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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林合与毛林分的利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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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1月 21, 2018 9:39 pm    发表主题: 毛林合与毛林分的利弊分析- 引用并回复

毛林合与毛林分的利弊分析--秋石客在《林彪一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图片:
借此机会抛几块砖引玉,讲六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毛林合与毛林分的问题
林彪事件后,中国学术界及各政治流派对林彪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概括起来可分成毛林分、毛林合及中间派。
1、毛、林分
毛林分是林彪问题的主流派,认定毛泽东与林彪是敌对的。毛、林分是中国学术界左右斗争的特殊和奇怪现象。
右派主流认为,毛泽东、林彪不是一回事,林是反毛的,林立果的“571”工程谋害毛泽东就好比现代版的“荆苛刺秦王”,是英雄壮举,大加赞赏。目的是用林彪作石头打击毛泽东,用为右派政治服务。
右派的阴谋手法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左派主流也以毛主席亲定案为由承认毛林是分的,林是反毛的,参加或默许了右派的毛林分大合唱。一些左派们根本不愿去分析为什么邓小平不但不给林彪平反而且处理升级的本质。更可笑的是,他们对毛泽东定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案平反鸦雀无声,而对主张对林彪平反左翼人士横眉冷对,与邓小平及右派相配合,打击主张通过对林彪平反而重新认识文化革命的秋石客等,令人不解,不知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左右主流在林彪问题上力场一致,配合默契是不合逻辑的,是悖论。
2、毛、林合
就目前来说,主张毛林合的是少数派,是学术界非主流派。毛林合的出发点是从整体上看林彪问题,实事求是看问题,从左派政治和思想需要看问题,从社会主义新生的角度看问题。
毛林合者认为,林彪的一生始终是毛泽东司令部的,是革命者、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林彪一直也是重用的,直到九一三前夕毛泽东还是要保林彪的,让林彪继续当常委。林彪死对毛泽东打击很大,致使他大病一场。林彪并不存在政变、叛国问题,毛泽东与林彪矛盾激化有许多误会和偶然因素,是场悲剧。
重新评价林彪,完成毛林合,有利于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地位,有利于吸取经验教训,有利于左派的团结,有利于继续革命,有利于终结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恶浪。
随着历史的发展,毛林合必将成为林彪研究的主流。
3、中间派
这一派人不主张将林彪的问题政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功是功,过是过,恢复历史真像。由于中间派主张实事求是,其结果必然为毛林合提供历史事实,成为毛、林合的盟友。
为什么说毛林合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可从如下内容进行判断。
二、林彪的功劳
(一)、夺取政权创立新中国战功第一
对林彪在国共十年内战时期的作用怎样评价?笔者认为,不论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长征路上,林彪都是毛主席和中央第一战将,林彪与毛泽东发生分歧是正常的,说明了林彪的独立个性和对革命的责任感。实际上,红军时期几乎所有的胜利都是和林彪分不开的,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用短短的四年时间就从连长升到军团长绝不是偶然的,是和他的军事天才和献身精神分不开的。林彪为红军时期我党我军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在战略和战术上出现过与毛泽东相左是正常的,说林彪于建国战功最大、最多也是事实,辽沈、平津等战役证明,说新中国半壁河山是林彪打下也不为过,后人倾力抹杀林彪历史功勋,实为不公平、不道德之举,令人不齿。公正地讲,在打天下的众多将帅中,排在第一列战神的当属林彪、粟裕、德怀、伯承四人,而在四人中又应首推林彪元帅为第一。
(二)、民族救亡有杰出贡献
林彪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平型关大捷是有功的,他在战略和战术出现过与毛泽东的分歧是正常的,是负责任的军事将领,堪称抗日名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巩固政权功不可没,不亚于夺取政权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林彪有一段话,大意是中国有六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林彪的话,大有现代版的罢黜百家,独尊毛泽东思想味道,号召大家都去做董仲舒,去宣传论语一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搞的毛主席语录,有如《论语》、《圣经》,让人们都去做毛泽东的信徒,是何等的好啊!可是林彪事件后,党内主流以反庸俗化为名,号召学马列,淡化毛泽东思想,把理论学习引入学术轨道,阉割了理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类文章,专业人员都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何况工农兵大众?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有普及和提高两个层面,二者不能对立,拿提高来反对林彪的普及是个错误,现在的百姓还能背许多条毛主席语录,用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无疑是林彪的功劳,可以说,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统帅地位方面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
2、政治上坚决支持毛泽东
(1)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
一九五七年二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我军的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军事学院领导刘伯承等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全军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
林彪主要是反对洋教条,要求重视中国的军事经验,要求突出毛泽东思想,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正确的,有人认为林彪借机整刘伯承是角度很低的。林彪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 林彪的发言观点些鲜明,一语中的。林彪没有点名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
毛泽东支持反教条主义,他一生最痛恨教条主义,特别反感别人崇洋媚外。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别人的。 我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激愤之下,毛泽东还讲了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又说:“军队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毛主席的讲话表明,他才是反对军队教条主义的主角。
六月二十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增至一千四百多人,规格也由三座门军委会议室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刘伯承、萧克扩大到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均、钟期光、宋时轮等众多高级将领。七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由刘伯承到会作检查。事后,刘伯承等被打入冷宫。
笔者看来,林彪在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的表现是正确的,是突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有林彪研究者说林彪反刘伯承是山头主义思想作怪,是以己度人的错误判断。刘伯承是留苏军事院校的学生,在红军时期就有洋教条,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以为然,解放后任中共军队高级军校领导,依然重视苏联那一套,不但毛泽东不满,也和林彪重视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军事学相冲突的。彭德怀其实和刘伯承同样迷信苏联,虽主动出击,逃过反教条主义清算,已属万幸,然其人不知思过,继续在党内、军内横冲直撞,到庐山会议还是犯了大错。相比之下,应该说林彪对毛泽东的意图领会是最深的。
(2)、庐山会议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
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中共内部又展开了一次重大斗争。由于庐山会议出现了彭德怀问题,把林彪显著地推上了政治舞台。如果说在此之前林彪主要是从事军事的话,此后就变成了政治。
一九五八年前后,毛泽东发动了“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不赞同毛泽东的推进社会主义思路,进而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加上大多数干部经验不足、水平低,造成了浮夸风等“五风”错误,经毛泽东多次会议纠正,左倾的错误开始减弱,为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作个结论。毛泽东上山前心情不错,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词,如《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珑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想开个神仙会,没想到彭德怀挑起党内纷争,使庐山会议变成了暴风骤雨。
庐山会议一开始很顺利,毛泽东准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作个“问题不少,成绩伟大,前途光明”的结论,对这个结论,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因错误不少,都拥护毛泽东的判断。可彭德怀上山后认为对左的批判不够,要求从政治层面解决问题,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把予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会议延期,批转“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展开深入讨论。结果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错误判断形势和毛泽东团结意图,推波助澜,向刘少奇等施压,引起激烈辩论。毛泽东为平息纷争,避免分裂,亲自发表讲话,各打五十大扳,批彭德怀右倾,批刘少奇等老虎屁股摸不得。
后来由于罗瑞卿大将、陈毅元帅等揭发彭德怀有国际背景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形势急转直下,刘少奇等借机抓住不放,使政治斗争升级到中央全会,刘少奇亲自坐镇指挥批彭德怀,最终形成关于彭等反党集团的决议。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彭德怀问题涉及到苏联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决定弃彭很大因素源于此,彭德怀如此,高岗也是如此。
彭德怀在庐山的问题是严重的,现在许多人是不知道的。
连邓小平都认为彭德发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贺龙揭发,说彭德怀在从北京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有人说是气话,但是让政治家毛主席听了就没那么简单。
彭德怀的信和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认同,同意彭德怀意见的日渐增多,许多诸侯都坐不住了,纷纷找毛泽东要求反击,说否则一线工作同志没法干了。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忘乎所以,翻老账,对延安的华北会议整了他四十天耿耿于怀,说被骂了四十天娘,他也要骂娘二十天。
正在关键时刻,中央收到驻苏使馆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加上彭德怀刚从苏联等国回来,引起中央的怀疑,认为是里应外合。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陈毅见到苏联大使尤金,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竟然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马上报告毛主席,联系到庐山会议,问题更加尖锐了。
另外,彭德怀一帮人包括现在的大右派李锐私下开黑会攻击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等,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听到并揭发,因为问题涉及到反对毛泽东,会议一下子形势急转直下,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纷纷声讨彭德怀。
毛泽东知道许多问题后愤然而起,进行反击。毛泽东早与彭德怀在历史上有矛盾,并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敲打过彭德怀说: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所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是有深层原因的。毛泽东在庐山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升温,尖锐指出彭德怀等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动摇,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放言决战,“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林彪是后来毛泽东令其上山的(这一点很少人注意),江青也来助阵,可见庐山会议之激烈和毛、林亲密关系。就在人们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问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高度,还不甚理解的时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人物。他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毛泽东也对彭德怀痛斥: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你要用你有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就用上了。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主席这是所说的许多同志,当然也包括刘少奇。
毛泽东的话,说出了庐山解决彭德怀问题的实质,如果不是毛泽东干预,刘少奇等肯定不是彭德怀的对手,在高岗和彭德怀与刘少奇摊牌决斗中都是毛泽东帮了刘少奇过的关,刘少奇后来知恩不报,后来反倒同毛泽东离心离德,应该说很成问题。
后人对彭德怀在庐山的表现等同历史上的海瑞,简直是笑话。海瑞乃文官,根本对皇帝无任何威胁,而彭德怀就不同了,文有协助毛泽东推翻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张闻天,武有总参谋长黄克诚,还有大内田家英和地方官周小舟、李锐之流配合,谁敢保证不翻车?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度警觉有何大错?右派在庐山会议彭德怀问题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国人不可上当。庐山会议由反左变成反右,主要责任在彭德怀,而不是别人。
最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彭德怀的性质定为反党,决定将彭德怀调离国防领导岗位,保留了党内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
有人说林彪是靠庐山倒彭德怀有功才当上国防部长的,有违公道。林彪除了论资格不如彭德怀,论什么都比彭德怀强,林彪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彭德怀只是个政治局委员,他是完全有资格当国防部长的,也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和军队的器重,林彪主持军队全面工作后,可以说是军风、军纪、军心、军力最好的时期,林彪用光辉的实践证明了自己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无愧伟大军事家的称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算彭德怀的过程中,旧事重提,有人怀疑林彪在长征路上倒毛泽东的背后是彭德怀支持的,林彪当众表示此事是他个人所为,和彭德怀无关,从侧面可以看出林彪的人品是光明正大的,并不像有的后人所言,林彪文过饰非,假话连篇。
(3)、七千人大会支持毛泽东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其他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他谈了对有争议的三面红旗看法。林彪认为:“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林彪正确地客观地评价了三面红旗,否定了许多人对三面红旗的错误看法。
  林彪在谈到党的缺点错误时,他提出了符合事物成长规律的“付学费”的论点:“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在谈到如何看待产生的问题原因时,他与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针锋相对,正确指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
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林彪的讲话,与当时和今天把三面红旗问题强加给毛泽东身上的别有用心的论调划清了界线,并指出了我党犯错误的根源是背离了毛主席及其思想。
实际上,即便有些错误,也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承认:“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代表他个人意见,也代表了军队多数同志的意见,这一点被许多人忽略了。林彪讲话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改变了刘少奇对党的工作“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估,变成了“三分失误、七分天灾”,反映了他始终有着独立的见解,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扬毛抑刘作用。毛泽东当即带头鼓掌。 毛泽东后来对林彪的讲话稿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求 “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毛泽东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对林彪讲话的马列水平给予高度肯定。
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开较量,是林彪为代表的解放军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为毛泽东政治路线保驾护航。此后,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林彪为代表的军队支持,毛泽东怎能搞得成文化革命。
(4)、支持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一九六五年,党内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将摊牌,林彪走上了政治舞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全面指导军队工作: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成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領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四、大胆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員到关鍵的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战术。
此后,最高指示成了风迷一时的专用语,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容置疑的统帅地位。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考虑文化革命战略问题,先解决了要害部门的领导权,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首当其冲。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因“窃听器”事件而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措施之一。
据说毛泽东曾经问过林彪:“你对部队怎么看?”林彪表示说:“罗长子不好把握。”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评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短信和兰州军区党委关于大抓阶级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整夜没有睡眠,吸烟吸了很多,这封短信就是林彪指出了罗瑞卿的问题,罗经常讲政治、经济、军事并列突出。毛泽东先在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而这个批示等于认可了林彪的意见。稍后,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林彪的来信做了重要的批示:“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不满。许多人完全从私人关系角度写林、罗,忽略政治和思想层面的分歧是靠不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十二月上旬,刘少奇刚回国,就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明了会议的重要。实质上,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文化革命的滩头战、安全战、攻坚战,其主角是毛泽东,不是别人。
十二月十五日,上海会议结束了,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自杀未遂,自此被软禁。
关于上海会议倒罗,许多历史学家和百姓把倒罗完全推卸到林彪身上是不公平的。许多老帅如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高级将领如许光达、杨成武、肖华等对倒罗都是很积极的,并不只是林彪、叶群、吴法宪等参与,林与叶、徐等将帅在文革初期关系是很好的。由于罗抢了叶剑英大比武功劳,使叶帅心血付诸东流,他联合聂帅、总政主任肖华、副总长杨成武等人向毛主席以及林彪告状在前;毛主席借机让他们搜集罗瑞卿的材料,并对林彪放权给罗提出了批评,林彪倒罗是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要是毛泽东认为贺龙、罗瑞卿倾向刘少奇,为发动文革而采取的预防政变的措施,毛泽东对罗向彭真告知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造成《北京日报》、《解放军报》报同日转载《评海瑞罢官》,非常警惕,疑心罗不可靠。另外,有些林彪研究者只从个人历史渊源来断定倒罗林是违心的并不积扱,是忽略了政治因素的判断。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罗另搞一套是历史事实,决不能用私交问题把重大党内斗争庸俗化。
五月八日,中央工作会议解决陆定一问题。文革初期落马的中共高官有所谓“四家店”彭、罗、陆、扬,除罗瑞卿与林彪有直接因果外,陆定一也算一个。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政治含义,试图把文化革命文化化,学术化,自由化。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将林彪推向政治中心,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达到了其一生的顶点,成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
笔者以为,毛泽东让林彪当唯一的接班人除了表明对林彪的信任,也是政治斗争需要,当时并无更好的人选,不能表明其他。毛泽东对接班人从来是一帮二看三比较的,培养接班人和换接班人都是正常的,换与不换,要视革命需要而定,固定看待接班人是庸人思想。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有许多人加以批判,与皇帝立太子并论,非难毛泽东,有失偏激。实际上,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必然如此,培养接班人是力图修补而不是废除斯大林政治模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月十八日,林彪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二月二日, 林彪同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上海邀请解放军四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议至二十日结束,写成了会议《纪要》。三月十九日,毛泽东修改了《纪要》。此后,江青将此《纪要》送林彪,他很重视,立即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林彪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审批。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事业。
林彪参与江青的纪要很说明问题,表明部队不但走在政治斗争前面,而且支持文化战线政治斗争,逐渐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合力,有力支持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发动。
二月七日,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把文化革命非政治化。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彭、罗、陆、扬问题各异,总的来说是和毛泽东离心的,他们的垮台,标志着中央书记处改组和被搁置。
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是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意图贯彻的文件,是文化革命进一步合法化的文件。邓小平等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定性,以及对积扱参加文化革命的干部群众的处理,都是违反了党内路线斗争规则的,是不顾历史背景的,是站不住脚的。
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著名的“五一八”长篇讲话。林彪主要讲了文化革命背景,必要性,讲了预防政变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权的决定作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提出了坚决拥护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林彪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不懂这些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 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 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七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 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 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 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 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认为非常重要,提出用文件形式发给全党,毛泽东对林的讲话有保留,主要是疑心林彪政变讲的多,不赞成林彪对毛泽东的过高评价,为此还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但考虑政治需要,还是批准了中央的意见。有人说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纯属谣言。但由于当时林彪看过表示不希望此信传播,故原件焚烧,江青留一份抄件,略有改动倒有可能。
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后人多从负面去理解,其实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五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质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六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控制不利自己的局势。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学生实际进入“停课闹革命”。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事件。二十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毛泽东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和调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搞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学生,提出“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在四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五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自六月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试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出马写大字报揭盖子,说明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观潮派不少。
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后林彪实际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进一步使文革合法化。
这里有必要指出,林彪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不积极,他是被毛泽东、周恩来数天后请到北京参加会议的,说明林彪对权力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很感兴趣 。毛泽东、周恩来请林彪参加会,一是周恩来提名并经毛泽东认可用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二是要发挥林彪的作用,推动文化革命深入。
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二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主要发言,他说“我们要求对干部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查。”他提出了经毛主席同意的三条罢官标准“一、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革命捣乱的罢官;三、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的罢官。”事实上,文革、特别是林彪死后的文革,并没有按林彪的意见办,如果按林彪的办,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不见得失败。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出自周恩来对林彪的“毛主席亲密战友”“副统帅”称谓从此传遍全国。红卫兵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先以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成名。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三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林彪多次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一天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要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号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说:“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九月十五日,林彪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发表讲话说阶级敌人“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九月十八日,林彪在接见军事政治院校讲话时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他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对此,后人有人指责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是别有用心的。难道让亿万群众去读《资本论》才是复杂化、高雅化吗?
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及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对文革的意义和目的做了评价: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文化革命的浪潮。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等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会上首次增加“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重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十一月三日,林彪在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文化革命,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贡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和林彪等一起第七次接见了了二百万红卫兵。
林彪的多次讲话表明,他是积扱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也是独到和深刻的。
十一月上旬,上海发生“安亭事件”,中央承认王洪文等制造的事件是革命行动。
十一月十六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尖锐指出“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林彪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的这段讲话,反映出他与毛泽东对文化革命认识上的革命与改良的细微差别。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林彪等第八次接见二百五十万红卫兵。
十二月十七日,全国报纸都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最新一版《毛主席语录》出版。这个版本可以算作《毛主席一语录》第三版。原版本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增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在二版基础上也做了较大修改,“前言”一开始就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笔者认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至今为止最准确的。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向纵深发展,林彪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一月四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认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虽然事后陈伯达、江青因事先没有汇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痛斥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成为“二月逆流”的背景之一,但并没有改变陶铸被打倒的命运。陶铸被打倒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合肥去世。
一月六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八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此后,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体现了当时林彪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历史地位。
一月十三日,林彪写信支持肖力,并对解放军报作了批示。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就其思想和立场来说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至于是否叛徒问题,那就看你是相信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了。文革后说一个叛徒也没有了,很不正常。笔者只能说刘少奇相比于历史上的著名革命领导人如李大钊、方志敏、蔡和森、瞿秋白等牺牲,其三次入狱而不死,很令人费解。
林彪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并提出了有争议的把文化革命同文艺复兴等并列提法。
林彪认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 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 ,到了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传到几十亿人 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林彪的这种看法,本是一家之言,但却遭到江青的批评,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江青在林彪的讲话稿上批示后送给林彪看,引起了林彪的不满。虽然江青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却明显反映了江青与林彪的不同和对立,这是江青与林彪的第二次公开冲突,为后来庐山风云埋下了伏笔。
(四)、为建立新式人民军队而斗争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如何反右?林彪第一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亮口号。他在当年九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九月三十日,林彪又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有力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意图。
一九六零年一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林彪又推出印数超过《圣经》、几乎家喻户晓的《毛主席语录》,对普及毛泽东思想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要求《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等等,都是很有创意和实用的。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带着熠熠的光辉,以一种鲜为人知的林彪特色语言,捍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后有人说林彪是把理论庸俗化是别有用心,难道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革命理论是错的,而专学马克思主义教条才是对的吗?把理论的普及和提高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零年
一月,林彪在党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从此,解放军开展了大兴三八作风运动,有力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战斗化。
二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问题,他说:“团结就是思想很一致。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共同的语言。”他还指出:“历史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团结,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另一种是机会主义的团结。一种是团结中包含斗争,另一种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毛泽东同志是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林彪在这里辩证地论述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
四月,林彪在全国民兵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坚信能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事实上也是如此,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克服困难。
九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著名的“四个第一”思想,即人的工作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也颇为满意,成为保持解放军革命性、人民性的极为重要的文件。
十月,中央军委通过以林彪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决议还深刻提出了“必须坚决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表明了林彪很早就提出了文化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的正确性认识要有一个过程的思想,也是他的亲身体会,他与毛泽东的多次分歧结果表明,多是毛泽东是正确的,可惜林彪并没有按他说的去做到底。
在笔者看来,很多新中国政治研究者严重忽略了中国带有政教合一的政治特色,而林彪要求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等,在确立巩固带政教合一的政治摸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一年。
一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办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话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四月,林彪在视察部队时指示“要从主席著作中选择一些适合战士学习的文章,印成选本。”“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为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出版奠定了基础。
十一月,林彪在全军工作会议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一面尽量散布和平幻想,一面又在拼命准备战争实力,这是毒辣的两面手法。我们不要上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的当,尤其是不要上现代修正主义毒素的当。我们要立足于对付侵略战争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林彪的这段话,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许多中央级领导不是成天在散布和平幻想吗?
一九六二年
一月,林彪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也称七千人大会,并发表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重要讲话。
四月,林彪在军委编制装备会上指出:“必须将政治工作摆在首位。”“政治工作是军队的基础。”“政治工作是群众工作,不发动群众就搞不好。”讲了政治与军事及群众的关系。
六月,林彪对部队文化娱乐工作发表了意见:“部队的文化工作,也是一种宣传教育工作,同样可以起枪杆子的作用,而且还能起枪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首次谈到了笔杆子与枪杆子的关系。
一九六三年。
三月,毛泽东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彪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指出了军队学习雷锋的重点。
十月,毛泽东发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号召,肯定了军队工作。
十一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信,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肯定了林彪的军队工作。
一九六四年。
一月,林彪对办好报纸作了指示,指出,“办好报纸,要抓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抓活的思想,抓活的典型,抓活的经验教训。抓得要快,要深。”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五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有人批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顶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马列的顶峰。
林彪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作法,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而在笔者看来,林彪是正确的,抓住了毛泽东思想就抓住了马列主义的重点。
十二月,因一月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下旬,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 林彪对大比武持批评态度,他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时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鲜明地表明了林彪政治挂帅的立场。
总之,一九六四年,林彪一如既往,在突出政治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走在了前面。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这是毛泽东对军队的重大革命化措施,林彪全力支持。
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要突出政治,要首先和着重地从政治上建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军队固然也要重视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事技术,但是,人民军队打仗不是单纯地凭武器、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凭政治,凭指战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勇敢精神,凭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这支军队就能够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打起仗来不怕苦,不怕死,要冲就冲得上,要守就守得住。一个人顶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用,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所有这些努力,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加从根本上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军队,区别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少数人所驱使和利用的旧军队。中国人民战争的实践经验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是无比坚强的,是战无不胜的。而军队能达到这个水平,林彪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五)、林彪的理论和思想贡献
林彪在军事理论和战术方面的贡献众所周知,但在理论和思想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
例如“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初,林彪寄给毛泽东军 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五月七日给林彪写了一封有名的信。
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这个指示,非常重视林彪的军队试验,想把它推向全国,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全新的政治理想,很有研究价值,很有历史意义。可惜,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放弃了这一全新的政治思路,又退回到了列宁主义立场。在笔者看来,五七指示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思路,主要是林彪在军队实践的,对这种大学校模式,林彪有无把他作为全国的政治模式来考虑是不清楚的,但从九大前后军队的主导性来看,林彪未必无此想法。如果把军队大学校模式上升到全国性政治模式,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新,彻底摆脱了列宁式政党政治模式。
再如,林彪强调政权的作用和防止政变问题。林彪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用大量篇幅讲国际和中国历史上的政变,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谈现实的政变问题,一环扣一环,说服力很强。他说“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林彪这一段说的非常到位,被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
再如,林彪的三八作风和四个第一,很有创造性,强调了革命精神作用,与庸俗唯物论和生产力论划清了界线。他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林彪这一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指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类物质虽然解决了,但不能解决思想里面的资产阶级问题。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问题,资产阶级思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源。林彪还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复辟力量是综合的,指出了“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后来中国的许多学者读起西方人写的《上层的革命》击节叫好,殊不知林彪早就把问题讲清楚了。林彪这段话还把上层建筑也决定经济基础原理讲透了。联想到现在许多人还抱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论不放,联想到邓小平为什么不给林彪翻案,是很发人深省的。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林彪说的何等好哇!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不正是这样的历史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林彪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注意和四个念念不忘。注意资本主义复辟重要问题,“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系到林彪死后我们忘了什么呢?是不是忘记了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两项最要害的问题呢?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是不是把念念不忘全忘记了呢?而变成了哪些念念不忘呢?这一切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
林彪这一段话,胜过千百个自称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著述,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最精辟的论述,同形形色色的伪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线,令人百读不厌。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在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林彪这段话,精彩指出了革命者斗争的特征和方法。联系到今天左翼内部纠缠不休的改良与革命的争论,无异于指明了方问。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这一段讲了团结和团结的中心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今天也是如此,左派的斗争与团结,更要捍卫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更要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林彪这段话讲了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林彪这段话后来都遭到了非议,是林彪错了吗?应该不是。
林彪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对吗?完全对。如果说不对,那么谁又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呢?
林彪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不对吗?毛泽东不是天才吗?不是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吗?别人为什么不行,而只有毛泽东行呢?毛泽东思想沒有创造性吗?如果没有创造性还提毛泽东思想干什么?难道农村包围城市、矛盾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不是创造性吗?毛泽东思想不全面吗?是哲学没发展、经济学没发展、政治学没发展,还是军事学和文化没发展。既然毛泽东有天才、有创造、有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为什么不能说毛泽东把马列提高到新的历史阶段?
林彪还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令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列主义,这话并没有错,未来的革命,肯定是世界性的革命,而且这个革命肯定是由毛泽东思想来指引。
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这错在哪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哪一方面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还能坚守社会主义呢,没有。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嘲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林彪这段话从反面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头等重要。直到今天,整个右派为什唯一不能接受的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因为毛泽东思想击中了所有右派的要害。右派为什么可以认同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击不中要害,并有理论可共享。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地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林彪这一段强调了革命和社会事物的发展,思想意识的正确与否是最重要的,是决定性的,具有对唯物主义哲学的颠覆性。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变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林彪这一段讲了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辩证法渗透一切。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林彪这一段讲了毛主席比马、恩、列高得多,并讲了为什么高的多。长江后浪推前浪,毛泽东超过他的前人不足为奇,何况毛泽东之浪是滔天巨浪呢。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林彪这段话是讲毛主席是天才,讲了天才的特殊,并详细讲了毛泽东为什么是天才。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林彪这段话讲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标志是有没有思想,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指出重不重视思想是区别唯物论与庸俗唯物论的尺度;指出了突出思想还是突出物质是区分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标尺等,都是正确的。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视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哪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林彪这一段话,讲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力量都重视思想文化斗争,革命者更要重视,更要注意把毛泽东思想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集中的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二十万人包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
这两段话是林彪思想中最出彩的地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讲的斗争,大都是客观世界的斗争,而林彪在这里重点讲了主观世界的斗争,具有极大的开创性意义。在笔者看来,人类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实现,光有物质层面的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思想意识层面的斗争才行,甚至于后者比前者的斗争更重要、更难取胜。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林彪的最后两段话实际上讲了如何落实毛泽东思想问题,并对自己提出的学习方法进行了说明。他驳斥了对他的学习方法是实用主义的非议。他最后指出,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很有先见之明。
历史告诉人们,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王明用列宁主义都不能救中国,而是毛泽东思想救了中国。联想到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就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出现倒退,再联想到一九七二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重登历史主导地位而导致文化革命的毁灭和资本主义的复活,还不足以让人们去问一下为什么吗?
林彪的九一八讲话,突出代表了林彪独特的一扫酸腐的官样及学者文风的语言风格,他同领袖毛泽东一起创造了中国大众化政治语言的高峰,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因人废思想,因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实在精妙绝伦,也怪不得一向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也被感染,很快形成中央文件呈给远在滴水洞的伟人毛泽东,并摧着要发了!
三、关于林彪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林彪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庐山会议他搞没搞政变,另一个是他是否叛国和谋害毛主席。再一个是林彪是否过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关问题。
1.庐山会议政变问题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庐山会议原有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草案,经济工作和战备工作。事先并没有安排林彪讲话。林彪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经毛主席同意,在全会开幕会议上率先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暗指张春桥)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等内容的讲话,使庐山会议引起轩然大波。
随后,由于许多人要求,被周总理领导的大会会议组安排学习、讨论林彪的讲话。这个会议组为什么会同意学习讨论林彪这个讲话呢?毛主席当时是否知道?为什么等到庐山会议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解决?这些是很关键的问题。
后来,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恩、列、毛论天才的材料,把矛头指向张春桥。这时,林彪和江青之间比正确和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各组纷纷表态支持,特别是中办汪东兴代表八三四一部队的发言影响最大,(汪是很可疑的人,他参与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红人,以为代表了毛泽东意见。连一直低调的陈毅元帅也四处奔走,摇旗呐喊,庐山会议失控了。张春桥成众矢之的,急向江青反映,江青见事态严重,速和张春桥等告知了毛主席。
毛泽东首先召开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参加的常委会。
  毛泽东对林彪说:
“这次会议,我一上山就打招呼,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会,失败的会。可是,这两天的气氛很不对头嘛!”
  “陈伯达带头闹事,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看陈伯达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我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我还会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打招呼。你要同陈伯达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林彪马上说:“好,我向军队里的几个中央委员打个招呼。”林彪还说了军队干部是炮简子一类话。
  毛泽东继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会照样转的。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不要当。”
林彪表示:“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让主席当,并不是我想当。也许是我在开幕那天的讲话,引起了这场风波。”
毛泽东却说“也没有那么严重,军队的一些人,像吴法宪,跟在陈伯达的后面跑,上了大当。”
毛泽东还与许世友等谈过话。毛泽东与他握手时问:“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
毛泽东叹道:“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政治局常委决定,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笔者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违背团结揪人是林彪集团的真正错误。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休会和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当面指出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投机,表示把庐山炸平也不当国家主席,并劝林彪也不要当,谁要当谁当,如果再闹下去,他就下山,责令陈伯达检讨。
对汪东兴的庐山会议表现,毛泽东严词痛斥“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汪东兴哭跪结合,对林彪集团倾心揭发。
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
三十一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改变了庐山会议异常走向。据说该文在印发前专门给林彪看过。
  文中大意是:天才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没有马克思的话。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希望同志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批评。一九七零年十月十四日,他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十月十五日,在叶群的检查书上,毛泽东批评道:“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里面没有任何林彪势力人员,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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