的论述更是提纲挈领,发人深思。毛主席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结合列宁的《论粮食税》等文章,使我认识到小生产,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自发性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见列宁的《论粮食税》)(可是后来,邓小平却说,过去对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断是“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见《邓选二卷》310页)这使我得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体系是蒲鲁东主义。——这是后来九三年的事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发表的。姚文元自六八年夏天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之后近七年没有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在文革中每个重要阶段都有一篇重要文章引路,比如文革与论阶段有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研究历史——评忠王秀成》。六七年四月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六七年底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中国农村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六七年五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六八年夏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等等,每篇文章都是阶级斗争号角。此后长达七年,连批陈、批林、批林批孔运动,姚文元都没有发表署名文章,而至七五年时,已掌握了党中央宣传大权的姚文元忽然发表重要文章,人们猜测是否有什么新的运动要发动?
姚文元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滋生新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这就是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其立论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符合毛泽东主义,即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指出复辟的主要危险在党内。为理解毛主席的论述和姚文元的文章,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在《河北日报》社档案室,我查到了早在五八年大跃进中的十月十一日,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按语。据报社同志说,《人民日报》转载时加的按语是毛主席写的。张春桥在文章中赞扬革命根据地时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平等一致不分等级的优良传统,批评了建国后某些干部追求等级待遇制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脱离人民群众,应该破除。张在文章中认为“资产阶级等级观念正在向体现着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进攻,国民党的官气已经侵入共产党”。在七五年三月当时,我认为张春桥在五八年的这篇文章是针对五五年实行的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和军衔制的。一九五五年中央讨论实行这些等级待遇制时,只有毛主席一人持不赞同意见,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表示赞同。在五七年整风中毛主席针对某些干部追求等级待遇制和八级工资制说,“这是一次让步,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一让一大步,让出个等级森严,八级工资制。”(大意)七五年毛主席再次提出“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制度,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姚文元文章中归纳为这些是资产阶级法权,引起我很大兴趣。
我对姚文元的基本观点是赞成的,但在看了他的文章后产生两个疑点。一是法权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吗?二是资产阶级法权是等级制吗?追求享受的剥削阶级思想确实可以将一个人引上变质的道路,但思想不能产生阶级。法权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强制的行为规范,它属于上层建筑范围。而新生剥削阶级是从经济关系(经济基础)中产生的,即必须有一部分人(集团)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即必须存在有剥削,才能产生阶级分化,滋生新生资产阶级。姚文元将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说成是新生资产阶级滋生的经济基础,这与马、列经典不符,而且没有深刻触及新生资产阶级滋生的根本原因。对这个疑点,我在七五年三月一日该文发表后的当天下午宣传科讨论会上就明确提出来了。当我念到文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时,我当即提出疑问:“法权怎么会是经济基础呢?”但我当时还没有理论能力继续地深入下去追索新生资产阶级滋生的经济关系原因在何处。这就导致对第二个疑点而不解。按毛主席的论述,说工资制度不平等,实行按劳分配,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而姚文元的文章及张春桥五八年的文章又都批评资产阶级法权等级思想。我总觉得毛主席的论述及张、姚的理解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有点不一致,不太吻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形式,不讲等级的,它只承认等价交换,它是在法律平等形式下掩盖所有制上的不平等。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按劳分配,已取消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正如毛主席说的“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即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反对剥削,反对等级的,不然它就不是“一个进步”了(《哥达纲领批判》),按劳分配是不会产生阶级分化的,它只产生生活资料上一定的贫富差别。所以,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不对的。但在七五年三月时间,我只是疑问到这一步,不能再往下深入了。直到九十年代初,我才弄明白,原来五五年实行的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及军衔制并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平等制,而是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制,甚至是封建等级特权制,因为干部的利益所得中含在相当大部分的合法剥削成分,由此才滋生出党内资产阶级。这样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并由此探讨出说对按劳分配也要加以限制,是一个理论疏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行的分配原则,对它只能充分发挥作用,不能加以限制,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别的分配原则可利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含有剥削,所以它不能导致阶级分化。


问题出在斯大林将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当成了资产阶级平等法权,将等级特权待遇当成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当成按劳分配了,将资历、资格、功劳也当成了按劳分配的条件,从而实行干部等级薪金制、特殊待遇制、军衔制,使干部的待遇中含有严重的合法剥削成分,导致干部阶级性蜕变。斯大林的这个理论疏漏影响了半个多世纪,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以致于在我国,直到文革中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都没有透彻地弄清干部队伍阶级性蜕变、滋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忽视了在干部待遇制上必须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也就没有透彻地说明文化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需要限制的不是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干部待遇制和八级工资制中的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和封建等级特权。——这一点我在本章第一波的开篇部分已作了论述。)


姚文元文章中有一个不妥之处,他将“经验主义当作当前的主要危险”。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曾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还是经验主义》的小册子。毛主席为此书写了序言,其中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在文章中引述了毛主席这段话。在七五年的形势下,这样引用毛主席的话,使人以为要开展批判经验主义运动。实际上,“四人帮”是企图借此批判“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但是孤立地提“批判经验主义”,与毛主席关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提法不一致,因此这个把柄被人家抓住,迫使姚文元、张春桥、江青做检查。最后,毛主席出来亲自承担把关不严的责任,说这篇文章我看过,放过去了。并说,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以统一提修正主义为宜。(大意)我体会,毛主席的话中并没有说批经验主义不对,而是说要将经验主义纳入修正主义范围。批判张、姚的人们明明知道姚文元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审阅过的,却揪住辫子不放,其目的是不是含有给毛主席难看的意思吗?一年后批邓反右时毛主席说“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是否有所指呢?


七五年四月一日,即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此文也是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张的文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是符合毛泽东主义的。
(在张、姚的文章中都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我认为应该提出一个问题进行探讨:有没有“无产阶级法权”?)
在九十年代后,原来的“资产阶级法权”一词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说这样翻译确切,符合马、列的原义。而且《辞海》中连“法权”一词也消失了。我对德文、俄文语义无任何研究,但是从《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所直接涉及的问题——“按劳分配”的场合中特殊含义分析,我认为译为“资产阶级法权”更合适。因为这里研究的是分配原则问题,而且是专指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中保留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的原则,所以使用“资产阶级法权”更合适,因为它是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即必须实行这一原则。
法权具有阶级性,既然有资产阶级法权,就自然有无产阶级法权。在阶级社会中维系人们行为的规范有两种,一是道德和习惯,二是法律。而用法律来规范权利和义务时,就是法权,因此它带有强制性。所以,体现不同阶级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就是不同阶级法权表现形式。作为无产阶级法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10小时工作法。这是工人阶级经过斗争强迫资产阶级不得不用法律承认而争得的权利,它是强制资本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指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这个“原则的胜利”,不就是无产阶级法权的原则吗?无产阶级法权归结为主要点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之间,并不存在按劳分配,只存在按资分配。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工资关系并不存在等价交换,只是表面的平等交换,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即掩盖着剥削。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形式的剥削是因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土地。在这个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有“干几个小时得几个小时的工资” ,这就是被认为的所谓“按劳分配”。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实质的“按劳分配”。真正的以劳动时间为计量标准的“按劳分配,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女工、童工即使劳动量与男工相同,也常常所得报酬较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按劳分配”是在取消私有制和剥削前提下的分配原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按劳分配”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法权,在实质上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只是在“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中遵循商品交换的通行等价交换的原则,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形式。而且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是以各尽所能为前提,这个“各尽所能”就更不是资产阶级法权了。因此,笼统地或全面地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对的。在这方面,理论界也一直有疏漏的,应该确切提出无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所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整体上应该是无产阶级法权。


在“按劳分配”理论问题上存在六个方面疏漏:一是将“按劳分配”整体上都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忽视了本质上的无产阶级法权性质;二是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等级工资制当成了资产阶级的平等法权,实际上它应是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和封建等级特权;三是将“按劳分配”计量标准不是以劳动时间,而是以劳动量(产品)为标准,甚至将资历、资格、功劳也当成了按劳分配的条件;四是说旧社会也有按劳分配。五是说对按劳分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即将应该对等级特权进行限制(和取消)错误认为是应该对按劳分配进行限制,实际上是应该认真实行按劳分配才对,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唯一可以实行的分配原则。六是将按劳分配中的差别认为是新资产阶级滋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真正的按劳分配所产生的差别只是生活资料上的不大的差别,并不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更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按劳分配中不含有剥削。)
在按劳分配的理论上的疏漏是从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贻误了社会主义,后果严重,直至当今,这些疏漏仍未补正。可以说,八十年来社会主义社会斗争中的失误,直至社会主义崩溃都与这个理论上的疏漏有直接关系。最大的失误是将按功劳、资历作为工资等级标准的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封建等级特权当成了不得保留的资产阶级平等法权,不明白正是这种含有合法剥削的特权待遇制培植出了党内资产阶级,最终从内部腐蚀了社会主义,导致崩溃。真可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

(在一九七五年的三、四月中,因研讨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而发现毛主席在按劳分配理论上有疏漏,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毛主席的论断产生异议。但在七五年对这个疏漏的各方面及其影响后果还远没有理论能力做出深刻明析的认识理解。从此开始,断断续续进行思考,直至九十年代初期,才有了明晰的认识,并且探讨出这个疏漏是自列宁逝世后的斯大林时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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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水浒》之迷



一九七五年九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毛主席对历史小说《水浒》的评论的几段话,引出一阵评《水浒》风潮。毛主席对古典文学作品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看《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他认为《红楼梦》第五回书中的“护官符”是全书的纲,《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这些见解确实发人深省,开阔思路视野。对《水浒》,毛主席也有许多震聋发聩的见解。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晃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还说,梁山泊这支队伍是好的,不好的是领袖。(大意)有人说毛主席的评论仅仅是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评论,并没有什么现实政治意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毛主席的评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决不是无关宏旨的文学评论。否则为什么说宋江搞投降主义,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还说宋江搞修正主义架空晁盖,而且同意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自己的评论并同意写评《水浒》的文章。这不是有所指吗?当时,我所在局宣传科有的同志认为毛主席指的是林彪搞架空“晁盖”,搞修正、搞投降帝修反。我觉得毛主席如果是指林彪,为什么不明确点出来?在七五年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明确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我还有一个朋友猜测认为毛主席指的是邓小平。说实在的,到七五年九月中,我已明确认为邓小平搞的整顿是对着文化大革命的,我也断定毛主席决不会赞成邓小平这样搞。但我又认为说邓小平是宋江,他还不够资格,因为他还没有宋江那个位置。说他搞翻案、修正,他有资格,但说他搞投降、架空,邓小平当时还不具备那种地位机会。所以,我认为毛主席一定另有所指。但毛主席到底所指何人,何人是投降派宋江,我当时没有理解透,到现在也没有理解透,不敢妄加猜测,因为此点毛主席没有留下信息,现在报露的史料也没有这方面的史料。八、九十年代中,有的文章明确说毛主席批《水浒》就是批周恩来,但只是他们自己的猜测,而没有列举证据史料,也只能是猜测而已。但是,我们进行路线斗争应该完全以确实事实为根据的,而决不能以猜测为根据。(比如,我在七五年初就对邓小平搞全面整持有异议,而且我认为当时的社会实际根本不需要邓小平的那种“全面整顿”。但到七五年底批邓反右时,报刊文章说邓用整顿搞翻案否定文章,却拿不出邓在何时何地公开说用整顿否定文革的证据。因此,我认为报刊文章生硬,说理不够,证据不足,而为邓鸣不平。我当时说:“人家邓小平什么时候红口白牙说用整顿否定文革呀?”直到九三年底《邓选三卷》81页上有了邓小平那段“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白纸黑字史证后,我才彻底否定邓小平的党性、信义,肯定他‘永不翻案’的保证是欺骗。——这就是我进行路线斗争的原则:紧盯中央,但既不轻易相信一切,也不轻易怀疑一切,必须以理论和事实上的确切证据为根据。也就是象手握探雷器,搜索着前进,但必须确有地雷才能确认是地雷,不能探着根草棍就喊“有地雷!”)
我当时认为在党内的倾向上既存在右倾,又存在极左两种错误倾向,在这两种左、右倾中,极左处于明处,明确干扰毛主席路线,而右倾尚处于暗处,正在形成气候。极左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正确团结大多数干部,是仍然打倒一切。



这样,从批林批孔中与罗思鼎、梁效论战,批评工农兵学员的文章,写诗暗批江青,到对姚文元文章提出异议。于是,在局机关党员生活会上,有位局领导说:“我们局有的人反对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我听后,不禁汗颜浸额。不久,我就被退回原单位了。




在我回原单位前,市人武部组织了一次对台湾广播稿件,我被抽调去组写一篇工人忆苦思甜稿件。领队的人武干部带我们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稿件。在市人武部,我们看到一些作为资料的《台湾日报》和《中央日报》报纸。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敌方的报纸,其中有部小说连载。题目是《妖姬恨》,所谓“妖姬”是指江青。此小说是以江青和周恩来的矛盾为背景,用尽造谣挑拨手法诬蔑文革和毛主席。我看了十几份报纸后非常震惊,看来反周之风并不是空穴来风,使我对党内斗争更增加了忧虑。(奇怪的是,“四人帮”垮台后,许多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居然与《妖姬恨》同腔同调。)我认为党内路线分歧是经常存在的,这并不应怪异,而是正常的党内生活,但我并不希望出现分裂性的斗争。所以,我对从敌人方面折射(歪曲的折射)出来的根本方向上的分裂深感忧虑。




(四)“批邓反右”又起狂澜
在七四、七五年两年中,左、右倾两种错误倾向一齐往下灌,而且都通过党政系统以正确路线往下灌。风向变化莫测,诡谲多变,使人眼花缭乱,甚至朝令夕改,目不暇接,真象天上刮风一样说变就变,早晨东南风,下午就西北风了。正在批右,极左又回潮。我当时正在给报社当通讯报导员,报社常常紧急通知改变宣传口径,常常要急转弯,闹得左右不适手足无措,但这也正好锻炼了我的识别能力。
在这种倾向变化中,我在文革初期那种“中间偏左”的态度已不再适合。一方面两种错误倾向同时以正确面目往下灌,不象文革初期极左以正确面目出现,极右处于明确被批状态;再一方面,我已成长到能自己把握命运的程度,不再像文革初期那样被动地跟着运动走了。所以,这时我已能既反左,又反右,而且能在反对正占上风的错误倾向的同时警戒另一种错误倾向,而且能看出正以正确面目风行的东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左倾还是右倾,而且能从正确的文章、正确的潮流中看出其中的某些不正确的方面。比如对姚文元、张春桥文章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论断,已能看出其错误。我已能达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自由程度,并且对极左、极右都能比较准确认识,有自己见解,而且敢于公开表示出来。我感谢那个年代的风云变幻给予我的锻炼。




七四年中,放映了由小说《创业》改编的电影《创业》,此片以大庆油田创业史为背景。影片放映后普遍反映较好,特别是人物形象比较真实感人,有较强的吸引力。我本人对小说和电影都很喜吹,尤其是李仁堂把党委书记演活了,一扫政工干部脸谱化的传统。但不久就听说“上边”(自然是指江青、姚文元)对该片有多条批评,曾被停演。但不久又传达了毛主席对《创业》的评论,批评了文艺政策中的极左。“四人帮”粉碎后,才知道事情原委。影片放映后,江青、姚文元提出十来条批评,狠苛刻,而且作者(编剧)张天民受到批评。张天民对批评不服,有人鼓励张天民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有的高干子弟给予帮助通过通天之术将张天民的信转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将张天民的信转给毛主席。毛主席对张天民的信作了批示,认为此片无大错,建议放过,并批评了江、姚的极左。(此事见《文化大革命上书集》)这是一件很令邓小平风光之事。但到七五年底清华大学教授刘冰等人也写了一封告状信,状告当时主管清华,北大的迟群、谢静宜。此信也通过邓小平放到毛主席床前。不料这次却撞了车,碰了钉子,刘冰等人的信遭到毛主席的严历痛斥,并由此引发“批邓反右运动”。历史两次重演,前后结局迥然不同,这恐怕是邓小平所始料不及的。




多年中我一直在思考邓小平两次传书为什么结局迥异前通后背,我认为这就是毛主席对待原则问题的严肃态度。第一封信是关于文艺评论尺度的原则问题,毛主席批评了江、姚的求全责备的极左。第二封信则涉及到对文革的肯否原则问题,毛主席怎么会不更严肃呢?在林彪爆炸后,毛主席做了许多让步,包括积极的让步和消极的让步。但是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他最后一道原则底线,越过这条底线,他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在七五年中,毛主席说他一生中进行了两件事,一件是进行了一场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件是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对文革做了“三七开”,肯定了成绩,也指出有错误缺点,如果有人否定文革,他是决不会退让的。
不久,传达了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很严厉的。如“翻案不得人心”。“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尤其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主义的根本理论。
毛主席的这些批评击中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要害,尤其是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揭穿了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给中央、毛主席的信中“永不翻案”保证的欺骗性。在毛主席批评之后九年,邓小平自己做了供认。(见《邓选三卷》第81页)说明毛主席的眼力是多么尖锐。
后来,在否定文革时,说这些话是毛远新转达的,当时毛主席已重病,这些话不足为信,而停止引用。有人甚至说这些话是毛远新、“四人帮”假托毛主席之口而编造的。我对这些说法持有异议,七五年十月底,邓小平将刘冰等人的信转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做了明确的批评。如果毛主席那时已不能视事,为什么还要将信转给毛主席?七六年“四、五”运动后,五月十二日,毛主席还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巴基斯坦总统。从电视上看,毛主席动作确实有些迟钝,但头脑仍是清晰的。所以,七五年底发动“批邓反右”时,毛主席仍有明确判断能力。这些话当时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至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毛新远、“四人帮”编造的。文革被否定后,许多文章,包括邓小平亲自审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公开承认搞整顿是为了纠正文革错误。现在,对邓小平在七五年用整顿搞翻案,任何方面都已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只是否定文革到底对不对。而没有争议的方面说明“永不翻案”是欺骗性宣言得到了举世公认。
在七六年当时,我的思想状态是复杂的。对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右”我是完全赞成的,因为在七三年邓重新工作时,我对他在抱有良好希望同时就持有戒心。后来他搞全面整顿,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批邓反右是早晚要来的。但我没有想到运动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而且运动一上来毛主席就定了性。
但是我对“批邓反右”的急先锋“四人帮”也有不满情绪。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我对“四人帮”的批邓文章没有明确指出邓小平在何时何地亲口说用整顿搞翻案否定文革。所以我认为批邓文章生硬而为邓鸣不平。但十八年后(九三年)的《邓选三卷》第81页邓的自白,证明“四人帮”的指责是正确的。

当时,使我最忧虑的是发现毛主席与周总理在对待邓小平问题上有严重分歧。邓小平被解放,周恩来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也是他推荐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而且对邓小平在七五年的整顿是充分肯定的。(后来有回忆录说,七五年周恩来最后一次做手术进手术室前对邓说,“这一年的实践证明你比我强。”(大意))而毛主席最后定论邓小平是“走资派还在走”。也就是说毛、周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这是我绝对不愿看到的,但严酷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我又不能莫视。我最担心的是,毛、周有分歧近者说对文革产生什么影响,远者说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会产生什么影响?当时,我和我的一位好友小贾常常一起分析形势动态,我们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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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再晚一个小时,儿子就生在家里了,

我和小许在局里当通讯员时,对工作是很积极的,我们经常挑灯夜战组写稿件,星期日也常常不休息。七五年五月,香珍怀孕第二胎,已临产(那时计划生育是控制三胎)。但纺织厂规定临产前仍要上半班,即每天上四个小时的班。五月下旬已到预产期,五月二十六日是预产日,但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我还在化工三厂一个班组采访班组工作经验。我一看手表,四点半了,急忙离厂骑自行车往家赶。那天,香珍上后半班,晚八点才去上班。等我到家,香珍已躺在床上阵痛了。我急忙把她扶上自行车后座,往医院猛骑。过十字路口遇到红灯也没有停车,交通警察瞪大眼珠看出来是孕妇,便用手势催我快过马路,嘴里还直喊:“注意安全!”到了医院,我忙去找小芬,——她毕业分到这个医院。小芬忙将香珍领到妇产科,医生一检查,骨盆骨缝都开了二指了,连入院手续也没办就直接进了产房。小芬和医生一个劲批评我大意,说再晚一个小时孩子就生在家里了!我听了惊得一脑门出汗。——在那个年代,我们就是这样将工作放在第一位。

一个小护士叫我回家煮鸡蛋和熬小米粥。等我做好饭送到医院,香珍已顺利生产了。那个小护士喜笑着说:“是个大胖小子,七斤八两。”护士从婴儿房抱出儿子时,他就会笑,在产科月里几乎没哭过,光是笑,但这小东西长大后却淘气得不得了。我们给儿子起名叫立军,希望他长大后能当兵,但他长大后是高度近视与参军绝了缘。我又为自己出生时的神话所驱使摸了摸儿子的耳朵,真是天奇,儿子的左耳廓也少了一块。我对香珍得意地说:“我们爹仨都是天兵天将,来降妖捉怪的。”香珍却撅起嘴说:“你总是东斗西斗,东批西批,早晚有一天会住进不要钱的高级宾馆。”她的意思是说,我总是批左批右,早晚有一天会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班房。果然,二十四年后,香珍的担忧应验了。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二日,我被国家安全机关以反革命宣传罪(现煽动罪)拷上铁铐关进了看守所。


第十节 天降陨石雨,马克思召见周、朱、毛


(一) 一月哀思悼总理
七五年底,中国东北吉林省某地突降陨石雨。据天文方面资料,这是中国有记载的最大一次陨石雨。陨石雨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数量达上千颗,其中有些陨石很大,最大的有上百公斤。当时,中国城乡上下普遍传言,中国要出大事了,有大人物要去世了,闹得人心惶惶。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忏语,然而后来的事实却令人惊颤地应验了。七六年元旦刚过,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七月六日朱老总去世,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陨石雨——民间传言——事实,竞然如此巧合,如何解释?也只能用一个“巧”字来解释了。


惊闻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无不悲憾,仿佛倒了擎天柱一样。周总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极崇高的威望,特别是当时处于批邓反右的发韧期,由于对极左的厌恶,人们心中对形势普遍存在悲观情绪,最忧虑总理之后何人接班。那一天我上中班,早晨正在租住的民房家给儿子立军喂饭。突然村里的广播喇叭传来哀乐声,我不禁失声惊叫:“大事不好!”忙走到屋外聆耳细听,悼告词第一句还没有听完我就惊叫:“总理逝世了!”禁不住凄然泪下,急忙回到屋里,提笔急书,将一腔悲愁倾泻成一首诗:


大树倒下谁接班?
——悼周总理逝世
1976年1月8日晨


惊闻噩耗,

摧裂心肝,

苍天啊,

为何夺我大树干?

日月无光,

天地昏暗,

八亿人同悲,

四十亿共憾,

神鬼共泣,

哭塌赤县半壁天。

运筹帷幄决千里,

安邦定国胜萧何。

五星红旗占一角,

千家万户有君暖。

鞠躬尽瘁身去矣,

无遗憾;

唯忧虑,

大树倒下谁接班?


那一天,在上班的路上遇到的人,在工厂里遇到的人,眼睛都是哭红的,每个人凝重的神情中都深浸着哀痛与忧思。
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毛泽东,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则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周恩来。当然,像历史上一切人物一样,周恩来也必然要经受历史的反复检验。
周总理逝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斗争力量的对比,形势明显对邓小平不利。“四人帮”的气焰何以说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周总理病重期间,江青带张春桥到医院病床前逼问周总理谁是右倾翻案风风源。周总理逝世后,他们更嚣张了,在悼念周总理时江青竞然不脱帽,被朱老总打了一拐杖,观看电视的群众对江青无不气愤难捺。当时在车间干活时,大家议论谁可能接总理的班,有个工友说可能是张春桥接班吧,我脱口而出:“如果张春桥当总理,会搞得天下大乱。”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又有工友悄声说,那还是让邓小平当吧,我又说:“如果邓小平当总理,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得一干二净。”


在十八年以后的九四年我撰写的《中国,你被引向何方?——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有一节“人物评传”,我对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作了评价。其中对周恩来评价的一段的标题是“周恩来慧眼走差,成也萧何,毁也萧何。”在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前提下,我认为在林彪爆炸后,他向党向人民推荐邓小平,是慧眼走差。我认为他推荐了一个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魔鬼。至今,我坚持这个观点。
(作为历史的马后客,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周总理晚于毛主席逝世而掌舵,会是一种什么形势?还会不会出现彻底否定文革的情况,还会不会出现实行全面市场经济化的改革?根据周总理的一贯政治作风和人格信义,可以肯定,他会在维护文革成果的前提下用比较温和的方式纠正他认为的文革的混乱,决不会公开地彻底地否定文革,不会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会在坚持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情况下,扩大商品经济的范围和程度(类似于陈云的方案),但不会搞全面市场经济,他会坚持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地位前提下适当放宽对个体的限制,但决不会赞同私有化,不会赞同雇工剥削。他会大大放开民主风气,但决不会同意自由化。他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不会开展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他会抛弃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停止他认为的毛主席的一些过激作法,但不会启用极右路线。也就是说,他恰恰会采取中间偏左的路线政策。
周总理虽然支持邓小平搞整顿,但他不会同意邓搞到极端地步。周总理甚至不会搞倒“四人帮”,会对他们采取攻而不歼,围而不灭的策略,拖着他们革命。周恩来就是周恩来,他不是邓小平;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不是周恩来。许多人将邓小平等同于周恩来,这是绝大的历史错误。邓小平也自认为他等同于周恩来,这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周恩来的人生楷模是诸葛亮,不是司马懿;邓小平的人生楷模是司马懿,而不是诸葛亮,这有本质的不同。周恩来对自己承认过的错误,从不翻案。文革初期派工作组,他承认了错误,此后再无反悔。周恩来是恪守诺言的,不会将自己在世人面前搞成一个自食已言的人,不会将自己搞成一个背叛自己辅佐多年的领袖的人。对毛主席的某些作法,周恩来有自己的看法,他有时为维护毛主席决策,而纠正他认为毛主席不妥的地方的作法可能不太恰当(所以有人说周恩来有两面派行为),但他自遵义会议上认定毛泽东的方向和舵手地位后,就甘愿做毛泽东的大副。在周总理的心目中,毛泽东的地位远高于他自己,他对毛泽东是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的。广泛传言说,周恩来在遵议会上对毛泽东说,“生不争位,死不争地。”不管此话是否是周恩来所言,事实上是周恩来实践了这两点。周恩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是泰山般地高矗的。邓小平有这种风格吗?一个“永不翻案”的诺言成了废纸就是足以盖棺论定。某些方面一致,并不是路线上完全一致。即使路线上一致,人格上也不是必然一致。如果要周恩来在毛泽东路线与邓小平路线二中择一,我确信周恩来最终会选择毛泽东路线。周恩来确有儒家的一些风度,但他本质上是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对周恩来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他从没有搞倒周恩来的思想,他是从原则路线角度提出批评,当然,有的批评并不正确。)


说毛主席在批林批孔中有倒周思想,这是荒唐的猜测。毛主席对周恩来的批评与“四人帮”倒周绝不是一回事。“反周必乱,倒周必亡。”这话不管是否是毛主席说的,它符合毛主席的统帅风格。毛泽东如果不明了周恩来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他怎么可能会成为统帅呢?(以上是我的个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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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24, 2006 9:36 pm    发表主题: (二)“四五运动”泣鬼神 引用并回复

(二)“四五运动”泣鬼神
人们忧心憧憧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不久,港台反动报纸上刊出一篇回忆录,诬蔑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时有叛变嫌疑。紧接着上海《文汇报》的文章中便出现“党内那个支持走资派的最大的走资派”的提法,这是七四年“批周公”的故伎重施,但这恰恰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历史地分析,如果“四人帮”仅仅是将批右倾翻案火力集中在邓小平身上,而不是引向批周恩来,批邓反右的效果会更好,很可能不会出现后来的激变。因为批邓有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多数人们对邓搞翻案确实不赞成,人们对文革当时是普遍拥护的,如果搞翻案会引起混乱,人们对此是不赞成的。但“四人帮”将矛头转向周恩来,这就引起人们的反感。说实在的,邓小平当时在广大普通群众心目中并没有多少威望,谁都明镜地看出邓小平确实是搞翻案,都认为他的“永不翻案”是假的,有一种被欺骗感,拥护他的人主要是被当作走资派打倒过的人们及其子女们。但是,周恩来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却有崇高威望。“四人帮”的蠢举恰恰帮了邓小平大忙,人们由拥周而保邓,保邓是为了拥周,为了拥周而反“四人帮”。反“四人帮”首先是由南京人民发起的,三月底,南京大学师生到周恩来居住过的梅园去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受到在北京的“四人帮”的无理指责,这反而激起了南京人民的愤怒,大学生们在开往上海的火车箱上写满攻击“四人帮”的大标语,火势烧往上海,北京。这与六七年初一月风暴正好是个反方向,六七年与七六年,也正好是个大倒数。
清明节即临,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祀故人的传统节日。当时北京存在两股社会思潮,一股是广大人民群众要借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思,同时暗含表示对“四人帮”的反感;另一股思潮是右倾翻案势力要借群众情绪扩大事势,将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邓小平翻案。但后一股势力巧妙地隐蔽在背后,不显山不露水地引导(甚至操纵)着群众情绪。当时,某些高干子女的行为是令人可疑的。我确信,总有一天会揭露出天字号的秘密的。

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传言,小道消息满天飞,这是社会激烈动荡前夕的征兆。但“四人帮”愚蠢致极,不是因势利导,反而是火上加油,公开将自己置于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位置上。她们(当时我对“四人帮‘的排位是江、张、姚、王,我认为江青是她们的首领,王洪文只是个伙计。)指使北京市革委会发出一个通知,说清明节祭祀是旧风俗,要破旧,不准群众在清明节时到天安门广场搞悼念活动。“四人帮”甚至说清明节是鬼节,公然蔑视人民群众的纯真感情。结果,就是这个愚蠢致极的通知,更加激起了群众的逆反心理,等于是个动员令,号召人民走向天安门广场去反对自己。至四月四日,清明节前一天,天安门广场上已是花圈的海洋、诗的海洋,矛头直指“四人帮”,这已形成反对“四人帮”极左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四月四日夜,广场上的花圈被清除。四月五日,运动达到高潮,几十万市民云集广场。而那些隐藏在群众中的别有用心的人,巧妙地将事态引向为邓小平翻案的方向,并打人、烧汽车、烧营房大楼。有人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说:“这个场面,他来了也没办法。”这个“他”,谁都知道是指毛主席。从而使性质发生激变,人民群众的反“四人帮”极左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被右倾翻案势力利用,最后被定为“反革命暴乱”。如果当时不出现为邓小平翻案的大字报,不出现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不出现打人、烧汽车、烧大楼事件,是无法定为反革命暴乱的。(“四人帮”粉碎后,有的材料说,有的人发表反对周总理的言论才遭到群众围打,被烧的汽车是市公安局宣传通知的汽车。这就说明两股社会思潮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极左和极右共同将群众情绪引向极端。这是一切没有明确纲领的群众运动的必然结局,它最终被有组织的阴谋力量所引导左右。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周总理遗嘱”,是号召反“四人帮”保护邓小平的,后来查明是一个工人冒名而作。但这个假遗嘱在当时影响很大,起到了动员作用。)

现在设想一下,假如在清明节前,“四人帮”不是愚蠢地在《文汇报》上发表诬蔑周总理的文章,不是愚蠢地用通知压制群众,而是顺应民心,不加限制,甚至让北京市革委会工作人员也象征性地送几个花圈,掌握事态,那样,到广场悼念的群众就不会很多,事态会平静度过。别有用心的人也不敢轻易造次,即使制造事端也容易与群众剥离。这样批邓反右不会出现波折,反“四人帮”情绪也不会达到众怒烧天的程度,右倾翻案风也不会俘虏广大群众,那么到后来左右决战时,真不知鹿死谁手。但“四人帮”那时已是利令智昏忘乎所以了。“四人帮”在政治斗争较技上根本不是邓小平等人的对手。由于“四人帮”处置不当,为他人提供了大好机会,使别有用心的人隐蔽在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海洋里。直到七六年五月十二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时,客人讲了由卫星拍摄的现场真相,毛主席当即像被雷击了一样,从此病情加重,直至逝世再没有会见外国客人。
“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暴乱”后,北京广大群众是不服的。后来又追查送花圈、写诗,发表演讲的群众,定为“反革命”,更加扩大了打击面。而“四人帮”却洋洋得意不可一世,殊不知已为自己挖下了埋葬的坟墓。

当时,我的好友凤生、小马都已调回邯郸原籍。我和另一位好友小贾经常在一起分析运动形势。我们当时认为这种简单定性是片面的,留有后遗症。我们当时认为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是主流,这场运动早晚有一天要平反。我们当时说,“四五”翻过来就是“五四”呀。这是说“四五运动”是与“五四”运动一样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
“四人帮”粉碎后,由童小鹏主持编辑了一部《天安门诗抄》其中录有一首极著名的五绝,曾被“四人帮”定为反动诗篇。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诗的作者是北京一位青年工人,叫王海力。我从小芬那里得知他的女朋友在她们医院工作,经过小芬的联系,我特意拜访了这位姑娘。她那时只有二十二、三岁,京腔京味,是个标准的北京俊俏姑娘。她讲述了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壮观景象,有个工厂用不锈钢片制成花朵,花圈有一吨重,可称天下奇观。当时她在王海力家,王海力青春年少豪情激放挥笔写下这首诗,她们一起将这首诗报送到天安门广场。送去时心潮澎湃,根本没有任何畏惧感。“四五运动”被镇压后,王海力被抓捕定为“反革命,”“四人帮”粉碎后平反释放。我对她们的大无畏英雄精神深表敬意,祝她们爱情幸福。从她的介绍中,我更坚定地认为“四五运动”的主流是人民民主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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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M.毛继东
活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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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6月 24, 2006 9:38 pm    发表主题: (三)我成了华国锋派 引用并回复

(三)我成了华国锋派
“四五运动”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主席做出决策,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对毛主席的决策,广大人民是拥护的。华国锋可谓临危受命,但历史给他安排的是命运多乖的道路。
当时,我对毛主席是决策拥护的,我认为这比让张春桥、王洪文接班要稳妥得多。当时,我在大字报中写到:“举起我们的左手打倒极右路线,举起我们的右手打倒极左路线,举起我们的双手拥护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因此,有人半开玩笑半郑重地说:“你是华国锋派。”这个口号反映出我对路线倾向上的冷静分析,说明极左和极右都不能轻易俘虏我了。
七月六日,朱老总逝世,能够使革命稳定发展的力量更弱了。朱毛不分家,如果发生关系革命命运的大是大非斗争,我认为朱老总是会支持毛主席的。


(四)七月地震惨绝人寰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大地母亲一阵痉挛,给人间留下无数灾难。唐山地区发生里氏七点八级地震,损失严重,死伤几十万人,惨痛人寰。全国人民立即投入抗震救灾工作。我老家在天津市武清县,距唐山仅百里,也有较强地震,我家四间土房震坍了三间,幸好父母哥弟都没有受伤。后来父亲告诉我,地震那天夜里下着大雨,雷声轰轰隆隆不断,突然间天摇地动。我家的土房是土改时分地主家的辗房,已有几十年,房顶是高梁秫秸杆把子,早已朽了。天摇地动之中,突然间房顶秫秸把子从中间房脊处断裂,向南北前后坡滑下去,而南北山墙也同时向外侧坍倒,全家人突然间暴露在露天大雨之中,万幸南北山墙是向外侧坍倒,如果向里坍倒全家人都要闷在土坯下。我们锅炉班班长赵师傅老家在唐山市内,有四位亲人在地震中去世,怎不叫人痛煞心肝!石家庄地区只有轻微地震,但人们也都搬到屋外搭临时防震棚。


当时联合国和不少国家表示要给我国物资援助,但我国政府根据历来政策谢绝援助。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克服地震灾害,重建新唐山,这种气魄令世人敬佩。在以往年代,从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出发,我国曾大量无私援助世界各国人民,但自己有困难时却谢绝援助,这是何等气魄!但现在时代有的人却说,当时中国人太傻,过去援助别人那么多,自己有困难接受外援也是应该的,礼尚往来嘛。更有的人说,自己省吃俭用援助人家,后来人家反过来反对中国,不如白仍了。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雄伟的国际主义之间的区别。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援助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之间的友谊,它不会因为当权者的变化而失去意义,它在人民的心中是扎根的,总要开花结果的。我们中国人民会因为苏联变修而忘怀列宁、斯大林对我们的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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